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瓦西，他躺在硬木床上，胳膊因用力过久，缝隙处已露出线头，里头的棉花因潮湿而发霉。
我劝他去缝补线头，别让情况恶化，他却说他的塑料币只能勉强买得起食物，买不起修补线头的针线。我又劝他和其他洋娃娃借塑料币买针线，他告诉我大部分娃娃都将塑料币汇去洋娃娃星了。他们的布袋空空如也，无法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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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洋娃娃星时，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亮得惊人，令我想起了许久未见的表哥。
我很清楚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洋娃娃星的洋娃娃。有人嫌他们说话不顺，有人嫌他们抢了别人的饭碗。有人嫌洋娃娃爱惹是生非。来自不同洋娃娃星的洋娃娃自然地散落在这座城市里，散落在大街小巷中，食肆、夜市摊，公交车等城市各处，像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久而久之，你甚至会分不清，这座城市到底属于居民还是属于这些洋娃娃。
洋娃娃们肮脏、粗鲁、不守规矩似乎是居民约定俗成的暗语。他们在街角低声交换着这些词语，像在传递某种无形的信号。每当有洋娃娃经过，话题便会戛然而止，只剩下带着戒备或嫌恶的目光在空气里凝结。孩子被告诫不要靠近他们的宿舍，妇人在晾晒衣物时刻意避开那片阴影。可夜深之后，楼下仍会传来笑声，混着异国语调的旋律与笑声像另一种被拒绝承认的生命在暗处呼吸。
初见瓦西，我也未能免俗，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或许也有其他洋娃娃的陋习。当时的瓦西是我的同事，与我一同负责餐厅中端茶送水、清洁打扫等零碎的工作。他不太爱说话，眼神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别人，动作却快得惊人。送餐、收拾桌子，刷锅的动作都比我利落。
吃饭时，我们会闲聊。他告诉我，洋娃娃星萧索，街上只有几块残旧的木牌，上面写着寥寥几样工种。偶尔有一份活儿出现，便有一群人围上去。僧多粥少，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抢不上活干，只能空等，等到手里的布袋轻得似一张纸，纵使猛烈晃动都毫无声响。
每每谈及此处，瓦西总是格外开心。离开洋娃娃星后，他找到了工作，所赚的塑料币能让他一家过上好生活。
“Gaji kamu berapa？”他用蹩脚的马来语问我，我毫无防备地说了个数字，然后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出现了裂缝。我发誓我无意向他揭露数字的真相，毕竟我此前一概不知，但我的话对瓦西而言大概是个很残忍的真相，他发现了他的塑料币总是勉强买得起食物，却永远买不起一台通讯器的真相。
“你是不是和瓦西说了什么？”瓦西消失几天后，老板异常愤怒。他那双眼睛恨不得生吞活咽我这个将他的廉价劳工挤兑走的“临时工”。
为此，我付出了代价。惨遭开除的我错过了苹果的新款手机。离别前，餐厅里的其他洋娃娃偷偷告诉了我瓦西的下落。瓦西如今在工地打工，那是个只要付出足够的劳力就能换取更多塑料币的好地方。为了更多的塑料币，瓦西干活干得手脱线了。
我和瓦西陷入了无限循环，我不断劝他去缝补线头，他不断回拒：“Tak ada.”我马上拆穿他的谎言，他只是选择先将塑料币汇去了洋娃娃星。
“和老板先借下个月的塑料币，去缝补线头。”
“Tak boleh.”他又有新理由了，他说有些娃娃选择偷懒，靠小伎俩欺骗主人，换取更多塑料币，甚至曾有洋娃娃谎称家人有难预支塑料币后逃回了洋娃娃星。人们说起洋娃娃星的时候，总会摇头，觉得娃娃们都是一样的肮脏、贪婪。
沉默似突生的裂缝，将原本机械的循环生生折断。我们相顾无言，但瓦西那双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无法拒绝那双和表哥相似的眼睛。
最终，我带瓦西去看裂缝。每一批来到这里的洋娃娃，都必须偷偷穿过一条裂缝。穿过裂缝很危险，许多娃娃在途中丢了性命。瓦西很幸运，和其他洋娃娃成功来到这里，遇到老板，开启一路东躲西藏，赚取塑料币的生活。
裂缝处，一股带着海腥味的晚风迎面袭来，吹得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我们的脸颊上。瓦西那双布满红丝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前方。明明裂缝处只是一望无际的海水，但他那双浑浊的眼里闪着一抹柔润的光，像是从远方折返的微弱光芒。
我想，那是他的塑料币漂洋过海，变成了学费落在孩子的课桌上，又化作材料填补起家中破烂屋顶带来的光芒。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瓦西，在那之后瓦西换了工作。
没人联系得上他。
近日，又有几起洋娃娃偷窃、行骗的案件发生，居民愈发讨厌洋娃娃净干些非法的事情，将这里搞得乌烟瘴气。
我突然想起，不知道去新加坡打工的洋娃娃表哥过得怎么样，他也会如瓦西般遥望着柔佛的裂缝吗？
几年前的春节，表哥难得回来，报喜不报忧的他告诉家人他在新加坡过得很好，但他那日渐消瘦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出卖了他。他偷偷告诉我，新加坡像一具庞大的身体，所有人都在有序地输送、消化。只有他，是那块无法被吸收的组织。无论他多么努力模仿他们的语调，但洋娃娃的身分让城市将他悄悄排出体外。
表哥正学着那边的语调，将舌尖一点点磨成异乡的形状。
我希望表哥一切顺利，也由衷希望他不要学坏。我可不想因他犯了事，导致我们也被归类为洋娃娃星上粗鲁野蛮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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