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兴.高分低能：状元越来越多，青年却越来越失望

预科班与中六的竞争力问题，若仅以族群固打和纠缠科系配额来处理，只能是短期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困境。我们必须直面现实，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谁抢走了谁的名额”，而是国家是否已建立起一个多元、灵活且具有竞争力的教育生态。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大马高级学校文凭（STPM）和大马教育文凭（SPM）成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STPM共有1226人考获4.0满分，SPM更有1万4179名考生全科A，比去年增加近2500人。看似值得庆贺，却让国人不禁反问，当状元越来越多，青年却越来越失望，我们究竟在欢呼什么？

“彩票式”的升学制度

每逢大学录取季节，学额、固打、预科班与中六的议题必然再度引发争论。官僚以积分、分科、行政规则来解释，政治人物则在种族禁忌之间游走，试图显示自己更有能力“争取学额”。而真正处在漩涡中的，是学生与家长。

对他们来说，等待大学录取结果的心情，就像守着一张“彩票”。幸运的被录取，前途暂时安稳；不幸的被拒，就得面对前路未卜的焦虑。社会大众则在愤怒与叹息之间反复徘徊，年复一年循环不止。

当考试成绩屡创新高，却没有带来社会整体的期盼，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不是个别学生的问题，而是国家竞争力和教育制度性的危机。

文凭贬值，社会流动停滞

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大学文凭是否依然能够打破阶级与推动社会流动。过去二、三十年，大马高教扩张几乎只以“数量”衡量。升学率越高，政绩就越亮丽。我们曾相信，只要更多青年进入大学，国家自然会更好。然而现实却是文凭越来越普及，却越来越贬值。

家庭与政府投入巨额资金，青年投入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换来的却是低薪与错配的就业市场。人力资源部2023年薪资与工资调查显示，本地毕业生起薪中位数仅约2000令吉，不仅落后新加坡与韩国，甚至低于越南、泰国等快速崛起的区域竞争者。更令人担忧的是，超过一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不符，不少人被迫接受低技能岗位。

马来西亚社会流动性在过去十年已明显停滞。青年取得学位，却依旧难以摆脱“过度教育”的处境。他们在职场上发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学资格。与此同时，那些通过短期技能培训或证书的人才——如数字营销、数据分析、编程、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反而在收入与就业前景上超越部分学位持有者。

这种错配带来的不仅是个人挫败，更是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流失。青年怀着理想投入教育，却只能接受低薪与有限岗位，这种失望情绪累积下来，正逐渐演变为一股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力量。

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负担

教育投资回报率低下，也对家庭与社会造成沉重负担。许多家庭为了供孩子升学，不惜贷款、抵押、削减生活开销。青年毕业后背负数以万计的教育贷款，甚至需要十年以上才能偿还。与此同时，政府在高教上的补贴投入庞大，却培养出就业市场无法消化的毕业生。这意味着，国家资源并未产生应有的社会回报，而是陷入了“高投入、低效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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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角度看，这是典型的资源错配，社会在为“漂亮的成绩单”付出代价，却没有换来足够的国家经济成长与竞争力的提升。

韩国是最清晰的国际镜鉴。自上世纪90年代起，韩国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逐渐实现了“全民大学化”。然而，毕业生人数远远超出就业市场的承载力，青年长期处于“高学历、低就业”的困境，形成沉重的社会与经济负担。大批年轻人被迫“躺平”，甚至出现“废学代”的无力感。

马来西亚若继续沉迷于升学率神话，最终必将重蹈覆辙。预科班与中六的竞争力问题，若仅以族群固打和纠缠科系配额来处理，只能是短期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困境。我们必须直面现实，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谁抢走了谁的名额”，而是国家是否已建立起一个多元、灵活且具有竞争力的教育生态。

重塑教育的成功指标

要走出困境，首要任务是摆脱“唯成绩论”的迷思。全科A、满分积分、升学率，这些数字固然能制造短暂的虚荣，却无法定义教育的真正成功。

教育的成功指标，必须重新建构：

●社会流动性：教育能否真正帮助弱势群体向上流动？

●就业与收入：毕业生能否学以致用，获得与专业相符的体面工作？

●国家竞争力：教育能否回应产业与经济转型的需求？

若没有这三项指标作为核心，任何再漂亮的成绩，都只是“空中楼阁”。

多元教育生态：大学不再是唯一出路

我们需要开创一个更理性的教育生态。学术、技职技能、创业与创新，每条道路都必须得到同等尊重与政策支持。

首先，中学阶段就应进行更灵活的分流，而非将所有人推向“大学单行道”。技职教育必须摆脱“次等选择”的污名化，成为真正有吸引力的道路。其次，国家必须建立技能认证体系，推行更多可堆叠的微证书（micro-credentials）。这种模块化学习方式，让青年能不断提升能力，而非被一纸文凭绑死。最后，产学合作必须提前介入。企业应与教育机构共同设计课程、提供实习机会，让学生毕业即上手，而不是进入职场后才被迫再培训。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荒谬的矛盾，一个残酷的成绩创新高，青年更失望事实。如果教育制度继续沉迷于虚荣的数字游戏，却不直面文凭贬值与就业错配的现实，毕业青年将陷入“高分低能、低薪、低技能”的循环。

教育，本应是打破阶级、推动社会进步的桥梁。它不该沦为制造文凭的流水线，而必须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支柱。唯有真正的深层次改革，才能让教育重新承载起青年与国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