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8:00am 13/08/2025

社论.“痛恨霸凌”不能止于口号

高喊“我們痛恨霸凌”的口號，或許能短暫喚起關注，但必須有制度支撐才能讓口號成為現實。防治霸凌是一場持久戰，需要家庭、學校、社會、政府協力作戰。

国内校园霸凌事件频仍，教育总监莫哈末阿占阿末表示，将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亦即全国中小学校长于每天上课前及放学时，带领学生高喊“我们痛恨霸凌”（Kami Benci Buli）的口号，以便将反霸凌观念深植学生心中。

口号不一定会有立即效果，但相信能让“以霸凌为乐”的加害者有所警惕，进而纠正校园霸凌风气。

莫哈末阿占指出，各州教育局长及县教育局官员，也将不定时突击访查各级学校，包括夜间走访寄宿学校。除了监督，也将进一步了解寄宿生的生活情况。

与此同时，教育部也计划提升寄宿学校的安全措施，包括增设闭路电视、增加宿舍管理员人数，以减少霸凌风险。同时，莫哈末阿占也呼吁包括教师、家长在内的各界参与“反霸凌”，以保障学生安全。

最近，沙巴一名13岁女生查拉于7月16日凌晨被发现倒卧在就读的吧巴一所宗教寄宿中学宿舍楼下，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身亡。查拉事件引发沙巴民众的聚集抗议，另在家属坚持下，总检察署指示警方重新展开调查，包括掘墓起尸，重新进行尸检，以查明真相，还给家属公道。

查拉的离去，让“校园安全”再次成为社会焦点。查拉遭霸凌事件不是单一个案，据媒体统计，过去几年在大马曝光的严重霸凌事件已多达十余起，在黑暗角落未曝光的必然远高于此。所以带领学生高喊“我们痛恨霸凌”口号，算是宣示对霸凌零容忍。

霸凌也出现在大学校园，高教部长赞比里就指出，政府大学对覇凌行为零容忍，严重的可能开除学籍。显然霸凌风气无所不在，从大中小学到社会职场！

霸凌是全球现象，大马并不孤单

霸凌不是大马独有的社会与校园现象，这是全球性问题。美国心理学会估算，全球40% 至80%的学龄儿童曾在求学阶段遭遇霸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44个国家与地区的调查显示，约32%的学生在过去1个月至少遭受1次霸凌，而其中7.3%更在1个月内遭遇 6次以上的霸凌。

各地霸凌现象的差异明显：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比例高达48.2%，欧洲约22.8%，北美则在31.7%左右。另一项涵盖83国的研究指出，全球30.5%的青少年经常遭受霸凌、羞辱、殴打、排挤。

霸凌的后果绝非一时间的伤害，而是持久的心灵创伤。受害者常会出现焦虑、自尊受损、身心俱疲、学业表现下降的现象，甚至选择退学。校园原本是快乐的学习场所，而今却是去了学校就等著被欺负。有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的霸凌经验，会影响个人毕生的社交与精神状况。

教育部呼吁中小学校长带头高喊“痛恨霸凌”的口号，虽然可塑造“反霸凌”氛围，也能表态立场，但在行为科学上，属于“单向灌输”，仍然有其局限性。包括口号仪式易流于形式；缺乏制度支撑（喊口号并不能取代严谨的校园反霸凌政策）；忽略文化与环境因素（霸凌与校园文化、同侪关系、家庭教育等纠缠交织，口号难以解决问题根源）。

国际上已有经验证明，有效的反霸凌策略需要多层面、长期介入。例如挪威的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OBPP）曾让实验学校减少35%至45%的霸凌事件；芬兰的KiVa计划透过课堂活动与同侪扶持系统，显著改善学生心理状况与校园氛围。这些经验都值得参考。

霸凌的多重成因与解决之道

要真正防治霸凌，必须先理解其成因。

个人因素：加害者出于控制欲与刷存在感，或是在家中学习到暴力解决冲突的模式，倾向用攻击性行为引人关注。

家庭因素：家暴、疏忽、严厉或放任的教养方式，都是高风险因素。父母若忽视孩子在校的异常表现，会逐渐形成霸凌行为。

校园因素：教师放任态度、校园纪律松散、漠视霸凌事件，都可能助长恶劣文化，甚至出现“沉默同谋”现象，师生都知情，但没人愿意打破沉默。

制度因素：缺乏透明的通报与追踪机制，使得受害者在举报后，可能面临报复；心理辅导资源不足，亦使得防霸凌工作困难。

要让查拉成为最后一个因霸凌丧命的学生，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口号，而是有系统的策略：

其一，将宣示转化为行动：呼喊口号可以保留，但必须结合配套，例如定期举办反霸凌课程、师生定期对话、建立检举平台，确保处理结果透明化。

其二，引进国外经验：参考OBPP、KiVa等国际成功案例，并根据我国文化与校园条件调整，以减少霸凌频发。

其三，强化家校合作：定期举办家长反霸凌座谈，教导家长如何辨识霸凌征兆、如何介入，以及如何协助孩子建立健康人际关系。

其四，提升专业能力：对教职员进行辅导与霸凌应对培训，使之具备及时发现、有效介入、修复关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