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强.别人的悲伤,不是网络里的素材


公众人物的生活确有新闻价值,报道也可能帮助社会了解一段历史。然而,公众利益与公众兴趣之间,始终有一道需要认真判断的界线。
一个人失去至亲,旁人最基本的教养,是给他一点时间,也留一点空间。安慰的话不必说得多,目光的距离更不必靠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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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手机却让旁观变得太容易。一个低头的动作、一段沉默的画面,都能被截取、配乐,再改成另一种表情。当事人的悲伤还没缓过来,网上已延伸出各场演出。
据10月2日的报道,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审查涉嫌利用人工智能篡改马哈迪悼念亡妻画面的网络内容,并表示,若涉及违法,可依据现有法律采取行动。
这起滥用人工智能的事件,不再只是经过加工的假画面,更在于剥夺一个人对自身遭遇的解释权。
公众人物的生活确有新闻价值,报道也可能帮助社会了解一段历史。然而,公众利益与公众兴趣之间,始终有一道需要认真判断的界线。
一个画面很多人想看,不代表大家有必要看;某件事能引起热议,也不代表它值得被无限追拍。媒体与内容创作者尤其应该说明,镜头继续靠近,究竟增加了什么理解,又让当事人付出了什么代价。
这种分寸,与社会距离有关。人与人的交往原本就有亲疏,关系不同,能够进入对方生活的程度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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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可以陪伴、询问,陌生人则应知道何时止步。网络却制造了一种熟悉的错觉:看过很多次,就以为认识;知道许多事情,就以为有权介入。关注了一个账号,好像连对方的喜怒哀乐也一起订阅了。
可是熟悉他的脸,不等于与他亲近。社会距离也不只是相隔多少公尺,而是我们愿意给别人留下多少自主空间。
在现实里,未经邀请便贴近别人,会使人不安;在网络里,反复放大他的脆弱、追问他的感受、替他的沉默编排意义,同样会形成侵入。
隔着屏幕,我们不容易看见对方的抗拒,也更容易忘记,自己的娱乐正在越过别人的界线。
从伦理上看,隐私还包括一个人如何让自己的生活被理解。人可以在公开场合难过,却仍希望保留不解释的自由;可以接受新闻记录,却不愿自己的表情被改造成笑料。
画面曾经公开,不能成为无限加工的道德授权。看见一个人的脆弱,应使我们更谨慎,而不是觉得素材终于送到手里。
因此,讨论肖像权,不能只想到明星代言多少钱。一个人的脸也连接着他的身分与名誉。AI若让这张脸说出没说过的话、做出没做过的动作,便可能使虚构附着在真实的人身上。
即使观看者知道那是合成,当事人仍可能被持续拿来取笑,甚至必须反复解释自己没有参与的内容。标注一句“AI制作”,能帮助辨认真伪,却不能替制作者解决所有授权与伤害问题。
马来西亚目前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肖像权法来处理所有用图争议,相关保护须结合个人资料、版权、诽谤等法律规则判断。照片或录像的版权,也不必然属于被拍摄的人。
作品的使用许可,与当事人的形象、名誉和隐私,是需要分别检视的问题,不能拿到其中一项许可,就认定其他界线已经消失。
在网络传播方面,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可能适用于符合条件的虚假、严重冒犯等通讯,但刑事责任还须符合相关内容与法定意图等因素。法律不能只因有人感到不快,就把公共议论或政治讽刺当成犯罪。
另一方面,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主要规管商业交易中的个人资料处理,也不能被当成涵盖所有隐私伤害的万能法。法律的边界需要厘清,保护人的缺口同样需要正视。
这些区别提醒我们,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各有任务。一段视频令人反感,不等于它必然构成犯罪;尚未达到刑事门槛,也不表示它值得制作、传播。
尤其当创作者借“玩笑”来回应质疑时,仍应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偏要让正在受伤的人承担这份娱乐?
而我们的关注也不能止于知名人物。社交媒体的广告里,普通人的照片被拿来做假内容;社交媒体的朋友圈里,孩子的画面被反复戏弄;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病人的难堪被包装成励志短片。这些内容都涉及类似的界线。说得直接,一个不愿公开的人,不该因为没有影响力,就只能自行承受。
你看,若社会只在名人受伤时才讨论尊严,那身为普通人的你我,便还得先争取关注,才有机会争取保护。
技术越是让视频制作变得容易,我们便越得在按下分享之前,想清楚自己与当事人的关系有没有熟到能使用他的形象。
有时,关心可以表现为安静,尊重可以体现为止步。让一个人保留自己的悲伤,也是他在人群中仍能拥有的一小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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