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新闻资料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如意安详】我看著舒服/何国忠

买的书都读完吗？本可不必回答，却有很多人爱问。读书可快可慢，可读完可不读完，读完后内容可能记得也可能不记得，且读书有愉悦和实用之别，有兴趣和研究之分。小小问题，一笑就可，一答即俗，成了说教。俄罗斯文学翻译者高莽有一次为了工作拜访钱锺书，谈完话后提书房。他崇拜钱锺书，猜测必然处处“软皮线装的中文古籍，硬皮烫金的厚实洋书，大本小本，无所不有”。钱锺书扭头看着背后两个书柜，点出书房真貌。杨绛带他参观寝室、女儿房间、餐室小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几本书，以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为主，少得惊人。“他们家中就那么些书。”高莽感到愕然。家中书少从来不会困扰钱锺书，生活中有书即可。在干校时有一次路过菜园，杨绛往前指：“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他嗜书如命，可是箱子里却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无其他书可读。杨绛在《干校六记》记二人这段对话时补充一句：“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文化大革命以后，钱锺书回归学者生涯，有书可读，踏实多了，分别只是在于书是不是藏在家里。他博览群书，仅《管锥编》就引证几千名学者论说，涉及万篇著作，所需资料，大部分从图书馆取得。他记忆力好，内容过目不忘，又勤于做笔记，信手拈来，都是学问，所需资料，呼之即出。藏书多少和学问不一定成正比，爱看书的人未必爱写书，不必强求，两者之间划等号无疑庸人自扰。藏书在家，理由总总，为方便故，为研究故，为兴趣故，或也可能和老舍所提理由相似。董桥在《英华沉浮录3》记老舍轶事。老舍喜欢收藏小古董，瓶瓶碗碗不管缺口裂缝，只要喜欢都买来摆。郑振铎到老舍家，看藏品后轻轻说：“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董桥说这是真正的“风雅”。瓶瓶碗碗，喜欢以后都是情趣，藏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买来摆，装饰住家，自己设计，面对四墙书架，学习老舍“我看着舒服”的得意心情，谁曰不宜？只要内心充实就好。既然藏书，就必然流连其中，取出放入，过程本身乐趣无穷。扬之水在〈我与书〉中说朋友为她写一副对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字好，意思也好。问联语出处，朋友说是梁思成书房悬联。在照片中看到，置于心，可惜原联撰者书者均未记得。扬之水又说她当时没有书房，“这一副最适宜书房悬挂的对联，只好委委屈屈躺在抽屉里。” 这样的心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上网查知，《小窗幽记》有此句，不过上下联互换，“户”取代“门”。如今有谷歌或百度帮忙，找名句出处，问题不大。耐得住寂寞，自然有意外惊喜。读不同书有不同感悟，为兴趣、为提升个人修养皆可，随着作者思维跳跃，有美学有联想，犹如进入寂静深山，空旷处景色宜人，心情祥和，净土就在眼前。想起年轻时读书，一样强调“闭门”，风声、雨声和读书声同在，主轴却是学以致用，家事、国事及天下事，放在心上。“闭门”是为“开门”或步入社会做准备。如今“闭门”，是有社会阅历后的想法，那是陶渊明“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心情。上了年纪，更能感受这种境界的可贵处。娱乐自己的心境看待最好境界可以为自己的年龄增值加分。繁华落尽见真淳，书房大也好，小也好，最后都得割舍，用老舍娱乐自己的心境看待最好。谷林说止庵大概有两万册藏书，扬之水不及他，估计一万册，他小门小户，应该是扬之水一半。谷林晚年和扬之水及止庵两位后辈来往频密，他们敬重谷林。3人的书我都喜欢，看到就买。扬之水说她家没有地方挂字，谷林家面积更小，很多书得放在纸箱，找起来不易。他乐观，不觉烦。他有幽默感，说年龄大者读书，因记忆衰退带来反复阅读的欢乐，是“意想不到的妙事”，文章百读不厌，常读常新，谷林自嘲说“这话其实混合对坏记性的自我陶醉。” “自我陶醉”是自嘲，也是智慧。人会老，却无阻看书习惯。有好书可读，有闲情消耗，有钱逛书店，用《小窗幽记》的话，“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我对于纸质书迷恋如昨，虽占空间，自小习惯，看着舒服，改不了，也不想改。

3月前

老来深耕不恨晚/刘桂南（加拿大）

身为非真诚的文耕者，我的藏书屈指可数。室里没有书厨的影子，未曾触摸过莫言的著作，没翻阅过村上春树的名著，也没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仅仅一而再，再而三地慢咀细嚼冰谷的散文集，它是唯一珍藏品。未曾花费过一分半毫购置文学书籍，缘于写作的念头从未在我脑海里浮现过。于机缘巧合，有幸结识了一位资深作家冰谷。缘由我俩有多层面的亲近关系，既是同村同乡又是中小学校友，最是，他的豁达助人的纯洁心怀，使我俩间的距离越走越近。初相识时，我的文学底蕴脆弱如豆渣，仅有不过于小学水平。冰谷见情从旁助我一臂之力，将他的大作赠送让我补修阅读。他许许多多的文字反映了我俩有相似的青少年的曾经，譬如，摸黑跟随母亲穿梭于胶林，三餐粗茶淡饭，这些回望泛起阵阵涟漪荡漾于我心海深处。我坚决不可辜负他的关怀与爱心，专心一致地咀嚼他的文字。回首前程，因由生活环境，我与华文的鸿沟宽逾一甲子，重见视之如陌客。冰谷的文字激发了我回忆深邃过往的激情，总叫我起兴挥笔抒展心绪的豪情，然，岁月流淌，锈迹斑驳的笔干，早已不听使唤了，笔不从心，加以耄耋之年滞缓了脑细胞的功能，唯以执着与怀揣着梦想迈进，一步一脚印地逾跨重重叠叠的沟壑。性格纯朴洁白宛如胶乳，韧性若似胶丝，冰谷跬步千里的精神文耕一生，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辉粲。他的著作，文字朴实，意境悠然，韵味不尽，读来感到亲切，它是我重新踏足久违的文海的主要推力。人老志不老学习深耕之路漫漫，沿途满是坎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觅遗失的拼音、拼写、含义，挑灯夜战，把《现代汉语词典》翻褶得犹若乡下老奶奶饱经岁月洗礼的脸庞。妻揶揄说：倘使你年少时如此致力，早就该领文学奖啦！我自负而对：人老志不老，勤学也不恨晚阿！老天不负苦心人，庆幸深获乡亲善意拔擢，助我推舟逆流而上，突破波涛汹涌，终于我的学习坎途日渐进入悠然境界，曙光在远方闪烁。艰耕数载后，首稿见于《星洲日报》【星云】版，仿佛在夏天看到的一缕彩霞，让我欢欣雀跃不已。路在脚下，路在前方。总之，在漫游学海旅途上，我不是独行侠，实则在于有幸获得校友冰谷拔刀相助，此情此义没齿难忘。冰谷附注 :刘教授从台湾到枫叶国，苦学英语，因身居魏北克Quebec，该省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刘教授如今不只学会法语，还能以法文著书立说。说到汉语拼音，我屡学不爽，最终放弃，而刘教授却贯通了，还用拼音写短文，足见他的睿智与毅力。

5月前

【如意安详】书藏我家/何国忠

罗孚在〈叶灵凤的后半生〉说叶灵凤藏书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叶灵凤一提即眉飞色舞。《新安县志》在广州和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叶灵凤检验后确认内地所藏有残缺，仅存3部中他的《新安县志》最全。新安涵盖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县志》所含历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国殖民政府关注这部书。叶灵凤在世时有人以数万港元求让，价钱相等于今日币值数百万，诱惑力虽大，叶灵凤置之不理，只让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供学者参考，没有封锁知识。于公于私，两边平衡。定居香港以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叶中敏在〈爸爸去世后〉回忆说“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杆维持。记忆中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挨过一顿饿，没有少穿过一件衣裳，家中还雇有女佣帮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当爱书人易，当藏书家不易。王学泰在〈闲话藏书的闲话〉说他一度爱收古旧书，后来放弃，钱有尽，书无穷，古旧书市非他所能染指。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王学泰只进不出，不愿将书当商品，终究无力和珍品周旋。叶灵凤虽不卖书，但是月月有余钱添购，积少成多。罗孚说叶灵凤家里“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爱书就会藏书。藏书不读书，多为书商。藏书又读书，多为文人，翻了再翻，将书读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爱书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纸张，样样讲究。收入多年，阅读时小心翼翼，书相完好如新。至于购买不同版本，做校雠工作，则进入研究行列。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都有类似经验。叶灵凤对郁达夫敬重有加。他说他的藏书“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郁风有一篇题为〈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的文章，说叶灵凤和郁达夫有相似的读书、藏书、失书经验。郁风散文好画作好，她是画家黄苗子太太，郁达夫侄女。她说三叔郁达夫不管身居何处，“便如吸烟一样上瘾的不可一日不读书。” 用钱换书心诚始终郁达夫买书、失书的经历不断循环。他有不少书留在日本，带不回来。随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时，都存藏书。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大骂日军。他说战乱最难恢复的莫如文物图书。他在杭州所失之书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来的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下至商务、中华之辞典及名人年谱。他说“像同文石印的《骈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他还收有明末清初禁书，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百名家词抄、诗抄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近六百余种。另有英、德、法、日文书两万余册。郁达夫留下感叹：“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序言说1939年1月郁达夫到槟城，温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钟，郁达夫出现，说早上7点出门找旧书店，在一家印度人书店买了一大堆好书。其中有几本是德文的王尔德，郁达夫说“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钱”。爱书是天生的，旅游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逛书店。从前不管是从照片或亲身参观，对以书为壁的庄严布置，羡慕非常。书架直达壁顶，人在其间，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书架也有藏书，让自己开心的好书不少，但是都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或善本，价钱与买入相比，只有贬值，离真正藏书家定义，相去甚远。马来西亚有人以销售名画致富，却没听过有人经营善本书维生。说来或是幸事，没有流连其中，少了诱惑，少了失书之悲凉。 “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句子。我最近写“物莫不聚于所好”，挂在书房。任何物品都会汇聚在爱好者手中，叶公喜龙，真龙最后忍不住，走到叶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观。阿堵之物指金钱，蒲松龄说爱钱者多，富有者少。因为鬼神不喜贪钱无度的人。面对痴心人，鬼神则不生气。爱书人将书藏于自家，用钱换书，心诚始终。蒲松龄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对痴书者是有怜悯之心的。

5月前

【如意安详】书在别处/何国忠

1998年出版的《叶灵凤书话》中有几篇涉及藏书得失文章。在〈往事：失去的一册支魏格〉中，叶灵凤说戈宝权有一次在他书房，看到茨威格《爱书家故事》，爱不释手，非要借回家，并再三声明，看完立刻归还。茨威格旧译支魏格，是叶灵凤喜欢作家。书得之不易，在一美国杂志小广告上发现，辗转买下。虽然舍不得让戈宝权带走，却不知如何拒绝。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戈宝权离开香港，自此没见，书随人消逝。叶灵凤后来另外补上，但是版本不同，他格外怀念原来六十四开本，封面、字体、纸张都讲究，“印得那么精致……却已经无法再买得到了。” 叶灵凤怀念的是书，不是人。戈宝权是著名翻译家，虽是“知己同好”，文中匆匆带过。读到这一段，想到20年前借走我一本书的朋友。朋友为人大方，不计小节，去年过世，我怀念人甚于书。没有物归原主不是大事，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本论文选集里有我文章。先是发表在学术刊物，后有出版社将同类作品聚集一书，付若干稿费，书只送一本。朋友拿后，就没存了。整理藏书时偶尔想到此事，见面时又集中其他话题，不料朋友突然永别。以后要用此书只能求助马大中文图书馆。此书印刷编排都到位，却未达不舍阶段。世间书汗牛充栋，个人经营不过沧海一粟，藏书纯粹方便平时阅读，少一本并非关键。爱书人容易对书产生感情是事实，一认真，每一本书都有额外故事。因书想人，因人想书，因书想书，都有可能。和书结缘，横看竖看，不是坏事。藏书读书，本是天性使然，被视为痴或癖，不过是在过程中多花时间。一点一滴，沉迷处都是耕耘痕迹。人有不同造化，书也一样。一次逆向力量，多年努力付之一炬。叶灵凤在〈我的另一份藏书〉提惨痛经历。抗战时他在《救亡日报》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报迁广州，广州沦陷后到香港，在《星岛日报》当编辑，最后定居。留在上海亲戚家近万册藏书，让他梦魂萦绕。战争结束后，方知几经转移托寄，藏书下落不明。后来去上海，心未死，“就是找回一册也好，可以拿回来作一个纪念，结果是一本也没有。”他说这批藏书，都是年轻时赚取稿费，省吃俭用而得。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近万册，不少。珍爱之物不见，怅然若失在所难免。“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这是司空图在〈退栖〉中句子。剑如书，书如剑，得到好剑好书犹如增添强健仆人，失去好剑好书则像永别知心朋友。 2018年过世的王学泰在《写在历史的边上》有一小段落将这种心情说得彻底。文革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孙楷第下放干校，一万余册藏书寄放办公室储存室，家人以数百元将书卖给中国书店。1974年孙楷第回北京方知此事，非常着急，书上有眉批，那是个人笔记，也是阶段性人生记录。想把书赎回，却付不起赎金。他求助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批示表示关注。书店一知，把书拆卖。他得知藏书已散，一病不起。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探访时，已不能言，唯在手心写“书”一字，抱恨而终。孙楷第和王学泰都是文学所研究员。“这件事情所内老人尽知。”王学泰语句充满伤感。比起孙楷第，叶灵凤有机会在香港开启另一段藏书岁月。就数量和性质来说，比上海更多更专，当年买不到或买不起善品，一一进入书房，其中香港书刊、西方画册珍本和西方文学书籍最让人津津乐道。叶灵凤功底深厚，文字炉火纯青。居港后放弃早年闻名的小说创作。只写随笔，只写书话。“写书话，可以看到他与书的生死契约”，编《叶灵凤书话》的小思在后记中说。他被公认为香港数一数二藏书家。1975年去世后，先是美国西雅图图书馆愿意高价收购藏书，后来加拿大和法国各有单位来信作同样要求，子女理解父亲心情，不让藏书流落国外。法国来函最特别，提《新安县志》，愿意以超过二十多万港币收购。此事女儿叶中娴在〈我父亲的藏书〉留有记录。《新安县志》最后经过香港新华社，送返中国大陆。其他藏书一样耗尽家人心思，在蛀虫威胁下，得移别处，最后选择香港中文大学。由搬运到修补整理，前后动员不少人，一年时间，工作才妥。1979年11月6日举行简单赠书仪式，叶灵凤太太代表接受纪念木楯。叶中娴说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是正确的”。藏书家子女，原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6月前

【如意安详】“你他妈管得着吗？”/何国忠

爱书者一生与书打交道，以读书、买书、教书、著书为乐。“箕踞浩歌君会否，书痴终觉胜钱痴。”诗句来自陆游〈苦贫戏作〉。形如畚箕，舒展而坐，随意自然，偶尔高歌，想读哪页，就读哪页。痴书者日子虽然相对苦贫，心中却觉得自己比钱痴者幸福充实。文人爱讽刺钱痴者，有一故事我听人转述无数次。主角严监生，家财万贯，极度吝啬。临死，见灯盏内点着两根灯草，恐耗油过多，他伸出两个指头，迟迟不肯断气。其妾揣知其意，挑掉一根，他才放心告别人世。故事来自《儒林外史》，书痴当然比钱痴可爱，往深一层思考，看不开才应该是讨论重点。书痴及钱痴，本质上有相似之处。钱是身外物，书也是身外物。人生无常，无常难料难测。人生有常，生老病死是规律，知道当中变化，就不会在舍得和舍不得之间挣扎。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晚年生病，张中行住附近，常去看他。魏建功敬重老师钱玄同，几十年前影印其遗墨赠送友人，张中行收到，保存没丢。原信藏抽屉，一些已送出，尚存十几份，魏建功要张中行任选一二。张中行挑中1931年8月29日钱玄同所写信函。内容说北大决定请魏建功担任研究所职务，月薪280元。“钱先生还是那样幽默，马字用甲骨体写，画成象形的马。”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这么写。张中行一向钦佩钱玄同。得到“行草很精，内容又涉笔成趣”的真迹，非常高兴。“不过回来的路上，想到桑榆晚景，及身散之的冷落情怀，心里也不免一阵凄凉。” “凄凉”是领悟人生甘苦后而散发的悲感。寒暑人生，岁数超过100者不多，把基本面看透，更可宁静平和。“及身散之”，在世时做好准备，将心爱之物赠送知音，是成人之美，是好故事，是好传统。身外之物没有好归处的例子比比皆是，爱写书话文章的朱航满在《立春随笔》谈藏书家故事，引刘自立谈报人张契尼文章，我上网找到刘自立原文，如朱所言，书之聚散，引人唏嘘。刘自立父亲和张契尼为《大公报》同事，张契尼本在香港工作，和金庸同一时间考入报社，虽然才气不输金庸，但是名字不响。他后来到北京，是开创北京《大公报》的先锋队员。他懂七国文字，藏书丰富，德文、法文、俄文都有，英文最多。为爱书安排一个好归处张契尼晚年生病，儿子住其屋，要装修，把他的藏书都卖了，邻居是《大公报》老同事，看了不忍，说其父尚未合眼，何至于此？并问能卖几个钱，儿子堂皇语5000元人民币。此时儿媳妇跑出来，一句“你他妈管得着吗？”邻居惊愣。张契尼藏书，最后被卡车载走，送到琉璃厂。刘自立是爱书人。赶到书店时，书已上架，他想要购买的《荷马史诗》希腊文版的英文注译本，已被人带走。《莎士比亚》德文版，1864年出版，标价4000元人民币，他买不起。最后花千余元，所挑之书，都有张契尼眉批和注解。其中屠岸《莎翁14行诗歌》中译本，“有张赞成和反对其译法的批注”。《人民的英国史》上，则“页页批注，横七竖八地，批文把书都画花了。从中，可以看见张先生的缜密之思”。我没读过张契尼的文章。但是“你他妈管得着吗？”这几个字在脑海中久久不散。当然管不住，却有很多未雨绸缪安排可供参考。 1996年秋天薛冰拜访汉学大师程千帆。程千帆说他早将藏书捐给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的文献资料捐出。“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薛冰在《书生行止》中这么记录。写这篇文章，纯粹是因为张契尼藏书命运而起。为藏书留下遗嘱是另外选项。文史专家王伯祥要家属记得“书籍希勿分散，赠与公家，供需用者之用”。他去世后子女遵照吩咐，采用王伯祥好朋友叶圣陶建议，将万余册藏书捐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伯祥嗜书如命，娴熟掌故，生前节衣缩食，到处访书买书。叶圣陶经常到他家，“每次来访，总要借回一大包，定期再来换取”。文研所收到藏书后，奖励家属六千余元。孙玉蓉在《往事：人与书》提王伯祥藏书捐赠经过时说王家兄弟姐妹认为既然是捐赠，就不该受赏，征得叶圣陶同意，派代表到文研所恳请退还奖金，“最终未能如愿”，孙玉蓉说。不拿奖金面对阻碍，确实让人奇怪。

6月前

爱长在【生命留书】／生命留“书”，我的书都拜托你们了

最后，我希望能把最后的“一本书”捐出去，而那本书就是我。我愿把遗体让医学学生当模拟手术训练。本着“人身就是一副臭皮囊”，但若这躯体能让这些未来的医生更好掌握知识与技巧，以后为国家贡献，我觉得一切都是值了。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