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芷悠.MediAsas从来不是我们的诉求


如果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保费为什么上涨、风险究竟如何计算、保险公司的成本结构如何变化,而面对一份自己没有议价能力的合约只能接受或者退出,那么这还是一个真正公平、透明的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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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险计划(MediAsas)从7月底开始进入试行阶段,某程度上也算是政府给予人民的“半个交代”。然而,这背后其实藏着国家银行更大的算盘:既然医疗费用越来越贵,那么能不能从保险制度下手,反过来推动私人医疗机构改变收费和服务模式?
于是,共同支付(co-payment)和诊断相关分组(DRG)就成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支付希望改变投保人的医疗消费行为,传统医药险的模式往往是:住院、符合赔偿条件,然后由保险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费用。当病人不需要直接承担医疗费用时,市场上自然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自助餐式索赔”心态,账单于是变得密密麻麻,因此,共同支付,就是要让病人重新对医疗费用产生一定程度的敏感度。
至于诊断相关分组(DRG),国家银行提出的方向,是把疾病划分成约800至1000个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一系列医疗服务,再以一个相对固定的价格进行支付。理论上,这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也让保险公司、医院以及患者之间的医疗成本更加透明。
这些改革乍看上去很完美,是的,一旦可行,那么MediAsas就不再只是一个保险产品,它甚至可能成为撬动整个私人医疗体系的一根杠杆,从保险产品设计,到医院行政管理、医疗服务提供、收费模式,甚至医生与医院之间的运作方式,都可能被改变。
但它从来不是投保人的诉求。
今年初,我专访大马私人医院协会主席古吉星,谈到DRG时,他给我的答案非常直接:“马来西亚绝无可能在一年内推行DRG收费制度。”
吉隆坡的私人医院和登嘉楼的私人医院,营运成本如何相同?新山的私人医院和昔加末的私人医院,面对的病患结构如何相同?不同地区的医院规模、设备、专科能力、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甚至医院在当地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如果所有医院都采用同一套打包收费标准,究竟应该以谁的成本作为标准?
即使是食物中毒,不同病人的症状也可能不同。如果一个病人的症状看起来像食物中毒,但最后诊断发现并不是食物中毒,而现有的DRG配套又没有涵盖其他医疗服务,医生到底应该怎么办?
私人医院是营利机构,治病救人是医院的责任,但维持医院营运同样是管理层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未来全面推行打包式收费,医院的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那么面对复杂病症、疑难杂症,甚至需要大量资源才能治疗的病患时,医院按照规则不能额外收费,却又必须承担实际成本。那么,未来会不会出现医院拒收复杂病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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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作为记者的我没有答案;作为私人医院协会主席的古吉星也没有答案;不过,我希望卫生部和财政部会有。
可是,2024年那场医药险保费飙涨风波,人民最在意的从来不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医疗保险产品?”而是:“为什么我的保费突然涨了这么多?”现在,政府却告诉人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推出一个新的基本医药险,价格比较低,你可以重新购买。”
对于乐龄保客而言,他们现在却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为了维持比较完整的保障,继续购买原有的医疗保险,接受保费可能年年上涨的现实;第二,为了减轻生活成本压力,转去购买较便宜的基本医疗保险,同时放弃自己几十年来已经购买的保障。
如果这些年长者,或许是你的祖父母、或许是你的父母、或未来的你自己到了最需要保障的时候,却被迫在“昂贵的旧保单”和“便宜的新保单”之间二选一,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更何况,如果国家银行今天可以让保险公司涨保费,明天又要求保险公司控制涨幅,那么投保人凭什么相信,今天购买的MediAsas,未来就不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别忘了,MediAsas虽然由国家银行主导,但最后真正落实产品、承担承保风险的依然是保险公司。
我做医疗保险专题已经两年,期间曾有友人提出其他观点:医疗保险属于自由市场,保险公司有权自行定价,也有权根据风险调整保费,这是市场机制。
我后来把同样的问题拿去问捍卫大马保险消费者权益运动法律顾问吴健南律师。他仅仅给我一句话:“自由市场的前提,是公平,也是透明。”
如果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保费为什么上涨、风险究竟如何计算、保险公司的成本结构如何变化,而面对一份自己没有议价能力的合约只能接受或者退出,那么这还是一个真正公平、透明的市场吗?
保险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池,年轻时缴付的保费,除了保障年轻时期的自己,也是在为未来年老后的自己累积保障;又或者,在一个足够庞大的风险池中,由较低风险群体与较高风险群体共同承担整体赔付。然而,如今保险公司越来越多,保险产品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消费者需求客制化,同一种医疗保险可以衍生各种不同的产品。结果,风险池被越切越小。当单一风险池里的保费不足以承担不断增加的索赔额,保险公司自然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定价压力,最终反映在保费上。
医疗改革势在必行,医药媒体《CodeBlue》此前披露,东马有4家医院的医护官缺席率达到100%;国家银行也指出,全马人民只有22%购买医药险,说明大部分人依然依赖公共医疗系统;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人口逐渐迈入老龄化,意味着未来医疗服务需求只会越来越高。
MediAsas不是坏事,但它绝对不是我们的诉求,要用它来达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并不可行,因为马来西亚面对的,是医疗成本持续上涨、私人医院收费机制、保险风险池分散、消费者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公共医疗资源压力、医护人力不足,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期医疗需求。
真正的医疗改革,最终不是要人民学会购买更便宜的保险,而是要让人民在生病的时候,不必因为没钱而不敢看病,也不必因为看了一场病而倾家荡产。医疗服务是人民的基础权益,马来西亚也不缺优质医疗服务,因此,我们的私人医疗绝不能变成“富人专享”;公共医疗也绝不能成为人民唯一的选项。
政府即将在10月9日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接下来值得人民关注的,是这些资源能不能真正转化为更高的医疗可及性、更低的私人医疗门槛,以及更有能力承受压力的公共医疗体系。私人医疗应成为绝大部分人民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选项;而公共医疗的意义,在于无论贫富,人民都有一个可靠的医疗后盾——这才应该是这场结果导向的医疗改革,最终必须交出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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