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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

你会怎么定义“文艺青年”? 是不是听着小众音乐,读着经典名著,穿着格子衬衫,言谈书写间文绉绉,细腻又敏感的文静青年?还是出口成章,著书立说的文字工作者? 然而,新加坡作家黄凯德并不标榜自己是“文艺青年”,认为所谓的“文艺青年”其实是个圈套。 “作家”居然拒当“文艺青年”?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黄凯德出生在一个很一般的新加坡家庭,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马来西亚麻坡福建人,家里流淌着各种南腔北调的方言。时而与父亲讲客家话,时而与母亲讲福建话或中文,要不然就是和弟弟讲福建话,偶尔跟邻居讲潮州话或广东话,可以说是在一个语言极其混杂的环境底下生长的。 在他求学之时,“华校”已不复在,彼时新加坡正好进入全英语教学时代,也许在同样是英校生的情况下,只要中文理解能力或表述能力较他人强些许,华语较为标准,就会被其他人归类到“文青”行列里。 于是,在他看来,就新马的情况而言,“文艺青年”仿佛是一个圈套,或是一个会不知不觉落入的模型:只要你稍微爱看书;可能爱看书之余,稍微发表过一些作品,“啪”一声,“文艺青年”的标签就被贴上。 “因为新加坡是语言多元的性质,用中文写作或者用中文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偏非主流,或与英文相较,并非主流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就掉进一个套里。” “(文艺青年)不是一个我很乐于见到的身分。” 误打误撞成为记者8年 黄凯德曾是一名记者,他坦言之所以会从事媒体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单向波”的情况,因为从中文系毕业的他,眼前自然而然只有“中文媒体”和“华文老师”两条路可供选择。他尝试过另辟蹊径,本想留校继续深造,朝学术方向发展却遭遇磨难,学术之路宣告失败,于是在他大学毕业后便投入报社。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还会再走这一条没走成的路吗?”我问。 “不会,大概有点庆幸没有走那一条路,哈哈。”他笑着回答,没有半分犹豫。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走过的路未必一路繁花。 当记者的初期,朋友觉得长期被他们标签为“文艺青年”的他可能无法适应,然而,他却在这一行一干就是8年。 他笑说“记者”和“作家”本就是绝配的组合,放眼欧美,著名的作家都有“记者”的身分,而回首8年的记者生涯,亦为他供给许多养分以及创作的灵感。 当时菜鸟记者,进入报馆之初就会被分配到意外组,他自然不例外。 意外组记者是报馆诸多组别中,最直面人性阴暗、生离死别和血腥暴力的人群。在过去,新加坡意外组的记者均有一个传统:每日一早就得到殓尸房去报道。 因为对他们而言,殓尸房是挖掘新闻的去处。 “新加坡新闻的来源不是很多,但你可以凭公众的热线电话,或者有时候警方会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很多新闻还是要主动去挖掘。” 在新加坡,所有遗体都必须先进入殓尸房,然后再提领出来,尤其是非自然性死亡的死者更是如此。 蹲守在殓尸房,向一个个家属打听死者姓甚名谁,年龄、性别、种族和死因,然后察言观色,看看是否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 像嗜血的秃鹰。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如果用广东话来说,是很‘阴公’的做法,后来这(传统)就改掉了。” 他坦言其他新进记者和同事在工作时,现场的画面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许是他年轻胆大,又或许个性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相较起他人,他却能够坦然见证血腥暴力的场面,以及人性阴暗面,进而沉着地报道。 “当然,事后回想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大概是一个意外记者才能够较为深入地去接触到新加坡繁荣安逸亮洁的表面底下,跟任何地方和社会都有的,较为龌龊、阴暗的一面。” “这几年以意外记者的身分,这么一个经验,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是否鼓励学生投入新闻媒体行业历练,借此积累人生阅历,他笑着摇了摇头,“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过往当记者的一些经验,可是现在很难去鼓励学生做什么事情,而且现在新加坡媒体也是在萧条当中。” “限制”只是创作枯竭的借口 黄凯德认为即便要写新加坡的故事,创作亦未必要写苦难,因为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可能国泰民安、水清无鱼,也会有创作的基础。 “过去很多人喜欢挑剔新加坡的说法是太干净太安逸,它必然是对创作不利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创作的理念或者观念。” 然而,在他看来不过是个写不出东西的借口。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就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就要抛出一个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无能、无知,后来这(理论)就已经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因为全世界有太多例子,你已经不能够去推搪, 找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 “不是说政府不让你写这个内容,所以你就创作不出高能量的作品,这讲不通啊,是没有逻辑的,是一个谬误,现在偶尔还会听到人家这样说,都是借口啦!” 他以伊朗电影为例,伊朗电影工作者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在限制重重的环境仍能频出佳作,无疑打脸了用“体制”作为盾牌的人们。 “人家是冒着会关一辈子的危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去拍他要拍的电影,那其他地方有比伊朗政府可怕的吗?” 不排斥作品被影视化 除了记者、老师、作者,其实黄凯德也曾当过编剧。 在大学毕业时,出于好玩心态,他曾与对影视拍摄感兴趣的朋友合作创办一家制作公司,结果拍了三部电视电影,公司便宣告倒闭。 他透露,在这些年来,偶尔会跟一些影视业内工作者谈及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担任编剧的可能,但很多时候往往无疾而终。 资金欠缺必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觉得编剧是可以用最少钱解决的一件事,他们还是有这个想法。” 他能理解这是由于预算本就不高,因此能拨给故事创作者的部分极为有限,认为可以便宜行事的缘故。 他笑道自己并非米兰·昆德拉,反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反而是抱持欢迎的态度来相谈,有需要的情况下也不介意担任编剧。 “但就这个行业而言,好像都有一个说法是原著跟编剧应该是划分成两个人来处理比较妥当。” “因为电影跟文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嘛,能写小说的未必可以编电影剧本,而且可能自己的作品在取舍上有某一些盲点吧,这可能对于整个电影的制作不是太有效率。”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 尽管黄凯德希望写作成为“日常”,但他笑言由于个人怠惰,加上新加坡是个比较世俗化、务实化的社会,整体氛围不太理想;个人能力所限等因素,无法做到让写作成为一种日常。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如果交不出什么成绩,最后只能怪个人,责无旁贷嘛!” 而他对“成绩”的定义,并非出版成书、得奖等外在肯定,是在于作品的好坏。 “一个写作人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你写出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去判断。”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所以应该都知道(如何判断)。” 他笑说自己没有伟大的志向,但应该还有“几本书”的能量,虽然网络成了时代的主流,出版业处于萧条的境况,他却依旧希望将文字打印成册,摆放在某处。 “我们可能还活在过去对于书本怀有比较浪漫想像的那个世代,觉得写了这么多东西需要白纸黑纸,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且需要摆在书店、图书馆里头,摆在某一个读者的床边、书橱里头,过去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书店看书的年代过来的人。” 有趣的是,他一方面坚持以白纸黑字为作品的载体,另一方面至今保持每日阅读习惯的他,却转向电子书。 “因为Kindle太方便了。” 那么爱看书的你,喜欢方便携带的电子书还是充满质感的实体书呢? 更多【人物】: 退休后重新提笔,台湾作家陈雨航 用一指神功重出江湖 设计师包益民 /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以细节调味 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4星期前
2月前
窘迫中年家有需要长照老人的骨感现实故事,能让人看到最后意犹未尽,除了归功于编剧和导演的功力外,也因为众多演员的精彩。其中,饰演开始显现一些失智症状的父亲寿三郎的西田敏行,实在很难让人不喜欢他呀。 上期写宫藤官九郎编剧的两部作品,因篇幅有限只来得及写了大约20年前拍的《虎与龙》,这期继续,谈谈疫情期间拍的《我家的故事》。 《虎与龙》有“落语”(单口相声)这项日本传统表演艺术为主轴;《我家的故事》则有“能”这项古典歌舞剧。《虎》的主角是爱上落语的黑道混混;《我》的主角则是出生能剧世家,却在17岁时离家出走,转换跑道成为职业摔角手的观山寿一,同样由帅得很狂野的长瀬智也饰演。 两部日剧都是“慢热”的剧,第一集为了交代人物背景,对上述元素完全没概念的观众而言,即使不至于一头雾水,我想可能也比较没有共鸣。但是随着剧情推展,会让人越看越投入,到剧终时“啊,结束了?”,顿感舍不得。 [vip_content_start] 我对能剧和职业摔角都不甚了了,不过碰巧的是,以前都曾听朋友说过。能剧是戴上面具表演的传统歌舞剧,有曾参加能剧体验的朋友说,戴上面具后立刻“目光如豆”——只因面具上的两个小孔细小如豆,戴上后视线范围变得极之有限。而我对职业摔角的有限认识是:比起竞技,它更像是一项娱乐表演。 寿一在离家25年后返家的契机是父亲病重住院,看着病床上昏迷的老父,他一时冲动承诺说,愿意回家继承家业。能剧世家奉行世袭制:养子寿限无(这个名字好酷!)虽然在各方面都比寿一更适合成为下一代“宗家”(应该可以理解为掌门人吧),却因为是养子而不符合资格。女儿不能继承;已经当上律师的幼子又缺乏才能。逃家25年后,已是中年的寿一终究还是回来面对他身为能剧世家长子的宿命。 要回家继承家业,就不得不从职业摔角退役,因为能剧是为神明表演的剧,表演者怎能进行很容易受伤的活动?于是,在退役赛后,寿一搬回老家,重新学习能剧的同时,也和弟妹们分担照护父亲的任务,体格健壮的他自然被分配到负责帮行动不便的父亲洗澡。 赞叹编剧的才华与功力 然而,回到老家后,寿一才发现,父亲虽贵为国家认可的“人间国宝”,家里财务状况却很糟糕,养子寿限无甚至得兼职送外卖来补贴家计。为了筹赡养费给前妻,换取与儿子见面的机会,寿一不得不瞒着家人重新当上摔角手,在照护父亲、能剧排练、上台摔角之间奔波。 窘迫中年家有需要长照老人的骨感现实故事,能让人看到最后意犹未尽,除了归功于编剧和导演的功力外,也因为众多演员的精彩。其中,饰演开始显现一些失智症状的父亲寿三郎的西田敏行,实在很难让人不喜欢他呀。 这位“人间国宝”台上是一位巨匠;台下却是爱拈花惹草、到处留情,对家庭孩子都不够关心,老年病倒后任性又自我中心。一直到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才说出养子寿限无实际上是他的私生子,让人为这个可靠又忠心耿耿的弟子叫屈。如此一个个性不讨好的“kusojiji”(“臭老头”,每个孩子都曾被他气到如此破口大骂),却在他的演绎下显得可恶又可爱。 一场寿一终于接受现实,将父亲送到养老院,轮椅上的老父目送转身离去的儿子的告别戏,让人感到两人充满渲染力的演技。 故事到最后给观众一个措手不及的反转,而这反转又巧妙地呼应一出名为《隅田川》的能剧剧目,我不禁又想赞叹编剧的才华与功力了。至于这反转是什么呢,因为这两部日剧已上架Netflix,我就不剧透了。 后记:在写这一篇文章时,听到西田敏行去世的噩耗。这个令人黯然的消息,比剧中的反转更令人猝不及防。
2月前
7月前
9月前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大荒电影(Da Huang Pictures)与《无本》电影杂志日前主办了两期电影编剧工作坊——《陈翠梅早餐俱乐部·30天电影剧本写作》,来自各国的学员齐聚网络课室,力求每天一小时,维持一个月的时间,专注完成一件事。大家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概念发展,直到30天后完成最初步的电影分场表。在这30天里,除了阶段性学习“主题人物”、“叙事结构”、“拓展分场”、“重写”等课程,学员们也会在最后一天面见特邀嘉宾,将自己的概念整合提报。 自从报名了这项工作坊,身边好多朋友都好奇工作坊里都在做什么练习、有什么趣闻等。有单纯八卦的、有的是志在编剧无奈报名费略贵、也有部分同学想来偷偷蹭课。思来想去不如就写一则后记,也作为自己人生日记的一部分。 顺带一提,我是电影相关科系的大三学生。 从忙碌+焦虑到更忙碌+更焦虑 因为性格懒惰,相比片场技术搬抬等苦力活,我更喜欢理性与感性地写作。写作难不在于始,而是要在挫败中坚持不懈;较于电影创作的理论讲座、剧评交流会,这一次的编剧工作坊的确正中下怀,我终于可以强迫自己有一个文本作品,正视自己半途而废的习惯。抱着择日不如撞日的态度,我在忙碌的实习期依旧跟父亲要了一笔无条件赞助支持,开启了我的费肝模式。 参与工作坊的过程是焦虑的,倒不是因为导师严格或是功课繁重,看着提报日期越来越近而脑袋依旧空白的感觉是非常有压力的。或许大家对于创作的认知是想写就写、有感就发、没有对错之分,但当编剧变成一项工作、任务上升至一种使命感,那是很有压迫感的。你会被自己的责任感强迫,你会强迫产出有趣的点子,你会被强迫在感性和理性间、作者与观众间来回互换。哪怕你没有面对所谓的顾客,不需要为了迎合市场而写,别忘了你自己就是一位要求极高的顾客。 写作固然会被各种杂讯影响,因此翠梅导演常在课堂上反复提醒:“这个剧本一定要是非你写不可,除了你别人一定写不出的。”一句简短的话带出了她的创作标准、对学员的愿景、对艺文行业的提醒。剧本的结构早已定下,甚至衍生出好几种方法流派,但写作就只是写作,是人类学会自我表达开始便不断出现的产物。在追求标准化作业流程的现代,我们虽然难逃潮流的主宰,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发声的权利;抒发情感即是意义。 种种的冲击与审视,对坚持理论学习的我来说,有了一股认知焦虑。这个焦虑不是别人给的,而是在瓶颈和反思中自然产生的。或许说者本无心,但听者另有意,也算是一次有趣的记录。 追梦的人,归属与互助 虽然学员性格各异,年龄跨度也非常大,但是参加工作坊的出发点一致,而且必须在报名时告知自己的故事点子、创作动机;随着每一次的课后电影放映交流,大家很快有了团队的归属感。工作坊除了能推广产业、提高产业水平,也能拢聚一群同好,创造新的火花机遇。 兴许是大家还不熟悉,交流时大家还是较为保守地评价,翠梅导演深谙创作者的不安与焦虑,因此不会强迫每人达成要求,而是等待学员主动提问。工作坊使用了“交作业”的方式去检查学员的进度,每堂课都会有几份作业(比如写一场戏表现最倒霉的一天、想像主角遇到车祸怎么办、某个角色如何登场等等),作业现场做,并在课后上交到google form。即使学员在课上不提,翠梅导演也清楚知道学员的进度,及遇到了什么问题。 所幸群里还有几位老大哥非常叽喳,动不动就会私信吹水聊八卦。有些学员早已是资深的业界人士,或参与过好几部得奖短片,因此我有幸观摩那些未见过的佳作。其中一部记录亲人逝世的纪录片令我难忘,那是对自己非常冷酷的一次创作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才能分享。总而言之,看似冰冷内敛的课堂氛围,还是有着炽热的思想碰撞的;未必是编剧技巧的碰撞。 每个人都曾有说话的乐趣,只是因为太自由而忘了 当我们谈到创业,重心在于守业;当我们谈到创作,门槛在于坚持。 小学时期的我喜欢《海贼王》、《假面骑士》等作品,所以学《平旦漫画》在小方格作业簿上画了一个冒险故事,主角可以变身打怪兽,还可以连载!没记错的话我好像画了6、7本,一本一集一个boss。上了中学,这几本“珍贵文献”却不见了。中学时我喜欢写议论文,即兴演讲,甚至发朋友圈暗讽同学、不公事件等等。我的室友则很喜欢每天约人喝茶、聊八卦,住另一栋楼的同学就很爱把奇思妙想画在纸上。还有一位女同学常想把糟糕的真实经历拍成短片,与大家分享…… 人们想说的话很多,表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例如文章、口语、绘画。身处现今社会,我们依赖信息,有着更多的权利发声,大多数人却好像都失语了。这样的失语并不是因为教育者所提倡的实践大于空谈,或是因为上司总是要求下属成为执行机器;而是大家在选择过多的舒适环境下,失去了说话的方向与能力。想说的话多了,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像一个自由发挥的题目摆出来,许多人第一反应是错愕与纠结。 然而当然,相比于过去,我很庆幸自己活在还能乱说乱写的年代,且这年代还能出现一个把乱说乱写当成作业的工作坊,里头允许着一群喜欢乱说乱写的学员…… 工作坊每天一小时的写作训练,的确能使人摆脱舒适圈。毕竟,我们都是一群隐性的失语患者。
3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