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学.谁说人民收入没有随经济发展增长


数据是无情的,黑白分明;人却是有情物。情就是情绪,有正负之分。若凡事讲情,负面情绪可以颠倒是非,而正面情绪则可以帮人度过苦难。人应该冷静看数据,也应该保持正面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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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都说,我国的经济数据好而人民生活不好。我在之前的文章力斥其非。9月底刚出炉的《2025年薪金与工资调查报告》亦显示,2025年实质中位薪金上涨3.9%,符合早前的经济数据——同期人均国民总收入上升4.1%,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则增长5.2%。谁说人民收入跟经济发展无关?
大马统计局的报告显示,本地公民全职受薪员工1038万人,平均月薪3803令吉,中位数2940令吉,按年分别上涨4.1%和5.3%。扣除通胀后,按年分别上涨2.7%和3.9%。公民实质月薪中位数,从2010年的1500令吉升至2025年的2184令吉,15年累计上升46%,年均2.5%。
中位数比平均数涨得快,意思是中间那一半人的加薪幅度,高过金字塔顶端拉高的平均值。这恰恰是收入分配收窄的讯号。
以上数据说明,人民的实质收入在增长。另外,国民投资机构研究院(PNB Research Institute)9月的报告指出,薪金占GDP比重也没有萎缩,多年来徘徊在34%左右,不是在减少。
“经济增长人民无感”从何说起?或许不同阶层的人受惠的程度不同,因此感受不同。
按照技能组别来分类,数据显示,高技能组别(skilled)中位薪金5057令吉,半技能2223令吉,低技能1758令吉。
低技能与半技能的差距,从2013年的1.56倍缩至2025年的1.26倍。换句话说,过去十年加薪最快的,恰恰是最底层。然而,这最底层的加薪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法令规定的。最低薪金从2013年的900令吉,一路调到2025年的1700令吉。低技能员工的月薪中位数,无论本地人或外劳,都紧紧贴着那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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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可以规定雇主付多少钱,却不能规定雇主雇多少人或多少小时。薪金被托高,雇主的回应不是乖乖多付,而是寻找替代品:换人、用机器、以一个半技能员工取代两个低技能员工。保住工作的人确实加薪了;那些没保住饭碗的、减少了工时的、找不到第一份工的年轻人呢?
至于高技能组别,他们感受不到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很真实。这是因为扣除通胀后,他们的实质中位薪金从2019年以来毫无增长。另一边厢,乡区中位薪金跳升近20%,城区中位薪金只涨了6%。于是我们就不奇怪,主导舆论的恰好是城市人。他们的感觉是真的,但绝不是“全体人民”的处境。
高技能组别的薪金为什么停滞?答案取决于“高技能”的定义。如果我们从大学文凭和职位称呼来定义,就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 2019至2025年,高技能员工每年只增加约7万人,半技能员工约12万,而每年涌入市场的大专毕业生超过30万,远多于此数。劳力供给过剩,压抑了高技能和半技能组别的薪金增长。
工资是一种价格,即劳力的价格。一个人可以选择躺平,他的代价就是劳力的市场价格,而劳力的价格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如果劳力不值钱,躺平的代价就很低;价够高,人会放弃躺平。工资的高低,显示了雇主之间争夺劳动力的竞争有多激烈。建筑业去年增长12.2%、电子与电器产品增长9.1%,这些是真正赚钱的行业。企业竞争人才,最终导致工资增长。
问题是,政府可以撇开竞争,插手干预劳力价格。那所谓的最低薪资就是明例,现在的政府相关公司(GLC)更推出3100令吉的生活工资政策(living wage policy),人为的推高劳力价格。这些职员天天出入摩天大厦,一身光鲜,可不就是高技能员工的模样?然而,我认为,技能高低这种分类,不应该是看文凭和岗位,也不是看薪水数字的高低,而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真实的才干,给公司或机构创造实际的产出价值。
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他会倾向于不做。这就是一般人对政府公务员的印象。私人企业不愿出高薪,人大可选择躺平过日子;政府相关公司出高薪,人可以躺平领薪水。这就是我们反对政府插手经济的原因。
工资应该由市场厘定,任由人自己选择做或躺平。市场厘定,雇主要自负盈亏;政府出钱,负盈利亏的是纳税人。市场竞争的道理是:为了创造更多产出价值,各方在劳力市场上抢人才,就把薪资真实的推高。这正是国家发达的原因。
数据是无情的,黑白分明;人却是有情物。情就是情绪,有正负之分。若凡事讲情,负面情绪可以颠倒是非,而正面情绪则可以帮人度过苦难。人应该冷静看数据,也应该保持正面的心情。
说穿了,人民感受不到经济发展,只是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的起因,不是简单的物质和经济条件,而是深层次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身为政治人物,不能只是摆数据讲道理,更要兼顾感情。至于那些专说歪理和煽动负面情绪的政棍及网红,他们讲的话如果还有人买账,我们只能慨叹这是身为命运共同体的国人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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