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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

2021-06-10 07:10:00 2491777

丁杰隆.从疫情谈城市低收入居住环境

城乡大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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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国家干预住房的政策并不显见,直至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郊区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谋求就业机会,从伦敦、巴黎、柏林到大西洋另一端的纽约,城市人口开始迅速攀升,住房无法负荷,贫民窟开始在城市周边蔓延。

英国基督教牧师Andrew Mearns于1883年出版的32页小册《伦敦郊外的哭泣》(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如是描述伦敦东区的贫民窟——简陋的危楼,漆黑的通道,垃圾散布堆积,弥漫有毒恶臭,虫鼠四处流窜,天井永无日照,没有洁净的水,也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的空气。

由于低收入家庭缺乏迁居和移动能力,他们往往必须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拆分成一间间比当时监狱囚禁空间可能更小的分租房(tenement)。但是,分租房的房租可能就占了微薄收入的一半,当租金上涨,或工作不稳定时,就容易陷入赤贫,即当时贬称的“危险阶级”(dangerous class)。此外,阴暗、潮湿且通风不良的居住环境,导致流行性疾病容易在贫民窟传播和蔓延,威胁居民的健康和生命。

过度拥挤的居住状况,以及其所衍生的卫生和社会问题,首先引起宗教机构、慈善组织和记者的关注,再经过他们的调研报导,开始让社会中上阶级如皇室、地方政府、议员、和进步企业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掀起了国家对底层贫穷和住房议题的介入,例如制定与居住权益有关的法律,地方政府承担兴建公共住房(council house),慈善组织和进步企业家也陆续建了不少劳工示范社区。

贵族和企业家关心城市低收入居住,当然也有另一面说法。由于住房是贫穷的最主要根源,而经贫穷引起的高失业率、社会犯罪和暴动起义,恐将导致政治动荡,影响统治的正当性和社会稳定。贫民窟里婴儿和儿童的高死亡率,生存下来的成年劳工常年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影响工作和工厂生产,也是主因。

渐渐地,公共或低收入住房随世代变迁而改进,从通风采光、卫生设施和居住密度等方面,包括必须配备浴室、中庭必须设有通风天井、每个房间必须有窗户、采光比例等,这些其实也都和公共卫生息息相关。

尽管马来西亚公共房屋系统同样源自英国,但却长期忽略了以上。若观察现有大部分马来西亚公共或廉价住屋的周遭环境,就能体会Andrew Mearns牧师所描述。

虽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不分贫富、年龄和种族,但是若放大来看,当前冠病确诊者大部分有可能皆来自B40低收入家庭或工厂住宿劳工。政府在城市地区展开的加强行动管制令(EMCO)和大规模筛检,也是主要针对人民组屋、廉价组屋,以及公共市场和工业区周遭的低收入社区。

因为病毒传播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其实和住房的规划和设计有关。公共住屋不能为建而建,在有限的土地把单位数量极大化,而不考量公卫需求和其他。许多公共或廉价单位并没有超过一间浴室,或达到卫生部指定的“理想”居家隔离标准,即独立的房间和独立的浴室,加上拥挤的居住密度,间接让其他家庭成员容易曝露在受感染风险。

更糟糕的是,政府必须尽力遏止B40低收入社区在发生大规模确诊后可能引发的人口生态衰退。由于贫穷缺乏收入,确诊者在康复过程可能缺乏充沛医疗资源支持,也可能缺乏营养补充,这些社区在疫情之后的五到十年,其居住状况、卫生状况、健康状况、营养程度、平均寿命、平均收入、生育率、辍学率和就业率等是否产生剧烈变化,都值得关注。

作者 : 丁杰隆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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