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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30am 22/07/2025

戴子豪

华裔

困境

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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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人时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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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子豪.华裔面对的困境——民意偏差

即使把马华撤下,换行动党和希盟上台,一样会违背诺言,不会承认统考,继续保留土著经济政策。

笔者记得曾受邀为在国家银行举办的青年经济论坛的嘉宾。该英语论坛,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范畴,出席者多为刚步入社会的青年精英。某出席者提及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也是所有人疑惑的问题:“为什么政治人物,就不能顺从,做人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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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回答,顺从民意,是谁的民意?吉打州还是砂拉越的民意?马来人还是华人的民意?T20还是B40?男性还是女性?商家还是员工?青年还是中年?

当民意在不同场合,不同理念,不同区域,不同社会阶层出现矛盾,那么要顺从谁的民意?甚至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就有可能有4至5个不同的民意。

笔者某友人的家庭,在选举时,经商的父亲支持国阵,当员工的母亲支持希盟,而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友人,因对国阵和希盟失望,转而支持国盟(民政)。

马来西亚华人就是陷在这个特别的中。很多国家民意的矛盾,都是与社会阶层、区域、职业相关。譬如,英国员工比较青睐工党,而商家则支持保守党,而具区域性质的苏格兰民族党吸引苏格兰人,却不会受到英格兰选民的青睐。

“马来西亚华人”是一个以民族为主,独特的选民生态。与世界各国的少数民族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是少数没有完全融入国家大文化的民族之一。

与新加坡、泰国、印尼、澳洲、日本、英国、美国华人相比,其他国家华人第二三代,已经融入了国家主流文化,以国语交流。马来西亚华人还是以“中华”之名,凌驾于国家之上:语言以华语为主、学校以华校为主、穿着文化以中华为主。

这在文化、经济领域都不是问题。由于人数足够,因而在政治上,为政客们开辟了一个市场:华人议席。

因为有了足以影响政局的“华人议席”,一些政党就会用专属的民意来作为政治目标。这个专属的民意,往往是与国家大多数选民的民意相违背的。因此,所作出的承诺多数不能得到彻底落实。反而最有效的方法是:一步一脚印,随着世界观影响大多数人,慢慢改变。

这些年来,华人社会被引导去追求的民意诉求,包括:推动公平公正的经济政策、废除固打制、落实大学入学与奖学金配额的平等、承认统考,以及制度化拨款华文教育等。

这些被引导的民意诉求,都是与大多数选民相违背的民意。这意味着,即使把马华撤下,换行动党和希盟上台,一样会违背诺言,不会承认统考,继续保留土著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也不会制度化拨款,没有所谓的“公平”。

因为今天行动党和公正党面对的是民主制度的“大多数人”,意即行动党和公正党面对“大多数人”时,已经放弃承诺,违背对华人的诺言,以迎合“大多数人”。

与此同时,与“大多数人”重叠的民意,如反贪反腐、振兴经济、减轻生活负担等,团结政府的表现却不尽人意,令到全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其实,在这些与其他族群诉求有所重叠的民意上,若政府能交出成绩,华人仍可感到安慰,无奈事与愿违。

华裔的困境,在于如何在这个“民主框架”下,改变过去被引导的思维模式。笔者前文提到,这种民意的偏差,是可随着时间慢慢调整的。

譬如,原本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只开放于土著,在马华争取下,开放了10%学额于非土著;承认统考方面,由原国阵的砂拉越率先落实,然后马华争取一些政府师训课程承认统考,然后再进展到承认统考需要SPM国语和历史及格,一步一脚印地往前推进。另一方面,马华在2017年也争取到10+6华小增建与迁校批文。这些进展都是自马共紧急状态时期以来,慢慢调整过来的。

那么,如何化解这个民意偏差困境?笔者观察到,随着时代步入信息化,年轻一代不再如以前般执着于民族的民意诉求,而是与其他族群的年轻人一同被国际社会文化所感染,譬如部分巫裔、华裔、印裔青年开始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参与国际商贸文化,并关注国际时事。就整体民族而言,这是以时间化解困境的做法之一。

这种民意偏差困境,只会让华裔选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对选出来的政党大失所望。另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大局”涵盖到整个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以个人能力去说服和聆听其他领域的大多数人的民意,并自主地对这个偏差进行调整,重新审核自己对执政一方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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