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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7天前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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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12月第一个周二的晚上,突然看到“韩国宣布戒严”的信息。当下的反应是:“这是误传的假新闻吧?”2024年的韩国,怎么会无端端地宣布戒严? 由于觉得不合情理,就谷歌了一下相关新闻,确认真伪。一查之下,竟然,是真的! 搞什么啊?又不是朝鲜打过来,一个好端端的民主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宣布戒严?我一向没关注韩国政治,临时恶补了一下,大概知道了事件的背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对韩国国民很有信心:韩国人是不会允许自家的民主如此倒退的! 不巧,那个晚上我因为消化不良肠胃不适而睡不安稳。两点多时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干脆起身查看最新进展。宣布戒严后几小时内,韩国国会已以190票对0票一致通过,推翻戒严令。心里万分佩服:韩国人果然是ppalli ppalli的民族呵! Ppalli ppalli在韩语里意指“快点快点”,而韩国人似乎也以身为快速有效率的民族而自豪。有趣的是,韩国的电话区号是082,而82这两个号码在韩语里也音似ppalli。 再倒回床上,半梦半醒间胃和思绪都在翻腾。想起2018年5月选举日晚上,等待选举成绩时的焦虑和紧张,当时从非官方管道虽已得知结果,选举委员会却迟迟不作官方宣布。那也是个不眠夜。之后与好几个朋友谈起,才知道大家都一样因为心中不踏实而睡不着,生怕睡着后醒来时,得而复失。 根据报道,这次戒严令的颁布,让韩国人联想到全斗焕在1979年发起的军事政变,及他夺权后持续了8年的独裁统治。韩国电影《首尔之春》就是改编自那场政变。即使知道现实世界里的结果不能改变,看到尾声时我心中仍忍不住希望电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毕竟如果不是最后贪生怕死的国防部长的一句话,结局可能真的会有反转。 韩国的民主是用激烈的抗争与许多人的生命和血换来的。另一部韩国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由真人真事改编,叙述韩国民主运动里惨烈的一章——1980年的光州起义和军人政权的残酷镇压。当年多亏了那位德国记者潜入光州采访,揭发当地发生的镇压和屠杀,否则世人也不知道何时才会知道那座被封锁的城市里发生的惨案。 民主是需要持续守护的 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就在光州出生,她在《少年来了》里描述的一具又一具在武装镇压中被打死的遗体,很多因为被军人暴击而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每天都有新增的遗体,原本的遗体还来不及等到亲友的认领,又有卡车将新的一批遗体运来。淡淡的、平静的叙述却让人读到无尽的哀伤与沉痛。 民主可能很喧闹,也可能不如专制政体有效率(都一人说了算,决策当然快啊)。民主可能倒退,也可能选错人上台。但以韩国为例,正是因为经历了民主化,国家不能篡改历史掩盖真相,人民——包括进入民主时代后才出生的年轻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知道绝不能让历史重演,让滥权者再将国家陷入动荡的深渊中。 谢谢韩国人民为民主赢了一局——虽然弹劾尹锡悦,让政局稳定还面临很多挑战。不过,民主化本来就不是换了政权就“从此幸福快乐”的事;民主本来就是需要持续守护,一不小心可能就会一夜之间或不知不觉间失去的。 编辑台/靖芬:推荐阅读《少年来了》韩江 顺着专栏作者谢丽玲的文章,我也想给【星云】读者推荐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女作家韩江的这本《少年来了》。小说的背景是1980年的韩国光州事件。那年5月,光州市民与学生组织示威游行,反抗当时的韩国总统全斗焕政权。15岁的少年东浩和朋友正戴参与了示威,政府派军队进驻光州冷血镇压时,两人只能跟着人群乱逃。逃跑时东浩与正戴走失,正戴中枪倒下,而东浩幸运地躲过那次的扫射。愧疚之馀,他决定回头寻找正戴…… 这是一本容易阅读(韩江作品的叙事多很流畅),却又或许不那么容易直面的小说。但是,至少,至少韩国有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本小说,有人用文字、影像作品记下了那段历史。  
3月前
1949年4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他一大早和王世杰及雷震早餐。三人常聚,有意在上海创办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胡适说他“上午九时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 Cleveland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 此次出国极有可能客死异乡。4月9日船停泊横滨,不想登陆,朋友吴半农坚邀,于是进城半天,见到吴文藻、冰心夫妇。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得知国共和谈破裂,共军已经渡江。 胡适在旅途上写两篇文章:〈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第一篇7个月后发表于《自由中国》创刊号上,胡适挂名发行人,主编雷震视他为精神领袖。 《自由中国》高举反共旗帜。胡适说共产党所到之地,立刻罩上严密铁幕:报纸没有新闻,言论失去自由,人民基本诉求被拒。这是“最彻底的愚民政治”。为了遏止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蔓延全中国,《自由中国》杂志挺身而出,不让共产党“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并要“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二篇也是反共文章。他喜见陈独秀晚年思想进步,不再是“托派”,他“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他说陈独秀三个见解值得一书。一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二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三是民主政治包括无产阶级民主和有产阶级民主,“都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以26之龄一跃为学界领袖。本是年轻人楷模,言论最后变得无关痛痒,黯然离国。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解释原因。他说西方式自由和民主,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不同传统,移植过来,常遇窘境。胡适一度介绍“易卜生主义”,提倡个性和妇女解放,只在知识阶层中间发展,基础不牢固。 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为了民族的生存,个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获得自由,才涉及个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挡不过民族危机,个人自由最后让路给民族自由。余英时说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宁死 胡适是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辞,制造效果,距离煽风点火,玩弄情绪远矣。胡适回国推动新文化运动时,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写〈老鸦〉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政治角力无处不在,该说的话得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说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到共军成功后捉人问题。他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但是后来语气稍有变化。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与钱穆,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帮凶。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说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话。 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话直说,参政期间,不畏权高位重者,连上四章批评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绘制《百官图》,要仁宗正视无能官员晋升乱象。吕夷简咬牙切齿,说服仁宗将他贬为饶州知州。 梅尧臣写〈灵乌赋〉劝范仲淹节制,不必像乌鸦专报凶讯,应该拴紧舌头,锁住嘴唇,免将路子越走越窄。 范仲淹以同题〈灵乌赋〉回应梅尧臣,即使自己只是飞禽,仍眷恋生养之地,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灾祸警示往往被忽视,忠诚与智慧常遭误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说。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无愧良心,尽责就是。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胡适的话,他不会因为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受折磨而幸灾乐祸。人间没有净土,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中国》后来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雷震成蒋介石眼中钉,被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判了10年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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