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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2星期前
廖克发导演的纪录片,往往涉及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不即不离》触碰马共题材;《还有一些树》追溯英殖民分而治之政策与五一三事件;《野番茄》聚焦台湾二二八事件的个体生命经验;《由岛至岛》揭开二战时期台湾人协助日军征战东南亚的事迹。 为了梳理历史脉络,他经常翻找马、台、英、澳等地的国家档案(archives),嵌入作品里。过程中,很多质疑是不能丢掉的——这些历史档案由谁创建?为何创建?藏有什么隐议程?洞悉这些以后,自己又该成为一名怎样的纪录片导演? 报道:本刊 李淑仪 图片:自由电影节、互联网 纪实影像发展与殖民历史紧扣 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定居台湾的廖克发回马出席自由电影节。以“档案在电影中的创意运用”(Creative Use of Archives in Film)为题的讲座上,他分享自己如何在作品中解构官方档案影像,再重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叩问他真正关心的议题。 为何必须解构这些档案? 讲座开端,他向现场观众展示一组台湾原住民女子的档案照,那是由日本民族学者在日治时期所摄。照片中,女子身穿传统服饰,脸颊烙有刺青图纹。 “今天,我们说这些照片展示民族学的美、社会学的真,保留19世纪早期原住民的样貌。当年那些摄影师也是带着良善的意图进来,他们相信自己是为学术贡献。” 但,我们或许都没想过,捕捉这些照片的情景,往往涉及暴力。 “作为殖民者,日军拥有先进武力,他们走入部落,命令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拍照。如果你是这名女子,你有什么感觉?” 是的,很多保留至今的档案影像,实由殖民政权摄制,里头释放着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殖民者自诩的“善意”与“帮助”,不一定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美好。就像如今我们歌颂照片的真善美,却没看见原住民女子身处恐惧中。 “身为纪录片导演,你必须问自己,是什么驱使你拍片?因为你更有资源?还是你相信自己更优越?不要忘记,当年的摄影师也认为自己正在帮助原住民,他们没有察觉女子的害怕,也没有察觉自己的权力。你不该无视这些事,否则不配当一名导演。” 看见别人的残暴,同为掌镜者,怎能不也低头审视自己拍片的动机。 “你必须先是思想者(thinker),才能成为纪录片导演。” 幽默解构档案影像 纪录片不等于真相 廖克发思考的议题很多,“种族”是其中一个。2019年推出《还有一些树》,他在片子里发问:“是否曾有过一段古老的时间,在种族这个词还没被发明而成为借口以前?” 他到大马国家档案馆重访“以前”,寻获不少英殖民政权摄制的宣传影片,都在渲染“种族阶级”的概念——殖民者必须将自己放在金字塔顶端,借此合理化对其他民族的统治;那么,谁排第二?谁在底部?又是谁说了算? “整个种族阶级的观念,是殖民帝国带进来的。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分而治之’这个词,”至今仍是我国无法挥散的鬼魅,“殖民者利用影像与数据,企图证明各族发展程度不同,而白人最优越。这套想法,全建立在档案之上。” 摄制《还有一些树》时,廖克发大量调用英殖民档案影像,经过拆解与重构,想要叩问的是——今天我们还要继承这种思想吗? 比如,他截取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在1956年拍摄的纪录片《永恒的特米亚人》(Timeless Temiar)片段,“这是档案馆里最有盈利的影片,获得很多国际奖项。他们(殖民者)真的走入部落去拍。”可在镜头里,观众看到的却是原住民依据指示“演绎”他们的“日常”。 廖克发如何解构这个片段?他选择幽默和讽刺。 在《还有一些树》里,紧接在《永恒的特米亚人》片段后面,是廖克发模仿英国人使唤原住民男子“向上看、向前走、不要看镜头”,指导他如何演戏的画面。 “这是我把玩影像的方式。我想展示给观众看,这些所谓介绍原住民的影像其实是怎么制作的,他们叫原住民做些平常不会做的事,跟观众说这就是他们的习俗。” 把玩影像,是剑指掌权者之举,也是给观众的重要提醒:“Documentary doesn’t claim the privilege of truth”,廖克发说,纪录片并非虚构故事,却也不代表拥有真相,“我们应该始终对制片者保持怀疑。我要我的观众质疑我,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我展示的东西。” 怎么面对/绕开版权问题 使用档案影片,很多时候无法逃开版权问题。他还记得,首部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需要挪用大量源自大马、澳洲、英国和日本的档案,其中有数部日本动画深深抓住了他。那是日本政府向孩子播放的宣传动画,将日军入侵他国之举,诠释成一种英雄式的打救,帮助弱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政权的欺压。 他很想在自己的片子里使用这部动画,于是写信给电影公司和动画师家属,却没能获得批准。“没办法。这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石。” 2021年摄制《野番茄》时,他又想起这部日本动画。但没有版权许可,又能怎么办? “我聘请台湾动画师依照原版动画重画一份,再做一些改变,放入我的片子里。”这么做,并不能摆脱版权法的管束。“但若你感觉自己真的想要做这部片,那就做吧。如果被起诉,我也做好准备承担后果。” 为何如此执着?“因为我想让观众明白,为什么他们(《野番茄》主人公;在日治时期长大的台湾一代)这么热切为日军奋战,因为他们被这些动画操控了。” 档案影像的版权费,多是按秒数计算。拍片这些年,廖克发不是没有疑惑,很多档案影像当年原是摄于马来亚,拍的也是这片土地的人,“今天我要用它们来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却要向国外机构申请批准、缴付昂贵费用,这合理吗?” 档案的拥有权应该归谁?当年的帝国政权?还是被摄者后代?——廖克发在讲座现场提出这道问题,邀请观众辩论与思考。“当年殖民者拍摄马来亚人民,并没有问过他们的意愿,为何如今却要向我们索取费用?这并不是无理的问题。” 在廖克发看来,比起遵守版权法的规条,他更在意自己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是什么。“你要真的觉得有使用的必要,你要真的想用这些档案来提出你认为重要的问题。” 拍片是为了发问与思考 导演的责任是模糊界限 廖克發在《野番茄》里想叩问的又是什么? 《野番茄》其中一名主人公,年轻时曾加入日本军队。作为一名在日治时期为日军效力的台湾人,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身分。 除了重制日本宣传动画,廖克发也在台北和高雄档案馆中翻出旧报章,里头印有日本殖民政权的演讲稿,字里行间将台湾人贬为较低等的人。“当我们说档案,指的不只有影像,可以是文字、声音或照片。《野番茄》的开头,我找来一位演员,在不露脸的情况下演讲这篇真实存在的文稿,这是他们当年发表给学生听的演讲。” 他质问现场听众,若大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长大,从小接受日军教育,长期接收这些讯息,我们又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洞察这些动画和演讲背后的隐议程? “如果你是当时的台湾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被日本人瞧不起,台湾被看作是不发达的地方……所以台湾人会加入日军,借此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廖克发清楚,观众太喜欢选边站。有时,导演的责任,就是模糊这条分裂人群的线。 “观众总是相信自己站在对的那方,坏人则在另一边。与其轻易评判别人,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去思考。我们必须警惕,人是很容易操控的,通过影像,通过媒体,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很危险的。”他接着说,“所以我们必须反抗大马的电影审查制度。” 空间不算太大的讲座会场响起掌声。 当我们意识到,纪实影像的发展脉络,与殖民历史和操控思想息息相关,廖克发认为,如今的纪录片导演更不该单纯为了“记录”而拍片。 “对我来说,拍纪录片是为了发问,这个问题对你意义重大,所以你必须拍出来。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发问,那就别拍。”他并不反对导演让自己的身影走进片子里。“有人认为要跟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不,我不相信这套说法。没有‘主观性’这回事。你需要置身在片子里,让我看看你是谁,让我看看你要通过拍片质问什么,并对你的问题负责,透过拍摄过程去思考。” 更多【新教育】: 海洋生物学家本·菲茨帕特里克 /守护全球独特海湾 维持座头鲸生态系统 马大植物园 一座隐秘的知识丛林 拍短视频意外蹿红 ,Ms Shirley——教华文的印裔老师 树艺师 树木的医生
2月前
(新加坡19日讯)擅长拍新加坡特色纪录片的31岁导演王家靖,作品曾被逾70个影展拒于门外,最低潮时口袋仅剩700元(新币,下同;约2333令吉),但他始终守得云开,其中7部作品被新加坡航空公司相中,从本月1日起在其舱内娱乐系统播放。 王家靖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说,他从小爱看纪录片,虽然大学修读商业管理课程,但2015年一趟印尼考察之旅,让他有机会正式拍摄第一部环保纪录片《The Conservation Conversation》。 “那部作品前后花了11个月完成,过后在新加坡和区域的环保活动上放映,让我初尝成功滋味。2018年,我以结霜桥旧货市场为主题拍摄纪录片,放了很多心思去完成,满怀希望为它报名参加逾50个电影节,不料竟全军覆没。” 被拒绝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不懈。 两年前,他把重点转移至拍摄纪录片系列,其中以琵琶演奏家为主轴的《乐在其中》几乎耗尽了他的积蓄,户头一度只剩700元。 他再次信心满满为作品报名逾20个电影节,结果还是被拒于门外。 今年初,他接到负责策划新航机舱娱乐系统节目公司的邀约,透露他们正在寻找属于新加坡音乐的故事,偶然发现他制作的纪录片,觉得十分适合在新航的航班上播出,并有兴趣看看其他作品。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有7部被相中,从本月1日起至11月30日在新航舱内娱乐系统播放,成为他事业上的转捩点。 苦学华文两年 王家靖的其中一个纪录片系列,记录他花两年苦学华文。 他透露这些年在拍摄纪录片时,让他坚定要把华文学好的决心,并在30岁报考“O水准”作为鉴定水准的指标。
3月前
3月前
老家最近出现不少出土文物,埋藏多年的宝藏,终于等到识货的后人。公公婆婆的沙龙照重见天日,摸到照片的质感,我和表妹纷纷直呼:“很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整理照片时,我意外找到了一张公公20岁的独照。那是一张黑白相片,肤色黝黑的公公身穿白衬衫,打了领带,露出洁白的牙齿,黑白两色相衬,保留了公公华印混血儿的韵味。相片堆里还夹杂了一张公公60岁的彩色独照。照片里的他仍着白衬衫领带,但是年轻的锐气早已褪去,换上一张和蔼老人的面谱,朝镜头浅浅一笑。咔嚓!我想公公亦不曾预料,这张相片竟然成为自己的遗照,高高地挂在老家的墙壁。我把青年版与老年版的公公独照并列,仿佛走过了他的来时路。 过往与友人出行,其中一位友人偶尔悄悄地在背后调侃“走路不看路”的路人,“他以为这里是他阿公的路咩?”我总会被友人的幽默逗笑。一段时间,“阿公的路”不知不觉成为我的口头禅,讽刺的是,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公公究竟走过什么路? 去年与家人到马六甲游玩,红屋对面的一座桥吸引了我的目光。桥头设有路牌,我踮脚一看,不得了,我居然站在阿公的路!这桥的命名者大概不知道“Tan Kim Seng”也是公公的马来文名。恍惚里,我投影桥身,把“Jambatan Tan Kim Seng”当成自家的桥,从人行道走下柏油路,直到骑脚踏车路过的旅客破口大喊:“小姐,这里是你阿公的路啊?”我如梦初醒,识相地走上人行道。 公公在我未满3岁便心藏病发猝死。若按常理,我应该不会知道他的马来文名。年幼时,我是家里的小邮差。那时,我与婆婆、舅舅、阿姨与同住一屋檐,邮差把他们的信件投入邮箱,邮箱里掺杂了许多姓名。自从我学会分辨字母,家人便委任我按收信人姓名分类信件。某日,我收到了一封寄给“Tan Kim Seng”的信函。我猜想,邮差是不是送错人家。问了在厨房炒菜的妈妈,才知道收信人是公公。 公公不在了,我要怎么把信交给他?舅舅和阿姨要我把分类好的信函放在电视柜,他们下班回家便到那里取信。作为称职的小邮差,我总要等到他们打开信封的那一刻,才能安下心来。于是,我把公公的信放在供奉祖先的牌位前,用装咖啡乌的不锈钢杯子摁压信函。如此一来,公公便能读到他的信,家人对我的行为感到哭笑不得。 那次以后,我认识了公公的姓名。记忆里,我与公公互动的场景不多,不过,这些回忆却是影响我很深的事。公公不认同喂小孩吃饭的行为。他陪我吃饭时,总要为一两岁的我垫高几张塑料椅,拿了儿童餐具帮我把饭菜装盘,坚决训练我自己吃饭。若是吃相不好,或偏食,我都会被公公训话。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饭粒弄到地上,吃饱后准备从椅子跳下,脚板不小心沾到饭粒。公公见我立在原地不敢动,才知道我误踩食物。“小心今晚雷公打你!”这是公公对我说过最狠的一句话。长大后我才明白公公珍惜粮食,不愿后代浪费食物,所以恶言警告。但是,这对两岁的我不公平,我根本不知道脚下有饭粒,吓得我一整晚祈祷天公不要下雨。 幻想像从前一起看动物纪录片 其实,公公只有在饭桌前才是凶神恶煞的模样,平常的他对我相当温柔。晚饭后,我喜欢溜到他的房间,陪他看电视。我还记得公公喜欢看动物纪录片,我和他坐在床边,看动物追逐、捕杀、进食,母亲为我记得这帧画面感到深信不疑。也许我比较适合缅怀过去。闲来无事时,我坐在沙发上看动物纪录片,总会幻想公公坐在我的身边。纪录片播毕,公公准备睡觉。他让我下床帮他摁电视的开关按钮,电视啪的一声,我一溜烟跑出房间。 后来,我从公公的病房跑进。我不知道那里是中央医院,不懂病房的规矩。躺在病床休养的公公眯眼看我绕着他奔跑。母亲说,当时很多人来看公公,但是,他非得盯住我看不可,只因我是当年家族最小的孙女。在医院奔跑的朦胧姿态,似真人秀节目没有架稳定器的追逐画面。我在晃动里看见公公微微坐起的身子,“小心啊!”动完手术的他以微弱的口气吐出3个字,可惜我当时候根本听不进去,不小心跌倒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公公的路,原来是延续我的视线铺陈而来的。每个下午,公公让我在老家前院骑三轮脚车,自己在五脚基乘凉。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祖孙俩的放风时刻。我骑脚踏车围着前院转圈,公公径自咯咯笑。当今社会喜欢以“女儿傻瓜”形容异常疼爱女儿的父亲,我想公公如果能活到今天,肯定是不折不扣的“孙女傻瓜”。在他的守护之下,我几乎不曾跌伤或摔倒。然而,我却在公公过世的第一天,在同个地点骑脚踏车遭遇了人生第一场“车祸”。 公公的丧礼为期5天,我第一天便拐伤了右脚。由于右脚浮肿,我穿不了鞋子。个性偏执的我不知为何坚持穿上左脚的鞋子,硬是以奇怪的姿势一上一下地走路,亦不肯光脚丫乖乖就范。这件事成为公公的丧礼趣闻。但凡与亲戚相逢,他们总会记得我是丧礼上“穿一边鞋”的小孩。 18年后婆婆去世在老家设灵,棺木的拜访位置与公公一模一样。我抱着两岁半的侄儿瞻仰婆婆遗容,他用手掌轻拍棺木的玻璃窗时,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我和侄儿一样,试图叫醒不会起床的亡者。轻拍玻璃窗,对小孩而言或许是不舍的举动。公公和婆婆都没有回应,我放下怀里的侄儿,也该回到现实了。 回家以后,我买了一本相册,把公公的模样收藏起来,仿佛这么做,我便能珍藏他行过的步履。我和公公的缘分浅薄,仅有3年之长;我们一起走的路很短,却永远定格了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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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命相互碰撞的感觉,这是我喜欢拍纪录片的原因。” 李慈恩,26岁,怡保人,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毕业生。毕业前,她陷入深深的迷茫,关于未来要在哪里生活,关于身分的重叠与边界。当自己也成了异乡人,她开始想起父亲——一名在多年前“跳飞机”到澳洲的非法移工。于是,她回到家乡追溯父亲的故事,拍成纪录短片《跳飞机》。短片获得2022年新北市学生新星奖最佳纪录片,也入围金穗学生纪录片奖。 摄影机成了一个媒介,让她参与很多人的人生,“他们的生活给了我很多启发,很多勇气。” 第一次捧起摄影机,是在培南独中就学期间,加入学生记者团之后。从观景窗望出去的世界,裹着此前未曾觉知的氛围和感受。是一场enlightenment(启发),李慈恩形容。仿佛隐隐打开了什么。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喜欢观察细节的人。妈妈说,我是可以站在一个地方看一个东西久久不动的小孩。”长大以后,直勾勾盯着人家可是不被鼓励的,但有了相机就不同了。“你就像是可以躲在一个地方,在镜头里放大、缩小,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一件事情。那个瞬间我是很享受的。” 在课堂以外累积的摄影作品成了护身符,让李慈恩顺利通过“独立招生”的申请管道,在19岁那年入读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 到异地升学的日子,在看似能够和谐融入当地生活的日常中,其实隐埋着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界限,时刻提醒李慈恩反思自己的身分和处境。尤其毕业的临界点到来,她不得不做出选择:未来到底要在哪里生活? “那段时间,我开始觉得,原来身分是流动的。虽然我讲中文,长着一张华人的脸,但有时你是隐形的,这是我在台湾生活的一个深刻感受。”身边的台湾朋友有时会忘了她是大马人,但在更深的地方,比如文化的养成、口味的喜好,两地的隔阂始终存在。 每年,她也必须更新居留证,反复向有关单位证明自己能够合法待在这片土地上。这是身在自己的国家所不会有的体验。 “就算日常多么融入台湾生活,你还是要注意自己‘过期’的时限。所以我开始好奇,这种身分的重叠在一个人身上会形成什么样子。” 这一刻,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筹拍《跳飞机》 与父亲开始有话聊 20世纪末,锡米价格暴跌,怡保一带的矿场纷纷倒闭,震荡了整个环境的经济结构。为了生计,父亲与许多当地青年一样,“跳飞机”到国外打工。 对当地人而言,“跳飞机”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普遍到李慈恩必须跳出来到国外生活,才会想起原来这件事并不平常。于是,毕业作的提案,她决定以纪录片的形式,回到家乡务边拉湾古打(Lawan Kuda)追溯父亲的故事,把这个若即若离的人重新认识一遍。 父亲第一次离开,李慈恩约莫两岁。八岁那年,父亲回马待了一阵子,做焊接工人。后来为了让成绩优异的女儿升上好中学,父亲又飞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我不会完全很悲观看这件事情。我的父母都是蓝领阶级,但他们真的供我来到台湾读书,他们牺牲了亲子时间,去到国外重新工作、生活,这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们身上有一种野性,我很喜欢,我觉得自己也继承了某一部分的野性,让我有自信在台湾闯荡。” 在纪录片《跳飞机》中,李慈恩采访了妹妹、母亲,以及父亲友人,透过不同视角,弥补从小缺失的父亲形象。片子完成后,她有找到心中渴求的答案吗? “我觉得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原本想像这是一封给父亲的家书、情书,想让他看看离开十多年后的家乡现在长什么样子,”分隔已久的两人,通话次数越来越少,但为了筹拍《跳飞机》,两人开始有话聊了,“我会要他推荐朋友受访,向他拿联络方式。我从中学到,如果你想跟一个人连结,就要主动一点,主动可能需要勇气,但好过没有。” 纪录片是一个媒介 参与别人的生活 生命的相互连结与碰撞,正是李慈恩喜欢拍纪录片的原因。 除了父亲的形象变得更明朗,原本只是从小会在住家对街路过的安哥们,也因为《跳飞机》的缘故,李慈恩有机会走入他们的生活场域,看见他们不再扁平的模样。 在此之前,她曾拍摄一部以三位台湾外籍新娘为叙述者的短片《我从_来》,有者是她在餐厅打工认识的阿姨,有者是同学的亲戚;目前,她正追踪一个台湾原住民族重夺自身文化与姓名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媒介,让我参与了很多人的生活。他们都是我在不同生命阶段遇到的人,我好奇他们怎么去克服自己的困境。” 吸引她去探索的困境,往往与身分认同与身分重叠有关。除了原生家庭与留学经历的影响,是什么在驱使着她一部接一部去挖掘人在边界游移的复杂性? “我觉得身分认同这件事很有趣,到头来其实你是在观察一个人怎么活下来。我喜欢从这些很草根的人身上怎么长出自己的根这件事做学习吧。” 至于李慈恩要把自己的根扎在哪里,早在她拍摄台湾外籍新娘的故事时,或许已经得到解答。 “拍摄那天,我看到她桌上摆着一杯水,水里装着万年青,我问她,为什么不把万年青种在土里。”这道问题,也对应着她自身要留台或返马的挣扎,当两边都有自己的足迹,怎么却感觉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不想眼前的阿姨悠悠地说,“这些东西很容易长的嘛,你放在那边,它就会慢慢把根长出来了。” 这是一次她很珍惜的生命的碰撞。 “她提醒了我,人总会找到方法活下去,反正不管你选择待在哪里,都要认真活着就好了。” “艺术工作者 有责任连结每个人的生命” 原来困扰自身许久的迷茫,解方竟是如此简单:认真生活,认真拍片。我们都会长出自己的根。 毕业两年后,如今的李慈恩早已做出选择——待在台湾继续创作,同时不忘回头凝望自己的家乡。“我还是想做马来西亚的题材,理想的状态,是半年在台湾,半年在马来西亚。” 目前,她也打算将23分钟的《跳飞机》短片,延伸拍出一部长片。虽然影片聚焦父亲的个人生命轨迹,但已足以反射出一整个非法经济移民的群体故事,在她看来,这兴许是一部纪录片或艺术作品的意义所在。 “你只要把个人的故事讲好,其实你就在讲着一个社会和历史的东西。因为一个人的出生,它是承载着一个社会的期待和一个家族历史的堆叠,这个人才会出现在这里。” 这份意义酝酿的结果,就是促成更多“生命的碰撞与连结”的发生。所谓的连结,不只发生在李慈恩与受访者之间,也发生在受访者与观众之间。 “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很大责任是连结每个人的生命。我用我的观点跟你说这个人的故事,把他介绍给不认识他的人,这个原本可能不起眼的人会慢慢立体起来,这就是一个连结。人专注在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但你不能不看看周围的环境,不能不觉得旁边发生的事与你有关,其实所有事情都息息相关。” 这是李慈恩作为影视工作者,当下所持有的一个不浅的体悟。 更多【新教育】 10名马港人气漫画家联手办展 马来西亚香港国际漫画周一时之选 GenAI Academy生成式人工智能学院 Coursera助大马职场人掌握AI应对新时代 版画 另一种说故事的方式 留学台湾 申请途径多 自闭症状况各不同 并非都需要特殊教育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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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观看了一部有关北京雨燕的纪录片,对这其貌不扬但飞翔能力扛扛的楼燕有了另一种看法。 这被北京人称为“北京城精灵”的燕子,凭着一具不足一个鸡蛋重量的身躯,竟能以每小时110-190公里的速度翱翔于高空!北京雨燕可是鸟中长距飞行冠军。这种隶属于夜鹰目雨燕科的迁徙鸟类,每年4月都得从非洲南部抵达北京筑巢繁殖,然后再在7、8月返回非洲南部越冬。这近3万公里的迁徙之路,往返飞行就覆盖了亚非37个国家! 据闻,那平均寿命只有5.5年的雨燕,一生中飞行的距离几乎等同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其中的飞翔毅力,真让人跨目相看。看着这纪录片,我想起了下南洋先辈们的毅力。北京雨燕怎样都要回北京筑巢繁衍的坚持,像不像我们当初以猪仔身分被卖到中国以外地域的先辈,那份怎样都要把中华文化坚持在异地贯彻始终的精神呢? “北京雨燕被称为无脚鸟”,当纪录片的旁白如是描述时,我想到了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王家卫的电影总充斥着特有的破碎、朦胧与迷离感。无脚鸟在这电影中是一种象征:这鸟,用一生的命,唱一曲最动人的歌,着陆的那一天就是它与死神拥抱的时刻,意象凄美。作为东西方文化强烈冲突和交融的繁华都市香港,催生了像《阿飞正传》里的主角那样衣食无忧但生活腐败糜烂的年轻人;而年轻人在文化扎根的途中让自己与未来都迷失了,整部电影都是王家卫无脚鸟式的凄美意象。 雨燕的学名是“Apus”,这在希腊语里意指:“没有脚的鸟”。其实北京雨燕并不是没有脚,只是它的两只脚很细弱,四个脚趾全朝前,不能抓挨树枝也无法在地面上站立,一旦不慎摔到地面就很难再起飞。因此,对燕儿来说,一次的跌落就是一次致命的危险。基于此,它们以高超的飞行技巧在高楼大夏的边上成群结队飞舞追逐;在高速中捕食飞行中的昆虫;在风雨欲来之前的天空里,流矢飞箭一般掠地而过,它们可是生活在高中的鸟儿啊!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话,在长距飞行冠军的北京雨燕身上似乎说不通呢! 对故居故地的情怀 据说呀,北京雨燕是“势利”的鸟,因为它们有着类似凤凰非梧桐不憩的骄傲。它们的主要栖息与繁殖处只能是颐和园、雍和宫、天坛等历代帝王庙宇古建筑物的缝隙中。 那样看来,经历城市进化大量古建筑物被拆毁而锐减的北京对它们来说可是不宜居之城。因此,这北京雨燕在70年代末几乎就消失在那天子城中了。后来经过一些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观鸟专业委员会志愿者的努力,如修复古建筑,在残留的城门门楼下鼓楼等地搜索与保护雨燕,这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王朝兴衰交替的候鸟,才在濒临绝灭的边缘打了个转儿,开始有了回稳的迹象。 在种种保护措施之下,北京燕儿的踪迹也开始在天宁寺桥、建国门桥这些立交桥的桥洞缝隙里可觅。和人类一样,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下,北京雨燕也“与时并进”向生活低了头。慢慢地,那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与其说北京雨燕对宫廷楼阁帝王庙宇的眷念是“势利”的,我倒更相信那是一种对故居故地莫名牵挂的情怀。一如南洋的华侨,都几辈几代了,那北望故国的情意结依旧挥之不去。认清了故乡已成他乡的政治事实之后,华侨们干脆就把故国故地的生活风俗的根落在了在异国他乡的地上,努力让其在已从他乡转为故乡的土上繁衍不息,这不也是物竞天择与适者生存的写照么? 一部平平无奇的纪录片,倒是搅动了一个平静下午的细碎思绪。
7月前
9月前
迈入新的一年,我暗下决心,多喝中国茶少喝酒,培元养气,如同飞船在外太空准备跨入新航道。 近年来偶尔会出现心力不济的状态,外在大环境看来也是挑战处处。但我始终是乐观线条粗的人,危机虽然看似处处,但桃花源深处不也是豁然开朗生机勃勃吗?我决定调整作息,少喝酒少应酬,开始泡茶重拾笔耕的磨练,持续晨泳,偶尔冥想炼心,甚至一度想捡起粗拙的画笔画出心底荒乱焦躁与不安,但隐隐然却透露预言新世界的面象,就像韩国漫画家金坎比与黄英灿笔下的《Sweet Home》极狰狞却又温柔深情的怪物电影,我突然有想画画的欲望了,想开始向老婆与女儿学习最原始的笔触。 然后我开始重看村上春树的《舞!舞!舞!》,我太喜欢这部小说了。这个浅阅读的时代,据说越来越少年轻人会愿意耐心阅读数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每次沉浸在长篇小说里,我仿佛潜入深海秘境,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是隐形的,所有生物继续它们的生猛生活。这部《舞!舞!舞!》书页内标示我老早在1997年的台北木栅政大书城买下,我一直以为我读完了但其实没有,这上下两册的书就随着我大学毕业移居到台南念研究所,那时候我们纪录片研究所里头至少有一半是怪胎,不合群,轻视规则,讨厌各种社会框架,其中有一位很会烤肉长得很豪迈但笑起来像个小男孩的三十多岁学长,后来没有拍出很厉害的纪录片,却在2017年自编自导拍出剧情长片《大佛普拉斯》,得了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后来又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片。 盖在恍如桃花源秘境的研究所,像是一座怪物俱乐部,那时候我区区30岁,手里拿着轻便型摄影机心里有着许多剧本像跑马灯在轮播,但除了窝在恐怖幽静的器材大楼深夜剪片,偶尔被拉去校外四合院吃烤肉喝廉价啤酒,我的30岁世代,始终没有拍出获得掌声的作品,连自己都懒得鼓掌那种。 《舞!舞!舞!》说的是男主角到札幌寻找一家名叫《海豚饭店》的酒店,这酒店原址变成宏伟的新形态酒店,本来以为已经消失的海豚酒店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里头出现的羊男对着男主角说:只要音乐响起,就尽管跳下去吧,明白我的话吗?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 不要想太多的切实生活 我在1997年买下这部书时可能并没有看懂,直到疫情严峻的2020年待在店里穷极无聊时把书抽出来重读,读到羊男的喻示时仿佛听到远方鼓声,羊男说的跳舞和切实的生活似乎可以画上等号,就切实的生活吧,不要想太多的切实生活下去,就会看到拨开迷雾的微光。 这部充满各种死亡气息的小说,却好像是最具生命韧性的小说,读着读着像孙悟空被菩提老祖敲了三下头,硬邦邦的头壳被敲出预期外的火花,灿烂的火花。 我端出邻居安迪兄赠送的龙井茶,茶香四溢,心里好像有一小块混沌初开的石头在悄悄滚动,老迪伦的歌老早就跟我们说滚动的石头,孤身一人,不断滚动,寻找归乡之路,我比这石头幸运的是我已经不是孤身一人了。我跟老婆说,不如让我们来静静喝一壶茶吧。
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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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六甲1日讯)虽然在上映前夕雷声轰轰风雨交加,但是甲州市民风雨无阻,全程投入观赏《翻转的手心》公益纪录片,为来自远方的老师及特殊青年送上满满的掌声与鼓励。 这场于昨晚在兴安会馆放映的《翻转的手心》公益纪录片,是由中国著名导演董金明执导。此纪录片历时3年跟拍,记录了8名年轻身心障碍患者在中国山西云丘山元谷希望农场的蜕变进步,此纪录片共获得11座国际奖项。 云丘山元谷希望农场战略顾问及手心翻转计划发起人、台湾頣禾园有机农场创办人陈礼龙在放映会上说,手心翻转计划至今吸引了45个国家的青年前往农村学习,该计划旨在协助患有身心障碍的年轻人,培训他们工作赚钱,学习自力更生的能力,让他们同样享有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他说,这部纪绿片没有剧本、没有主角,枆时3年的跟拍,纪录了8名年轻人由手心向上至手心翻转的历程。 “纪录片展现了他们在农村如何活出未来,变成有能力时出手帮人的人。” 陈礼龙在放映会结束后与出席者分享说,毕业后的学员,不但学懂基本生活技能,可以自己下厨,也能建立朋友圈、能与朋友约饭、一同并车出去、一同平均分担出门花费,更重要的是,他们之后懂得回家的路。 他说,在与社会分享计划成果时,他们也接触到了遭遇相同情况的家庭及几近崩溃的母亲。 因此,他期盼希望农场的历程能带给各方更大的激励,也希望有爱的人,继续秉持傻劲,继续扶持在路上的孩子,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贾晓亲:“机会”是给特殊孩子的礼物 希望农场特教老师贾晓亲在分享会上说,“机会”是给予特殊孩子最有价值的礼物。 她说,曾经在一项考试的内容是发问什么是对孩子最重要的,起初她的答案是“环境”,但最终的答案是“机会”。 她说, 若没有机会,不管老师或孩子做得再好,都是零。 “我也提醒家长给予孩子机会,要放手,若不放手,我们看不到孩子能飞得多远,他们的能力有多广。从孩子出世,就已看到结果,放手一试,也许孩子可变得更好。” 她也希望社会人士伸出援手,给孩子们机会。 4青年分享计划成果 随团到甲的《翻转的手心》4名青年杜亚鹏、杨兵杰、张楠及白雪峰也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在手心翻转计划的成果。 杜亚鹏说,他在小时候因车祸脑部遭撞击,导致右边身体瘫痪,从始在家浑浑噩噩度日,在家吃饭等死,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 “直至2018年偶然机会下,我加入第二年的手心翻转计划,在6年后完成训练。” 他说,6年的培训成果使他能有自信及流畅的说话,人也看起来开朗,在这之前,他是内向与自卑的。 他指出,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志愿青年于2019年到访希望农场,这给他内心带来巨大的转变,他之后也来到来我国北大交流,看看该校志愿者的生活及学习状况。 “我感觉自己也可以这样生活、学习及交流,可以翻转自己的手心,创造自己的未来。 他庆幸本身有机会,同时也给自己做了选择,否则他可能就一辈子待在深山里,荒废了生命。 杨兵杰:曾赴台交流增广见识 杨兵杰说,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上有姐姐们,父母对他也宠爱有加,因此从小日子过得非常安逸。 他说,后来姐姐们成家立业了,父亲感悟他未来的生活,送他入3年特教,毕业后在养鸡场工作。 他说,2018年,他加入希望农场,并且有机会到台湾交流学习,增广了他的见识。 “去台湾时我第一次搭机,很害怕,当时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当了5分钟小老师,分享了我的小故事。” 杨兵杰说,本身于2021年成家,与妻育有孩子,生活过得很好。 张楠:在农场获人生第一面金牌 张楠在希望农场接受7年培训,当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获得了人生第一面金牌。 他说,在这之前,他是一名非常自卑,无法走出世界的人。 “在农场里学习体验了不少人生第一次,最兴奋的是,第一次跑越野赛3公里,我跑得非常吃力、费劲,但咬紧牙关,跑到终点,拿到了第一面属于自己的金牌。” 张楠说,当他自己赚到钱时,第一次靠自己挣的钱给山区的孩子送鞋,这是令他非常快乐的事。 他也感恩父母不离不弃及老师的帮助。 “2017年到希望农场时,被老师问到人生梦想,我想不到梦想是什么,心想一个门都出不去的人,哪知梦想,梦想是什么,不敢想。” 张楠说,他第一次领薪水时,看见有小朋友与家长在外走走,心里觉得这画面很精彩,于是就有了自己也要出去走走的梦想。 他说,本身的状况令家人特别心烦,尤其是父亲提他就特别烦、特别伤心,不想提他。 “现在,他们觉得我很了不起。” 谢守钦:秉持同理心送暖有需要者 企业和合作社发展、消费人事务行政议员谢守钦说, 反转的手心意寓特殊孩子可自力更生,有朝一日亦可给社会施予援手。 他希望大家秉持同理心,给予世上有需要者温暖,塑造更好的明天。 筹委会主席张美丽在致词时感动大家风雨无阻到场,通过观赏纪录片,学习以生命影响生命。 她保证,看完这部温暖的纪录片,观众必将认为此行非常值得。 一同在场观赏的有甲州副议长兼爱极乐区州议员郭子毅、行政议员魏喜森、马六甲肯纳儿协会主席姚美芹、赞助单位惠胜集团代表姚和沅、华堂代表郑宝珠、爱天使自闭青少年护理中心院长罗玉媄、兴安青副团长黄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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