何凡.延迟退休转移社会成本

对高福利国家而言，长寿加大了福利支出，直接冲击政府的财政极限，其压力已经逼近警戒线。

虽然这些国家当初是依靠高税收来支撑高福利，但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及年轻人不欲生育，造成乐龄群体加速扩大，税基却又不断收窄。

养老金、医疗照护、长者津贴等项目年年上升，导致这些高福利国难以对抗这场人口结构改变的反扑。

而提高退休年龄，等于是让人民多缴税、多工作、少领几年退休金，自己养活自己，从而减轻政府负担。

至于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高福利的困扰，但却要面对大部分国人储蓄不足所带来的医疗和生活开销等社会成本的上升。

例如我国就有高达85%的雇员退休储蓄不足，不少人必须“被动”工作到老年，仅为维持基本生活。这样的现象促使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被动”的考虑延迟退休。

趁当下各国纷纷推出延迟退休计划之际，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各自的财务结构改革。否则面对逐年攀高的医疗开销与老人生活津贴的支出，必将严重掣肘国家发展预算。

然而，不论是先进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延迟退休”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国家财政资源和社会责任重新分配。

多国不约而同做出类似的选择，将过去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成本，分摊给雇主与个人，主要还是在于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开提高税率的政治敏感，以及大刀阔斧削减福利的激烈反弹。

只不过这看似“自然演进”，实则是一次“沉默的结构性改革”。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机制支持，单纯延后退休年龄，可能反倒会拉低就业率。

尤其对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延迟退休可能造成高龄人士霸占了工作岗位，却又交不出绩效的问题。那么这场“财政转移”改革，不但无法成功，反而会成为企业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