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从网路霸凌谈大马网民的集体迷失

过去，大马人曾因大规模留言怒斥以色列，在国际间成为话题，这群网民被称为洋葱军团。今天，何不再度集结洋葱军，针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屠杀暴行，发声谴责与抗议！

数字平台扭曲了社会价值

话题回到国内。

网红将鸡骨头送给流浪者，并用摄影机捕捉对方尴尬的反应，这种卑劣行为是对弱势族群的羞辱，为了博取流量而践踏他人尊严。但话说回来，这类现象的泛滥，关键就在于数字平台的奖励机制正在鼓励这类极端行为。

TikTok、YouTube Shorts与IG Reels的“短视频快感”模式，使创作者追求内容戏剧化、情绪化与争议性，而无视伤风败德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这是年轻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道德沦丧”；当平台以点赞与转发数决定视频价值时，道德便必须让位给点阅量，虚荣取代了同理。

至于校园霸凌影片则暴露集体冷漠与教育失败。中学生围殴同侪、言语羞辱，并将过程录影上传，非但无羞耻感，反而以“流量明星”自豪。

这并非少数个案，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合作的研究报告，大马青少年中，有20%自述在学校遭受身体或网络霸凌；必须警觉的是，暴行被旁观者视为合理化。同学们不制止霸凌，反而拿出手机录影转发，这种“群体冷感”的扩散，正在侵蚀社会伦理。

教育失能是问题的根源。当学校偏重考试与技术学习，而忽视品格教育与数字公民素养时，学生很难建立网路行为的道德界线。老师若未受过反霸凌与心理健康的训练，也难以在事件发生初期即时介入。

从韩星自杀事件谈教育、家庭与平台责任

我们不应低估网络霸凌的破坏力。韩国也是网络霸凌重灾区，过去几年，多位艺人因长期的网络霸凌而选择轻生，包括雪莉、具荷拉、金锺仁、吴仁慧等，悲剧震惊全球。

根据韩国心理健康基金会报告，网络霸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同于家庭暴力与校园霸凌的双重叠加效应。

大马未出现明星自杀潮，但青少年心理疾病数据却上升。根据国家卫生与心理研究报告，我国13至17岁青少年中，有逾30%表达过“无望”、“极端焦虑”或“有自残念头”。其中，遭受校园或网络霸凌者的风险更是平均值的3倍。

悲剧不会止于萤幕。它将持续侵蚀一代人的自我认同、自尊与对社会的信任感，最终代价将由整个国家承担。

面对这一结构性问题，不是“惩罚几位加害者”就能解决，而是需要跨层级的整体策略，从制度到心灵层面全面重构。

首先是政府应将“数字素养”纳入课纲，学校教育应涵盖数位伦理、网络行为责任、反霸凌意识。同时，学校必须配备足够的心理辅导人员，并建立“匿名申诉管道”，保护受害学生获得求助。

其次是，针对青少年的校园霸凌与网路羞辱应有更清晰法规界定。可借鉴新加坡的防止网络伤害法，对散布羞辱性影像、鼓吹霸凌行为的网红，予以法律惩处与辅导。

其三是平台公司不能独善其身。Meta（IG、FB）、TikTok、YouTube等社群平台，应对内容审查且负更多责任。政府可透过资讯部与MCMC对平台施压，要求建立审核团队，对霸凌、羞辱、操弄弱势的内容加以封锁。

冷漠是对社会伦理的背叛

家长们常误以为“装了家长监控App”就能保护孩子安全，其实是忽视了更核心的心理需求——陪伴与理解。家长应了解新媒体趋势、与孩子共同观看他们喜欢的网红、引导讨论，而不是止于禁止。以开放对话替代道德高压，是培养反霸凌心态的第一步。

今天，我们正见证一个令人不安的世代转变，科技工具日益进步，社会情感却渐渐退化。当鸡骨头可以成为吸睛工具，当霸凌变成娱乐短片，整个社会就必须停下脚步反思：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群以羞辱他人博取掌声为目的的“类AI的非人类”？

改变，不会一夕完成。必须从每一位家长、老师、政策制定者、内容创作者做起，才能让下一代活在一个没有霸凌的社会。我们不再视霸凌为新闻热点，而是转化为改革行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