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入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作家

7天前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氛围渲染和丰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个叙事空间。在小说里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阔的社会主题,亦可描绘人性的深层情感。不过,学者型作家葛亮笔下的小说却是虚实交织,充满丰富褶皱,并隐藏了很多历史细节和行业知识。 以他的“家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记》为例,为了复刻粤港茶楼的饮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约6年时间,走遍粤港等多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考究。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笔都细入毫芒,通过岭南文化美食见微知著,挖掘出隐藏在料理后面的历史与人情世故。 “(这样)你的读者才可以有情绪上的共鸣,因为它的细节很真实,特别是有关于日常的部分。”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部分照片:受访者提供 历史最为丰满的地方在于细节,而细节往往散落在旮旯之处,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将各种脉络呈现得具体和细致。翻阅《燕食记》时,一股人间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语句间有很多粤语词汇,读起来有一种旧时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笔触很细腻地刻画出岭南饮食文化,还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楼行规,像客人指着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 这部小说从香港最古早的茶楼“杏花楼”开始叙述,带领读者体验茶楼空间的流变与社会变迁,亦融入很多关于粤港美食的习俗文化。葛亮举例广州人喜欢在过年前后吃黄沙大蚬,因为“蚬”取“显”的读音,有显贵的寓意。对当地人来说,吃蚬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记忆回溯。 葛亮笑说自己并非老饕,不过对饮食情有独钟,并认为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叙述岭南文化和特质。同时,食物还能够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戏曲、空间、其他非遗的部分。“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面。吃是很永恒的东西,你的口味代表着你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极度认同感。” 不过,他为此作品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情感准备与沉淀。“(记者:担心写坏吗?)倒不是担心写坏,而是我觉得你要动笔的话,我希望笔下的一方水土,必须要有感情的。否则,你会觉得写它的意义是什么?写作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 筛选少量考据素材“调味” 下笔之前,葛亮会有一系列考据过程,运用很长时间搜集资料、田野考察和构思作品。在创作“家国三部曲”时,《朱雀》用了5年,《北鸢》则是7年。然而这种长周期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沉淀,能够不断地反刍文字,用最精准的词汇去表达。 葛亮每一部长篇小说动辄要30至40万字,这样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心的创作意图和面向,比方说构筑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城市、一个家族历史,“它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体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定是很充实跟愉悦的。” 纵使有庞大的资料素材,他会悉数筛选,只动用少量素材为作品“调味”,让小说故事更为立体鲜活。不少人会以为在采集口述史时,受访者会不愿透露行业细节或流程。葛亮直言,许多老前辈比很多人想像的通达多了,观念也很新颖。 “他们没有说很多东西是密不外宣。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专业性太强,我一时可能catch不到,他们会说,‘葛老师,我来做给你看’。” 从未想过能当作家 葛亮有很显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外界将他比喻为“文坛贵二代”。面对这个标签,他却学会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添加任何压力。 当然,他年少时期压根儿没想过当作家。在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时,班上倒是很多同学喜欢写作,系上还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做美编,负责画插图和封面。”他开心地笑道。 不过,能报读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国“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个时期,孩子的大学专业方向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整个家庭的选择。为了争取更好的职涯机会和前途,许多父母会要求孩子攻读商科、法律或电脑相关的科系。 其实,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别是物理和工程数学。 惟,两老都没有改变葛亮的梦想,反而支持他读中文系。他坦言,选读中文系或多或少与父亲有关。从小,父亲给他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培养对文学的感知,学习文字的语言审美。随后,主修俄语外语的父亲又给葛亮接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无形中,他又被苏俄小说所影响,打开了小说的格局感,学会宏大的叙事和开阔的结构。这些“训练”为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艺术见解肯定也对我是有影响,不光是艺术观、审美观,甚至也包括写作观。虽然他不写小说,毕竟是艺术史学者、一位画家,所以他的著述(《据几曾看》)也是围绕这个部分,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电影是写作养分之一 其实,电影也是葛亮写作的其中一个养分。早在1998年,还在读大三的他就常常流连于南京的西祠胡同BBS论坛,其中“后窗看电影”板块尤其吸引他。而这个论坛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为他带来了很丰富的电影资讯和启发。 “我现在香港浸会大学里面,除了教文学,我也在教文学向电影转化的课程。”不过,主轴始终围绕在文学,专注在剧本分析和文学语言,探讨原著小说如何通过电影改编,达到有效的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介质。 然而,电影与文学的叙事空间终究不同。文学通常更加开阔,其叙事方式和语言构成为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与想像空间;一旦转化为影视作品,许多原有的想像会随之变得具象而具体。 “这两种介质(文学与电影)中间转化的过程,对我而言蛮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记》也在筹备做改编,“我自己没有参与,但我会关注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处理)。” 第一篇小说在香港诞生 出身在书香门第,葛亮会不会很早就开始写作?其实不然,由于他对写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动笔。直至他在千禧年远赴香港大学攻读硕博时,才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而这部小说成功刊登在文学刊物《收获》上面。正是因为这次投稿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亦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5年后,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谜鸦》,拿下第19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他缓缓地说,这个奖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获奖,很大可能写作兴趣会中断。“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对年轻的写者的这种鼓励,然后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当时有出版人跟我讲,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个小说集,包括《谜鸦》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它会是一个很实在的动力,让你继续写下去。” 长居香港的葛亮认为,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所谓温床是潜移默化地,让他能积淀题材、文学审美的感受,也包括历史感。虽然在南京古都成长,但未必会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达。香港却带他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重新认识故乡南京 “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一种审美体验,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会觉得,它和你的故土,作为一个城市而言,它的气韵的反差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躬身反照的心理——原来我的家乡还是很不同的。” “你会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当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 才发现家乡如此的不同。”有了这样的落差感,驱使他用文字去记录这些事迹。毕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欠了家乡和情感的债务。 “你太习惯了那个环境,没有发现到它(南京)的意义,或者没有发现它的美。” “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是来自于六朝(古都)的神兽,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访,便问了他,为什么“辟邪”会成为南京标志?辟邪是干嘛的?由于这个标志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烟品牌也有这个标志,反而不会特别留意或研究。 “他追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无法解答他所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习惯和蒙昧。” AI会不会影响创作? 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都会好奇AI会不会影响创作?葛亮则很淡然地说暂时不会。 “为什么我说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有情感的,而情感会导致你不会在所有的节点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人类会有缺憾,因为有遗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类在创作方面某些特质。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有缺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带来了难以预计的一些意外。” 他说,AI太完满了,在AI里面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遗憾的部分,是人类最无可预计,最精妙的部分。” 简介: 1978年出生于南京,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涵盖小说、文化随笔与文学评论,代表作有《飞发》《问米》《朱雀》《北鸢》《燕食记》《灵隐》等等。他曾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更多【人物】: 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 /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 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 为人民看烂片 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2星期前
2月前
2月前
我在英国的时候,朋友用短信问我有去找某某作家吗? 先说几个作家的故事。 多年前某上海作家X来马当花踪评审,很多大马作家以能与X谈话、合照或获得签名而引以为荣。一位曾经与会的大马作家,不知从何处得到X的地址,在一次飞上海时,特地上门拜访,却见不到X。 另一位大作家Y在访马期间,获得某大马作家的接待。Y态度亲切和蔼,大马作家提起曾写过Y的评论文章,希望得到Y的指导,Y请马华作家将文章寄给他的秘书。事后马华作家照办,此后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一位知名作家Z,在谈到与编辑的关系时如此形容:是“鱼帮水,水帮鱼”。这原本是很密切而自然的事,但大马前首相纳吉有类似的话在先,就让人感觉有互相利用之嫌。纳吉在竞选期间拨款给华校,并暗示选民回报,红颜白齿的说:我帮你,你帮我。 下面是我的故事。 我原本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去英国的打算,后来遇到新冠肺炎肆虐,多国沦陷,纷纷锁国封城,我即将计划挪后。 在此之前,我曾询问过一位居住在伦敦的前报人A有关住宿的问题。因为我会在伦敦待上数个月,不可能常住旅店,因此想找出租房子。A简单的交代说她不熟租房事宜,我谢过她之后没有再联络。 A在写作上曾咨询我一些技术问题,书写好之后,又问我出版事宜,我向她推荐了某出版社,后来她的书顺利在该出版社出版。她从英国回来,没有联络我。 新冠肺炎期间,她在某报以日记的方式写了在伦敦的相关报道,后来没有续文,我担心她的情况,脸书上看不到她的消息,也找不到我们之前在Messenger 的信息,便问同住伦敦的另一位也是作家的前报人B,对方回答说他与A不久前有聚会,她好着呢。此时我才知道我被A拉黑了。 在英国,我连认识的人都不敢找,深怕给人添麻烦。因此,你说我会去找那些作家吗?
3月前
新纪元大学学院日前举办了两个性质接近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创作营与文学奖养成班。作为统筹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副教授说明,随着社会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语言发展和经济实力有对等关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系统化地学中文。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学生深化中文应用的能力,这其中包括欣赏与分析。 文化底蕴让我们走得更远,保持优势。我们貌似是大陆港台以外应用中文领域最如鱼得水的一群,然而现今学习趋势恰恰相反。部分家长认为中文能力只涉及听、说、读、写。随着全球对文案越来越重视,对语言要求便不只是停留在沟通。另加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唯有深化和强化中文,才能应付未来局面。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去赏析优美的文章,鼓励孩子更懂得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完整的想法。 郑诗傧提及,日常教书时发现学生很容易放弃表述。当他们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述,她都会鼓励孩子尽量提升这项能力。她本身很重视阅读与创作,主催这两个活动,并不是以功利角度看待这件事,而是想透过一些积极因素激发年轻人创作。“年轻人很需要被肯定、需要平台,得奖无疑是一个最快被关注的渠道。喜欢写作的人心里都有同一种声音,希望被看到,得到有代表性的作家、评审老师的肯定,告诉他‘你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羞于出口,不表示它不存在。她鼓励青年作者勇于谈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出书或得奖的荣耀?文学奖养成班是基于这点而设立的。至于青年创作营则是下放到更广的层面。新纪元大学学院适逢其时,除了驻校作家杨隶亚,还有伍燕翎、王修捷、黄子扬,校友邢诒旺、谢明成、梁馨元、丘凯文、李承澳等人。青年作家,可培养新一代的青年作家。 文学营导师蔡晓玲博士也分析了两个文学活动的分别:一个是面向明日之星,一个是面向中学生。当然,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她相信创作这件事无法通过传统教学那种老师教学生的输入方式,但可以通过创作经验或观念的分享,让另一个人有所获得。 文学奖犹如四年一度的奥运 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意与品牌部总监黄子扬也提及,10年前他还是个新秀,文学奖对他的意义是被文坛看见,证明自己,透过参与文学奖拿到进入文坛的入门票。10年后他还是会参加文学奖,看待文学奖却已有不同观感。“短短10年内,媒介变化很快。如今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和发声的机会。文学奖保留了一种专业性,经由更专业的眼光去评作品到了什么水准。让资深作者去评断年轻人,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文学奖是一个标杆,如奥运选手不断锻炼自己,四年一次互相竞技,看到自己水准写到哪里、自己作品是长什么样子。透过“新秀的标杆”,透过文学奖去证明自己达到哪个高度,这其中有一种专业性存在。换言之,文学奖在日益泛滥的发声渠道里,依然是新晋作家的定海神针。 杨隶亚认为,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无论几岁都能参加文学奖,文学始终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没有年龄限制,以学生参赛来说,不只能在出社会之前取得一份专业认可,奖金还比在校园打工更多。“我常鼓励年轻作者多多参赛,因为新手特别有‘得奖运’,他们作品中的纯粹,常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敢,让我们看见年轻人是如何打破时代框架,这是最可贵之处。” 蔡晓玲则认为,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这应该是比考虑得奖与否、回响如何,摆在更前面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为了写而写,散文的话很容易变成为文造情,小说的话也恐怕会过度炫技。先通过散文与自己对话,回到那些深刻的场景中。不是日常琐碎的,而是深刻完整的片段。这些片段有可能是当下的处境,也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回忆。但即使是当下的事,它必然是被过去的某些经验所影响的。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往回追溯。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驾着车在一条路上,你看着旁边那条与你反方向的路有无数的车,堵着,而你这条道上并没有车。于是你不断地驶向过去,一边写,一边追问与思考。如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或关怀,即使幻化成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还是能触及幽微处,让读的人——不管是文学奖评审或一般读者,也有所共鸣。” 文学的社会价值 杨隶亚说道,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你或许喜欢读、喜欢写,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文学奖,它可以是生活中陶冶性情的存在;倘若你心中向往成为一名“作家”,渴望“出书”,那么规划自己的“创作方向”就很重要了。 这次的文学写作课程最关键是“构思一本书”的诞生,不再只是把累积多年的作品整理集结,她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创作计划大纲”,让创作者尝试挖掘自己最关心、最擅长的主题,进而成书——往往这样的作品最能反映“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是我们为何会创作的初衷。 文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郑诗傧特地提及一本书籍:林达夫妻所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一群犹太儿童被拘禁于集中营时恰巧跟文学家、教育家一并羁押,他们貌似没有明天,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点燃最后的希望与艺术火苗。若儿童能幸存,心中还有一丝光,就可以对抗黑暗。 而文学,就是这种光。“侵略家占领一个地方首先一定是残害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他们害怕社会开眼,而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应该让青少年乃至社会开眼。” 相关报道: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动手升级再造把垃圾变黄金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看清医美价值及概念误区 恢复原有自信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纸扎艺术需新血夕阳行业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方志聪教练:跆拳道展现人生态度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在数字时代阅报,鼓励中学生紧跟社会动态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为什么我会被抛弃?”弃婴展“提倡尊重生命
3月前
去台湾念书,是叛逆的选项。念美术系,也是。美术课上不太听话,叛逆。走进没人看好的婚姻,叛逆。30岁开启作家生涯,出发点也是为了反抗什么。 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书,10年来创作不断,她写诗,写散文,画绘本,得过一些文学奖。2024年,马尼尼为发表首部长篇作品《故乡无用》,转身凝望自己的家乡,写的尽是无用的人。 “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没想要迎合谁。”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受访者提供 在访谈起始,把“叛逆”两个字抛给她,她接住了,静默一阵,说很少有人看到她叛逆的问题。说着说着,叛逆几乎贯穿了她的人生走向。 小时候其实很乖的,是成绩很好的那种小孩。听话。不用师长操心。 青少年听中国摇滚,身体里隐隐鼓噪着一种年轻的愤怒,再用画笔抒发。“叛逆是在心理的,跟实际表现相反。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很乖的人。” 高中毕业,乖小孩变得乖张。“我要开始面对自己的叛逆。”叛逆是不听大人的话。叛逆也是,明明成绩很好,却背弃人人眼中“更好”的选项,报读台湾师大美术系。叛逆难容于世,往往不是因为坏或恶,而是过于天真。 “我是理科生,班上的人都想当医生、工程师,所以心里有种好像已经没法再跟其他同学聊天的感觉,因为只有我去了一条很不被看好的路。”原因很单纯,“就是喜欢画画。” 没想到大学4年,拥有相同喜好的台湾同学,却也没有要跟她说话。“他们看不起侨生。”没遇到好同学,也没遇到好老师。托着理想飞到远方,学不到半点东西。一个本该教人创作的科系,活生生吃掉一个人的创作欲望。一个毁灭梦想的地方。“毕业后我根本不想再画画。所以我其实很愤怒啊。什么都没学到。” 选择做自己,需要承受很多挫折,“美术系读出来,没有出路,没法赚钱,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马尼尼为曾在画廊和公共艺术公司上班,也有过到处打零工的日子,偶尔投投稿。“到后来其实也没人看好我的婚姻,我还是去结婚了,就是一种叛逆吧。” 她的婚姻生活,有先生,先生的妈妈,先生的弟弟,接着多了一个儿子。大家住在一起,台北房子小,摩擦多,磨出了她的写作欲望。 很多话想说。用他们不屑看见的方式说。 “我对我婆婆实在有太多的忍无可忍,觉得她跟原生妈妈差太多了,所以第一篇我想写的就是她。从那之后,我想写更多,写了我婆婆,写了我先生,再写我小叔,拿去投稿。” 幸运地,这些稿件被台湾独立出版社打捞,集结成她的第一本书《带着你的杂质发亮》(2013),书本原先有个更直接的名字,叫做《台湾没那么美好》。 在写作里得到解放 总是有很多愤怒。 她从不遮掩心里的恨与不满。是这些东西唤回她想创作的魂。 当了母亲,她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2015);恨透了先生,她在诗集《我们明天再说话》(2017;原名《你父亲已经死了》)里“杀夫”;杀一次不够,先生在隐晦家庭3部曲绘本(2019;《老人脸狗书店》《我的蜘蛛人爸爸》《猫面具》)死了一次又一次。 “人都会有不满。或者说,我觉得写作者是一定要有不满,如果我真的生活很幸福、很安逸,我应该不会写作。”平淡的东西,她也不想写。“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也没想要迎合谁,我觉得生命再也不会去在意谁的眼光了,已经肆无忌惮,全都不管了。” 她在写作里摆脱现实的禁锢,得到解放。 回到现实,写作始终是被亲人看不起的事。10年没有上班的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喂养家庭。“被看不起是一种感觉,人的头脑会忘记细节,所以我不会去记得谁看不起过我,但有种感觉一直是这样的。”生活最辛苦的时候,也是马尼尼为觉得写作最好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未来不稳定,因此更要抓紧时间去写,抓紧机会去写。 定居台北这些年,她数次获得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辅助,可以持续有作品面世,包括散文集《没有大路》(2018),里头写她的母亲,她的家乡。6年后,她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助计划,有机会出版《故乡无用》(2024),再次书写她的故乡,她的家族故事。 “其实放很久了。我想写我妈妈那一代的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妈妈、故乡都是写不完的。” 故乡是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马尼尼为的故乡有3个。 童年栽在拉美士,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小到整个城镇只有一间华小。全家住在父亲工作的橡胶厂宿舍,9年没接触过一本课外书。四年级,她转校到麻坡,住在阿公阿嬷家,读了很多很多书。14岁那年,妈妈在娘家附近买了一间房,她从爸爸的故乡搬到妈妈的故乡,在渔村溜达着长大。 3个故乡,揉成《故乡无用》里的场景,假假真真。“大部分是真的。”书里的亲戚故里,自杀的自杀,迷信的迷信,发疯的发疯,失败的失败。多是没有学历,没有发达,丑得活生生的,无用的人。 “这也是延续一种叛逆的心态吧。我从没想要自己的作品出现所谓成功的人。当然跟我的处境有关,因为经历过这种不成功的感觉,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能和他们感同身受,也才会去写这样的东西。” 19岁去的台湾,转眼二十多年。在异乡生活的日子,已经长过待在故乡的时光。每年她会回家至少一次,也从未真的想清楚,人究竟要回来,还是继续留在那里。是故乡的力量吧,她说,一个人终究无法在他方生出归属感。 “故乡是一块泥土,它会不停长出东西。是一块野地。野生的。每隔一阵子回去看,它会长出不同的东西。”对写作者而言,“故乡也是我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作家之外的事 故乡是写不完的,人又怎会没有乡愁。 蜗居台北多年,双脚不着泥土的地方,马尼尼为也找到她在异乡的故乡。 “我的乡愁,可能就用我的猫来填补吧。”在马来西亚,猫是在外面跑的。在台北,她可以养猫,摸猫,吸猫,跟猫一起睡觉。她把猫称作妈妈,称作故乡。“因为它是那么自然。所以我很方便,去到哪里都有一个妈妈。它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乡愁。” 猫总是蹦蹦窜窜在她的作品里。她在诗集《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2019)写自己和猫的爱情。猫是她创作里,不满的反面,是爱。爱不会止于言辞而已。 “我一直拿台湾当局的辅助,有幸可以写作赚钱。我在想,作家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一个人能够每天坐在家里写作,完全不用对社会负责?我是不是要走出去,回馈社会?那我应该关心台湾的什么?” 她关心到了动物收容所。 2021年获得“台湾书写专案”辅助,马尼尼为走进收容所采访工作人员,写就《今生好好爱动物:宝岛收容所采访录》(2023)。期间,她看见很多洞孔,没有人填补。采访结束,她没有离开这个场所,留下当志工,找纸箱,铺纸皮,买饲料,带猫咪看医生,也发挥自身号召力,在脸书专页向大众募资、号召人们收留领养。 一边居家写作,一边闯收容所,心情落差很大。 “是完全的对比。好不容易写了一本书,你看不到任何成效。在收容所待一下午,我做志工能够影响的事,能够改变的事,我能带出一只猫,就改变一只猫的命运,是很实际很实际的。” 台湾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支撑她写作。写作给她面对生活的力量,只要还可以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害怕。如今她也有能力走入台湾社会,用实际的付出带来改变,这会不会换来一丝在他乡的归属感? 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这么看的。 “我最大的惊喜是,文字能够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一个作家,出一本书十本书都可以说是走了很远,但是能够每年募到一笔钱,帮助一百只猫,其实这些都是文字的力量,是我没想到的文字可以带给我的力量。 “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去到一个很远很远我没法想像的地方了。” 更多【人物】: 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在菜市场里,找下一个写作题材 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 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3月前
台湾作家马翊航是台东卑南族人,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他在距离部落1小时的池上度过童年生活,成长后才有族名“Varasung”,学习族语也是几年前的事。 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更是他在不会写族语的情况下书写的。身为原住民作家但不会说族语,对原住民文学不理解的读者,乍听之下或许有些“不对劲”。但马翊航却认为,对一名创作者而言,这个身分带来的生命经验更为重要。 “原住民文学不见得‘只会’或‘不会’族语,而是关于原住民这个身分。”马翊航说。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黄冰冰 “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走在路上看见不同族群的脸孔、不同文化的街区,好像你可以用很短的距离,就能穿梭许多不同的文化空间。”伴随声音和味觉,各种强烈的城市色彩带来的刺激感,在游走吉隆坡3日后,马翊航笑言每日都处在“感官超载”的状态。 这是他第一次探访马来西亚,但行人在耳语间传来的语言却微妙地熟悉,“马来语跟建和卑南语属于南岛语系,所以有些字相像、有些一样,就像‘Ayam’在马来语里是鸡,我们是鸟。”虽然学习族语是成人以后的事,但对原住民身分的想像,在他的记忆中始于青少年时期。 不要忘记你的身分 首次离乡背井,是马翊航到花莲就读高中之时。这时的他开始接触文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学创作不在课堂作文考试的框架,更可以用来回应自己生命问题。”当时,他曾出席一场与乡土文学有关的文学营队,因指导老师、台湾诗人向阳的一席话有所启发。 “向阳老师对台下的我们说,‘如果在座有原住民学生,请不要忘记你身上有很重要的血液,你要用你的方法为你的族群书写。’我在当下没有举手说‘我是原住民’,但这一番话像种子种在我心里。” 然而,当他在思索与原住民的身分连接,却发现从出生地开始,就有了距离。童年住在距离建和部落1小时车程的池上,除了来自台东建和部落的父亲,母亲这头有初鹿部落的外婆、来自云南腾冲的外公,继母是闽南人。家族间多重族群的融合,让他对原住民身分感到困惑。 “我以前也不会说族语,可是当人家知道你是原住民时,自然会对你有些期待。”每当旁人提及此身分,接下来的提问:“卑南族有什么原住民文化?你有专属的传统服装吗?祭典时回部落吗?”这些问题在他身上,貌似得不到答案。 高中毕业后,马翊航到台北继续人生旅程的下个阶段。离开原生部落看似越来越远,但该如何回应原住民身分的相关提问,他不曾停止思考。 要从家庭开始认识自我身分 在16岁写了一篇身分相关的文字,即便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硕博士读的是台湾文学,但过了很长的时间,马翊航不曾处理原住民写作。“我电脑里都是写作的草稿,有一些题材放了七八年甚至更久,但很多都不曾发表。有一些是没信心,也有更多是关于同志的身分和家里的关系,或许也是还没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 2019年,他35岁,出版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书名语带谐音与双关。 “山地话”是马翊航面对关于原住民、农夫的小孩、同志等多元身分和语言的探问;“珊蒂化”则是他用载歌载舞的美丽妖娆身姿,书写家族与个人记忆中的原住民与性别经验。 “以前的担心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它有几道门慢慢被打开,所以在《山地话/珊蒂化》要加一个斜线,因为它不是用正面的方式直接去处理族群。”他认为,要认识自我身分得从家庭开始,“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将我生命里很多语言族群的接触点,一个一个描绘出来。所以我才在一开始说,到了吉隆坡有很多族群声音的接触点。” 即便出版了和原住民身分相关的散文集,但那时的他仍不懂族语。 发现不一样的世界观 成年后,马翊航才有了族名“Varasung”。而冠病疫情期间全球封锁,这才让他空出时间配合台湾师范大学的进修课程,开始学习建和卑南语。 5月初,他和台湾诗人、作家陈柏煜在诚品生活吉隆坡店举办题为“想像鱼刺刺了一下”座谈。之所以命题如此,源自建和卑南语使用喉塞音。他说:“老师要我们想像‘鱼刺刺了你一下’或‘拿手指压进喉咙’。这样做以后很自然地就发出(音)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想像。” 透过学习族语即多了一个管道,增加与部落或亲友的对话机会。惟他表示对话不单指用族语直接与族人沟通,而是让部落里的人知道在外族人的孩子,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关心部落文化。 而不透过翻译便能读懂族语,马翊航表示偶有惊喜。他从一样的词汇发现部落不一样的世界观,以野生植物血桐树为例,“这个植物被割开后留下的红色汁液像是流血,因而得名。在部落里血桐叫做auvuv,同时也有流血的意思。” Auvuv用在日常对话,更接近‘呵护受伤的人’。在建和部落里,若小朋友受伤时,族里的人就会说“auvuv auvuv”,马翊航进一步解释:“族语跟植物间仿佛有另一种互动的关系,因为血桐这个植物是‘受伤的植物’ ,所以要去抚慰它。” 目前生活在台东建和部落的卑南族人,少于1000人。而能够流利使用族语对话者,大多为50岁以上的族人。马翊航对比不谙族语前,如今更愿意回到部落参与祭典,从中了解当地的生活境况。 “对我来说,并不是因为被一些事情触发后,才转过身热切地拥抱我的身分。我反而想用比较自然、随缘方式……人生中出现了什么是你的境遇,而写作只是把这些境遇写下来。” 重要的在标签底下 人的一生必然伴随许多标签,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某一个群体。马翊航是一名作家,而“原住民作家”是他对外的其中一个标签。虽然他并不排斥被标签,但会警戒出现预先指定的情况。 “例如在我没有学族语前,每当以原住民作家出席文化活动,主办方会问是不是可以用族语朗诵文章,或者有人会说‘你应该要有一个族语名字,”在思考原住民文学时,他认为不见得“只是会”或者“不会”族语,更重要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身分。 马翊航传递予大众,台湾原住民不只有一种原住民,有很多的部落以及不同的生存状况。有人生活在城市,有人生活在部落,有人不断来回在两者之间,甚至也有人在海外。这些生存状况,或许是受到社会影响,也有国家的介入,但社会时常以“一个人会不会说族语”“愿不愿意亲近自己的部落”视为个人的责任,他说:“很常听见的就是:你不爱你的部落,你不爱所以你不回去。” 他强调台湾原住民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很可能经历了不同的缺损、不同的移动,“原住民的身分包含几个元素不断交织,像是血缘、生活空间、语言表达和生命记忆。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种生命状况当中,所以标签底下的东西才应该关注,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身分随生命历程不断变动 对他而言,文学写作是一段不断与生命体验互动的过程,“在不会族语前,创作有它的互动方式;在接触族语之后,它又有它的互动方式。” 从青少年到现在,马翊航视文学为梳理身分的媒介,问及是否因此从写作中找到了自己?他表示不会那么快为此下定义,“‘找到了’好像目标已经在了。我觉得目标在了,人的行动就会停滞。火车到站,你下车后就不在这个车上了。” 而写作是一直不断进行的过程,这个“回答的方法”也会随着时间和生命历程不断变化,“身分也一样。我是原住民,我是男同志。对我来说,这个身分永远都在变动。”他认为看到这些变化,远比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更重要,“我不是不为我的群体发声,而是想让其他人看到原住民、同志也有这样的角色存在。 或者是说一个学习台湾文学的人,在里头也可以有这样的风景。” 【马翊航小档案】 台东卑南族人,1982年生。池上成长,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曾任《幼狮文艺》主编,著有个人诗集《细软》、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合著有《终战那一天:台湾战争世代的故事》《百年降生:1900-2000台湾文学故事》。 更多【人物】: 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军事电影务求逼真激烈 ,徐添发:As real as it gets 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 ,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
4月前
马华作家与张爱玲,两个关键词看似并无关联,在苏伟贞身上却像是一个连接点,究竟两者之间有何关系?身为学者、作家,同时也是老师的她,面对学生请教写作一事,她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报道:实习记者 陈德兆 摄影:本报 陈敬晖 吉隆坡第一国际机场入境口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好像全世界的接机人都是这般迫不及待。只是接机意味着需要等待,在这等待的间隙总会让人无意识地晃神。可正是这晃神的片刻,苏伟贞便和她的学生林明发走到了入境口前,她步履轻盈,身穿黑色风衣,拉着布制行李箱就走了过来。 载送苏伟贞从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大约一个小时。下机的旅客上了车,一般会趁机在这段时间里合眼养神,但她不是,反而一路都在低头对着手机看。我通过后视镜查看,她似乎在处理公事,一直到达旅店才真正地放下手机。 再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是应依大文学季之邀,以《文学:这神秘的磁场,转换了时间》为题,为在地大学生分享历史如何塑造成文学经典。题目虽看似深涩,却意义深远。其中引用了各不同作家、学者的说法,以及文本来阐释,如童伟格、骆以军、陈思和、北返作家王啸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包括她自己的小说《陪他一段》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这是她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演讲。 到香港念研究所 结下马华缘分 从到达马来西亚后的第一个晚餐,苏伟贞便自称是“马华之友”,接下来在依大文学季以及和马大中文系合办的两场演讲上,皆能听到“马华之友”这个代号,甚至在演讲过程中不断提及马华作家及其作品,如潘雨桐的〈烟锁重楼〉、留台马华作家商晚筠的《七色花水》、李永平《吉陵春秋》、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等等。先不论她与黄锦树、张贵兴等人的交情,从最初要到香港念研究所这一件事情,便可窥看她最初的“马华缘分”。 1986年两岸文化交流开放之际,苏伟贞和她的先生张德模多次前往大陆探亲,过程中亦结交了许多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常常待在一起聊天。如此长期以往的聚会交流,苏伟贞说,“如果有了工作,或许在交流上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于是想鼓励张德模到校教书,但因年龄关系,最终换成自己去念书。 关于选择去香港念研究所这件事,苏伟贞说,“毕竟香港也不远,所以后来就去了港大,那也找到指导我的老师李家树。”与香港大学的机缘,也涉及一位新马学者林绿,苏伟贞更是强调需要记得这个名字。 林绿,原名丁善雄,大学时期就与张错、王润华等人创办《星座》诗刊,后来获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研究所。“他是到美国去学英美文学的,后来在师大教书,也会长期在港大的中文系客座。后来我知道他在那边,就跟他联络,那他就帮我牵线,所以其实是从林绿开始的。” 论文研究张爱玲 开拓“张派作家”概念 张爱玲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应运而生的则是一众私淑张腔的作家。王德威曾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指出,张爱玲的文学技法与写作姿态几乎影响了大部分的作家,从而形成了“张派”作家群,这当中苏伟贞便是一例。 和张爱玲的缘分,实际也与写论文有关。苏伟贞说,在书写论文和研究主题上其实也遇到一个问题:基于本身也是写作者,让她一时之间要研究谁的作品成为一件为难的事情。 苏伟贞曾在《联合报》副刊工作,身为编辑,因缘际会与张爱玲通信。虽然张爱玲不怎么回信,但苏伟贞依然会照着自己职务的责任继续写信,这样的机遇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管道。苏伟贞说,“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常与张爱玲通信,也因而对张爱玲的作品较为熟悉,在这样的契机与熟知度下,研究谁、什么文本,貌似就这样一点就通了。” 念硕士期间,苏伟贞研究了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小说,包括《赤地之恋》《秧歌》等;博士论文则开拓“张派作家”的概念,将之导入台湾文坛,后著成《描红:台湾张派作家世代论》一书。然而,对于“张派作家”这一标签,苏伟贞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在乎标签的人,在进入学界之后,我很清楚必须要归纳才好研究,若没有做一个题目来归纳的话,基本上很难展开研究。” 身为学者,标签是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唯有标签,在研究上才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探讨、分析。但“标签”有时候即意味着局限,“张派”一词仿佛又是两面体,是好是坏都是个人的想法。王安忆与黄碧云,前者不同意自己为“张派传人”,后者亦是反感这样的称号,作家或许都有自己的坚持与看法,包括林俊颕对初期将自己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会有窃喜之感,但后来也表示,若时间久了还是被这类“标签”束缚着,不就说明自己并没有什么进步吗?这仿佛是一种隐喻与暗示,是大部分作家都不愿面对的结局。 但进一步延伸,研究张爱玲或是“张派作家”有何意义?过去提及张爱玲,大部分人都将之抬上神台的位置。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张爱玲”、“张派”几乎成为了重要的关键词,苏伟贞说,“1995年张爱玲过世,新世纪还会有人谈张爱玲吗?还有人是张派作家吗?这个书写怎么持续下去?”接连几道问题换来的疑惑,也印证了研究主题的时效性。 研究学术就是一路披荆斩棘,不全然是通畅无阻。念博士班期间,丈夫张德模患癌,她一边照护一边念书,直至丈夫去世,原先念研究所的目的也随丈夫离去而渐渐消散。 天稍暗了下来,我若隐若现地看到她的发丝反射着微微的紫光,仿佛岁月的递增并没有消磨那份坚持。一切看似到头,但念书这件事却一直都在持续着。 时代更迭 标签亦会更换 同样被归类为张派作家的还有朱天文,和苏伟贞皆与张爱玲有过一段戏剧性的一幕。 1994年,台湾时报文学奖设立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分别由朱天文和苏伟贞获得首奖及评审奖;同年亦将“特别成就奖”颁给张爱玲。苏伟贞说,“去领奖时看到我们3个人的照片摆在大礼堂那里,大大的,非常的戏剧性,那一刻简直是人生的巧合。” 从“祖师奶奶”到“张派传人”,3人齐聚在那样的文学盛典上,仿佛缘聚于此,是神秘的定局。 但现如今,传奇已逝,其成就是否还会成为其他作家追捧的榜样,在现在的时代看来似乎不得而知。但若是再将朱天文放置在“张派作家”的作家群里,恐怕早已不合时宜了。苏伟贞说,“在书写程度上,或许她已经超越了张爱玲,有了自己的成就,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她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一时的标签会被将来的标签撕下,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的。” 时代更迭,标签亦如是更换着。 写作是教不来的 谈及张爱玲,不免提及关于写作这回事,当问到关于“如何成为作家”这件事时,苏伟贞回复“我的答案永远都是我没有办法教你。” 常有学生会拿着自己“非课堂作业”的作品给她看,但她都会拒绝学生的这一要求,看似无情,却是最真实的教导方式。作为老师,批改课堂作业是责任、本分,但要求看课堂之外的作品,然后告诉学生如何写作是自不量力的。 “写作是教不来的,我都会鼓励他们先去好好地看书,如果有写作的可能,你就会在书中找到一个你会要的东西。” 要写作,读书是本分。苏伟贞坦言,她所认识的作家个个都博览群书,若没有这样的历程,要写好小说是很难的。她也举例,像骆以军《匡超人》并非随意的借代经典,那是必须要看书看得够深刻,才能够借代《儒林外史》的“匡超人”概念及形象,而借代的同时要如何将之变成现代的书写,那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作家苏伟贞简介 台湾台南人。政治作战学校影剧系毕业,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曾任职于军队、《联合报》副刊副主任兼《读书人周报》主编,前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致理科技大学教授。曾获得联合报文学奖、文建会优良舞台剧本奖、国军文艺金像奖、银像奖、中华日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评审团推荐奖、新闻局出版报导主编金鼎奖、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说奖、府城文学奖等。著有《红颜已老》《陪他一段》《世间女子》《旧爱》《离家出走》《来不及长大》《离开同方》《热的绝灭》《沉默之岛》等。 更多【人物】文章: 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 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 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5月前
脱离职场后,头脑风暴也好,脑力激荡也好,与我皆属天各一方,互不来往。偶尔会惦记集众思,广忠益也的日子,一群人或数人小组,在一个设定主题、有截止期限,把预定的建模完整呈递,成品毋庸完全交由某人或市场鉴定,只要在过程中探求到彼此间的进取,就是千金不换的劳绩。唯有全程参与,才能细微地体验到里头的各种况味,从合作伙伴变身战友,戳力奋勉而成,就算缪斯缺席,集合不同的脑汁在熔炉搅拌,蓄力接力发力,上桌之际,早已不是一道佳肴那么简单了。 小小星火燎原成大火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微之不慎,星火燎原,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头,我不停“撩”好友庄益安,“你的文字见报率这么高,堆积起来,已经是一道蜿蜒盘旋的罗马路了,还不结集成书待何时呢?”一次又一次诲人不倦游说他出书,最终大家在半推半就情况下拱上了“开工大吉”的牌匾。两人力道淡薄,拥有三四十年编丛书、编杂志经验资深美编陈鸿宝,同时他也是庄益安第一本著作《思念的猫头鹰》的负责人之一,把新书编版的重任交给他,一定是不二首选。 把自己赶上架子的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封尘的笔记型电脑找出来,不卜而知的事,就算让我翻箱倒柜找出来,电脑早已失灵,急急拨电给身在南部的妹妹商议,到底应该拿去修理还是买一架二手电脑呢?在MCO买了两架电脑给孩子上网课的她,主张帮我寻找二手电脑,一个星期之后,收到妹妹委托电脑公司寄来的大邮包,汇上700大元即刻开工。 一个在米都,一个在吉隆坡,最远的那个作者在英国,因为时差关系,不想一旦情急影响彼此生活作息,我和他们协议,不在电话中建立3人群组,大家采用一对一的对话方式,这样更能明确地传达所思所想,让整个进度更为流畅。在花了11个月把这本书编完之后,我代入了英国的时间,终于搞清楚“七上八下”的细微差别。英国与俄罗斯相差6小时,英国与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欧洲区的时距,就像我们与泰国的一时之差。在刚刚过去的3月最后一个星期,英国凌晨拨了快钟,马来西亚和英国相差7小时。进入严冬是再拨慢一小时,变了8个小时的距离。虽是如此,很多时候还是会昼夜不分,有文字需要删改、补充,彼此都会在WhatsApp先以一句“亲”开头,对方一旦有回应,立即切入正题,倾泻急事,大家有如日夜守着电话,通常都不会超过30分钟,就会迎刃而解。 还有一件趣事,我习惯了用繁体,对于简体字的敏感度极低,有好多字体一旦转为简体,很多部首都简化到认不出来,人啊心啊鸟啊虫啊,不是不见了原型就是三变一,搞到我不停画饼、添足,最后交到美编陈鸿宝手上时,竟然变了一堆奇形怪状的乱码字体,大家急如热锅的蚂蚁,再三研究之下,原来除了简体与繁体之外,庄益安写的所有文章都是用手机手写体,所以在数款不同的输入法融合之下,出现异象是完全合情理的,最后靠着陈鸿宝智力,一切化繁为简。 至于为什么会选用《日光.7号书房》,庄益安一早心里有谱,他在英国住址7号,大大小小创作都在这里诞生,所以《7号书房》是一直坚持的原型概念。我犹嫌单调,再推敲点化的字眼,后来想了十多个,包括《7号书房昼与夜》、《酿字7号书房》、《眷守7号书房》,一度我极力推荐用《日安.7号书房》,因为这句可以用在早午晚安的问候语,有着极为瑰丽、华美的画面,但庄益安生性低调,心坎卡在“安”字,觉得有如在用自己名字打书,陷入犹豫之间。 日光日安皆是好 后来,我退一步想,一本书的最后主人是作家本身,若有一丝的抗拒,或多或少都会造成日后内心妨碍,所以割舍了《日安》,但对于“日”字,内心有着固执拘泥的喜好,我喜欢有光有希望的文字,看了之后有一种推动的余味,而不是戛然而止的断句式。一日,忽然之间,忽然想起三毛写词、李泰祥写曲,有河童有稻草床的〈一条日光大道〉,再想起许茹芸情思缠绵的〈日光机场〉,霎时,《日光.7号书房》完整浮现在我目下。 当一遍又一遍地推敲每一个字眼,在浩瀚字海中挑出错别字时,内心是悲喜交加,开心的是又少了一个可能性的错,沉重的是,有没有看漏眼,还有很多埋伏的地雷呢?我开玩笑地和庄益安说“校对那一栏,可以不要放我的名字吗?从来没有人会赞美这人太会校对了,但若有差错,校对者肯定要凌迟处死”,最后我决定自欺欺人地在那栏目上放了自己的英文名字,或许就无人知道是我了。 我试过很认真地对庄益安说,身为你的执行编辑,当你把所有文字写好之后,后续的工作就交由我吧,没有沙石就不够人性化,但我会尽力做好编辑的所有工作,等到付梓成书那一日,你只需在那接受赞美就好,所有好归你,若不幸有瑕疵之处,那些坏有编辑承担,不是我伟大,而是当一个作者,真的真的,不易,格外需要全心吝惜。  
5月前
5月前
5月前
6月中旬,台湾知名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连续两日在“诚品吉隆坡”开讲。首日带来新作《也好吃》,谈“从吃好吃到写好吃”。但“文青”好像更有号召力,次日以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谈“一个台湾文青的告白”,圈粉本地老中青几代文青。 现在语境里的文青,好像跟文学艺术没什么关系,更像外表和消费行为凑起的标配。在这位台湾资深文青看来,文艺是文青的安身之处,“艺术有歧义ambiguity,这个模糊性和可做多元解释的空间,是可以安放人心的地方。”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黄玲玲 马世芳自2012年在台湾科技大学教授“文艺发展与流行音乐文化”,谈流行音乐文化史。单听课名,可以想像选课的多半都是文青。他布置期中作业“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歌曲不限国家、语言,仅限10年内发表。12年过去,历年较多同学写的有周杰伦〈稻香〉、胡夏〈那些年〉、灭火器〈岛屿天光〉、黄明志与王力宏〈漂向北方〉、蔡依林〈玫瑰少年〉、老王乐队〈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草东没有派对〈烂泥〉、康士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好像能从中看出端倪,歌手从天王天后演变到独立乐团;有的主题紧扣社会脉络,与太阳花学运、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关;近几年则有体现年轻世代消沉厌世之感。 马世芳说,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自己有认同感,或歌词反映出想法的歌。例如〈漂向北方〉,黄明志明明写的是北京的北漂,却意外扣合台湾学生离家,北上台北求学的经验。其实脆乐团也有一首类似描述的歌曲,〈揹上悲伤北上〉。 毕竟只是课堂作业,这份样本数不多,又有取样偏差的“榜单”不具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马世芳认为,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同学可是认认真真反思这些歌跟自己的关系。他感念学生掏心掏肺,将生命经验、成长故事连结到歌曲,分享为什么这些歌会打动自己,“我觉得这些故事最珍贵。” 〈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烂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从学生选曲反映出的厌世感,马世芳从他们的文笔中贴近观察一二,学生处在竞争激烈的环境,挫折感也很重,干脆摆出一副不在乎,或者躺平的姿态。 身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时代 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 在马世芳看来,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一代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就处在观看和被观看的状态。打开手机,人人都在晒自己,相互比较。顶尖学府学子,成绩好似乎是必然,课业以外要玩得更加精彩,玩社团、搞创作,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厌世点好像比较舒畅。 他也从作业里留意到学生有情绪病的趋势。那不一定代表患病的比例升高,而是年轻一代有病识感。病识感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情绪出状况,懂得求助;又或者有能力发现身边朋友的异样,想办法接住对方。比起自己大学时期,不知道忧郁症是什么,马世芳认为现在学生懂得上辅导室,不再视之耻辱。他不紧张,因为学生愿意讲出来就是好事,就表示还OK。 流行文化乃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 就如马世芳以往的书写,写的虽然是音乐,但更多是背后与时代和生命的连结。“我希望通过音乐这个介质去讲背后的时代。”他说,“因为流行歌曲最生动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气氛、庶民的情感,还有价值变迁。它可以在三五分钟内让你感觉到这个事情。” “最能代表我这代人的一首歌”,其实就是想带动学生思考,流行歌曲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它跟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不一样,它必须要从‘小我’想到‘大我’。”从个人经验去写跟群体的关系,从流行歌曲抒情的形式找到理性分析的角度,是这份作业的思考练习。 那最能代表马世芳那个世代的歌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名单,选的是成长到大学阶段,1990年前后的歌曲。叶启田的 〈爱拼才会赢〉,在台湾就卖了上百万张,还翻唱成华语、广东话、潮州话、泰语、越南语等版本。还有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政治解严,经济起飞,新秩序未建立又遇上泡沫经济,股市狂涨又狂跌。股价狂跌时,就有“梦醒时分”的感觉。即便如此,整体社会氛围是充满机会,大家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期待和渴望,抱持“我的未来不是梦”,继续“向前走”的冲劲。“但是这个阶段只有一个时期而已,过去就过去了。”他说,“现在的台湾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被这种东西感召。” 马世芳成长于台湾政治松动的那些年,1987年解严只是一个断点,在那之前他已开始意识到从小到大课本里教的东西很多是有问题的,比如伟人崇拜。“但是问题来了,你知道课本有很多谎言或者经不起推敲的内容,那正确答案在哪里?” 他自认,他那一代人成长在解严前后,最大的功课就是找答案。而这个答案对应的问题更是艰难,全世界少有地方会和台湾人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于是,从小我到大我的思考,也可以是找寻“我们是怎样的群体?”马世芳说,流行文化有巨大的感染力,是庶民的集体情感投射,“我们在这歌里看到了我们自己一整个世代的集体投射,那跟创作者的意图未必有关,它也许可以藏着解释‘我们是谁’的钥匙。” 有些音乐让你灵魂撞击 给学生的小我大我思考练习,在他年少时是这么摸索出来的。他从The Beatles入坑,听西洋老摇滚,横向连结到The Rolling Stones、Cream、Jimi Hendrix、The Doors。从60年代又听到70年代,有Lez Zeppelin、Deep Purple,一路听出系谱。 西方流行音乐史料多,研究一下又勾连到60年代的青年次文化“神话”,包括Woodstock音乐节、嬉皮革命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以及伦敦的Swinging London。那是青年文化爆炸期,不只和音乐有关,与时尚、艺术、文学、电影都相关。“那是我来不及参与的盛世啊,但是很有趣很迷人啊,那个青春的光芒跟能量很惊人啊,音乐现在听起来是很厉害。” 跨过语言、文化去认识西洋摇滚,马世芳认知到那不只是音乐,更和时代紧密相连。不过身为“阿宅乐迷”,音乐还是核心,“那是一种灵魂撞击,身体马上希望有所回应。那种感动是很直觉的,是莫名其妙的,是一种epiphany(顿悟),一种被雷打到一样的感觉。” 马世芳形容了一长串,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东西我以前是讲不出口的。”他年少时其实也不知怎么就这样书写或讲述音乐了,但现在能够整理出来,描述音乐要感性与理性兼具,“你要能够用理性去看待感性,或者用感性化解理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产物 身为一代文青,马世芳觉得,人类对文学、艺术创作能产生情感,并不是因为文艺带有启蒙任务,或要引领学习,而是它能真正勾起情感、兴趣或好奇。 网络时代脚步越来越快,来到短影音当道的现在,像他那样把音乐听得细腻,听到穿透到背后去听整个时代,越来少见。马世芳说,快慢之变,他没要抵抗,也觉得没什么好抵抗,“It’s nothing new.”就如流行音乐横空出世之际,古典乐人当时也觉得品味就要堕落了。 “我没有觉得这个时代只能够容纳轻薄短小的东西。”马世芳以电影、小说佐证,精彩动人的长篇小说一点也不短小轻薄,也还是吸引一大票书迷,商家也还能从中延伸出影视作品、游戏商品。 “我始终审慎保持乐观,因为我一直都还是听到会让我感动的新的作品。”马世芳说,“我觉得每个时代必然都会有人奉献全副的生命去创造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够创造出来,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结晶的东西。” “而且它一旦被创造出来,迟早会被看见,并且会被appreciate(欣赏),我对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更多【人物】文章: 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台湾美食作家陈静宜/唯有吃得多 才能累积足够经验值 文史工作者莫家浩/享受历史在手中的快感
5月前
真正阅读严肃文学,已经是25岁以后的事。那时刚进入硕士阶段,在中文系氛围的熏陶之下走进文学世界。半工半读和写论文之外,只有被筛网过滤后残留在碗底的时间碎片能用来阅读。于是我培养出极怪极异的选书习惯:出席作家分享会之前或之后,购买阅读他们的书。 像我这样的读者,短短几年下来贪婪的食书兽一样啃下韩丽珠、言叔夏、海凡等作家的书。毕业出社会后依旧维持这个奇怪的习惯,在不知道该读谁人的书,就去看谁即将举办分享会。久仰大名的自然书写作家吴明益,直到他去年到槟城办讲座,也因为这样奇怪的理由才正式被拉进我的阅读清单。 那是11月槟城文学节的最后一天,我拾级而上黑水壶咖啡馆的上方空间,座位已满,坐着的老外不少,我只能坐在工作人员靠后临时增加的椅子。吴明益说一句,翻译员小姐传译,中英转接,语速不缓不急,照顾所有语言背景的听众,可惜一来一往拖延时长,没法谈更深入的部分。 时间有限,但吴明益还是谈到了一些重点。他将作者分成九类:诗人、掘墓人、哲人、传道人、魔术师、说谎家、拾荒猎人、迷宫绘图师、博物学家。早期写出《睡眠的航线》的他是掘墓人;写《复眼人》的时候他是传道人;《单车失窃记》所展示的幸福牌脚踏车的历史知识和脚踏车的技术知识,还有罗列的参考文献,如此秉持写论文的态度去写一本小说的人,无疑是博物学家的姿态;最后的《海风酒店》,他自认是一名拾荒猎人,打捞过去的他的或者别人的生活经历,淬炼成一部他一心想写好的小说。 讲座结束,场地归还咖啡馆,签书移到别处。我和其他一样怀里兜着书等他签名的读者,三脚食蟹獴一样一路尾随,沿着土库街,途经食物狂想馆、静思书轩,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右转,签书地点在Prestige hotel对面的Loft 29。在那洞穴一样的空间里,签书队伍人数不多,但冗久,吴明益仔细聆听每个人的话,再认真思考、回应。 轮到我来到他的面前,抓紧时间迅速抛出阅读《海风酒店》后想不透的两个问题:歪脖子村长多年后重遇童年那头长大了的熊,为何会哭了出来?白狗Idas只出现在小说的前面和后面,为什么会缺席中段的大半时间? 他盯着字条上我写下的自己名字,再复制到小说扉页上,耐心回答。深入思考的片刻他一时忘了名字怎么写,回头查看那张字条,才谨慎签在第三本书上。 ——歪脖子想射杀小熊的时候,他还不是村长,但那时的他对村子有很强烈的归宿感。重遇同一只熊,双方都已长大成熟体,但他出卖村子为利益,已不再是当年一心为村子谋福利的小男孩了,因此流下内疚的泪水。 ——据我接触的原住民说,狗是每个男人的帮手。督呶曾有一段时间进入文明社会,此时他的原住民身分被隐蔽起来,作为象征的Idas自然也缺席。等到后期他以原住民的身分为村子抗争,Idas自然又出现在他的身旁。 领略到文字艺术的美好 作家投来坚毅有神的目光,深深触动我的灵魂某处。他使我惊叹,即使是小说里很小很小的,细微得几乎让人忽略的细节,都有作家下笔以前的考量和布局。创作者对文学的坚持可以如此打动人心,真不无道理。 抱着签好名字的书走入阳光底下,从站着的位置看向左方,道路延伸的尽头是海。土库街某根柱子上贴有蓝底白字,描述这段街的简史:“从港口延伸,是具有历史性的贸易集中地,北段是欧洲及华商的银行与商业地带,南端则是布满活跃的批发贸易活动。” 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海风酒店》某处的场景:Truku歇息在船头靠岸的傍晚海滩吹海风,海风酒店里的村民、外籍工程师,以及城市来的人们静静喝酒听人唱卡拉OK,小欧绘画的童绘悬挂在屋梁底下和柱子上。在故事里,玉子、督岩、Idas和三脚食蟹獴走进巨人体内的洞穴;而在故事外,我们在作家精心安排的路线里,一步一步走进故事的洞穴,从而领略到文字艺术所营造的美好和想像。 话说,吴明益将签好的书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说火字旁的焌,好特别的名字。接着还说了一句,或许让双方都感动的话:“谢谢你把小说读得那么细。”
5月前
与书友闲聊,提及日前随手买了《巴尔的摩事件的真相》,虽然原本不识,然而读了很喜欢。她询问你如何从书架上发现这本从来不认识的书?当时有什么特别状况引起你的注目吗? 说穿了只是缘分。看过一些安·泰勒的小说,她专写巴尔的摩女人故事,精微细致,不同个性、背景的女人各有遭遇,满有意思。男作家笔下的巴尔的摩,与安.泰勒有何异同让我好奇。《巴尔的摩事件的真相》由姪儿马库斯诉说,现况与昔日交错,表露伯父、伯母经由聪颖与多年努力,“巴尔的摩勾德曼家”成为富裕、受人敬重的上流人士,谁知各人的不安、彷徨引发一连串厄运,最终家破人亡。伯父一家殒落的几个秘密并不骇人,反而相当人性。旁观伯父一家从光辉坠入阴影,马库斯原本钦慕仰望转变为心痛黯然,相当感伤。不过作家乔艾尔·迪克是瑞士人,根本不是美国作家。瑞士作家撰写以巴尔的摩为背景的小说,细想十分奇妙。 在书店特价区发现《我的乐透人生》,凭直觉买下。乔瑟琳是法国小镇缝纫用品店老板,生意尚可,丈夫为蓝领劳工。她平凡略显内向,曾列过几次愿望清单,可见她于不同岁月对生活的想望。不到两百页的小说,几乎是乔瑟琳的喃喃自语,若非末了诸人网络来函,我其实有点狐疑内容为否全是乔瑟琳一厢情愿。而领取头彩前必须先与心理医生面谈,嗯,有道理。尤其部分情节让我好奇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乔瑟琳之父失智,长期居住疗养院,独生女的她仅固定探视,未提及这项财务压力。乔瑟琳曾因家暴自残,医生安排她一个人去疗养3星期,亦未提及付费种种。乔瑟琳的人生因乐透头奖改变,对她是好是坏或许人言言殊。我很喜欢她在开头独自欣赏自己中年身体这一段,腰上有赘肉依然美丽。 家人推荐《性格贩子——最受欢迎的人格测验MBTI大揭密》,让我看了开头。作者莫薇·安姆瑞表示她挺着7个月的孕肚,至某机构翻查档案,工作人员声称部分档案含“敏感资讯”,因此无法提供,且她事后得知曾被男员工跟监。她到底研究什么,竟宛如深入龙潭虎穴?家人又找出美国作家卡波堤曾参与性格测验研究的段落,哇,太有趣了。 爱书人的小小冒险 MBTI如今风行国际,本书阐述MBTI的前世今生。它由缺乏心理学、医学等专业背景的母女所发明,希望借由人格测验认识自己,以便选择适合的发展方向,初衷素朴且良善。MBTI尽管缺乏学理基础,然而操作简便,容易使用,于是后来广受教育界、公司行号以及培训机构欢迎,成了一门赚钱的事业,惟发明人母女并未因而致富。MBTI已发展成当代文化现象,亦出现许多质疑和批判。倘若较为了解MBTI发展初始,或有自己的解读。 书海浩瀚,太多不知道没听过的书,从陌生书籍挑选是否有诀窍?这是个好问题,然而我始终没有好答案。当下放弃的书,是不是比买回家的更好?有时难以验证。也许每一次的选择或放弃,都是爱书人的小小冒险。
6月前
2021年,拥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公司——一件衬衫:你挥洒的城市日常风景(以下简称:一件衬衫)无预警下架。创办人黄山料放弃百万收入,转而投身专职作家的决定,更让一票支持者讶异不已。短短3年,他以疗愈系文字屡屡登上书店的销售排行榜,成为新生代畅销作家。但无可避免的,黄山料的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一串串恶评。问起如何面对网络上的负评?黄山料表示全靠心中的“双重人格”。 第一次知道黄山料是在2018年。 当时,台湾一个讲述职人故事的影音平台“一件衬衫”诞生。在屏幕前,他总是身穿白色素T和黑色九分裤与受访者对谈,在自媒体平台崛起之时深受网民欢迎。 2020年4月,一件衬衫开办对谈节目《山料聊聊》,其中一集邀请台湾内湖随机杀人事件的受害者母亲王婉谕当节目嘉宾。虽然节目播出后的评价褒贬不一,但短短两天内却创造出了100万的流量。 在自媒体平台甫兴起的时代,一件衬衫的前景看起来非常可观。但这时候,身为平台合伙人、内容发想者的黄山料,内心却早已不堪负荷。他坦言当时不快乐占满生活,“我渐渐发现,我不是在服务创作而是广告公司。” 于是,2020年11月15日,黄山料向一件衬衫的合伙人提出离职。在他离开后的3个月,该频道的流量只剩下十分之一,“一家媒体公司如果没有流量,就没有广告收入,所以大家共同决策后决定收掉。”于是,他在个人脸书宣布,高达56万追踪人次的一件衬衫暂时停更并解散团队。 说故事是他最想做的事 来自台湾离岛金门的黄山料,18岁只身一人到台北打拼。虽然在25岁时创办一件衬衫自媒体平台,但其求学时的专业却是服装设计,更曾在英国伦敦的毕业展时装周(Graduate Fashion Week)夺下新锐服装设计师的冠军。随后,他将在台北打拼的故事,全都写在《漂流青年》里。 “2019年,我出了第一本书《漂流青年》,但卖得并不好。”他接着透露,当时一年仅有14万台币的收入,他无奈地表示:“我意识到单靠作家这份职业无法生活,所以只能往广告公司找收入。”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支撑创作,黄山料带领团队经营一件衬衫的同时也一边写作。然而,看似两全其美的方式,黄山料在回忆过去时却不禁哀嚎:“同时做两件事实在太难了。”黄山料在一件衬衫担纲企划、创作者或导演多个角色,“经营一家公司花费我全部的力气,所以在写作和一件衬衫之间,我只好取舍。” 随着一件衬衫的结束,黄山料说:“这样我就能专心做我喜欢的事情——说故事。”说起对“说故事”的喜爱,他强调是其一路以来努力的方向。即便透过服装,他亦会注入故事线,以系列服装说出故事。 “后来我做纪录片,也是用影像说故事,现在就用书本说故事。”惟谈到创作如何在艺术和商业间取舍,黄山料缓缓道来内心的挣扎。 从艺术极端走向商业极端 最后回归平衡 “我小时候是个艺术家,就是在服装设计那个阶段,那时候的作品只能在伸展台上展示,不是一般市面上赚钱的东西。”那时候的他,即便在设计服装上往艺术的方向前进,但回到现实生活里,黄山料必须省下一顿饭的钱才买得起一条拉链。 “那时候我要牺牲我的生活,很辛苦地去完成那个艺术品。最后艺术品在伸展台上面被展出,但比赛结束之后,我又回到我一个人很辛苦的那个小窝。你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得奖,但你其实没有得到什么收入,就有点不切实际。” 即便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他在服装设计这条路上依旧吃尽苦头,更清楚意识到:若一个作品没有商业循环价值,就无法让创作者健康生活的道理。于是,黄山料选择从艺术创作模式,改为经营商业自媒体平台一件衬衫。 “但一件衬衫也没能走到最后,不是吗?” “因为太商业了,你看我从艺术的极端走向商业的极端,现在我希望可以在两者间取得平衡。” “所以写作有让你找到平衡吗?” “我觉得有。” 高产量新生代作家 30岁前夕,黄山料收掉一件衬衫,回到老家金门闭门创作。6个月后,他出版第二本书、散文集《好好生活,慢慢相遇》,当时荣获诚品年度心理励志作家销售第一。 若以服装设计、广告公司和出版业三者的收入相互对比,黄山料表示:“在设计业时,收入等于零。在广告公司,我的年产值有约1500万台币。现在从事出版业,如果卖20万本书,算下来大概就是六千多万台币。” 他认为,透过这样的商业循环模式得以让企业收益,团队中的每一环都顺利运作,“这样就有一群人可以支持我创作。” 之后,黄山料再创作首本青春恋爱小说《好好再见,不负遇见》,更长达半年以上稳居诚品华文畅销榜第一名。随后《那女孩对我说》《余生是你,晚点没关系》以及《人间孤独,却与你一见如故》,同样深受读者喜爱。 问及如何在短时间内产出大量作品?他精简地回了一句:“就是要努力谈恋爱啊。”不难发现,黄山料的作品内容大多围绕在人际关系转,“我的灵感来源,其实就是付出爱与想被爱,就那么简单。” 此外,黄山料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与读者互动。他认为这亦是其能量来源,“作家是一种很孤独的生物,我每年有4个月都会关起门来、一个人待着写书,你说这该有多孤独?”因此,每日与读者的互动,从留言中得到的回馈便是他消磨孤独感的方式。 “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有时读者的分享、回馈,也成为我创作灵感的来源。” 在视频当道的时代 为书设计巧思 但黄山料6月发布的新书——《人间孤独,却与你一见如故》却跳脱一如既往的爱情题材,以校园霸凌为主题。 故事同样围绕着黄山料自身经历为出发。在6年的小学生活中,他就曾换了5次学校,当中也曾经历被同学霸凌,“我想透过这本书告诉读者,伴随你一生的不一定是爱情、朋友或家人,也可能是另类的形式。” 问及何以在视频当道的时代仍相信文字,黄山料思索一番后表示:“我相信文字的力量没错,但我并没有放弃影片。”他认为影片和书本的最大差别,即前者是顺着时代叙事的媒介,但后者却恰恰相反。 “我一直尝试把这两个不同产业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尝试着将5万个字的故事分割成不同的章节,以符合这时代读者接收资讯的习惯。”此外,黄山料在每一篇的开端也特别以一段短文撷取重点,让不习惯阅读长文的读者,可以当作语录书翻阅。 “所以这本书服务于不同阅读习惯的族群。有人看小说、有人看语录、有人喜欢看短篇的文章。 但唯有那些愿意读长文的人,才可以吸收完整的故事。”此外,黄山料每日亦会透过社交媒体上传短视频,用不同的方式和读者交流。 “我看到最开心的留言,就是有读者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完一本书。” 内心住着双重人格 以坚强面对负评 短短数年的时间,黄山料从自媒体工作者晋身畅销作家,坊间出现不少质疑声浪。问起如何看待这些负面评价,他淡然地表示不受影响,而这一切归功于其内心住着的双重人格,“ 一个是创作者人格;一个是创业者人格。” 他说明,创作者人格反映其内心敏感、细腻的一面,容易受伤也很敏感;然而,创业者人格是一个行销人,以利益和收获为优先考量,较为理性。“我会分析说,为什么这个人骂我?或许一些网络的意见领袖需要透过骂人的方式获得流量,才能接广告业配。所以我也理解说这是一种商业模式,你不是只骂我,你也骂了很多人。” 由此,黄山料也会把“被骂”视为“被看见”的机会。 “底下的留言不是真的讨厌你,他们也许只是吃瓜群众。如果你回应得好,就是帮自己加分。网民也可能从讨厌你再往中立靠近再变成喜欢我,也说不定呢?”他说。 (原文上传于31/07/2023) 相关文章: 梁文聪 / 拥有黄山料……是否一件羞耻的事? 成安然:我乐于做山料粉 更多人物内容: 中国小说作家丁墨 / 机会永远留给做好准备的勇者 香港网络作家蓝橘子/ 删减素材比创作更难 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中国作家刘震云 / 无言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 台湾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 “不要老是觉得大众很蠢” 媒体人该相信社群的智慧 
6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