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峰会·观察镜 | 淡化人权议题与争议 东盟以区域稳定优先

《东盟人权宣言》争议多
象征意义远大实质约束力

邓世轩坦言，东盟人权议题被边缘化乃至牺牲的风险的确真实且持续存在，主要源于其运作原则，即所谓的东盟方式强调“友好关系”与“不干涉内政”。

尽管东盟已成立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并通过《东盟人权宣言》，但他认为，这些机制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约束力。

“《东盟人权宣言》本身就存在诸多争议，例如强调人权的实现必须考量到国家与区域背景，要求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甚至允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人权。”这些都为成员国规避国际人权标准提供了制度化的“后门”。

政府间人权委会缺调查权

AICHR缺乏调查权与强制执行力，也使东盟难以对成员国形成有效监督。

他进一步指出，在地缘政治现实与成员国政体多元的背景下，东盟维系团结是最高共识，优先于人权等价值议题，使东盟在区域的人权危机中保持沉默。无论是缅甸的罗兴亚危机，还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发动的“反毒战争”，东盟整体上都避免公开谴责。

“近年我国发生的遣返柬埔寨异议人士事件，也反映出成员国在双边关系中，倾向于满足邻国的政治意愿。”

批评政府领导被柬通缉
马遣返移工引异议

去年，一名在马来西亚合法工作的柬埔寨移工Nuon Toeun因在网上批评柬埔寨政府和领导人而被通缉，我国在柬方要求下将其遣返。该移工抵达金边后即被收押入狱，并于今年4月被判“煽动扰乱社会秩序”及“侮辱国家元首”罪名。

由于马柬之间并无引渡条约，此举引发人权组织批评为压制异议。首相安华接受外媒访问时回应，此案经内政部、移民局与检察署多层程序审查后，由内阁基于双边司法合作原则批准，若忽视邻国的合法司法请求，将削弱东盟内部的司法互信与区域凝聚力。

不过，邓世轩强调，这并不代表东盟在人权议题上毫无作为。

他说，缅甸2021年政变后，东盟提出了“五点共识”。虽然通篇未提“人权”二字，但内容要求停止暴力、展开建设性对话等，实质上都与恢复缅甸的基本人权状况相关。

大国更侧重经济
东盟立场反映国际现实

如果人权与社会权利屡被忽视或妥协，会否削弱东盟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吗？

这就要看东盟接触的对象了，邓世轩认为，对于高度重视监管、人权、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合作伙伴（如欧盟），东盟在人权议题上的集体沉默确实会削弱其公信力，也可能影响双方在贸易协定、发展援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

但放眼当今国际格局，人权议题的重要性已然被大国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所稀释。

例如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倡导“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这与东盟立场没有冲突；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更侧重于贸易和经济利益，也对人权问题相对淡化。

换言之，东盟在人权议题上的保守立场，其实也反映出当前的国际环境现实。

公信力挑战或来自内部

邓世轩强调，当主要大国把焦点放在战略竞争时，东盟得以延续以稳定优先、不干涉为重的传统。

他认为，忽视人权对东盟公信力的最大挑战，可能更多来自内部。

“东盟的一体化不仅是政府间的，也需要区域民众的认同。随着部分成员国的公民社会日益活跃，对权利的诉求也愈高时，如果东盟长期对其他成员国的人权课题视而不见，可能会加剧成员国社会之间的隔阂，削弱民众对东盟共同体愿景的认同感和一体化进程的内部合法性。”

东盟可借鉴非盟
“不干涉”原则变“不漠视”

“期待东盟建立如欧盟般具强制力的人权框架是不切实际的，主要是东盟成员国政治体制差异巨大。”但邓世轩相信东盟仍有改进空间，通过一种渐进式的路径，寻求人权保障与外交合作的更好结合点。

首先，东盟可以借鉴非洲联盟的经验，将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演进为在特定极端情况下，如战争罪、种族灭绝的“不漠视”原则。

“东盟虽不必完全照搬，但可以逐步探讨，当区域发生大规模人道灾难时，如何重新诠释不干涉原则，允许更及时的集体人道干预。”

其次是，与其将人权当作敏感的政治议题，不如将它融入东盟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三大支柱的各项议程中。他举例，在讨论数字经济时，同步纳入数据隐私和言论自由保障，或是在构建一体化供应链时，强化劳工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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