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录
我的股票|星洲网 我的股票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下载App
下载App
简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胡适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 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 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 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 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 做个有用的人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3星期前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在香港寄《秧歌》给胡适。胡适在1955年1月25日回信,给予这本书正面评价。张爱玲在〈忆胡适之〉引录全信。他称赞她写人情很细致。还问英文本何时出版,又要她多寄两三本中文本,他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胡适认为“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张爱玲认同:“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因为担心故事平淡,不合读者口味,她特别提“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她和东南亚,主要是马新一带读者原来如此接近过。我将“东南亚”三字加圈,就不知后来此地销路如何。 1955年11月,暂居纽约的张爱玲和锡兰朋友炎樱,拜访住曼哈顿区一座普通公寓的胡适。这一次见面张爱玲对胡适着墨不多,反倒提江冬秀多一点,似说夫妇二人不般配:“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炎樱到处打听,对张爱玲说不大有人知道胡适,“没有林语堂出名”。张爱玲为胡适辩护,这些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桌读完《胡适文存》,父亲和姑姑闹翻不来往,但二人都是胡适读者。父亲说“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姑姑直接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她母亲和姑姑都认识胡适,一起打过麻将。姑姑在报纸上看到胡适照片,胡适打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说他“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 二家早有来往。1882年,张佩纶推荐胡铁花给东北边境钦差大臣吴大澂,胡适说这是其父事功开始。张佩纶贬谪时,胡铁花远道寄函安慰,并寄银二百两。张佩纶似甚感动,遗集收推荐胡铁花信。可见张佩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胡适在1955年11月10日日记叙述渊源,他那时方知才华横溢的女生是张佩纶孙女。 她最后一次见胡适 张爱玲对两家交往所知不多,小时听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牵涉许多人名,她不喜政治,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张爱玲在〈忆胡适之〉将她和胡适的互动都记下来。她说和胡适交谈,如对神明。每一次见面大部分时间都是胡适说话,她当听众。 感恩节那天,怕她寂寞,胡适和太太约她到中国餐馆,接到电话时她已吃过,还闹肚子呕吐,也就没去。又提有一次胡适去看她,她住专门救济贫民的救世军女宿舍。她带他到足有学校礼堂大的客厅,胡适直赞地方好,“不像是敷衍话。”张爱玲说。小坐片刻后,她送他,又在大门外台阶说了些话。冷风从赫贞江上吹来。胡适望着街口露出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他竟怔在那里。围巾裹得严实,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大大的头脸,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也往河上望去,“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她最后一次见胡适。 漂泊处境,无需明说。“醉何如,梦里不知身是客”,胡适留有这样一幅字,送给姚鹓雏,落款没有年月。胡张二人纽约相遇,李煜词句最能道出心情。张爱玲初到美国,生活不安定。胡适则寂寞凄清,面对财务困境。1956年11月18日,他给赵元任写信:“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这也是他后来回台定居的其中理由:“因为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1958年,张爱玲申请参加南加州一个艺文作场,为期半年,胡适替她作保,又借通信顺便把她送的《秧歌》寄还。通篇圈点,她说“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他又在扉页上题字。胡适的认真让她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胡适过世,张爱玲没有立刻写纪念文章,她的心情惘惘,不愿意朝噩耗方向思索。直到她译《海上花》,突然想到胡适若在,请他帮忙介绍,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3月前
“我读了你的信,才知道令堂和你一家都在台湾,我非常高兴,请你替我向令堂请安……静安先生最后的遗稿,想大都留在北平。如今令堂和你带得有他的遗存文件在台湾,如需人相助整理,或需人照相保存,敝院很愿意效劳。” 1960年12月18日,胡适回信给王国维的女儿王松明。两个月后,王松明和夫婿柴克青到中央研究院探望胡适,王松明母亲叮嘱要感恩,因为王国维生前承胡适帮忙。胡适聊起王国维未到清华以前,他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先去看看,再把他接回来”。他们走后,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其实我对国维先生的帮忙不算顶多。”《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么记。 胡适小王国维14岁,二人在政治和文学观念南辕北辙。胡适是文学革命发起人,王国维对白话文运动不以为然。胡适在中国积极推动民主人权,王国维从不放弃满清遗老身分。 虽然坚持不用白话文,但是王国维不像黄侃、章士钊、林纾等人公开唱反调。他和《新青年》诸人也从没针对文化改革有过辩论。胡适一向佩服王国维,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他在上海考察当时的学术氛围后,写〈归国杂感〉。他说“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他对王国维的推崇一直不变。1922年4月15日,日记中说:“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则写:“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叶嘉莹说王国维身上有灵光,天分让人高山仰止。王国维研究范围虽广,却从不会眼高手低,他在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留下深刻痕迹。他居上海,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好几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他有格格不入之预想,最后“以迁地为畏事”婉拒。北大后来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希望他任通讯导师,送修金200元,他把钱退回。一个月后北大再发邀请函,又托人把钱带上,说不必上班,只做函授指导,他勉强答应。 胡适晚年常提王国维 最后还是赴京,却和北大无关。1923年4月溥仪宣谕王国维担任“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指的是在南书房里执勤的翰林。用今天的话,就是皇帝御用秘书,若是鼎盛时期,绝对可以光宗耀祖。 北上半年后,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痛不欲生。北大考古学会发文指陈皇室占据官产,“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王国维看到后发火,为清室辩陈,措辞强硬,自此和北大脱去关系。 1924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同时设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院长,胡适推辞。又提出让胡适担任导师,胡适觉得资格不够,转而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人。后因章太炎拒绝,由陈寅恪代替。 聘请王国维一事,国学研究院诚意十足。曹云祥亲自拜访,王国维却婉辞不就。溥仪迁出皇宫后,住醇亲王府,王国维随行,不忘君臣纲纪守则。胡适托溥仪帮忙,溥仪写诏书,王国维才心安理得,奉旨赴清华就任。此举实则解决王国维财务困境。他写信给好友蒋汝藻,说自己“所不足者钱耳”。胡适居中斡旋,适时出现,减轻他及家人压力,王国维遗孀说“承胡适帮忙”,应指此事。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柳永名句,胡适常写来送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谈“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时,被他借用来形容“第二境”的便是此句。“伊”指人,若引申成愿望或理想,则其厚重度,可涵盖不少人一生之写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胡适人在欧洲。他把剪报贴在日记本上,感叹王国维悲剧性格,又说“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胡适晚年常提王国维,他对助手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王国维是其中之一。胡适偶尔也闲聊花边小事,他说王国维人丑,“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
3月前
“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 1922年5月30日见溥仪,胡适在日记中这么写。两个星期前,溥仪致电邀约。胡适有些怀疑,约庄士敦见面。庄士敦来自英国,二人结识于文友会,先后担任这个国际组织的会长。 庄士敦教导溥仪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科,著有《紫禁城的黄昏》回忆宫中岁月。溥仪见胡适,庄士敦是始作俑者。他叮嘱溥仪注意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和思想界动态,选了文章当课外读物,当中不少是胡适作品。 胡适送庄士敦《胡适文存》时,也送溥仪一部。庄士敦说溥仪不受宫中人牵制。把辫子剪去是一例。老师陈宝琛病重,宫中人认为出宫不妥,他不听,雇车探望,又是一例。溥仪见胡适,也是自行其意,连庄士敦也不知。知道宫中不必行三跪九叩仪式,胡适放了心,对溥仪不眷恋辉煌过去的作风起了好感。 当天溥仪派太监接他,胡适是“危险思想”传播者,怕受阻挠,事先没通知内务府人。胡适到神武门,护军不让进。几经交涉,溥仪才出面。见到溥仪,胡适行鞠躬礼,称他“皇上”,溥仪称他“先生”。溥仪说他们做错许多事,如今还是糜费民国钱财,心里不安。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宫里老辈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二人闲聊文学和人生,因为在神武门耗时太多,胡适只留20分钟,便匆匆赶赴另一约会。“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回去后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 二人见面被媒体得知,谣言四起,指胡适想做皇帝老师,又说胡适当面跪拜,忘记自己身处民国。胡适写〈宣统与胡适〉澄清,认为不应该将小事放大:“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他批评造谣者脑筋死板:“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 庄士敦说他在皇宫经历3次小地震,胡适和溥仪会面,宫中人不满是其一。外头的非议不比宫中轻微,几年以后鲁迅还拿此事嘲讽胡适。 1923年11月,胡适又牵扯清室另一宗案件。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要求溥仪出宫,暂住醇王府。舆论普遍赞同,胡适却持异议:“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为清廷辩护,再一次让他处在刀口尖上。多位朋友公开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面对封建遗物,无需温文尔雅。周作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误解了。胡适并不是因为对溥仪有好感才发文,对民主制度的认知才是他不平则鸣的原因。胡适说他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但优待清室,牵涉国际信义,有条约依据。条约可以修正或废止,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和清室讨论,达成新的共识。 见溥仪是人情味,反对强逼溥仪离宫则是对契约意识的坚持。胡适对腐朽文化极力批判,背后有学理支撑,他从不信口开河,不打落水狗,也不因人废言。对民主制度、对人权、对科学、对自由,他紧追不舍。平日生活,则不离温情。所谓人味,不过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的存在。“要知处世似临阵,终想做人如作诗。”这是胡适名句。处世不难,坚守原则不易,大体如人临阵,不可行差踏错。充实人生可求,有感情者自会像诗人般悲苦领会,从中找到生活意义。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也有记录和胡适见面片段。溥仪被刚引进中国的电话吸引,翻着电话本,先是打给京剧演员杨小楼,不等他回应,把电话挂上。又打给杂技演员徐狗子,开了同样玩笑。又打给餐馆,用冒充地址,订上等酒席。最后打给胡适,后来见面纯属玩笑结果,并非认真。书出版于1963年,胡适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戏谑文字不过是因时而制,前因后果还得和胡适、庄士敦的回忆共同比较,才见全貌。  
4月前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春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1931年1月20日,胡适从上海乘船去青岛,航行中读《梦家诗集》,内分4卷,诗40首,包括写于1928年的〈一朵野花〉。胡适在日记中说陈梦家的文字“爽快流利处有时胜似志摩。” 陈梦家本科未毕业时,已是新月诗派大将。他小胡适20岁,二人没见过面。女诗人方令孺当时在青岛,聚会中听胡适赞扬《梦家诗集》,转告陈梦家。受宠若惊,陈梦家写信致谢。胡适回一封长信,以〈评〈梦家诗集〉——复陈梦家的信〉为题,发表在《新月》第3卷第5-6合期上。胡适说:“我最喜欢〈一朵野花〉的第二节,一多也极爱这四行。这四行诗的意境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 陈梦家在中央大学法律系读书时,闻一多在该校任教,徐志摩是兼课教授。受二人影响,他也写新诗。毕业后追随闻一多,当其助教,没当律师。 杨牧1966年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读书,师从陈世骧。有一段时期专注先秦文学,诗少写。陈世骧担忧,不希望杨牧纯粹只是一名学者:“我真怕你走了陈梦家的路,梦家是我的好朋友,我看你们的性格很像,梦家后来都不写诗了,跑去搞甲骨文、搞先秦。” 我没进大学以前,以为一样沉浸于方块文字,研究和创作理应相去不远。杨牧在〈柏克莱:怀念陈世骧先生〉所记纠正我的认知。学术规范百年不变,唯有研究成果才是判定学者水平的标准。我进研究所时,更能感受当中鸿沟。创作只能当成兴趣,不是重点。 诗人变成学者 和创作一刀两断  赵萝蕤的母亲期待和赵家有同样地位的乘龙快婿,陈梦家除了诗名,一无所成。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虽然没有反对二人交往,却要他规划未来,继续深造,在学术上建立地位。从诗人变成学者,陈梦家曾经挣扎。本来可以在课余间兼顾诗作,但是陈梦家考进燕京大学后,就一心一意研究古文字,并且发现其中乐趣,心定以后,就和创作一刀两断。 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期间,陈梦家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等杂志发表长短不一的论文,才华和功力高于同辈,一出手就让专家前辈另眼相看。他的老师闻一多诗名赫赫,对甲骨文、金文和神话研究都有心得。他不觉得陈梦家不写诗有什么可惜,上天自会安排康庄大道。他对梁实秋说:“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考古学家对古器物常爱不释手,私人收藏更是司空见惯。陈梦家1944年至1947年在美国讲学,回国后开始花心思收藏明清家具。赵萝蕤博士论文未完成,多留美国一年,陈梦家省吃俭用,将收藏的各种成果,一一告诉妻子,为这一批家具添更多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收藏被没收,1978年被平反后,旧物陆续归还。赵萝蕤将手稿、日记、资料全部捐给考古所,在所长夏鼐的建议下,考古所整理出版陈梦家著作。陈梦家遗留下的明代家具则搬到赵宅。赵萝蕤晚年和弟弟赵景心及弟媳同住,原本想按陈梦家遗愿,将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因赵景心绝食抗议,只能作罢。赵萝蕤去世后,赵景心将家具卖给上海博物馆,以1000万人民币成交。 一捐一卖,境界不同。方继孝不认可赵景心做法,认为有损陈梦家高度。方继孝尊敬陈梦家,偶然在北京潘家园买到大批陈梦家原件书信。他说陈梦家一生重情义。徐志摩去世,他帮忙整理遗诗遗稿。闻一多去世,他不停资助闻家。翻译家芳信去世,陈梦家和赵萝蕤在经济上一直照顾其遗孀和两名孩子。知道赵洵美患病,他立刻将半个月工资寄给好朋友。这些事在他所写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记之甚详。 陈梦家1966年第二度自杀时赵萝蕤卧病在床,死后没有丧礼,骨灰也没有留下。浙江上虞老家有陈梦家衣冠冢,碑上刻〈一朵野花〉,写此诗时陈梦家18岁。赵萝蕤说诗作中他自己最喜欢这首。 相比第二节,我更喜欢第一节,第二节文字欠缺第一节的含蓄。以前练字时抄过。最近重写一次,还是停留在第一节。知道陈梦家悲凉人生后,第一节最后两行让我恻然。
6月前
1955年1月,中国大陆展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参与人数众多,包括胡适学生罗尔纲。他在〈两个人生〉庆幸自己经过改造,摆脱胡适影响,告别“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 “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篇篇看过。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有时在“那些文章上写了有趣的眉批”,没有学术自由的书写,胡适认为不值一驳。他找出《师门辱教记》问唐德刚:“你看尔纲会那样批判我?” 上个世纪我以胡适写博士论文,这一段内容没用上,却没忘记。胡适在1928年至1930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罗尔纲是校内学生。1930年5月毕业,罗尔纲大胆写信要求胡适引介,“以便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胡适知道不易实现,他读过罗尔纲文化史论文,对这位校内奖学金得主印象不错,建议他毕业后当其助手,帮忙整理其父胡铁花遗作,并且辅导两位儿子读书。 罗尔纲前后5年在胡适身旁。免去衣食住行烦恼固然是收获,奠定人生方向才最珍贵。胡适学生不少,罗尔纲唯一住在府中。前期他偶涉胡适研究领域,例如协助《醒世姻缘》作者考证以及《聊斋全集》的校勘等工作,后期几乎完全自由,除了处理书信往来,胡适让他全面投入个人研究,要他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 胡适对罗尔纲研究方向,包括他专注的太平天国历史,一向有话直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反复强调。胡适不只教他做学问,也教他做人。从罗尔纲回忆里,可以看到胡适夫妇视他为子侄,江冬秀还为他缝过棉裤。有客人到访,胡适必介绍罗尔纲,随之夸奖一两句,不当他外人,“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年青人”,让他不起自卑感。家中若有宴会,他都受邀列席。“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罗尔纲说。 求学问道经历,以及长者对后辈的嘘寒问暖,是罗尔纲写《师门辱教记》的动力。罗尔纲说胡适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但是他却常感觉“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叫为《师门辱教记》。” 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 这本书1944年在广西桂林出版当天,桂林人民被令紧急疏散,《师门辱教记》不曾在外间流传。战后罗尔纲做了修订,打算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总经理卢吉忱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建议增加胡适序文。胡适在1948年3月写成后,抄了一份寄给罗尔纲,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1949年春,胡适带着太太江冬秀,飞往美国。和罗尔纲没有再见过面。毛泽东点名批判胡适后,《师门辱教记》出版无望。1950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胡适儿子胡思杜写文章批判父亲,罗尔纲插上一脚。他说胡思杜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也和胡适划清敌我界线。 罗尔纲和胡适晚年秘书胡颂平对书的出版经过都做过交待。1952年,从美国到台湾的胡适向卢吉忱取得《师门辱教记》修改稿本。1953年,胡适去美国时将书稿带去,后又带回台湾。1958年,胡适将《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己题写书名,他在后记中说:“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用。”1962年2月24日中午,离胡适心脏病发作去世前几小时,从海外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院士吴健雄、吴大猷、袁家骝及刘大中和胡适聊天,《师门五年记》是其中谈话内容,胡适嘱咐胡颂平各送他们一本。 《师门五年记》是一本好书,受此书感动的人不计其数。史学家严耕望写信给胡适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李敖说胡适想拉他做徒弟:“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 1995年,罗尔纲从胡适之意,将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外加《胡适琐记》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终于在中国大陆流传。罗尔纲为人谨慎,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胡适琐记》虽看出二人密切关系,但是罗尔纲对一度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恐惧犹在。“适之师”变成“胡适”,走过的都是痕迹,他没有对自己批判胡适的文章做任何解释。
9月前
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独秀受邀担任文科学长。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也名列在内。这些年轻教授有抱负,想施展却找不到方向。摸索之余,“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的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高中时读李敖〈播种者胡适〉,茅塞顿开。“东风来了”一句,让我心潮澎湃。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教书。“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李敖这么写。 东风即春风。陈之藩写胡适时用书名《在春风里》,形容后者风范。9篇纪念文章中,5篇以胡适给他的信作内容。1947年,陈之藩大学三年级,在广播里听到胡适演讲后,给胡适写信,表达其中不同意见。胡适很快回信,此后通信不断。陈之藩形容胡适“没有进亦忧,退亦忧,他是进亦乐,退亦乐。他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胡适写信都有年份,省得后人考证麻烦。陈之藩若疏忽年份,收到回信必是“不要忘了写年”。 让人如沐春风的智者世间不缺。遇上最好,遇不上则从书斋中填补遗憾,从他人文字感受人间美好一面。蔡元培和陈独秀长胡适不少,陈之藩比胡适年轻几十岁。思维开阔始终是前提,情谊不一定从同辈中取得,忘年之交所散发的人性光芒,一样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虎年一过,就是兔年。胡适属兔,所以想起他。胡适初到北大,不足27岁。个人学养与才华,是他名满天下的凭藉,但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对他的知遇,却为五四运动增添温情。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后有感而发:“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元培和陈独秀也属兔。胡适出生于辛卯1891年12月17日,被称小兔子。陈独秀出生于己卯1879年10月9日,为二号小兔子。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是老兔子。胡适随陈独秀的话戏称“北大是由于3只兔子而成名的”。 无意中背熟胡适的诗 胡适眼中的蔡元培德高望重,无权位欲,无名利心,雅量让人难忘。掌校北大后,采取新旧俱罗,兼容并蓄方针。当时新旧之争不断,非常热闹。胡适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其中不乏国学根底深厚者。只看胡适几篇文章就断定他为人中豪杰,蔡元培胸襟之大,至今熠熠。陈独秀推荐胡适,慧眼一样独特。1916年底,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到《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紧接下来一期,陈独秀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铿锵有力的话是这一段:“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暴得大名”,陈独秀是始作俑者。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3人都和政治牵扯不断。蔡元培表面文质彬彬,温和宽厚,但是革命情怀一贯始终,该离开书斋时就不躲于人后。陈独秀为人满腔热血,有不羁之才,从不缺席轰烈运动。胡适为人冷静,虽然强调容忍,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座右铭。3人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有争议,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常归向不同阵营,彼此不会强求对方,不曾影响友谊。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李敖在〈播种者胡适〉篇首引胡适〈旧梦〉,这是胡适在另一个兔年,丁卯1927年7月所写。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思》中引此诗说胡适在诗史上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他认为台湾“几乎任何新诗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尝试集》”,又说“不该把他的新诗登了又登”。李敖不会同意余光中看法,他引过几次,应该是喜欢这首诗的。 确实不必一刀切。胡适有不少诗的意境让我读后难忘,也无意中背熟。春节到了,写字送给和我一样兔年出生的同学。兔年来了又走,走了再来。梦虽旧,有梦还是好的。  
11月前
11月前
胡适说中国散文缺乏诙谐风味,作家爱板面孔说规矩话,无趣文章比比皆是。他对梁漱溟说,避免烦闷,他“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 1923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读后感觉不舒服。文长万字的文章对梁书批评严厉,没有好话。梁漱溟说胡适“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又说二人“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梁漱溟生气了。 胡适为人厚道,这一回却无退缩之意。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平常不过。“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先生者,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也。” 辩驳文字有其依据。耐读文章,内容固不可缺,但是作者灵巧文笔也是优劣衡量尺度,偶有俏皮语或加添点缀文字,更见性情。在他看来梁漱溟太过正经八百,没有幽默感。 不管是写文章或教书,胡适都注意呈现方式。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说他就读北大时,胡适教中国哲学史,每周两小时,张中行从不缺课。“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五四运动以新旧对峙出现于历史舞台。胡适是新式人物领袖,是旧式或保守人物心目中的洪水猛兽。旧式人物早已隐没历史,新式人物在我们眼中也是旧式人物。百年过后,说新说旧,都无贬义。我得空时翻看藏书,寻找前人风骨,寻找智慧,做些眉批,让日子充实。 胡适得罪过不少同时代文人。政治态度、文学思想、学术理念都是导火线。将面红耳赤放一边,一些争论确实可以引发思考,让人轻松发笑的故事也随处可见。 张中行说林公铎不赞成白话文,反对新式标点,上课时常借题发挥骂胡适。“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提到他,旁边有个杆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杆子,他的气才消了些。”张中行说听课的学生大笑,林公铎才像是满足了。 往赤子之心处着墨 笑人,当然也会被人笑。季羡林有一篇感人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头提胡适一件小事。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适匆匆来到,却说要赶另一重要会议,将提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大有挑灯夜战之势”。季羡林说胡适一生在学术、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书生”或“书呆子”都是称赞话。季羡林敬佩胡适,往赤子之心处着墨。书生或书呆子情怀在胡适日记中经常可见。1921年6月9日,胡适说他共还书店120元,“现在只欠100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100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 胡适收入尚可,钱不够用,皆因助人或大量买书。施恩不图报,前者在日记都不说,后者他则不讳着墨。他有大学教授薪水、有稿费、编辑费,文人中收入虽属中上,每一个月还是欠下书店不少钱。 1954年10月30日,胡适寄信给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内容是1932年1月21日旧日记一则,说故宫博物院发现许多“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九字牌,不解何义,有人猜是从前宫人召幸的牌子。“今日在厕上看江阴金武祥的《粟香四笔》卷六,有此一条:道光朝,宫中做九九消寒图,成庙书‘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字各九画,每日书一笔,至81日始毕,宫人皆效为之,这个谜被我解答了。”旧日记后加一句,“寄给LS一笑”。 字各九画,说的是繁体字。门前垂柳与人一样,都期待好时光。宫中人无聊,在春联上一天一笔,81天前倒数迎春。“钱文忠在《末那皈依》说如厕解谜让他“大吃一惊”,胡适平时所读之书证明其“中学修养固无论矣”,钱文忠说批评胡适学问“浅”的人实在是信口雌黄。
1年前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193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文章在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撰文者为胡思杜,题目是〈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路透社香港电文标明“胡思杜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台湾和美国报章都转载新闻。寄居纽约的胡适把英文剪报贴在日记上,并留批注:“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已得知我发表长文的消息的反攻。” 长文指〈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胡适8月底用英文写成,《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0月刊登。 倒戈的岂止是儿子?胡适入室弟子罗尔纲在胡思杜小时辅导他读书,既然胡思杜可以和父亲划清敌我界线,做为学生,他更应该如此。“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罗尔纲说胡思杜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 人性被扭曲了,“忠实走狗”成了形容词,傅斯年担心胡适难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50年9月29日的《中央日报》。他说胡思杜“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随父亲的朋友回国。”又说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虽然不成,但天性醇厚。这是“别人代他为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是的,不必责备他。胡思杜文章发表前,曾写信向母亲江冬秀问安,信中致意父亲,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又说“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胡适坚信儿子身不由己。 著作中看不到天伦之乐 胡适和江冬秀生有3个孩子,依次为祖望、素斐、思杜。 祖望为工程师,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曾任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为人四平八稳。素斐则在5岁因病夭折。思杜最令胡适头疼。在美国念不成书的胡思杜回国后,因为胡适关系,不少单位希望聘他入职,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是胡适以“思杜学业未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婉拒。胡适最后安排他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希望他利用藏书增长见识。 1948年12月,胡适和家人在蒋介石安排下飞往南京,但是胡思杜不愿离开,他说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胡适的老师杜威1919年5月到中国演讲,胡适陪伴在侧。杜威太太在一封家书中提胡适,说他是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胡适不在场。江冬秀生素斐,胡适将预产期搞错。她说“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 胡适是朋友们心目中的好人,是不是称职的父亲则见仁见智。周质平在〈胡适与赵元任〉中比较二人家庭生活时,说胡适著作中看不到天伦之乐,但是赵元任却经常替孩子写歌,为他们弹琴,乐在其中。 1957年3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年来收到胡思杜第一封信,是平邮,50日才到,“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胡思杜后来因为胡适关系被定为右派被批斗多次,不堪折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1958年5月,胡适回台演讲,从泛亚社香港电文中得知胡思杜于“去年8月自缢身死”,胡适怀疑是假新闻。1958年5月12日,他致信学生苏雪林提此事:“我不信此谣言。”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是杜甫五律〈宿江边阁〉中最后两句。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东下,当时蜀中大乱,杜甫留滞夔州。飘泊羁旅,辗转忧思,难以入睡,起坐眺望,徒叹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回天。漂泊美国的胡适不只一次写这两句抒怀。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时,胡祖望由美国赶回台湾奔丧,江冬秀要他传达胡适死讯给胡思杜,胡祖望硬着头皮说,从大陆去美国的朋友告诉他,弟弟早已去世。江冬秀听后当即晕倒。《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记胡适遗嘱,他把财产遗留给妻子,若妻子比他早走,则留给祖望和思杜。遗嘱立于1957年6月4日,他完成溃疡大手术后。他从来没和妻子提所听消息,也始终没有更改遗嘱。
2年前
1962年2月24日晚,苏雪林一如以往,看完书洗浴后,打开收音机,听到胡适心脏病突发新闻,以为只是入院受罪,往下听,竟是救治不及。“广播员以悲怆声播出胡先生在院士酒会上的演说辞,称为最后之音。”苏雪林痛心不已,收拾行囊,决定第二天一早从台南北上瞻仰遗容。“胡适之之逝,举国同声悲悼,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伤痛,这种情感,出于自然,谁也没有勉强他们,我以为这便可以证明胡先生的伟大。”苏雪林自传里这么写。  转眼间,胡适逝世60周年。苏雪林说举国同声悲悼,并不包含中国大陆。那儿的朋友、学生、亲人,早和胡适切割。毛泽东认为“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毒害青年,1954年下令对胡适展开全面批判。胡适从此成了禁忌,避他唯恐不及。1962年壬寅虎年,历时3年大饥荒余波未了,知识分子自顾不暇,只是没有料到未来还有文化大革命等待他们。  不看大陆,只看葬礼,胡适死后殊荣。冯爱群在胡适去世后所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提及几万人参加胡适丧礼。书中汇集媒体报道说“送殡的车队,像一条蠕蠕而动的长龙……两旁群众如堵,确是万人空巷。”又说从胡适所住的南港镇2公里外开始,“几乎是家家燃香,户户路祭。”  1917年由美返国到1962年过世,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处在枢纽位置。在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也是后来研究者绕不开的名字。胡适死后,学者对其生平、思想、学术与人格研究不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当我还未投入胡适研究时,已有几十人以胡适为题材完成博士论文,专书出版也不少。  其中Chan Lien用英文撰写的〈中共和实验主义的对弈:胡适思想批判〉应该一说,此文刊登在1968年5月号《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那些年读胡适纯粹个人喜好,没有和人分享。后来一查,知道Chan Lien即连战,有些始料不及。这位国民党大佬研究胡适比很多人都早,他以共产党批斗胡适思想为题得到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从前我爱收藏有关胡适研究的著作。2008年从政以后,少逛书店少买书。这两年日子清闲,又找回昔日爱好,书架上胡适研究书物逐月增加。我认识的欧阳哲生和沈卫威耕耘胡适研究数十年,早就成为权威,受各方重视,90年代初期大陆年轻一辈专攻胡适研究只他们几人。如今有兴趣者越来越多,已然成为显学。  经过60年的考验,胡适的言论并不过时,始终有参考价值。用唐德刚的话:“他既不流于偏激,亦未落伍。”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统帅。他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把古老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为了让民主思想生根,他奔走呼号,不平则鸣。他关心后学,扶植青年。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优点有弱点,有无力感也有幽默感。一边继承儒家伦理道德,一边拥抱西方自由主义。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这是胡适的〈一首小诗〉。他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说“初稿是三段十二行,后来改削成两段八行,后来又删成一段四行。”最后决定“把前两行删了,只留下最后两行。”诗不应有浮词凑句,胡适现身说法:“抓住最扼要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达出来。” 胡适的笑有点狡黠  话虽如此,胡适以这首诗当墨宝送人时,常常四句都抄。在《尝试后集》里,胡适自注说“原有前两行: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他不断提醒读者被删的前面两句。既去掉又不舍,他放不下,也忘不了。  胡适经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从爱情,从婚姻,从政治,从学术,从理想,从他完成的事,从他失望的事,里头牵扯太多放不下,忘不了的人。董桥写《读胡适》,印证胡适在不同领域留下的蛛丝马迹,仍有探索和开拓的研究空间。  董桥十几岁读胡适,接近80岁仍是旧日情怀。他缅怀的是胡适“对世界、对国家、对山河、对生灵的关爱和担当”。董桥念大学时随学长参观中央研究院,恰巧胡适带客人参观展览。“胡先生走出来一脸微笑,头发斑白,光影下脸上的皱纹很深……但见他一边走一边跟身边的客人低声说话,斯斯文文拐了个弯不见了。”胡适有很多故事耐读。“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胡适写别人笑,自己也爱笑。董桥说胡适的笑“有点自得,有点智慧,有点谦逊,偶尔甚至有点狡黠。”
2年前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这是胡适的〈秘魔崖月夜〉。疫情时期通过优管视频听歌成习惯,都是旧曲,聆听频繁的包括上个世纪台湾校园民歌。包美圣传来婉转空灵的“圆月”二字,一觉,中秋到了。 曲和词相得益彰,作曲者苏来估计和我一样喜爱诗中欲语还休意境。包美圣音色清亮,哀怨声调徐徐将幽情铺开,让我们对无奈之事兴起悲感。 诗写于1923年12月22日。胡适从上海返北京,借宿翠微山朋友家里。翠微山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秘魔崖是附近证果寺中天然崖石。不少学者花心思细读〈秘魔崖月夜〉,因为胡适难得触及不易释怀的心灵寄托。沈卫威、周质平、江勇振等对比胡适日记,断定胡适人在翠微山,心却盘旋在杭州烟霞洞。 1923年4月底,胡适因肺病从北京到杭州休养。6月24日,搬进烟霞洞清修寺。曹诚英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暑假时过去照顾他。 曹诚英别字佩声,小胡适11岁,是少数有机会受教育的女性。她和胡适一样逃不开父母安排的婚姻。由于婚后3年未生孩子,丈夫纳妾。曹诚英不服,1923年初与丈夫离婚。曹诚英是胡适三嫂表妹,胡适也称她为表妹。1917年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时,曹诚英为伴娘。 既有亲戚关系,照顾胡适本也寻常。胡适在烟霞洞住三个多月,除了到学校演讲和接待访客,完全放松自己。游湖、赏花、看月、下棋、读书、写诗,曹诚英陪伴在侧。胡适为人谨慎,日记中提她,都有其他友人同在。10月3日,胡适离开烟霞洞前夕,在日记中说:“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923年的中秋节落在9月25日,那几天曹诚英在胡适日记中出现频密,中秋节当天胡适似有意避开,没有片言只语。 胡适奉母命和江冬秀结婚,二人并不般配。胡适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学识渊博,江冬秀姿容平平、识字不多、性格强悍。杨步伟在《杂记赵家》提胡适多次,和江冬秀却几乎没有交集,聚餐时也不见江冬秀身影。赵元任和杨步伟都经历过包办婚姻,虽然成功解决婚约,但也理解苦痛。杨步伟在《杂记赵家》回忆1924年在德国经历,“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帮那个离……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夫妇以及徐志摩和他的太太张幼仪,张其时有孕呢。”为追求自由心灵,鲁迅、徐志摩、梅光迪、郭沫若、郁达夫都有新的婚姻生活,但是胡适和江冬秀却没有离异。胡适学生唐德刚在《胡适杂忆》说胡适的小脚太太没有“空床孤寂”,是同时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 没有结果的恋情 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最后没有结果。1924年胡适日记还有和曹诚英书信来往记录,此后名字出现越来越少。曹诚英于1925年进入东南大学,主修农科,1928年5月19日胡适在南京开会,记有“下午去看佩声,两年多不见她了。”1934年在胡适推荐下曹诚英到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深造。1937年学成归国,在安徽大学任教,是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专家。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被派往美国,二人音书断绝。1949年后曹诚英先后在复旦大学、沈阳农学院执教。她把胡适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男人,自此未婚,1973年去世。 我博士论文的两位考委是苏文瑜Susan Daruvala和贺麦晓Michel Hockx,答辩环节贺麦晓特别问了胡适和曹诚英恋情,他是汪静之专家。曹诚英是汪静之夫人曹秋艳的小姑,汪静之身无分文时,胡适多次接济。汪静之《蕙的风》序言,由胡适执笔,汪静之诗人地位确立,胡适功不可没。抗战初期,曹诚英将所写日记交胡适好友汪孟邹侄女汪协如保管,文革时曹诚英所留胡适书信则交汪静之。沈卫威先后找上二人,可惜材料一半遗失,一半烧了。当然也并非一无所获,汪静之说曹诚英告诉他,胡适提离婚,江冬秀从厨房取菜刀说“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胡适强忍伤感,挣扎一番,和曹诚英恋情从此打住,这些史料沈卫威皆载入其研究胡适专书。沈卫威任教南京大学,来过马来西亚多次,十多年前我们在马大宾馆吃饭谈胡适时,也谈1923年中秋前后的烟霞洞。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