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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

在本地,大人要给孩子找中文绘本不难,市场上也有很多英文绘本,可是马来文绘本相对不多,尤其由本地人原创的马来文绘本更是少之又少。也许因为这样,本地中学老师凯鲁(Mohd Khairul Azman Ismail)创作的马来文儿童绘本更显难得,他的作品特别受中文圈家长的喜爱,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不久前在雪州一个书展活动,有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华裔小学生在妈妈陪同下,请求绘本作家凯鲁为她签书。伊丽莎白很喜欢凯鲁的绘本,她翻开绘本里描绘马来传统糕点的那一页,一一说出每种糕点的名字,显然她从凯鲁的绘本学习到不少东西。 凯鲁其实是业余的绘本作家,他的正职是中学老师,目前在沙亚南一所国中教伊斯兰教育和阿拉伯文。他说:“华裔家长真的很给力,他们舍得买很多绘本给孩子阅读。据他们说,他们孩子已经有很多中文和英文绘本,缺的是马来文绘本,可马来文偏偏又是学校的必修科,所以只要看见不错的马来文绘本,他们都会很支持。” 凯鲁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受中文圈家长欢迎是2022年。那一年,他因为肺炎在医院住了两三个月,即使手上扎着针,他仍坚持在病房里画画。当时,关于他生病和需要筹医药费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传开,不久后他就收到很多购书订单,这些订单大多来自华裔家长。 他的太太阿丝依法(Asyifah)至今仍然深深感激:“他在留院时突然间就爆红了,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但确实收到很多来自国内各地的订单,多到我们需要加印书本。” 当然,凯鲁作品受欢迎不只因为他是本地作家的关系,事实上他有实力,作品曾经得到多个国际奖项的肯定,例如入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荣誉榜单、韩国南怡岛绘本插画双年展和荣获东南亚儿童绘本卓越奖。 以猫头鹰作个人标志 凯鲁创作儿童绘本的起点始于2013年,那年他参加教育部的教师创作项目(Program Pembangunan Pengkarya Guru),这个项目旨在培训有才华的老师出书,例如有的老师写诗,有的老师写小说,而他选择创作绘本。 虽然他不是美术科班出身,但他父亲是吉兰丹的峇迪画家,他从小就受父亲启发很爱画画。另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人是已故绘画大师尤索夫盖佳(Yusof Gajah),多年前他参加尤索夫盖佳主持的工作坊,工作坊结束后两人仍保持联系,他常登门拜访尤索夫盖佳,请大师点评作品。 他说:“大师都不收费,我就带炸香蕉去拜访他。平时如果我有任何疑问,我也会直接向他请教。”不仅如此,他还效仿尤索夫盖佳凌晨3点起来画画,画完后拍张照片请大师点评,大师都不吝于指点哪里好、哪里不好。 尤索夫盖佳以绘画大象闻名,他名字“Gajah”指的就是大象。而凯鲁的昵称是“Khairowl”,字尾“owl”是猫头鹰的意思,猫头鹰俨然已成为他的标志,他画过几本以猫头鹰为主角的儿童绘本,自创的出版社也叫“Owlybooks”。 在很多童话故事中,猫头鹰常以智者的形象出现,凯鲁就是喜欢猫头鹰的智慧象征,而且他说猫头鹰很容易画,用几何图形就能够组合成猫头鹰的模样,小孩子学起来也很容易。 除了猫头鹰,他也画过很多动物,比如他最新作品的主角是猫咪,这个系列出现的5只小猫咪Tam-tam、Bani、Koko、Omot和Oyen都是他真实生活中的宠物,每只都有鲜明个性,他心想既然他如此熟悉它们,何不就以它们为创作题材?   与太太合作创作绘本 从2013年开始学习出版到现在,凯鲁创作了将近40本儿童绘本。这些作品有的是他一手包办;有的是别人负责写故事、他负责画图,其中大概10本是他跟太太阿丝依法的联手之作。 阿丝依法也是中学老师,和凯鲁同样来自吉兰丹,同样到约旦留学,也同样是伊斯兰教育和阿拉伯文科的老师。 “别看绘本的文字很简短,”阿丝依法说,其实要把故事讲好不容易,因为绘本的原则是“show, don’t tell”,意思是不要用说教的方式讲故事,也不要把所有故事细节讲得清清楚楚,但要如何让读者领略内容隐藏的旨意,那就非常考验作者说故事的功力。 画图也同样不简单,比如凯鲁去年住院期间画了一本关于农历新年的绘本,里头描绘华人新年习俗和各种年饼,当他向网友分享作品时,有人指出他误把中秋节月饼当年饼,他只好重新画过。“所以说,儿童绘本虽然是给儿童阅读,但不能因为读者是小孩而马马虎虎,我们动笔前还是要好好考究,避免传达错误讯息。” 在本地从事绘本创作,凯鲁认为主要难题在于不知道家长会如何使用绘本。他说:“有些家长把绘本交给孩子就不管了,但儿童绘本不能这样,家长应该与孩子共读,因为绘本里有很多隐藏的意涵,每读一次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还有一些家长,认为绘本的字数太少,但如果要有很多文字,那就不是绘本,是桥梁书了。” 欣慰的是,他说,现在越来越多家长能够接受绘本图多字少的表现方式,所以绘本读者变得越来越多。只不过现在的孩子习惯滑手机,这对出版实体书的绘本作家和出版商来说都是一大挑战。虽然不能否认手机里也会有很多很棒的内容,可是滑手机毕竟跟手上捧着实体书阅读的体验很不一样,“我们还是希望把实体书还给儿童世界。” 教程工作永远摆第一 凯鲁从以前到现在都坚持以水彩作画,他对作品素质要求很高,包括书本应该用什么样的纸张印刷,还有印刷的色彩应该怎么调,这些他都很讲究,他之所以成立出版社,其实也是为了对自己作品有绝对的掌控权。 虽然绘本出了一本又一本,但他没有忽略他在学校的教学工作。平时在班上,他喜欢一边讲课,一边在板上把内容画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话,学生会比较容易吸收知识,上课也会变得更有趣。校方当然也知道他很会画画,所以即使他不是美术老师,学校的壁画都会交给他创作,还有学校的美术学会也是由他指导。 对他而言,创作绘本是他的兴趣,更是他自我疗愈的一种方法。像他去年生病住院的时候,是绘画让他暂时忘却伤痛,也是他排遣心中郁闷的情绪出口。但不管怎样,他一直都很清楚应该把教书摆在第一位置,绘本才是第二,“而第二永远不可以侵犯第一,如果影响了就是不对。” 教书确实是老师重中之重的工作,但是他觉得,如果老师有其他方面的才华也别埋没,不妨找机会试试看能不能施展才华。像他当年如果不是参加教育部的教师创作项目,他不会知道原来自己除了教书,也可以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绘本作家。 “本地如果有好的作品就应该支持和推广” 要推广儿童阅读,很多人都会选择从绘本开始。巴生培英华小的资料中心负责老师罗燕斐在为学生挑选绘本时,发现市面上华文绘本很多,英文绘本也不难找,可是马来文绘本少之又少。于是她开始去了解本地有哪些马来文绘本,机缘巧合下接触到凯鲁的作品,她觉得难得有中学老师创作儿童绘本,最重要是“他的作品很贴近孩子的生活,也像很多英文儿童绘本那样注重押韵,读起来比较简单且有趣”,因此想要把凯鲁的作品介绍给学生还有其他老师。 近年来,投入马来文绘本创作的人比较多,她举例像Gasing Buku起点文化,虽然这家出版社成立没有很久,可是出版马来文绘本的努力值得肯定。除此之外,还有几家出版社也致力于推广马来文绘本,可惜要在本地市场撑下去还是不太容易。 作为学校的阅读推广老师,她乐于向学生推荐好的作品,并且想过要邀请像凯鲁这样的马来作家到学校办分享会。这么做不仅仅因为要给小学生多接触马来文读物,也因为她一直认为,“本地如果有好的作品就应该支持和推广。”   更多【新教育】文章: 离开家乡远赴他乡 在独中的国际生  Colllab社计手 汇聚建筑师和大学生推动社区建设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 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火星计划】 以废弃油棕园 造灾害避难所  
24小时前
戴勒菲斯的悲剧:水 西西发斯的悲剧:石 普罗米修斯的悲剧:鹰 阿特拉斯的悲剧:地球 换肩之际,地球偶然脱离肩膀 它悬离在空中,并没有像玻璃器皿跌碎 这是方旗的〈阿特拉斯〉第一节。罗青在《从徐志摩到余光中》中析有此诗,读过以后忘记不了。诗先提4个希腊神话中被众神之王宙斯处罚的对象。阿特拉斯(Atlas)因为作战失利,宙斯命令他永世用双肩支撑地球,不能休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为人类盗取火种违规,宙斯命老鹰白天啄其肝脏,晚上肝脏复原,第二天再次被啄,没完没了。西西发斯(Sisyphus)为了让人类不死,大胆绑架死神。宙斯要他每天把巨石推到山顶,麻烦的是巨石立刻滚回山下,只得重复同样动作。 戴勒菲斯(Telephus)部分,初读时不解。方旗提他所受刑罚和水相关。罗青赏析〈阿特拉斯〉认真且透彻,美中不足对戴勒菲斯的解释含糊,以“为水所困”交待,看不出曲折。几年以后读其他书,发现坦塔罗斯(Tantalus)所受惩罚才和水有关。坦塔罗斯为宙斯之子,残暴凶恶,他将儿子烹杀,邀众神赴宴,以印证众神是否通晓一切。宙斯大怒,罚他立于池水中央。他口渴,弯腰那刻,水被抽干。他站立,水位回归。水似近却远,宙斯让他无水可喝。 宙斯惩罚方式花样百出,肉体伤害不说,最可怕的是精神折磨,残酷至极。4个故事中,其中3个点出惩罚特征,只有阿特拉斯的故事被方旗挖掘。长久扛地球,方旗眼中的阿特拉斯疲乏不堪,有一天将地球由左肩换至右肩,一个不留神,地球脱离其身,惊慌之余,发现地球原来可以自行漂浮宇宙,没有掉落破碎。 阿特拉斯的雕像欧美不少博物馆都可看到,擎天神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顶天立地男人。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位悲剧英雄的同情,罗青译希腊诗人黑希阿德(Hesiod)句子:“他站在那里,托住长天/以永不疲惫的头和手/这就是智慧大神为他判定的命运。” 创作可以让生命升华 阿特拉斯所受惩罚似乎最为体面。地球存亡系其身上,意义重大。方旗发挥想像力:偶然出现一次错误,阿特拉斯发现牺牲多此一举。“一滴泪由虚无落向无穷远/倘若你不再被需要,你将如何?/倘若你的负荷纯属多此一举,你将如何?/倘若你毕生的事业只是个愚行,你将如何?”宙斯的惩罚方式利落:阿特拉斯的存在毫无价值。 “地球,像印刷机一样准确/把黑白相间的日子/一页一页地吐出来。”方旗最后将地球比作印刷机,世间大小事,都有人报导。印刷机让新闻见报,白天黑夜,喜忧涵盖其中。地球不会因为某人消失而静止不动,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 方旗出生于1937年,专业物理研究,却爱写诗,余光中1968年发表〈玻璃迷宫〉,肯定其才华,让他备受瞩目。〈阿特拉斯〉虽然以西方神话故事为蓝本,但是受儒家教育影响的读者,肯定理解故事延伸意图。儒家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有经纶济世之才,有定国安邦之道的读书人自古不缺,能够将使命和责任揽在身上的人世间不少,在书本上读过,在现实层面中遇过,有始有终的大我情怀让人感动。 人的性格千变万化,遇复杂社会,初衷面对挑战。半途转变思维者,为数更多。原本为理想义无反顾,面对生活压力和欲望横流处境后,格局转向小我,认知和价值观念都起了变化。只要不在人性的阴暗面无限发展,都能接受。若过程中有阿特拉斯般不能施展才华的煎熬,更值得谅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齐物论》中有这么一句话。芒即茫然,人这一生,本该就茫然无知吗?还是只有我一人如此,有不茫然无知的人吗?庄子问。我年少有一段时间沉湎于人生意义的探索,读方旗诗后心情受到影响,年长过后方知启蒙式的诗教,并非坏事。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如何看待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必须处理的事。 知道个人渺小是成长中过程,与其说方旗借阿特拉斯陈述无力感,不如说他为自己寻找定位,人生不会因为一首诗,一部文学作品或艺术结晶而止步,但是创作可以让生命升华。认清能力以后,摆正位子,重新出发。一个终点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向过去告别,和当下做适度的磨合,庶几可以从容抵御无常风雨。不怕负荷,却也不须给自己无谓负荷。
3星期前
4星期前
坚持写作这件事,我一直是孤独的,找不到真心喜爱写作的朋友。写作,不过是同学们为考试不得不拼凑文字碎片,照着模块打磨出来的闪亮文句。考卷上甲等是未来富贵生活的钥匙,不怪“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没有受到重视。雕章琢句这件苦差事,犹如农民种稻,烈日当下插秧般辛苦。哪怕听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扪心自问又有多少人愿意如此辛劳? 直至中学,中文老师在自己办公位置,摆放了中文书专属书架—— 那日起,书籍给这片贫瘠土地迎来一场变化。置身形形色色刊物之中,文学萌发嫩芽……不似平日阅读模范作文集,设有许多框架和固定的公式化结构;散文这块田地任由诸多谷物自由生长:杂乱一点可以,调皮一点也可以。写伤心事,不写眼泪;写人物,写“背影”,写“目送”,多有趣,多好!我也想写出这么优美动人的文字,所以小小桌面上摆放的不只有家课,而是更多的文学作品。撒下稻谷,渴望有天属于我的稻田能结穗,待风吹过一波一波金黄稻浪。 耕耘需要时间,我这名文字农民军开始一步一脚印向文学迈进。不论花多长时间,我一直在征途。后来,我的作品刊登在《学海》周刊,身边朋友开始关注写作这件事。中文老师更是推波助澜,不时追问我:“最近你有作品刊登吗?”若想存心糊弄,朋友们或许猜不到哪篇文章是我写的。偏偏老师不好糊弄,他知道! 那天,一如往常走到书架前,五指拂清风,划过像稻秆直立的书本。 《学海》到了。 老师在背后轻声呼唤我。一回头,他抱着一大叠报刊,把最上面那份递给了我。老师眼睛炯炯有神,直盯着我笑;我歪头皱眉,接收不到任何他想传达的信息。随后,他放下手边一切事务,握着我的双手说:“恭喜你!看到你的作品被刊登了,希望你继续创作。”守望麦田良久,终于等到庄稼收成。心急的农民老爸正找闺女报喜,笑得无数条鱼尾纹浮出水面,两眼珠子藏着小太阳晕出暖暖光辉。 原来老师一大清早拿到《学海》周刊时,已经知道作品被刊登一事。看他熟练地翻开页面,指尖停在纸上某处;低下头,认认真真,念我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老师的声音在办公室回荡。继续创作,那日我许下了承诺。 书架是文字汇集的灵境宝地 走出教师办公室,我望向天边云,洁白可爱;天空蔚蓝;阳光格外温暖—— 中学4年来,我一直是文字爱好者。书架是文字汇集的灵境宝地。除了借书,我也常去书架前和老师讨论如何修改文章,分享创作灵感。捧着书过去,再捧着其他书回来,乐此不疲。 怎知好景不常,前些日子借来的书,神不知鬼不觉从书包消失。蝗虫灾厄覆盖头顶一整片蓝天。我的心瞬间少了什么。大丰收眼看要落空,想像成千上万的蝗虫毫不留情啃食我最宝贝的谷物。全身瘫软,我跌坐在地上。手指头没有头绪,只有不停乱扒周围土壤,快想想办法找回书本好吗? 天色渐暗,太阳落山了,我也找不到那本书。人头已经垂到与地面齐平,不知明日如何向老师交代。好想一把土埋了粗心的自己。 幸好没有一把土活埋自己。 隔天,书乍现桌上。 好啊!摆明有一双手要玩弄自己爱书的心。书籍失窃案激起青春时期的叛逆之心——蝗虫越放肆摧残谷物,农民越要想方设法消灭它,逆转灾害——从此借来的书与我形影不离,变成了真的“爱不释手”。这招釜底抽薪相当有效,盗书贼再也找不着机会作案。出于防范,我还是尽快阅读,打谷似地脱粒书中知识,吸取精华。读完的书,宛如收割完稻子剩下稻秆,我温柔带笑把它竖立在书架上。哼,贼人再想作弄我,没门儿!书,整齐排列在深褐色书架上,一本也不少。 “铃——”7点钟的铃声简直如禾谷细刺,瘙痒在耳。唉,社畜9点要上班,傍晚6点多才能再回到书桌前。我得赶在15日前研磨好文句。 下班后零碎时间正好用来收拾收拾晾在一旁的稿件。 一眼农历,立夏节气,离交稿还剩几日。来得及,就是秧刀可要磨得锋利些!
1月前
行走。行走过外形酷似老式电话的大厦。行走过一节节移动着的捷运车厢。我发现自己的脚步几乎停不下来。行色匆匆的陌生人脸庞穿过我穿过我的双眼,我发现我与他们相同全无二致。 行走于茨厂街,茨厂街再也不是原来的样貌。1911年的建筑物老旧只能缓慢风化死去。1969那年烧掉的电影院被改建成艺术中心,算是侥幸的场域。得以无视历史的冤魂丛丛。行人兀自来来往往,有感无感都形色匆匆。 吉隆坡是座汰换城,迟早她会汰换掉我。所以我不得不疾走起来。重复卡顿于生活碎片中无法抽离疲乏的、那如巢穴养育我们的母亲。我在不断重读踏步前进的姿态中,看见她的面无表情,看见她。 ● 母亲昨日从二楼厕所出来,拉上松垮的短裤遮蔽同样松垮的内裤,挽起散发油垢味的头发:“马桶真的坏了,不能用了。”我走进厕所,厕所仍有母亲体味的余韵。小心打开马桶水箱的陶瓷盖。马桶漏水。水从水箱倾泻而出,湿了一地。止不住的还有洗手盆底下稀稀疏疏的水滴。 “怎么办?我们没有厕所用了。” “装水冲啦,照用啦,能怎样。”母亲一脸漫不经心,手未停地处理着隔日备菜,微微上扬的语调漏出一些她一贯压抑的不耐。明天一大家亲戚来家里做客,可她一向不喜欢处理与人有关的闲事,尤其是夫家那边像是亲人又往往在关键骨子眼中映出各种被摒弃在外的陌生感。 “明天他们来也没有厕所用哦。” “等下处理啦。”母亲皱着眉头,一秒一掐,但盆里还是躺着昂着芽头叶的一大堆豆芽山。母亲厌烦的截住我的话头,没有心思与我多交谈。 家中弥漫着烦闷的氛围。散落厨房地板未收拾好的杂志报纸颜色黯淡,漏水也将它们的意义一同流失掉,像逐渐失去时间地点内容的电影票。湿意逐渐浓厚。从中心的标题开始“三年级学生学校上厕所,遭瓦制马桶水箱砸伤”涟漪状地延伸至“从细节发现病情”、“不能接受拒同化”淡化……那是蔓延的开始——蔓延不是种可用始末概括的事物——我想那是蔓延的惊醒。 记忆里,母亲腰间刺有两条大河。青蓝色线条植入皮肤,溅起的波浪像家乡随处可见的水蛇。戳一戳手指会被腰肉吃掉。我无来由地感到害怕,觉得母亲是由水蛇组成的人,忍不住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母亲惊异地拂去我的眼泪,随手拾起旁边垫在桌脚下的柳宗元文集,告诉我“汇流雷解”。我一头雾水,听也听不懂,但却记住了。记忆如旧报纸堆砌,假的比真的好像还多。如今母亲撩起衣服擦汗,露出腰间两侧软肉洁白。“水流会合,罪过消解。”记忆会骗人。 我捡起背包就跑出家门。 踏在泊油路上,热辣的太阳想把我杀死,从这个世界上消毒掉我。我一路溶化一路留下蜗牛粘液般的轨迹。每一个步伐的提起下落皆晕乎乎且歪歪扭扭。吉隆坡热得半点不真实。迎面走来的女人臂上刺青是只漂亮的水蛇。水蛇随着模糊的视线游动,一下游到女人的衣服里,一下又游到女人的脸庞上。张开的血口有熊熊大火。我赶紧把视线移开,可那股炽热依旧愈加强烈。在女人与我擦肩而过之时,那股炙热使我右手发烫,尾指灼烧一般疼痛。眼皮跳起来。 我停在街头,掏出画本开始素描。 茨厂街的路灯上攀附着一条水蛇。头爆开,长出了一丛丛小小的蘑菇。湿漉漉地在发亮。搞不清是灯光或是水的莹亮。 茨厂街第一间店是麦当劳。锡矿曾被遗弃。电影院的大师兄脸上有血。洪水来临。谁躲在巷子里吸毒把自己吸死。叶亚来摇摇头。 生命之河夜晚蓝色雾气。水蛇在雾气内游动。都游向汇流之处。 生命之河桥上迎面走来的女人如美杜莎有股诡秘的气息。她的脸被浸泡在河里过吗?苍白得吓人,白色蕈菇充填口鼻,浊白的双眸没有聚焦点。我知道她怀生着许多幼小的水蛇,整个人才会发肿。走近我的时候,啪塔一声。落下手套状的皮肤。指甲混合在酸臭的水里蔓延地表。缺口处流出好多小蛇。 扭动。炎夏下的阴暗。聚集。 我只是低头画画。 “修缮不了了。修缮不了了。修缮不了了。” ● 温度升高。关系因不愿统一而破裂。妥协没有话语权。 ——你每天捧着那些书做什么? ——几岁了?什么时候可以不做父母的大baby?你这样对吗你? ——你真的很自私。 苏丹街拐弯如尖利的钩。关帝庙印度庙拐向国家清真寺的那条道上,会经过独立广场。但如今那里已没有呐喊独立的声音,只有叫卖塑胶闪光飞箭、巨型泡泡机的吆喝。抑或当初有关杂货的讲价也是如此嘈杂。 ● 那个下午,遵母嘱我将切好的水果端到亲戚的面前。大姑二姑三姑四叔表哥表弟堂妹表妹全都坐成一团,肉与肉互相挤压,皮肤与皮肤之间失去空隙。被重量压垮的沙发,滑溜的碰触亲密纠缠。我又想起那条刻在母亲腰间的汇流大河。 “厕所坏了蛤,你们想小便的装水自己冲一下。”亲戚聪明又一针见血:“还没有修?” “很难啦,那个工人死都不要来做。” 大姑二姑三姑四叔表哥表弟堂妹表妹笑起来,仿若一体。 母亲讪笑着应和,经过我身边时瞟我一眼,“快帮我”,眼神明示。我坐到亲戚之间。那堆互相倾轧的肉与肉堆想同化我,我突然感到莫名其妙具象化的无助感。 “最近还在画画?”众人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母亲转进厨房张罗饭菜,我小声答道:“对啊。” “不想去找工作?”表弟妹们盯着手机之余瞟我一眼,那是我分辨不清是哪种情绪的眼神。“可是,还有很多还没画下来。”没说出的话卡在喉咙,迅速转化成干涩的微笑。 大姑的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臂。暖意由手掌的摩挲传过来,干干的粗粗的。二姑的手揽过我的肩膀,环绕着我。 “不要让妈妈担心啊。妈妈已经很辛苦了。” 水蛇。水蛇解体而攀附。 亲戚们的手足开始分裂而掉落,堆叠在我的身上在沙发上在电视机旁在切得工整无比的苹果梨子上。三姑的小腿堂妹的颈项爬动着,幻化成长条状的水蛇,拖着稀释过的蜗牛粘液般的水迹四处流连。有的已经向客厅之后游动,游向母亲。屋簷的角落哗啦哗啦水声四起。我的身上有阳光,转头一望只见外头泊油路闪闪发光,赤道的热气冉冉向上。可是屋子内部却尽是水,浸湿裤脚浸湿肚子浸湿头顶。 大姑二姑三姑四叔与我与表哥表弟堂妹表妹。 水与我与水。 浩浩荡荡地水的存在不再蔓延而是涌动。所有水引领着我游向母亲。 母亲正端着热腾腾的豆腐羹汤走出来,脚一滑手一抖,伴随着一声痛楚的尖叫,盛着豆腐羹汤的大碗摔落在地,碎回一块一块的陶瓷。 我们这些水蛇的行动轨迹戛然而止。 洪水褪去。露出表妹怯生生的神情,她嗫嚅道:“我不是故意的。刚刚……脏……所以……”地板上不知何时偷渡的积水滑动,与豆腐羹汁相融。母亲的脚板红肿,唉声连连,但还是故作坚强地摆摆手,笑着向亲戚们说“不用紧啦不用紧啦小孩子不懂事嘛”。一句话将亲戚们的欢声笑语召唤回来。 我低头想捡起碗的碎片,一愣。 那却是碎掉的马桶水箱盖。 ● 那天之后又过了小半个月,厕所没有修好。每日每日需要另装一大桶水以作冲水之用。我与母亲定时抢在孑孓漫生之前把水换掉。然而,厕所漏的水逐渐浸透天花板,黑色霉菌点点发黄。衣蛾连夜搬家。没搬多远。 历史的冤魂阴魂不散,游连于茨厂街,到处寻找附身的对象。商贩。的士司机。开口闭口“便宜一点算啦”的各式肥羊。2012年书店开业,2023年停车场生意蒸蒸日上。行走、行走、彳亍街头,我的蛇尾断裂成两半行走的腿,上半身维持相连,以确保理智存有。步伐不愿等待我。 汩汩流水向下游奔去,我发现我依然停不下来。“汇流雷解”是好听的话术,罪恶将被消解于水流会合之处,可母亲的手脚开始浮现青紫色的纹路,发肿膨胀——我发现我与母亲形貌相似全无二致。 但没有罪恶。 没有坏。 ● 颈后凉凉的。我伸手一摸,是些许透明的水。抬头一看,整片天花板承重弯曲,霉菌与菇沿着水痕四下奔逃。我想起那日打开的马桶水箱,有一条完整的水蛇骨架静静沉在底部。 相关文章: 【新秀个人特辑】许颐蘅/快问快答 【新秀个人特辑】许颐蘅/坏 【新秀个人特辑】许颐蘅/诗四首 许颐蘅/雨季 许颐蘅/在病重的壁垒
1月前
2月前
〈诗人缝医〉 埃尔萨‧斯基亚帕雷利 把布当成她最爱写诗的纸皮 喜欢织布拼图的装饰游戏 从不掩人耳目,一身真丑癖 一只调皮的龙虾跳上伸展台,夹紧 在轮流上阵的柔仙小猫伸依 单凭一身避重就轻的功力 微口嚼饭、夹菜缓慢、不急交替 被摇身一变成了特别神奇的模范之体 淋湿精灵天使的表情,那般手艺 熟练拿起一把烘熨压暖布贴的秀气 散出一阵阵的浪漫香蜜 可怕勾魂却架不起那条长长的尾翼 她小若纤人可惜貌不惊人,这都没关系 为了一睹高堆血色腥味的奖赏礼 提前领走剩余的赌注运气 站上淡薄的高架跳台恐慌得让人脚踢 如同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被剖开肚子皮 毫无保留配合无感的裸露,多亏那份微凉麻醉剂 冰冻的感觉像穿了钩针编织受寒的镂空衣 层层寒冷风正刺中她的腹部赘肌 手巧绕过医生白绵绵的衣领,一起温暖体恤 两者之间坚硬不足的关系,湿手胆虚 等待串串花边伤疤痊愈直到脱线停役 在下一张体台拂袖前后——点缀标记的诗集 〈发力五遍〉 蜈蚣多得像你掉下来的长发 飘移这儿那里 因为全身赋着千只手脚的它 像卷发绑一地 分辨视力一弱弃而相互踩踏 串起穗条状踢 头发继承了蜈蚣的双倍跫扎 到处自由飞逸 淄发溜滑稀疏散发头上扁塌 极少梳理头疾 〈乱稿〉 尺短寸长的标准现实 剪断秽物堆里孤行的绳尺 插花艺术型的减重史 如同兼收并蓄般的插画师 针对节食的专业博士 慷慨大度地容纳味酸青芝 远如赤箭上插了丝絮 挑肥拣瘦但始终拒绝诩己 想标记一把匕首尖刺 几行简短有力被诅的祝词 填满那一张乱稿注释 白纸黑字凿成鄙陋的文字 看不惯某人共事模式 滥用那张正经八百的拗姿 无的放矢却美丽修辞 经过那张咧嘴说得多写实 随找个得意的箭靶子 只有偏离题材能尽情胡扯 一揪心疼丢弃的奢侈 未能投足二十把五寸短尺 再一次把簿子凌乱撕 好稿只留昨日今日或明日 相关文章: 瓦弋/三步勿失 瓦弋/一树本色 瓦弋/灰白两分钟
2月前
“没有一个故事的主角会往后退的,即使主角性格多内向、多害羞、多怕事。你假设一个鬼故事,有一间鬼屋摆明是有鬼的,然后主角说,‘哇!有鬼的,我不进去了。’整套戏就完了的咧……”香港网络作家蓝橘子在台上说完,现场观众扑哧笑了出来。那一晚,风趣幽默的他在第十七届海外华文书市舞台上分享了近1小时,全场观众被他的故事所牵引,而坐在台下的我也感受到了他所谓的故事魔法,以及懂得说好故事的感染力。 蓝橘子擅长撰写惊悚、暗黑、血腥和奇幻的短篇故事。他俯拾许多香港民俗文化、都市传说、网民遇鬼事迹,化作创作灵感,为素材灌入新的生命力,去扩散鬼故事的魅力。不过,这些诡异故事背后亦投射出一些现实人性,他想通过这种写法引人发想,探讨一些人生课题。 说完,他随手拈来向我抛问,有一对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很不好,孩子也不喜欢父母。突然有一天,有人愿意给1千万换取父母性命,对方会如何做? “不是每个故事有大团圆结局,我不想写很老土的剧情,诸如亲情比金钱重要之类。”接着,他改写剧情,说孩子同时得到了钱和保住父母性命。可是,孩子回到家,父母对他态度依然恶劣,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的牺牲奉献。这类故事就会反映到一些现实社会的残酷。 倘若,进一步极端地向读者拷问人性,孩子能不能拒绝这份亲情?假如父母真的对孩子不好,孩子可以选择不原谅他们吗?“想要(探讨)这么极端的价值观,你就要配合一些很极端的故事才行。” 如果变鬼,他想去住总统套房 每当说鬼,人们刻板印象认为鬼会隐藏在学校厕所或酒店走廊尽头的“尾房”。蓝橘子笑说,如果自己变成鬼,肯定会去住总统套房,不会待在“尾房”或厕所。谁说鬼一定会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然后走不掉? 我不免俗地问有没有亲身遇鬼?见到蓝橘子脸上表情处于挣扎和犹豫之间,想了半晌,便说没遇过,但倒想试一下。“这样讲好像很不礼貌,通常鬼故事的开头就是有作家、编剧或导演执意拍摄,想撞鬼和取材,结果就出事了。”说完,他笑了出来。 都市传闻带出地方历史 蓝橘子不全然写鬼故事,也爱写都市传说。他发现在搜集香港的都市传闻时,当地资料较为匮乏,以九龙城寨为例,他反而从日本和国外的资料书籍补足了很多珍贵资料。 虽说创作,但他撰写都市传闻不只是为了渲染氛围,他有意识地想以都市传闻为媒介,让读者知道更多香港的时代背景和地方历史,安插很多关于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面貌,例如九龙城寨的来历、公共屋邨、临时难民区等。蓝橘子突然问,“你有听过‘不漏洞拉’(粤语)吗?” 在1975年越战结束后,许多越南难民逃亡到香港,香港政府为难民提供庇护,然而期间许多非难民的越南人却趁机到港讨生活,1988年政府实施管制政策,并在电台用粤语和越南话广播这项政策。“不漏洞拉”就是这段广播的首四个字,越南话的意思是“从今以后”,所以许多香港老街坊对这句话有很深刻的记忆,是一段快被遗忘的历史。 蓝橘子深知纯谈历史太无趣,倒不如用一些故事包装,让读者沿着历史枝桠去找寻答案。“九龙城现在有很多出名的泰国食物。但你想过为什么是九龙城?什么原因令到泰国人在那里开餐馆?原来很久以前,有很多人娶了来自泰国的外籍新娘,接着落地生根,便将泰国文化搬移到这里。”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很特色的东西都有它的典故和故事。所以我很喜欢讲这些故事给别人听,让他们了解多一点。” 短篇故事会否消耗太多可贵素材 在创作时,蓝橘子的写作节奏偏向简短凝练,行文流畅,不想有太累赘的叙事内容,所以他的作品集里皆主打短篇故事。难道不怕浪费可延伸成长篇小说的素材?他不以为然地说不怕,倒是怕自己写腻。 所幸《阿公讲鬼》系列有“阿公”这个角色去串联所有故事,顺利地变成一个长篇的单元故事。正如他所喜欢的《卫斯理》小说系列,同样也是单元故事,但有卫斯理这个主角,能够将这些单元故事拼凑成一个长篇。 实体书创造收藏价值 作为一名网络小说作家,问及出版实体书的意义时,他直言,实体书可以创造收藏价值,像是在《学校隐瞒的秘密》这本书,蓝橘子就有仿造一张学生证,读者收到以后,可以感受到书中所描绘的气氛和真实感。 在《杀人犯的侧写》这本书,他亦做了互动式呈现,由读者替角色选择。正如Netflix在2018年推出的互动式剧集《黑镜:潘达斯奈基》,让观众的选择去推动下一个剧情。 这样的做法不是很大挑战吗?蓝橘子却笑说这样写反而很轻松。有了一定的写作年资,难度最高的不是剧情,而是要选择哪个剧情比较符合心目中的故事。“你可以想出10个剧情,你要选择哪个最好、哪一个没写过、哪一个有挑战,这才是最难的。” 蓝橘子叹道,删减永远比创作难。《杀人犯的侧写》容易许多,只是罗列所有选项,把选择权交给读者,任由他们去决定结局。这也视乎读者会想要玩完每一个选项,还是玩了一次就够了。 有没有想过放弃写作? 究竟什么原因令到蓝橘子投入写作领域?他猜想可能是打电动游戏的缘故。年轻时曾在游戏杂志担任编辑,每个星期就为玩家提供游戏攻略,无形中培养了写作的习惯。 直至2011年,才开始在香港高登讨论区创作网络小说。耕耘多年后,他在2016年凭着〈我是技安,今天我出席了大雄的葬礼〉爆红,打响名堂,吸纳了很多大马和台湾粉丝。 其实,蓝橘子曾想过放弃写作。从高登讨论区跳出来,走进出版事业,作者必须面对残酷的销售难题。出道第一年,读者贪新鲜会购书给予支持。第二年是见真章时刻,阅读市场会狠狠地打脸,作者会发现到底有多少“真粉”。 2014年,他出道第二年,当时出版第5本书,并办了签书会。“那场签书会10个人都没有,我坐在那里一小时。那时我有想自己是否不适合做这行。反正我小时候又不是什么读书材料,也没有梦想成为作家。” 蓝橘子称,在他的年代是没有谈论梦想,年轻人未必要读到大学,可以学一技之长,能够赚钱存活就好了。他中学毕业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因而做过很多兼职,除了写游戏攻略,曾在网吧、漫画店工作,也担任过服务员、咖啡师。 “当我试了创作小说,原来自己喜欢写小说。那时候心想放弃,但是放工回家了没事做,我自己会自动打开文字档开始写作。而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真的喜欢做这个东西。” 出版书籍不会有折扣 谈话中,才知道蓝橘子也是一名网红KOL。惟,他称网红收入不稳定,即使自己做得很好,不代表厂商一定会找回他。一切仍需跟着潮流走,现在流行香港人气男团MIRROR,娱乐事业逐渐有起色,商家品牌都会想找MIRROR卖广告,谁还会想找蓝橘子。 他补充,YouTube也面临转型,YouTuber变成主打频道,与好多个网红和演员合作,再由专业人士跑业务,招广告业配。现阶段,单打独斗的YouTuber反而不好经营。 2017年初,他也步入转型,毅然成为一名全职作家。然而,香港出版生态难以让作家养活自己。他深谙与其靠出版社,不如自力更生,自资出版书籍,随即便萌生创立独立出版社的念头。翌年,他与伙伴成立了“洄水文化”。 他的策略主要是网络行销为主,广开卖书的网购渠道,让读者轻易买到书籍,仅少量地把书籍批给书局。他说,香港每年都会有书展和商场展销,但其书价是明码实价,不会打任何折扣。 “你不应该因为某样东西而令到那本书的价值降低,间接又令到创作者的利润被压缩。久而久之,读者就只会等到减价才买书。” 年轻一辈害怕看文字? 善于经营Instagram的蓝橘子有一套操作方式,他以图文形式张贴极短篇故事,吸引网民一起互动讨论。“网络生态不停在变,以前写两三千字都会有人看,现在就要用一些技巧,比如文字嵌入在图片里,或加一些插图。” 他直言,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文字不被重视,比方说小红书和TikTok主推短视频,没有一个平台是鼓励用户多写文字,撇除网文小说平台不谈,因那些平台是给真正想阅读网文的读者。 无形中便有了一种分化,想看小说会去文字平台,想看娱乐视频内容会去其他社交平台,以致年轻一辈“害怕”看文字。 “我近年去了很多学校,发现他们看得(书籍)很少,越来越不懂得表达自己。我问学生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他们会说漫威的电影。如果要求可不可以介绍为什么觉得那部电影好看,他们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 他称,由于他们看太多碎片式的娱乐资讯,所吸收的内容也处于碎片化,变成很难叙述出一个完整和前后呼应的内容。 蓝橘子简介 蓝橘子原名梁文峰,是香港网络作家、专栏作者、编剧,以及独立出版社洄水文化创办人之一。他推出了30多本小说,其中《阿公讲鬼》系列在2017年荣获“香港金阅奖”最佳文史哲书籍。他曾任电影《醉后爱上你》的编剧,也是司徒剑桥《再造空间》和袁家宝《重返地平线》的漫画作品编剧。他还参与了多部广告的编剧策划。其小说作品《夜谷宾馆营业中》、《HElllO》被改编成舞台剧,《假若要为爱情加上一个期限》则被ViuTV公司改编成剧集,名为《假若爱有期限》。 更多人物内容: 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中国作家刘震云 / 无言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 台湾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 “不要老是觉得大众很蠢” 媒体人该相信社群的智慧 贝壳放大创办人林大涵 /众筹共享梦想 亦推动社会改革 自嘲跟传说中一样龟毛/主播方念华:细节处理好 比一切重要
3月前
高揖马鞭于熙来攘往的路歧 万户千门垂杨下我伫足沉疑 一夜的西风长安为落叶之国 不得不珍惜多年无尘的素衣 吴兴华有多首诗以〈绝句〉为题目,都耐读。这一首〈绝句〉,同样让人喜欢。写此诗时吴兴华20岁,中西兼攻,爱读书爱思考,创作手法得益于现代主义,却又根植传统,古典意象在其手中收放自如。 第一句化自李白〈相逢行〉最后四句:“相逢红尘内,高揖黄金鞭。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在喧闹市井中偶遇朋友,挽着马鞭相互作揖问好。高楼垂杨在前,李白告别时问朋友哪一处是他家宅院。 吴兴华则默然不语。他在万户千门垂杨下,驻足沉思,想起贾岛“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眼下一样是落叶缤纷。西风瑟瑟,自怜情绪油然而生。陆机有诗句“素衣虽成缁,不为京路尘”,京洛都城大道,风尘滚滚,白衣成黑。士子战战兢兢,奔走于京城。在追逐功名利禄过程中大部分变质,初心消逝无踪。吴兴华聊以自慰,始终洁身自爱,在污泥中兀自不染,但深入一想,似乎也一无所成,徒然蹉跎岁月,怀才不遇,彷徨岐路。以诗抒发心情,他和古代不少诗人的心情是相通的。 冠病疫情期间我在淘宝买一共5册,2017年出版的《吴兴华全集》,有些喜悦,盼望久矣。吴兴华遗孀谢蔚英在序文中说1983年她到美国,叶维廉及梁秉钧见她,二人爱读吴诗,说其诗糅合中外文史典故:“那是一种新的风格,是超前的。” 吴兴华出生于1921年,好时代不属于他。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时父母相继病故,还好来得及完成学业。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他需抚养4个未成年弟妹而选择不走,做点小工,收入有限,两个妹妹因病无法及时送医而去世,吴兴华也染上肺结核。二战结束后燕大复校,他复职。本可拿奖学金到美国深造,因病未能成行,没有硕博学位无阻其升级,26岁时他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 两个女儿继承了文学天赋 《全集》中除谢蔚英序文以及女儿吴同怀念父亲文章,还附录宋淇儿子宋以朗的〈宋淇与吴兴华〉以及冯睎乾的〈吴兴华:A Space Odyssey〉。吴兴华的苦学精神和学养在这些人笔中都有触及。不管多么困难,吴兴华永远勤奋,念大学期间,他和宋淇(林以亮)“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1942年宋淇致函吴兴华,讨论宋人梅花诗。吴身处沦陷区,无书可检,却对唐宋明清梅花诗如数家珍,并分出高下优劣,过目不忘的记性让宋淇由衷佩服,宋淇说吴兴华“积学之深和悟性之高”,同代人少见。 谢蔚英在香港长大,有家人有朋友,1952年毕业后本想回港工作,但是吴兴华坚持留在国内,不料前路崎岖如此。1952年燕大解体,院校改组,虽然工作受到政治运动干扰,吴兴华抽出时间撰写多篇论文,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也在这段时间翻译完成。1957年祸从天降,由于不同意苏联专家教学方法,被划成右派分子,不仅被撤职降级,还剥夺教书、写作权利。 他积极看待,默默帮助同事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又自学拉丁及希腊文。1962年右派帽子摘除,好景不长,文革旋即爆发,大字报贴满家门,他成为“大右派”、“反革命”分子。1966年8月2日,谢蔚英和女儿记得一清二楚,他被红卫兵叫去拔草。身体虚弱,一会就支撑不住,向红卫兵讨水,红卫兵不给,一会再讨水,红卫兵拿阴沟里的水给他灌下。没有多久,昏迷倒地,却被拳打脚踢。“就这样,我的父亲,才华卓绝、学贯中西的天才诗人、学者、翻译家,含冤离开了人世,年仅44岁。”吴同说。 上个世纪五丶六十年代,吴兴华诗文以“梁文星”笔名刊载香港《人人文学》及台湾《文学杂志》,宋淇功不可没。冯睎乾说他一直疑惑:“一个陌生名字,只寄生在他人嘴边,就能够比得上名满天下的陈寅恪丶钱锺书?”2005年他写信给宋以朗,家里信件塞满抽屉,宋以朗印象中没有二人通信记录。两年以后,宋以朗整理张爱玲信件,意外发现一大叠钱锺书丶傅雷及吴兴华等给他父亲的书信。 《全集》内容因此更加丰富。我读吴兴华诗,其人其事总在脑中跳跃。谢蔚英在序文中说吴兴华正直忠诚,她行将就木,想起二人甘苦14年,以及各种磨难,她无怨无悔。“值得欣慰的是两个女儿都喜好文学,继承了她们父亲的文学天赋”。
4月前
我想每一年都写一篇有关“写作”的文章,当作是胡思乱写的生涯里一个小小的checkpoint。如果我能坚持写个三四十年,或许也可以出一本类似亦舒的散文集《写作这回事》(痴心妄想中)。 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困惑是越来越多的,脑袋不禁蹦出许多问题,像是: 1,什么是文笔?为什么人们讨论文章会一直强调文笔? 2,什么是文学? 3,纯文学又是什么鬼? 4,什么是诗、新诗、现代诗? 5,XX主义是什么来的? 当然,还有更多疑问,这里并不详列。 好在网络上有一位叫朱宥勋的作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有一段时期,大概是“蕾神之锤”和“洪荒之力”流行的那段期间,大家都在赞叹或讨论李靓蕾的文笔。我很是记得,那时候,我怀疑起自己的文笔来,怀疑我是否太烂?是不是不够格去书写?甚至萌生放弃的念头(虽然搞不懂文笔是什么东东),免得继续献世。这时朱宥勋跳出来写道—— “看到很多人对热门时事的评价,是某方‘文笔好’,某方‘文笔不好’,但对我来说,‘文笔’完全不是重点。不只在此事不是重点,而是在绝大多数的写作中,都不是重点。 大多数人认知的‘文笔’,就是‘文字是否有修饰’或者‘文字修辞是否漂亮’,这在写作时是最枝微末节的,其效果就像煮菜最后撒的一把葱花。有葱花当然增香,没有葱花其实也不会差太多。而如果你菜本身煮坏了,葱花也救不了你。” 看了过后顿时松了一口气,那么,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内容”。内容过后就是文章的“结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你懂得要讲什么、不讲什么;你懂得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你懂得哪里要多说,哪里可以略过。 话是这么说,但文笔到底是什么,他并没有解释。我只记得他曾说若果要出一支影片聊文笔这东西,大概会有一个小时那么长。 但其余的疑问,朱宥勋都有专门出影片解答。 再来想提一提,此前翻阅报章时,读过一篇题目叫〈写给谁看〉的文章。翻查资料,原来是杨帆所写,后来编辑写了一篇〈纠缠给谁看〉回应。 我想说一说,其实,即使我的文章被刊登,我也不清楚会有谁去翻开阅读。之前我还有经营脸书,文章可以是写给脸友看,可如今删掉账号了,现在的文章嘛……应该是写给编辑和好友看吧。 我是要写给自己看 写给编辑纯粹是想获得认同,若编辑回说“待用”,那便证明我的文章写得还不错,或是还好,抑或是还不赖,总之就是出得街。即便是回“惟不适用”,编辑也会稍加一两句解释,或一两句评语。你看,多好。编辑免费充当写作老师,我又不用花时间金钱参加写作班,岂不快哉(阿Q精神)。 其次是想和好友之间有谈资。每每和好友聊起天,总是离不开小说和写作。我们会一起讨论怎样写才算是一篇好文章,又或者认为哪一位作者写得好,哪一位写得不好。而且这些话题都能聊上好几个小时,多么快乐啊! 所以写给谁看呢?写给“识货”的人看,除非有天《星洲日报》收档,好友不再喜欢写作,那么,我写给自己看好了,至少兀自有我“识货”。
5月前
这天星期日,他从新加坡回到小村子来,找我聊一聊。 小学毕业后,他辍了学,跑去新柔长堤彼岸做建筑,见识大场面。 我们都家境贫苦。不过,他虽然不能升中学,却可以走出村子去学得一技傍身,而我只有眼巴巴地看别人升中学,看人家出去闯荡。 那时,我十六七岁,和他年纪相若。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14岁那年病逝(1957年岁末。同年8月,马来亚独立),母亲由于肾结石手术后体弱多病,也不能工作了。 我一共3兄妹。我排行老大,下来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必须尽力扛起这个家。 同时,我担心母亲的健康,害怕她突然和父亲一样离我们而去。当时,村子里有一辆英国殖民地政府指派驻扎沙令的德士,和一辆私人霸王车。中午,从橡胶园割胶回来,我经常包他们的车,忧心忡忡地带母亲进出古来、士乃的诊所和药房,甚至远至新山的中央医院。 此外,还有一个困扰:我家没有自己的房屋,长年寄宿人家橡胶园的胶工宿舍。刚在紧急法令下迁入新村时,我们一如既往住在眼下的张秀科橡胶园胶工宿舍,父亲每天踏脚车载我赶去四、五公里远的橡胶园割胶,母亲和弟弟妹妹留在家,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不久,幸亏父亲找到和村子相距1公里左右一个印度人的小园丘胶号,一家人便搬去同在村里的小胶工宿舍。父亲上工如常踏脚车,回程时脚车后座的四方锌片桶装着胶汁;母亲、我、弟弟和妹妹一早步行去胶园干活,生计总算解决了。我们3兄妹下午工作回来才去学校上课。这样一直到我14岁那年父亲撒手尘寰。两个做管工的宗亲苦劝母亲搬回张秀科宿舍,以便有个照应。我们兄妹这时也学会了踏脚车,可以去较远的张秀科胶园割胶了。 本来,割胶是半天的工作,但自从此间沙令华小张白萍校长首创的初中补习班夭折之后,我只有待在宿舍里,找不到下午工来做,以补贴家用。 大约在1959和1960年间,村子宣告为白区,我也曾在晚上和友伴们踏脚车去士乃华小补习,张镜生和蔡业新两人是我们的老师。然而,这些班级也是昙花一现的,很令人失望。 万般无奈下,我自己找书来读,也幸而我之前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书了。 也是苦水中的大幸吧。小学三年级时,来自新加坡的班主任郑育华女老师在课余讲了一则《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找书来读的兴趣。后来,又有张白萍校长拿《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连环图来卖。我和张玉星同学合资购买。升上四年级,我年终考试第二名的奖品就有一支钢笔和一本故事书。我的阅读兴趣就这样产生了。 那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由于失学的打击,我感到外面的世界使人苦恼,只想静悄悄地躲起来。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形中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最先接触的儿童刊物是香港出版的《世界儿童》,张白萍校长卖出的。它曾发表我的一篇习作。我先后读过的少儿刊物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全都是香港出版的。在马来亚出版,我订阅的是《学生周报》。《世界少年》曾刊登我的一则小故事,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学生周报》的编者称赞我一篇记述橡胶园故事的习作有温暖的人情味,并指出文字上的错误。我不知怎的在文中写道:“大概下的是冷雨吧……”编者纠正说“雨本来就是冷的”,实在感激。 除了上述的定期刊物,我之后也从新加坡世界书局邮购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以及一些别的文艺书籍。这些课本,我囫囵吞枣地读了,但没有老师指导,究竟吸收了多少,自己压根儿说不上来。 过后,每当我割胶拿了薪水,便会搭车去新山的友谊书局和邻近古来的昆仑书局买书。大文豪鲁迅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作家的作品,我也陆续买了好些来读。 我追读当年《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连载的《海滨寄简》,获悉一些文史知识和读书方法。我读《星洲日报》社论主笔李星可编著的关于标准华语的著作。我听新加坡电台的华语广播,也作笔记。 提升自我和想当作家是两回事 我爱读香港作家黄思骋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他规范、浅白、流畅,口语加上适度欧化的文笔很吸引人。 我心折于中国来港的作家何达(陶融),在香港出版的《伴侣》杂志专页〈伴侣诗园〉一力推介的浅白简短、贴近生活的诗。 我喜欢古诗词。我也读外国的翻译小说,如莫泊桑和契诃夫等。契诃夫是首选。 我读一年政府为推广国语在村中民众会堂开设的马来文成教班之后,自己努力自修。 有一回,我去古来昆仑书局找书,和蔼可亲的老板看见我又买六、七本书,问我这些书要不要一个月才读完。我回答说不用。那时年少精力充沛,我每每割胶回来之后,就整个下午埋头在书里。 另一回,也是在昆仑书局,一位坐在柜台前的小姐看见我拿这许多书来结账,好奇地翻回头来看看。我想当时映入她眼帘的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啦。即使当下,我依然故我,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穿着小儿子给的,红白灰黑,或印着学校、庙宇、公司,以及公共团体标志的T恤,肆无忌惮地走在大街上,随手拉来一个老儿都能轻易地把他比下去的。 我回顾往昔向新加坡世界书局购买书籍一事。我还记得当年马新两地货币等值、通用。我把现钞装入信封,信封上交叉打一个大“+”字,以卦号信寄出,万无一失。我也曾收到香港《伴侣》杂志以马币计算的稿费。 往昔,人们大抵纯朴善良,当今可真是彻底变天了。 这是一座长二、三百呎(英制),两列房间背靠背并立,两头附设公用厨房,一字排开的长长的胶工宿舍。 当父亲逝世后,我们从村中东南面的小园丘宿舍搬回原先这长廊一般的宿舍来。这个拥有二三百依格橡胶园的园丘宿舍,住着七、八户携带家眷和几个单身的胶工,俨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倒冲淡了些我们丧失父亲的哀戚。我们孤儿寡妇入住一间整百平方呎的房间,里头除了摆一张母亲和妹妹的床,一张放置应用物品的桌子,以及一个父亲生前亲手做的衣橱之外,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 晚上,我就和弟弟沿着用山树做的梯子爬上屋梁,睡到铺在上面的木板去。 我又在靠门边的一面墙壁钉了书柜,整齐地排列着书籍。 自此,有好多年,我中午从橡胶园放工骑脚踏车回宿舍来,就一直躲在这狭窄局促的房间里看书、涂鸦。母亲和妹妹的床一物两用,权充我的书桌了。 我那位在新加坡闯荡多年的朋友,一面和我聊天,一面随意翻看我写在单线簿上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脱口而出:“哦,你想写文章出名,难……”他摇摇头。我一时为之语塞。 然而,我始终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谁都可以写作,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提升自己,和有文学才华的人发奋写作去做作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现在,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平常的建筑工人。
5月前
看见有的文学研究者,评论某某作家时说他“晚年陷入了写作的困境”云云。于是不禁思忖:一名写作者,为何要毕生追求写作上的精进或持续性呢?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不将写作视为必要的谋生方式,而是为了某种“不朽”,是为了在文学史上争取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如果一名写作者已经在年轻时就创作出了有分量的、足以留名青史的代表作,又何必要求自己至老至死仍为言筌所拘? 换言之,若一名作家在文学上早已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晚年决定停止写作,又何尝不可?金庸在四十几岁时就宣布封笔,似乎亦无碍其作为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张若虚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即能“孤篇盖全唐”,岂以终身写作方能留名千古? 再则,如果写作是出于情感抒发的个体冲动,或是艺术心灵的自然流露,那又何必为所谓“写作困境”而焦虑、惋惜? 史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赵翼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创作经常由外在环境所“感”。若世无令人发愤之不幸,则诗人何为?笔耕不辍,固然可敬;不著一字,亦得风流。或许诗意即存在于生命本身的状态,而未必要诉诸笔墨文辞。写作与否,并非生命价值的唯一依归,若为“作家”、“诗人”的身分所迫而要求自己持续产出“高质量”作品,却实非个人的由衷之言,或亦沦为“职业化写作”耳。 写所欲写 行止由心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写作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存在论。写作的姿态,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存在状态。我写故我在。若然,则写作又纯粹是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相当于“学无止境”之修养,甚或为琴棋书画之消遣,故无需迎合外界的标准与评价,但以兴之所至,为文之所在。如果写作只是为了服务于某种文学思潮,仅作为借以证明该创作理论行之有效的实验或实践,这似乎恰恰悖离了文学作为自由之艺术空间的本意。后现代主义提示了某种游戏与实验的创作观,然而所谓“游戏”或许亦应随心所欲,而非“为游戏而游戏”。虽然文学创作很多时候难免受到一些当代思潮的影响,但大可不必将自我拘束于特定的文学理念或审美范式,不必用某种风格或流派来框限自己。不要为了追求自由,反被“自由”所拘。对于特定文学思潮或评审标准的刻意迎合,未必就比对于大众与通俗趣味的迎合更加可贵。 也许写作是为了陶冶“文心”,而“文心”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审美之眼来洞察宇宙。因此写作之修炼亦为心灵之修炼,近乎某种宗教信仰,在写作的状态中对世界产生一些难以名状的了悟,获得一些超越现实凡俗的终极愉悦。也许这样的说法会遭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在我看来,“文心”之涵养,可以是“为己之学”,也能是“为人之学”。因为无数“个体”的总和,就是整个“社会”。如果“文格”即“人格”的理想前提能够成立,则“文心”即为“人心”,将之推及外部社会,则一个“文学”的社会,应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和善社会。想起龚师鹏程尝称“文学性”的根源在于孟子所谓“良知”,或许亦有此意。由此看来,文学的真正困境在于丢失了原初的“善端”,惟有驻守,方能行远。倘若迷于文之声色,毋宁归返无文之初。 东坡论文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所以想写即写,写你所欲写,行止由心。至于什么高雅低俗,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就留待历史来评价吧——何况历史书写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没有人能够握有绝对的论断之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5月前
你能“种”太阳吗?你能把太阳当作一颗种子种在泥土里,让它开花结果,长出许多太阳来吗? 的确有一首儿歌是这么唱的。 住在深圳的女儿和女婿,时常播放〈种太阳〉这首儿歌给外孙女听。我是在去年尾,在他们那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觉得非常有趣。 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童真幻想,旋律活泼优美,再加上它以清脆纯真的童声演绎出来,实在动听。当时不足4岁的小外孙女对它百听不厌,也爱跟着哼唱。 〈种太阳〉的歌词全文如下: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播种一棵 一棵就够了 会结出许多的 许多的太阳 一颗送给 送给南极 一颗送给 送给北冰洋 一颗挂在 挂在冬天 一颗挂在晚上 挂在晚上 啦啦啦 种太阳 啦啦啦 种太阳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种太阳 到那个时候 世界每个角落 都会变得 都会变得 温暖又明亮 初次听到这首歌时,觉得“种太阳”这样天马行空的幻想非常有趣,但同时又觉得很可笑,地球的上空有一个太阳就够了,要那么多太阳岂不热死人?女儿提醒我说,这是一首儿歌,你不能以成人的思维来解读儿歌! 啊说的也是,既然我能接受“种太阳”这样的画面,何不延伸下去,感受一下“种” 出许多太阳的喜悦,而且还要爱心满满地把这些种出来的太阳送到有需要的地方,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到温暖和明亮。 换了个角度来解读,我这个做外公的也和外孙女一样爱上了这首歌! 后来我上网搜寻了一下,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的来历其实很不简单。 〈种太阳〉的作词者是一位来自东北农村的小女孩,名叫李冰雪。1986年,当时只有10岁的李冰雪创作了〈种太阳〉这首诗。由于东北农村的天气非常寒冷,她通过这首诗,以天真有趣的笔调表达了她对温暖阳光的渴望,同时也希望全世界都能充满温暖和光明。整首诗抒发了小作者的童真和美丽幻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寄望。在漫长寒冷天气中生活的人们,是多么渴望能享有温暖的阳光啊!这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这篇作品被收入了金波主编的《中国小诗人诗选》里。 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 后来,作曲家王赴戎和徐沛东为这首诗谱上了曲子,遂成了这首悦耳首动听的〈种太阳〉。这首歌在2004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纪念之“百首爱国主义教育歌曲”。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对歌中的意境有所感动,一边聆赏一边随着歌声想像……希望能够种下一棵太阳,一棵就够了,因为它会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然后把种出来的太阳挂在寒冷和黑暗的地区,供大众分享,“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个角落,都会变得,都会变得温暖又光明”! 你也来听听这首〈种太阳〉吧!
6月前
二、有人,所以有很多书 有人出书,一般首刷1000本,至多2000。马来西亚市场小,首刷能卖完已可找棵树还愿,额手称庆不愧对环境。这些年来,有人印书量逾20万,设若每种滞销200本,一条数计下来,免不了有几万本存书。存书何处,这是个问题。 有人出版社原本只有两个仓库,一个在我家,腾出一间空房,每种书收几本至几十本,遇有小量补书,如月树书店、大将书行、季风带书店等,我自执书前往。另一处在永联印务厂,辟了个空间给有人存书,书印好即配送通路(一般也就三五百本),余书进仓库,待代理补书(早年的诺文,及其后的大众书局和有店),也协助运送。有人没发行专员,多得永联给了个方便(虽然仓库也算租金),以致多年运作无碍。这得特别感谢永联印务负责人Ms. Sim,若无她居中协调,有人恐怕经营不下去。 一次永联遭逢白蚁之灾,仓库的书毁了三分一,痛定思痛后决定狡兔三窟,另在月树租了个房间当仓库,把一些书转移过去,也接受大众退书。渐渐的,月树也容不下了,遂又在吉隆坡怡保路珍珠坊租下第四个仓库。大众退书是很可怕的,试过一回一退100箱,六七千本书。箱头越叠越高,搬运的体力活,不足外人道。一回仓库满溢,经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主任许德发安排(他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各地中学执教),老师们组了车队载走了几千本,带回学校图书馆或分送给学生。今年又有大量退书,老师们又来搬了一次。另外也分了两批,送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和艺青出版社,托他们到学校跑动时送给师生。 三、有人渐入中年 有人坚持不抛售书籍,因为这与杀鸡取卵无异,没有回头路,是戕害品牌和出版行业的作为。个中情由,我在〈关于大坏狼及其他——兼至我的朋友、作者、同业及读者〉一文[4]多有提及。虽然这坚持不符成本效益——3个仓库(还免除了自家房间)年租金近万令吉,而一年间能从仓库调书,重见天日的恐怕不多;但收(守)得住便有希望,书是有价值的。感谢老师们在满仓时为我们散书,免掉毁书时的不忍与愧疚。学生是一颗颗种子,你给他一本书,他往后可能长成一位读者,或一位作家。 《有本诗集》好几位诗人,都是有人出版社创社股东。两位六字辈(方路、刘育龙),6位七字辈:曾翎龙、龚万辉、黄惠婉、周若涛、杨嘉仁、翁婉君(后称翁菀君)。此外还有3位股东:陈翠梅(七字辈,导演)、李红莲(七字辈,文字工作者)及锺进贺(八字辈)。锺进贺于2006年成立万挠男孩出版社,专营儿童书;方路随后也经营“阿里路路”品牌,出版了好几本自己的书。 迈入20周年,有人出版社出书已近200种。多年来都是我管编务(兼发行、送书、仓管),杨嘉仁管行政和账目,周若涛管网络(有人部落和有店网络书店)。编辑一直都是陈文礼,校对也一直仰赖许钦斐和王国刚。封面设计除了龚万辉,后来也找了农夫。多得股东们信赖,不曾置喙社务和编务。除了又集过一次资,在没有固定办公室和员工的情况下,堪堪做到收支平衡。当然,也没分过钱就是了。 林金城是我们的老大哥 有人创立后那几年,着实办过不少活动。2006年杨嘉仁策划了“1726”八字辈聚会(他自己却没出席),17至26是那年八字辈的岁数,方肯在聚会中途闪了进来,那时她刚出版小说集《看见红雨伞》。此后她和嘉仁因为有人部落的言论风波往返交流,隔年便走在了一起。又有一年,知食份子林金城导览吉隆坡茨厂街,在制作公司工作的李雅丽欲约访金城,也前来参与。2007年,我们到雪州北部新古毛看水坝,金城领吃,当地人雅丽当向导;两年后文友团同游寮国,若涛雅丽已成一对恋人。我们戏称:搞有人出版社没什么赚头,但留下两百种书,也撮合了两段姻缘。 那些年,林金城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有人办文化沙龙,他是核心组织者,带领我们穿街过巷、翻山越岭,足迹(及口水)所及,新山、麻坡、东甲、马六甲、芙蓉、万挠、乌鲁音、煤炭山、双文丹、新古毛、直凉、淡马鲁、关丹、甘马挽、瓜拉登嘉楼、哥打峇鲁、甲板、怡保、太平、十八丁、实兆远、大山脚、槟岛;乃至台北、金边、龙坡邦、大阪、京都都去过了,留下不少地志书写和诗篇。同行旅伴除了有人诸子,常见的还有刘育龙、谢增英、吕育陶、周秀洋、林健文、黄俊麟、张丽珊、邱俊丽、黄建华、陈子韩、薇达、欧佩琼等人。 2016年9月12日,林金城脑溢血昏迷。就在前几天,他带着詹宏志、黎智英、张大春等人北上寻幽觅食,送走客人后当晚便倒下了。前阵子他还雀跃说,詹宏志、胡金伦等友好要把他的知食著作带到台湾力推。但他醒来后已经走不动了。这像一个分水岭,此后有人作者群纷纷步入中年,有了家累,心态也已不同,不复是往日说走便走的如风少年。 因为文学而结识的朋友,因为有人出版社而延伸出来的一段段旅程,隐身在一首诗、一篇散文或小说里。有时我会想,有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故事,或故事已经攀爬过顶,接下来只能是下坡路了。可以从容一些,看看对面走来的那些从前的我们,劝说前路迂回,但不走走看,你又怎么会知道。 想起2009年从龙坡邦往关西瀑布,大伙儿见路边摆卖蜜瓜,长长一列阵势惊人,喜孜孜买了好几粒,带到龙坡邦一家高级餐厅央请厨师帮忙削皮切块。饭后作甜品,大家吃了一口觉得不对:蜜瓜一点也不甜。但为了不辜负煞有介事的厨师(把瓜边切成齿状漂亮摆盘),以及大费周章像是捡到宝的自己,我们只好一块接一块硬吞,还要装作津津有味,貌似好甜,好甜。 你没吃过你不知道,蜜瓜还真是甜的——相隔这么久,这趟旅途最叫我们挂念的便是这些蜜瓜。你说,寮国到底有什么?有蜜瓜啊。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大学毕业那年,杨嘉仁驾着他那辆旧国产车,载我们穿越大学岭迂回的旧路,到吕育陶蒲种旧居游说他投资出版《有本杂志》。是夜大雨,雨扫发了疯似的狂扫,但机械与人力何其相似,编程了的极速(及生老病死)总有框限,扫不清瓢泼雨箭,看不清前路,也还是一头栽了前去。 及至那天通宵编完一期杂志,我从育陶家中离开,一人驾车上高速,为了不致睡着打开崔健(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音量转至最大;按下车窗,风狂灌进来,还算茂盛的头发打在脸上── 仿佛昨日,一甩头,时光已经那么遥远。 注:[4] 见曾翎龙《吃时间》,2018,页229-231。 青年翻页见中年——有人出版社20年记(上)/曾翎龙(有人出版社总编辑)
6月前
一、有人的贵人们 2003年6月,有人出版社第一本书《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出版,收入六字辈诗人方路、刘育龙、吕育陶,七字辈诗人周锦聪、林健文、陈耀宗、张惠思、罗罗、陈燕棣、木焱、曾翎龙、龚万辉、黄惠婉、刘艺婉、Skyblue、张玮栩、周若涛、杨嘉仁、翁婉君、骆雨慧、刘庆鸿,八字辈诗人林颉轹共158首诗作。诗人们集资,各自缴付200令吉,得回20本书。草创期通路不通,我们找了城邦的周金明代理,蒙他豪爽包销400本,几乎立刻付清书款,至今感念。若第一本便出书不利,不知此后还有没有人。 张景云为《有本诗集》写的序文〈语言的逃亡〉,谈及他偏爱的非/反诗意写作,看来是婉转的提醒──里头大多数诗作他大概并不满意,至少不是他属意的写法。他愿意写序,期许的竟或是年轻人的躁动,不晓得会闹出什么动静来。记得书成后,与他约在吉隆坡文化街紫藤茶坊茶聚,席间少话,但可以感知他乐于亲近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总带反骨,总要做出不一样的事来,好比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一个现代诗人必须具有平衡的存在意识和历史意识,两者融合于一才能成就个人写作之中的软哲学写作内容。”2016年,有人出版社出版他编并序的《威北华文艺创作集》[1],期间他二度乘搭轻快铁到八打灵再也Amcorp Mall及百乐花园与我和杨嘉仁聚谈,贝雷帽斜肩包底下翻出的眼光笔意,依旧是别无二家的长者学养和风范。 彼时有人诸子(我、杨嘉仁、周若涛、龚万辉等)都只二十多岁,作品累积不多,《有本诗集》之后,有人出版的都是六字辈(甚至更早)的前辈作品:方路诗集《伤心的隐喻》(2004)、散文集《单向道》(2005)、朵拉微型小说《掌上情爱》(2005)、冰谷散文集《走进风下之乡》(2007)等。这些前辈们愿意把作品交托“年轻的”有人出版,既是勉励扶持后辈,或也说明马来西亚文学出版行业萎靡,可选择的管道有限。 父母知道这条路不好走 我1999年工余与友人筹办《有本杂志》[2],及至创办有人出版社。出版方路诗集《伤心的隐喻》时,我们特地邀请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出席在吉隆坡大将书行楼上举办的推介礼。有她“加持”,出版路上应当顺当。新闻见报后,有人出版社抛头露面,胆子壮了,路好像也走得比较稳。 路加(曾志伟)也出席了方路诗集推介。他是工大“孤舟工作室”元老,也写诗。参加过有人的几次活动,总是静静的来,静静的走。有人草创期阮囊羞涩,他投了一笔钱进来,“拿去用,不客气”。杨嘉仁说他是天使投资者,其实他哪是投资,他是单纯喜欢文学,连带也喜欢喜欢文学的人。方路散文集《单向道》印好后,我和嘉仁拿着书在他公寓楼下徘徊,他住的公寓便是姚拓住的公寓。那时他大概已不能说话,我们不知道应不应该打扰。后来我们把书放进他的邮箱,离开后收到他的SMS:“下回见”。没有下回了,2005年9月,他因鼻咽癌英年早逝。一晃18年,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会不会阅读有人的书呢。但愿他们知道,爸爸是天使。 2007年,时任财团法人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林载爵,邀请有人赴台免费参展。我在台北书展的东南亚华人出版与市场论坛,发表了〈马来西亚华文出版:现况、问题与前景〉一文[3]。2008年,林载爵又邀请我到韩国首尔,出席第七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兼世界编辑大会。对于甫成立没几年的出版社以及没什么经验的编辑,这些邀约都是巨大的鼓励和肯定。 大众书局负责中文书采购的韦翠群和周强生,诺文代理历任负责人Lora、Vynnie,大将出版社社长傅承得、大梦书房彭早慧等人,都曾在有人成长路途中扶过一把。他们先后退休或离职,叫人惊觉有人已经走了20年,从周遭一直都有前辈长者善意劝勉,到人群越走越稀落,有人着实不再年轻。 年轻的时候,父母知道我在办出版社,没有言语。他们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不愿鼓励,却也无从劝阻。因为常要取书送书,这里那里摆个小书摊,我买了一架小推车。记得是70令吉,五金店的廉价货色,用久了会金属疲劳,推手和轮轴折合处会松裂。一天送完书回家,得载家人外出用餐,把推车取出靠在墙边。隔天醒来,发现推车轮轴上下两面都钉牢了铁片,不再松松脱脱。这是父亲的默许吧。说起来,这辆推车也有20年车龄,四处征战依旧硬朗,父亲近年却是多病了。 2003年,有人出版社像是在贫瘠土壤意外冒出的一株新芽,在众人的期待和呵护底下,慢慢长出枝叶,舒展手脚。如今虽不至于蓊郁展伞,庇荫后人,却也自成一处绿景,可以吞吐些新鲜气息了。(明日续完) [1]《威北华文艺创作集》出版缘由颇为曲折,可参阅张景云3万字〈编者序〉,《威北华文艺创作集》,2016,页i-lv。 [2]有人出版社前身。可参阅曾翎龙〈想我杂志的弟兄们〉,有人部落,2005:https://www.got1mag.com/blogs/linloong.php/2005/07/12/a_sa_e_eo_c_af_a_a [3]全文见有人部落,2007年:https://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7/05/20/ebnaf_eyiao_e_ma_a_oc_if_c_fas_a_a_ei_e_   青年翻页见中年——有人出版社20年记(下)/曾翎龙(有人出版社总编辑)    
6月前
1998年出版的《叶灵凤书话》中有几篇涉及藏书得失文章。在〈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中,叶灵凤说戈宝权有一次在他书房,看到茨威格《爱书家故事》,爱不释手,非要借回家,并再三声明,看完立刻归还。茨威格旧译支魏格,是叶灵凤喜欢作家。书得之不易,在一美国杂志小广告上发现,辗转买下。虽然舍不得让戈宝权带走,却不知如何拒绝。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戈宝权离开香港,自此没见,书随人消逝。叶灵凤后来另外补上,但是版本不同,他格外怀念原来六十四开本,封面、字体、纸张都讲究,“印得那么精致……却已经无法再买得到了。” 叶灵凤怀念的是书,不是人。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虽是“知己同好”,文中匆匆带过。读到这一段,想到20年前借走我一本书的朋友。朋友为人大方,不计小节,去年过世,我怀念人甚于书。没有物归原主不是大事,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本论文选集里有我文章。先是发表在学术刊物,后有出版社将同类作品聚集一书,付若干稿费,书只送一本。朋友拿后,就没存了。整理藏书时偶尔想到此事,见面时又集中其他话题,不料朋友突然永别。以后要用此书只能求助马大中文图书馆。此书印刷编排都到位,却未达不舍阶段。 世间书汗牛充栋,个人经营不过沧海一粟,藏书纯粹方便平时阅读,少一本并非关键。爱书人容易对书产生感情是事实,一认真,每一本书都有额外故事。因书想人,因人想书,因书想书,都有可能。和书结缘,横看竖看,不是坏事。藏书读书,本是天性使然,被视为痴或癖,不过是在过程中多花时间。一点一滴,沉迷处都是耕耘痕迹。人有不同造化,书也一样。一次逆向力量,多年努力付之一炬。 叶灵凤在〈我的另一份藏书〉提惨痛经历。抗战时他在《救亡日报》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报迁广州,广州沦陷后到香港,在《星岛日报》当编辑,最后定居。留在上海亲戚家近万册藏书,让他梦魂萦绕。战争结束后,方知几经转移托寄,藏书下落不明。后来去上海,心未死,“就是找回一册也好,可以拿回来作一个纪念,结果是一本也没有。”他说这批藏书,都是年轻时赚取稿费,省吃俭用而得。 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 近万册,不少。珍爱之物不见,怅然若失在所难免。“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这是司空图在〈退栖〉中句子。剑如书,书如剑,得到好剑好书犹如增添强健仆人,失去好剑好书则像永别知心朋友。 2018年过世的王学泰在《写在历史的边上》有一小段落将这种心情说得彻底。文革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孙楷第下放干校,一万余册藏书寄放办公室储存室,家人以数百元将书卖给中国书店。1974年孙楷第回北京方知此事,非常着急,书上有眉批,那是个人笔记,也是阶段性人生记录。想把书赎回,却付不起赎金。他求助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批示表示关注。书店一知,把书拆卖。他得知藏书已散,一病不起。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探访时,已不能言,唯在手心写“书”一字,抱恨而终。孙楷第和王学泰都是文学所研究员。“这件事情所内老人尽知。”王学泰语句充满伤感。 比起孙楷第,叶灵凤有机会在香港开启另一段藏书岁月。就数量和性质来说,比上海更多更专,当年买不到或买不起善品,一一进入书房,其中香港书刊、西方画册珍本和西方文学书籍最让人津津乐道。 叶灵凤功底深厚,文字炉火纯青。居港后放弃早年闻名的小说创作。只写随笔,只写书话。“写书话,可以看到他与书的生死契约”,编《叶灵凤书话》的小思在后记中说。他被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1975年去世后,先是美国西雅图图书馆愿意高价收购藏书,后来加拿大和法国各有单位来信作同样要求,子女理解父亲心情,不让藏书流落国外。法国来函最特别,提《新安县志》,愿意以超过二十多万港币收购。此事女儿叶中娴在〈我父亲的藏书〉留有记录。 《新安县志》最后经过香港新华社,送返中国大陆。其他藏书一样耗尽家人心思,在蛀虫威胁下,得移别处,最后选择香港中文大学。由搬运到修补整理,前后动员不少人,一年时间,工作才妥。1979年11月6日举行简单赠书仪式,叶灵凤太太代表接受纪念木楯。叶中娴说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是正确的”。藏书家子女,原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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