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税改和补贴移位，政府财政赤字缩小约100亿令吉，补贴削减200多亿令吉，但财政部估计今年赤字额仍达800亿令吉，而补贴仍要付500亿令吉。
在全球逆风里，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刚宣布新惠民政策，并且原本预计会大省80亿令吉的RON95燃油补贴合理化措施9月才出台。财政目标是否可达，或要再计议。
大马结构改革似乎踌躇前进，加加减减后，到底有无奏效，成败关键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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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补贴改革推迟
赤字债务恐扩大
看看短期成绩。联昌研究7月的报告指出，今年首5个月，政府财政赤字按年收窄27％，至338亿令吉，主因是收入按年增长5.3％，而支出按年下降3.6％。
开源节流有成
“扩大销售与服务税（SST）范围后，政府有望再增加收入，并且，马币兑美元汇率走强、油价低于预算假设。如果RON95补贴改革今年开跑，油气部门也能节省。政府想在2025年实现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8％（800亿令吉），低于2024年的4.1％，目标应可达。
根据达证券5月发布的报告，考虑到大环境不佳，该行把今年的赤字预测从764亿令吉（占GDP的3.8％）扩大至804亿令吉（占GDP的4％），尽管如此，仍比去年改善，且是2019年以来最低赤字水平。
至于补贴和援助，财政部秘书长拿督佐汉之前曾表示，今年仍预计要付520亿令吉（按年降低22％），具体取决于油价起伏。他说这不是小数目，财政水平仍不可续，要持续进行一系列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在3月发文章指出，大马财政改革有效，针对性补贴有助减少财政赤字，应继续推进高素质公共支出调整，这两年要再接再厉逐步调整燃油补贴。
从宏观来看，IMF认为，大马有利的经济条件，为加速结构改革提供机遇，虽然外部逆风不断，但预计有4至5％经济增长，尤其大马通胀可控。
政府上周宣布惠民新措施，包括给成年大马人发放购物现金、在9月才出台RON95燃油补贴改革并给符合资格者降低油价。
RON95补贴机制 提振财政关键
大众研究担心，虽然新举措成本可控，但这是在石油相关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政府财政可能因此有缺口。“RON95补贴机制是提振财政关键，可是当局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存在一定的延迟风险。”
丰隆研究也担忧，如果RON95油价下调，补贴支出将有所增加，即便合理化计划、国际油价下跌和马币走强有望抵销不利影响。丰隆仍寄望，SST扩大带来的收入，让政府能达至今年的财政赤字目标。
肯纳格研究则认为，即使这次的惠民措施规模较小，但燃油补贴举措推迟，有可能扩大赤字并增加债务，使到2025年政府赤字占GDP的比率提高到4.1％，而年底政府债务将达到1兆3300万令吉，占GDP的65.9％，也反映下半年经济增长放缓及持续的发展支出。
“唯有债务管理、稳定的外国债券流入及更强劲的马币有助维持稳定中期债务状况。”
3问题 知易行难
1.改革公务员退休金制度？
已知的一些措施等着开跑，陆续应还有其他新宣布。结构改革千头万绪，不断引发各种讨论议题。例如IMF就认为，在中期改革公务员退休金制度是必要的，才能使到制度更稳固。
经济学家李兴裕去年曾指出，公务员退休金改革是整体财政整顿措施的一部分。退休金开销平均占总行政开销的10.7％，预计2030年攀升至460亿令吉。
“若要改革方法有多种，例如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检讨有资格获退休金的年资、采纳私人领域固定缴款方式等。”
此外，达证券在5月的报告里预计，2025年公务员薪酬和退休费用总拨款将增至1474亿令吉，比2024年增加11.8％。因为政府的营运支出存在“预算之外”开销，总额可能连续两年超过3200亿令吉。
“补贴的义务还在延续，但针对性援助、政府部门运作合理化等改革实施期却有所拖延。例如，连续两年政府配合开斋节庆发放现金，都是没有在预算内，财政影响接近9亿令吉，突显额外支出风险，可能给财政带来额外压力，减缓政府的整合力度。”
2.重施GST更好？
税收方面，此系列采访的几名经济学家和税务专家几乎都认为，消费税（GST）比SST更有税收效率。
专家：GST比SST更有税收效率
GST在2015年由时任政府推出，也是一项税务改革尝试。2018年政权交替后，GST降至零。
达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莎芝玛指出，社会对重施GST抑或继续SST的讨论渐多。她认为SST税基较窄，收益相对较低，而GST覆盖范围更广、更透明、扭曲程度较低。
“在中期或可考虑采取混合方案，即短期内维持SST，同时逐步部署恢复GST。可以从低税率开始，并有明确的豁免条款、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既增强税收韧性，又不会削弱公众支持。”
大马诺丁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张永隆博士举了一个例子，即澳洲在2000年成功以GST取代销售税。“由于GST税收更多，澳洲政府得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尤其是对中低收入族群的税率。”
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则认为，不管是GST还是SST，都没有向人民常用的基本物品征税，这是要留意的要点。
GST扩大税基 缩小“影子经济”
IMF指出，经过适当改革，大马税收占GDP的比率应会再额外增3％，高于现有的12％。只是比重仍低于区域水平，IMF提议提高所得税累进性，能以公平方式创造额外收入，而电子发票等措施则能提高合规性。
IMF直言，重启GST可能有助实现目标，既能扩大税基、提高税收遵从度，还能缩小“影子经济”规模，并减少连锁反应。
“GST税基涵盖全面，却是累退性质，但若与针对性补贴措施结合，瞄准现金转移目标，或能抵销相关问题。”
3.PADU系统进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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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条例和技术系统支持。负责公共财政管理规则的财政责任法令（FRA）已获通过，但经济部2024年推出的主要数据库（PADU）却似乎未展示功能。
政府当初设立PADU，理想是统一公民最新数据，作为补贴对象依据，尤其想瞄准燃油补贴目标，改进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项目设计。
民间起初对PADU的反应不一，有的认为这与其他数据库作用重叠，也有者认为能有效达到针对性目的。截至去年4月，该系统有过半公民登记，但至今无更新消息。
肯纳格投行经济研究主管万贺铭认为，财政责任法令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现在欠缺公共改革追踪系统、可靠的执行机制。同时，应减少那些无法规模化的试点项目。
莎芝玛则认为，补贴范围或社会安全网应要更完善。所以，科技和数据基础设施，在补贴改革是否有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采用有力的数据搜集工具很有必要，就如PADU。此外我们期待财政责任法令的透明财政报告，应要持续有进展。”
财政责任法令应制定中期财政策略
IMF指出，财政责任法令应制定中期财政策略及公布财政风险和报表，才能与财政改革保持一致。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要一个“集中式”的数字注册系统，建设完善社会安全网，才能推进补贴和税改，减轻对弱势群体的影响，避免贫富失衡。
生产力增长 VS 财政改革
自独立以来，大马其实已经过几轮经济结构蜕变。国库控股研究机构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不同年代会发生结构转型，以适应时代的条件、环境和需求，并根据经济活动大致分为3个时期：
1960至1985年：生产代替进口的产品，从工业化走向出口。
1986至1998年：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如电子电器、化学品和棕油品。1986年还通过了投资促进法令。
1998至2018年：经历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大马经济强调韧性和稳健力，开始去工业化，走向多元化；服务业比重上升。
国行在2024年报多次提到结构改革的必要，分为两个方向，即生产力增长改革及财政改革。长期益处是，既不损害财政，也能吸引外资信心，并推升马币价值。
强化行业政策＝改革生产
国行认为，政府改革补贴是为了优化支出，是增强财政状况的重要一步。而调整水电补贴等是有生产力的改革，同时不影响家庭户。此外，强化行业政策也等于改革生产，突显自我重塑和长期增长力。
“改革后释放的资源，要用在加强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等，会产生长期红利，为大马后代确保可续成长。”
国行发现到，长期改革已增进外界对大马的信心，之后政府可再吸引高素质投资，持续增强马币。
至于挑战，国行没有忽略，短期内可能影响通胀和经济，而国行能做的是继续对通胀等进展保持警惕。
印尼澳洲实例 结构改革可行
不少国家有结构改革经历，其中一个范例是邻国印尼。万贺铭指出，印尼证实补贴改革是可行的。该国政府在2015年采取政治风险很大的路线，大幅削减燃料补贴，以便再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到了2023年，流入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450亿美元。
莎芝玛也认为印尼是值得参考的例子。10年前其政府已大幅削减燃料补贴，省下的钱重新分配用于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
印尼采取的是渐进式取消补贴，每年减20％，全程花5年完成。沙芝玛指出，印尼政府仍支持低收入家庭，方式是直接现金转移支付。
“尽管当时印尼短期内通胀上升，但有力的沟通，循序渐进地实施，有助应对公众反应，并确保长期财政效益。”
另一个例子是澳洲，早在80年代该国就经历经济改革，如财政、机构和公共服务变革，措施包括让澳元汇率浮动、扩大应税收入范围等等。其政府还在逐步私有化里实现盈余，债务比率下降，进出口贸易上升。
阿根廷“反面教材” 财政反复无常
至于“反面教材”，万贺铭指出，阿根廷政府的财政和货币计划反复无常，为此付出代价，通胀率超过100％，并多次寻求IMF救助。他认为，当中的启示是，“自律才能带来回报”。
宜：坚持渐进 忌：补贴成瘾
大马的长期结构改革能否取得进展？万贺铭认为，我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财政赤字已从2021年占GDP的6.4％收窄至2023年的5％，2027年的目标是3至3.5％。虽然令人鼓舞，但诸如针对性补贴、税务重组和薪水改革等措施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实现整体目标。”
若然改革有成，他认为，这表示政府财政流失减少、生产支出增加，并且投资者信心增强。
“想想看，到时候大马会收获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更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及更好的评级前途。”
他补充，如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从目前的12.3％提高到17至18％，这将为高质量的公共投资释放空间，而不仅仅是弥补赤字。
改革不成的阻碍有哪些？万贺铭指出，常见的因素包括短期的过渡痛苦与恐惧拖慢脚步，以及补贴成瘾难解除，也要看当局有能力减少耗费和漏洞到什么程度。
“如果政策制定者在每次改革不受欢迎时都退缩，市场就会注意到。还有，在1600万劳动力中，只有150万人缴纳所得税，这是不可持续的，填补漏洞的措施要很可行。”
政治有变 恐回到原点
万贺铭指出关键的一点是政治因素，尤其是选举周期影响。“在政治上一旦有变，或许就会回到原点。”
他提议，不但要有坚定的路线图，如累进薪金、碳税、扩大数字税和补贴合理化，政府进行改革必须有确切时间表，不仅仅是制造焦点。
莎芝玛认为，理想的结构改革重点，无非是扩大收入基础，同时改善支出效率。但总归要循序渐进，使家庭和企业能够适应，且有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确保弱势群体受保护。
张永隆也指出，结构改革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具体时间取决于有关项目、政治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有多大，并要看整体经济，包括国际大环境。
“没有办法笼统地估计所需时间。结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但需要政府坚定的政治意愿及采取恰当的措施，渐进实行。”
后记
如这几期所述，结构改革牵涉全民、数目与项目繁多，过程不停会有调整，而政府、人民与企业各有所虑，不断出现新意见和课题。这终究是国家议程，涉及政治因素；解决的方案，并非此系列能囊括。我们唯有沿途记录，坐看大马这趟结构改革的变化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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