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龙.喝酒的代价：无关罪恶、健康与文明

在法律框架内饮酒，不酒驾、不滋事、不施暴，只是让微醺带来片刻放松，这样的行为是否需要标签成“不道德”？现代人面对生活压力、工作焦虑、情绪消耗，本就需要出口。有人跑步，有人打球，有人冥想，也有人小酌。

适量酒精能短暂降低焦虑，放松理性思维，使人更容易交谈或倾听。这也是为什么，从商务应酬、朋友聚会到节庆团圆，酒始终扮演“润滑剂”的角色。

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反复证明一件事——酒早已嵌入社交、情绪与文化结构之中，无法根除。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以“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记载滁州琅玡山酿泉边的宴饮场景。如果觥筹交错中的酒杯装的是可乐果汁，像话吗？

酒的发展本就与文明同步

从考古角度看，酒不是奢侈品的产物，而是伴随文明诞生的产物。中国河南省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显示，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开始酿造含酒精的饮品；古埃及、两河流域与古印度也早就有成熟的酿酒技术。

酒的出现，需要三个条件：谷物或水果的剩余、自然发酵的过程，以及人类对酿酒技术的掌握。也就是说，只要农业出现、粮食稳定、聚落形成，酒必然随之诞生。凡有城市、贸易与宗教仪式之地，必定有酒。

所以酒不是文明的对立面，而是文明的影子。酒是文明的象征，岂可征“罪恶税”？

再说了，如果禁酒，中国文学史恐怕会失色大半。在《全唐诗》中，提及“酒、醉、杯、樽、酌”的诗作数量极为庞大，学界估算与酒相关的诗篇，占比至少三分之一，若连同情绪意象与隐喻计算，甚至接近一半。

李白的《将进酒》成了传诵千年的豪放标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整场曲水流觞修禊活动，本就是一场以酒为媒的文人雅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只自己喝，还要老天陪。

酒在许多作品里，不只是饮料，而是一种对权力、现实与命运的回应。它可以是逃避，也可以是反抗；可以是哀愁，也可以是豪情。

征税可也，但不要冠上“罪恶税”的顶戴

历史上确实留下“酒亡国”的警世故事。商纣王酒池肉林、战国策里用喜好酒色讽刺昏君齐湣王误判局势；《尚书》所言“酒以成礼，亦以败德”。说明古人明白，酒若与权力、纵欲与失控结合，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俄罗斯第一代总统叶尔钦也常因酗酒失态，前德国总理柯尔、美国总统柯林顿都领教过了。但细究历史就会发现，亡国的从来不是一杯酒，而是被酒放大的权力腐败。

酒只是工具，国运崩塌的真相，是贪婪、滥权、奢靡与对民生的漠视。这几句与首相安华与行动党诸公共勉之。

当酒价被推向高点，政策设计往往会产生三个后果。

其一，守法者承担全部成本。真正被加税影响最大的，是固定消费、循规蹈矩的中产族群，而非成瘾者。

其二，地下市场与走私风险同步上升。当价格差距过大，假酒、私酒、非法进口自然浮现，提高了中毒与公共安全风险。这一点政府不能不防。

其三，冲击餐饮与旅游产业。酒价上涨，餐厅、酒吧、夜间经济首当其冲，消费意愿下滑，最后反映在整体服务业疲弱之上。

当一瓶普通啤酒的价格高于一顿简餐，社会有理由追问：这究竟是健康政策，还是财政结构焦虑的投射？

一杯酒，可以让人沉沦，却也让人愉悦；酒本身无关道德，只有使用它的人，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真正该被治理的，是失控的饮酒行为；真正该被警惕的，是以健康之名，行惩罚之实，却忽略制度配套的治理方式。

酒不会亡国，会亡国的，永远是失控的权力，以及逃避现实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