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怡.Labubu折射的社会现象



Labubu当然不是问题,我觉得它确实有它的迷人之处。但在它的火热中,我看到的,还有一种集体的疲惫——我们喜欢什么,已经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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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国,在马来西亚,在全世界,有一个名字突然刷屏了:Labubu。
我本来不是个对潮玩感兴趣的人,但这一次,看到闺蜜们的包包上人手一只Labubu,有的撑着小阳伞,有的穿靴子,有的拿着迷你可乐,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忍不住动心了:我也想要。那是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小怪兽:毛发乱翘、牙齿尖利,表情有点凶,却又像在笑,一副“我才不管你喜不喜欢”的样子。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需要它?我们所说的“喜欢”,是不是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
Labubu并不是一个顺应主流审美的角色。它没有Hello Kitty的粉红甜美,也没有Barbie的时尚精致。就像它的背景故事(来自北欧森林的monsters)一样,它像是从某个童话的边缘角落里蹦出来的反叛者,以“我行我素”的姿态吸引目光。它之所以流行,并不是因为我们起初就渴望拥有它,而是因为它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在某种集体情绪的催化下,我们开始觉得自己也“必须”拥有一只。
这种情绪并非孤例。最近,马来西亚的商场,街边店、便利店、网购平台,甚至书店,都纷纷推出各式盲袋、惊喜包、隐藏款商品——连书籍也变成了盲盒。表面上看是多了一点“未知的乐趣”,但其实背后早已有精密的商业剧本与算法安排好一切。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只是走在被策划好的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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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好的选择”之所以奏效,也因为它恰恰契合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气氛。Labubu的抽盒机制并不新鲜,但它踩中了当下人们的心理节奏:在焦虑中寻找刺激,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追求一丝小确幸。面对高房价、低增长、信息过载的生活现实,大马Z世代(或者更准确地说,全球的年轻人)越来越倾向“悦己式消费”。盲盒刚好为这种心理提供了一个可以自我说服的借口:“我不是在乱花钱,我只是想让自己开心一点。”
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说过:“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最无用的产品,往往才是最好的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也极其佩服这种开创式的商业思维。只是在“再买一盒”成为习惯性的情绪补偿之后,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用消费来填补内心更深的空白?当购物变得越来越像一种麻痹,我们是否也正在失去感知快乐的能力?
而这正是Labubu更复杂的一面——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是一种“反规范”的姿态。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加强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发展。但我们都知道,现实中的“不同”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事,它仍然需要代价与勇气。Labubu不美、不规矩、不顺从,却出人意料地红了。它的怪异、不完美、桀骜不驯,反而唤醒了我们内心那个“不合时宜”的自己。在一个不断要求我们做到规范、合群的世界里,Labubu像是某种被压抑情绪的象征,它替我们说出:“我不想被定义。”它怪得像我们,却又自由得不像我们,自由得让我们羡慕。
也正因如此,它的流行带来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不完美”成为流行风格,当“个性”也可以被规模化生产,我们还剩下多少真正的“自己”?如果我们所谓的喜好,来源于算法推送、明星种草、社交平台上精心营造的流行感,那我们到底是在表达自我,还是在复制他人?当“叛逆”也可以被设计、包装、贩卖,那我们的自由感,是被释放了,还是被压缩了?
Labubu当然不是问题,我觉得它确实有它的迷人之处。但在它的火热中,我看到的,还有一种集体的疲惫——我们喜欢什么,已经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我最终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我想要的那只粉红色Labubu。那天,我也像别人一样,把它挂在了自己的包包上。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真的需要它吗?
在这个充满“选择”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能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喜欢,什么只是被制造出来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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