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颖慧.倒安华集会：谁上街，谁缺席，以及为何这很重要

这种缺席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如今如何决定了抗议的合法性。评判抗议的标准不再仅仅在于其起因，还在于组织者是谁、他们援引了哪些象征符号，以及他们所强调的价值观。

对许多人而言，出席国盟这个被视为拥护保守的种族宗教议程和非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党联盟领导的运动，就意味着对多元主义和更广泛的公民理想做出妥协，而这些价值观曾一度定义了马来西亚的抗议运动。

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抗议不再是一个中立的、表达共同不满的空间。它被意识形态左右，被党派归属分割，并被身分政治塑造。

在“倒安华”集会，抗议空间充斥着马来穆斯林的象征意义和保守的道德框架。虽然这些观点在多元社会中是合理的，但它们的主导地位产生了一种排他性的氛围，让人觉得这场集会并非面向所有大马人，即使它所提及的经济困境确实影响到每个人。

更深层的含义在于：抗议不再是政治声音的统一媒介。它变成了一个分裂的领域，参与与否被意识形态舒适区所决定。这并非新鲜事，但如今这种分裂的严重性，以及抗议迅速演变为道德论战的场所，正日益显著。

从道德良知到道德困惑

马来西亚的抗议活动曾一度，无论其争议如何，都带有道德反抗的光环。1998年的烈火莫熄运动、2007年的兴权会运动以及2010年代的净选盟集会，代表着为夺回政治自主权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些抗议活动尽管存在缺陷，却因其对国家的结构性批判：贪腐、选举不公、制度败坏，而获得了道德正当性。

相比之下，“安华下台”集会感到的与其说是道德愿景，不如说是道德困惑。口号直指人民的苦难，但抗议活动缺乏改革的视野。批评虽尖锐，但替代方案却模糊不清。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当前政治意义的深层危机——抗议变得越来越工具化，其驱动力在于谁是反对党，而非真正要解决什么问题。

当抗议沦为一种权力轮替的工具，被任何失去权力的一方所利用时，它就不再能打破现状，反而会强化现状。它制造了民主活力的假象，却缺乏民主复兴的实质。

这就是抗议的悖论：抗议越容易被接受，其象征意义就越弱。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街头运动曾经承载的制度改革、权利话语和包容愿景，正逐渐失去吸引力。街头不再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场所，而是一个重复的舞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选择沉默，并非出于冷漠，而是出于原则上的疏离。拒绝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拒绝被卷入那些不再符合道德清晰或公民包容的抗议行动。

“倒安华”集会不会是大马民主格局演变中的最后一次抗议。但它很可能被记载为抗议作为政治实践的割裂的体现，抗议不再是公民愿景的交汇点，而是沦为道德主张的相互竞争的战场。

抗议依然至关重要。但正如“倒安华”集会所展现的，问题不再仅仅在于人们是否敢于抗议，而在于人们为何抗议，谁与我们并肩作战，以及抗议是否仍然能够承载民主社会纷繁复杂、多元的希望。

最终，这次集会告诉我们的不再是关于安华，而是关于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