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山.最低薪金不能只靠修修补补


行政单位与其惰性地告诉老板们该支付多少给劳工,倒不如维持现有的1700令吉最低薪金一段时间,或者是修订法律规定最低薪金至少每3年审核一次,再制定一套完整和透明的政策及法律,让劳资双方能够在1700令吉的基础上通过法律规定的框架商谈劳工应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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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受邀出席万津某社团宴会时,有商家向我查询首相安华是否要调高最低薪金?他说,最低薪金在去年才开始全面落实,而且还包括外劳,如果在一年后再次调整,一定会严重打击中小微型企业的现金流。
我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安华当天受邀出席玛拉工艺大学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如果有企业每年赚取数以亿计的盈利,企业高管的月薪高达7万令吉,却还支付1700令吉的每月基薪给大学毕业生,这是不对的。
安华此话一出,让许多苦苦挣扎的中小微型企业以为政府将在即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进一步把最低薪金调高至3100令吉。这是因为联邦政府的许多官联公司已经把薪金调高至这个水平。
企业与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后来出面澄清,内阁决定暂时豁免中小微型企业落实新的最低薪金。这项宣布我只能说暂时让中小微型企业松一口气,长远来说对他们未必有利。
第一、中小微型企业的商业环境高度依赖劳力,不管是外劳还是本地员工。如果行政单位强制大型企业落实更高的最低薪金,未来的劳动力将会大量转移至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中小微型企业将会面对更加严重的劳工短缺问题。
第二、任何程度的薪金调涨必定会加剧通货膨胀。对中小微型企业来说,这等于原材料成本上涨。如果政府不允许价格调涨,市场也无法吸纳更高的物价,那么中小微型企业只好进一步吸收成本。这样一来将会有更多中小微型企业因无法吸纳成本而倒闭,引发失业潮。
马来西亚的最低薪金制和法律需要制度上的改革,而不是表面上的修修补补。比较进步的做法是,立法制定一个方程式来规定薪金的调涨必须和生产力、通胀率和薪金差距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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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礼貌拜会数个欧洲国家的大使,这些国家有者是欧盟或北约成员国,有者是欧元区国家,有者还保留本身的货币。虽然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会面,可是获益良多。
我发现欧盟并不存在统一的劳工薪金制度,各成员国的最低工资、薪资水平与税务政策仍由各国政府自主决定。例如在一般民间企业,西北欧国家如卢森堡、荷兰、爱尔兰,它们的每月最低薪金普遍超过2200欧元。
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则常低于1000欧元。此外,意大利、瑞典、奥地利等国甚至不设法定最低工资,而是完全依赖集体协商,由劳资双方共同敲定最低薪金。
这就好比马来西亚,各州不同的生活水平往往造成各州对最低薪金有不同的诠释。我们应该探讨和落实的是,弹性地让各州推行各自认为合理的最低薪金,而不是以一刀切的方式实施。
虽然如此,这不表示欧盟各国在薪资方面各走各路。为了促进欧洲劳工待遇一体化,欧盟正透过宏观的法规指令,逐步消除各国之间的薪资不平等和不透明。通过欧洲议会制定《薪酬透明度指令》(Pay Transparency Directive)就是其中一个重大的改革。
该法令其中一个与首相安华所说的有直接关系的是,企业申报与稽查义务,那就是强制要求员工人数达百人以上的企业定期公开男女同事的薪资差距。
此外,若企业内部的同等价值工作的男女同事薪资差距超过5%,且无法提出客观合理原因,雇主必须在6个月内提出改善方案,否则必须与员工代表进行联合薪酬评估。
这就是安华所说的关键所在。原来政府是可以立法规定,到底同等价值工作男女员工的薪资,甚至是不同等级工作之间的薪金差距,其可允许的差距是多少?在欧洲,这个黄金数字是5%,马来西亚又是多少呢?这个就是立法和行政单位必须研究的。
总的来说,行政单位与其惰性地告诉老板们该支付多少给劳工,倒不如维持现有的1700令吉最低薪金一段时间,或者是修订法律规定最低薪金至少每3年审核一次,再制定一套完整和透明的政策及法律,让劳资双方能够在1700令吉的基础上通过法律规定的框架商谈劳工应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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