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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家
【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走出武吉镇之后
陈政欣从商多年,轻易将他在商海的所见所闻化成小说中的精彩情节。小说每每出现“流光溢彩”这4字成语,读者就会接收某种心理暗示,走入情爱迷梦的罗网、繁华都市的虚幻及交际应酬的陷阱。 陈政欣2021年的长篇小说《武吉演义》,是他“武吉三部曲”的最终篇。2022年《流光·溢彩》其中收录的短篇小说,则可谓是“武吉书写“的余音与延音。 陈政欣曾在《文学的武吉》谈过有关武吉书写的叙事策略:“以文学的情怀和想像、虚拟与推理和魔幻,把武吉镇推移到写实的另一边,在其间,撒下诸多的薄雾烟霭,挂上一片迷蒙,让武吉少些现实的考据,更不是硬撅撅的写实。”辑一〈话武吉〉大致延续了魔幻写实的基调。〈黑狗传说〉中的黑狗,在日据、马共时代的武吉镇出现,仿若见证小镇变迁的灵兽。作家为小镇人物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比如和作家宋子衡互为镜像的老宋、被抗日部队拉拢的倒粪伯老李,而镇上“胡言乱语”的写作人老陈,是不是陈政欣的自嘲与自述? 展读辑二与三,读者感知时空的剧变。辑二〈说双城〉以马来西亚华人在中国的生活作为创作背景。“下南洋”原是马华文学常见的主题,但大马华人回归神州大地的故事,则甚为罕见。然而这种回归,却不是“鲑鱼回流”,对祖籍地的回溯。在摩登的中国大都会,与身分鲜明的武吉镇民不同,作家笔下的人物多为混血儿,信奉世界主义。连同写吉隆玻红尘的辑三〈讲红尘〉,我们读到类似作家另一本书《荡漾水乡》逐鹿商场的主题。 陈政欣从商多年,轻易将他在商海的所见所闻化成小说中的精彩情节。小说每每出现“流光溢彩”这4字成语,读者就会接收某种心理暗示,走入情爱迷梦的罗网、繁华都市的虚幻及交际应酬的陷阱。我们隐约感知作家所持的批判立场,但高明的小说不会说教,更像是一面“风月宝鉴”,交由读者自行判断。比如作家先在〈姬丝汀的夜晚〉说大山脚人的性观念保守,后来却在〈瑰丽年华〉对照书写了旧时代武吉人的出轨故事。“现代人越来越堕落”这种说法,在小说家的眼里,毕竟浅薄且狭隘了些。 辑四〈黑色的事〉写马来西亚的政治。〈TMD〉讲述一个大山脚人在吉隆坡参与2013黑潮游行,抗议选举不公。马来西亚几度变天后重读这篇小说,更能读透政治叫嚣声中的孤寂与无奈。〈这是不对的〉呈现一个狙击手默默维持示威次序时的心理冲突。准星游移于示威民众和镇暴队之间,狙击手竟有对“自己人”镇暴队开枪的冲动。这种执法人员“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良知纠葛,陈政欣处理得极富有张力。 陈政欣以多重角度书写武吉,而武吉毕竟也是这个国家的缩影。他的关怀扩而触及大马华人的处境。小说集终于一篇发表于公元2168年的讲稿〈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生与死〉,预示那时华文文学已死。《流光·溢彩》虽无统摄全局的主题,读毕,我们却穿越时空隧道,从蕉风椰雨的马来亚时代,无可回避地抵达那个精神荒芜的未来。
4星期前
张草 / 帝国暮年的留学生
没想到,他们留学10年后,1882年被无预警召回,因为这些孩子并没进入清廷希望的军政学校,也有言论怕这些孩子学习到西方知识以外的西方文化。 两位学者遍览史料,还到美国实地考察,才整理出这段传奇。 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之后,清廷终于想解决跟洋人语言不通的问题,于1862年设立北京同文馆,招生学习西文,左宗棠也在1867年创立福建船政学堂,邀请洋教习指导外语、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天文、航海等等。然而当恭亲王要求翰林院也加入学习时,遭到激烈反对,视学习西学为奇耻大辱。 1871年,李鸿章和曾国藩联名上奏,认为派孩童到外国可以更有效率吸收西方技术,提出4年计划,由官费资助,每年派30名十到十五岁的孩子,为期15年,还请美国公使照会总统安排进入军政或船政学校。 该计划招生困难,因为出国15年形同签下生死状。南方风气早开,较多从事洋务的家庭,故4年派出的120位学童,84人来自广东。 第一批孩童被送到美国康州沿著河谷的数十个小镇,住在寄养家庭,后来有的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流学府。(阅读全文)
4星期前
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 “……识趣的我不在非华人面前讲中文,渐渐在公众场合避说中文,然后甚至也不和父母讲中文。远赴英国大学深造,我才开始从远方遥望童年,在全无罗盘或地图的情况下,迷航在自我认同的汪洋中。我从何得知该怎么认同?”——欧大旭,《码头上的陌生人》自序 曾经有多少人像欧大旭一样从中文教育背景出身,长大融入社会后,逐渐与中文渐行渐远?刻意保持距离?处在文化杂糅的国度,到底该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各种认同冲突?离散/移民华人就算落地生根,是否终究无法回避被边缘化的命运?诸如此类的反复叩问,俨然成为华人史的一部分,亦是欧大旭的个人家族回忆录《码头上的陌生人》的关键命题。 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 禁声/失语:庶民家族叙事 本书的两篇回忆录特殊之处,在于非单纯作族谱史处理,读者可从叙事感受作者散发出对家族、自我乃至国籍身分的忧患意识,字里行间镶嵌着细腻的文学表述技巧。文中至少展现两条时空叙事线,即作为中下阶层的祖辈移民落地马来西亚的20世纪初中叶,另一条穿插其中的时空则是七八十年代以后作者小学至大学留学期间,与异族、异国同学相处的文化回忆。或许基于世代贫富阶级观强烈,作者从父亲口中获得的祖辈生活事迹过于稀薄、碎片化,每每对一些敏感历史议题有所保留,频频暗示“往事别再提起”、“耻于回首”诸如话语。因此,作者仍在雾里看花,对自己的身世满是疑惑。除了面对内部家族史的“禁声”、“失语”状态,作者亦在生活中不时面临“他者眼光”审视的挑战。例如,被计程车司机误认为泰国、缅甸等族裔;与英国同学交谈更是交织在精英与庶民、文明与野蛮的尴尬氛围;出版商认为自传书写无聊乏闷缺乏读者市场,不愿为他的作品买单……作者不断责问自我,陷入痛苦、焦虑的漩涡。 面对文化冲突、身分疑虑,作者说道:“但愿我的家史能多一些缤纷的细节,好让我能高谈高曾祖父挥军出征外国,满载宝物和战利品而归……可惜事与愿违。我有你。你是我的历史。你是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谈的是你。”虽然充满无奈与失落,作者却在“你”的身上找到一丝肯定的希望。这里第二人称“你”所指称的是作者的外婆。作者在第二篇不断地与外婆作内心对话,通过外婆的生活经历,弥补自我父系家族史“缺席”的缺憾。明显地,作者对外婆的身世较为侃侃而谈——这位女性亦像作者的祖父一样属于贫困吃苦之辈,但作者与她之间情感关系融洽,不像未见过的祖父一样生疏、隔阂、迷惑。作者似乎从外婆身上寻得归属感,对外婆的身世可谓“了如指掌”。或许,这就是作者对“motherland”一种(母性的)认知与提醒。作者似乎一直想告诉自己、告诉读者,马华的过去、现在,其实一直存在,只是隐藏在非“大历史”系谱下的荣耀家史当中。
1月前
颜书韵 / 游牧青春的异乡絮语
“真实的日记本,充斥着当下手写的糟乱与随性的涂鸦,饱满的生活物件,在这本书里遁去,那样原始的混乱和涂写毕竟是不合于常态的出版。换句话说,虽以日记名之,但记录书写的角落大抵是光影可以照射之处,没有阴暗至必须掩卷喘息的内容。” 《写给你的日记》是锺文音二十多年前发行的作品,书中呈现她早年负笈纽约修习油画时的生活片段图景。几年前出版社再刷时光复刻版,除了让这本绝版的作品重新问世,让旧雨新知温故知新,也新增了“爱情100击”散文诗。 透过6个主题章节,锺文音将自己留学纽约时的札记内容分门别类,有不断搬家的驿动心声、与远隔重洋的恋人往复书简的思念、孵育创作欲望的绘画生涯、在异乡挣扎求存的生活感悟、漫游街头的东方女子视角,以及他乡遇知交的际遇游离。成书按照日期渐进铺排,尽管有日记的跳跃性质,却因各章节明确的主题,读来非但不会零散纷乱,反而有电影拍摄手法中的“闪回”(Flash back)效果,同时蕴含一丝对时间的宽容与认份。 或许这是对由感性出发的日记式创作的理性整理,像她在序言中所说:“真实的日记本,充斥着当下手写的糟乱与随性的涂鸦,饱满的生活物件,在这本书里遁去,那样原始的混乱和涂写毕竟是不合于常态的出版。换句话说,虽以日记名之,但记录书写的角落大抵是光影可以照射之处,没有阴暗至必须掩卷喘息的内容。” 真实的心声可以是光灿的,也可能是黑暗的,书写的当下,我们或许正在经历痛彻心扉的苦处,吐露在文字里,是为发泄,也为纾解,有一天回过头来,当我们用更理智的视点去审视,可能才惊诧于它们的暴烈与乖张,或是散发着死绝无望的气息,于是这时我们庆幸自己曾无惧无畏地写出来,挺过来,活下来;日记是颓废的目击者,也是救赎的见证人。 以学生之姿游荡富都纽约,锺文音必须面对习画时的内在叩问与现实物质的追杀,也面临了情感时差的身心考验与独处异国时的欲念刺探,在那个网络未蓬勃、仍靠书信联结的年代,她用一本手记搜集起纷繁纠缠的光明与黑暗,为读者透泄了一个异乡女子的孤寂与勇敢、优柔与逞强,直到时过境迁,一晃眼多年,当初看似琐碎杂芜的悲欢絮语,都成了如今弥足珍贵的青春标本。 卡夫卡曾在日记写:“在日记中,我们往往可以找到证据,证明我们曾在某天看起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挫败过。” 游牧过昨日的糊涂,我们扎营今天的清明。 游牧与驻扎之间/颜书韵(永平) 颜书韵/《First Love》初恋以青春之名悼念 陪厕送饭的手机 / 颜书韵(永平) 写字和投稿/颜书韵(永平) 同病相连/颜书韵(永平)
1月前
张草 / 读书不是为了考试
年少读《菜根谭》,曾读到“读书要读到手舞足蹈”,想必爱书之人必有同感。 别人花费多年时间整理的知识,我读书就能获得,西汉扬雄说:“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读书可以浏览不同时代不同脑袋的思路,何乐不为? 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诗经》是春秋诸国民歌集,歌词涵盖百物之名,在书籍不多又难以获取的当时,不读《诗经》,连讲话都没内容。一如黄庭坚所言:“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气质都没了。 曾有一位学生告诉我:“我想快点毕业,因为不想再看到书了。”我听了伤心又担心,后来她果然辍学。我想她恐怕搞错了,令人讨厌的不是书,而是书对她的延伸意义——考试。 《读书万岁》作者专攻语文教育和教学理论,他搜集六十位古人的读书法,读《易经》至穿竹简的牛皮绳多次断裂(韦编三绝)的孔子,从十岁开始遍读古书、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实地考察书中典故的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下启蒙读本《千字文》的周兴嗣,藏书八万卷的朱彝尊等等,他们皆爱书成痴,读书成癖。 然而考试制度的演进,改变了读书的环境。
1月前
【读家说书】张锦忠 / 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
“贺淑芳的《蜕》应该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惨案的马华长篇小说。”本期【读家说书】导读人——张锦忠这么评价。 《迷宫毯子》在2012年出版,标志了贺淑芳进入一个在说故事成规与写实、现代歧路之间的“新小说”空间,一个不“老老实实讲故事”(贺淑芳语)的叙事方向。《迷宫毯子》可说是马华“新小说”的一个新起点,或者贺淑芳“成为一个真正的书写的人”的开端。不过,那个开端不是2012年,而是2002年。 2002年,贺淑芳写了〈别再提起〉、〈黑豹〉与〈墙记〉。〈墙记〉后来改题为〈墙〉,收入2014年出版的《湖面如镜》,于是将《湖面如镜》的开端拉回2002年——贺淑芳的“新小说元年”。从2002到2011年,她不断修改/重写《迷宫毯子》里的12个短篇,那是书写的人无绝期的功课。 ◢《迷宫毯子》离不开梦境 《迷宫毯子》写一群常人与弱势者,如受害者、父亲卷款走路的女儿、火车服务员、霸王房客、返乡的女儿、被抢劫者、疯妇、不想上学的女孩、梦游者、采访编辑、编织的女孩,以及写小说的人,他们在僵局与困境存活寻路。他们没有时间与空间“讲故事”。他们活在时间隙缝与空间边境,讲话通常像独白、梦呓。 更多时候小说离不开梦境;梦境至少出现在《迷宫毯子》的6篇小说里。梦境是真实/现实的对照组,也是贺淑芳解决小说问题的方法,例如让人物梦游。在梦境或现实世界,小说中的沟通对象并非他者或读者,而是“我”自己,或“我”的分身(doppelgänger),如〈月台与列车〉里的疤痕脸或〈时间边境〉里的房客。即使是书信,收信者也无法回复,只能写给自己看。 这些存活者的空间,多半是偏乡小镇,以及镇上破旧房屋。〈日夜骚扰〉里父亲卷款走路,祖父失智,大伯疲弱地微笑、姑妈老在抱怨、没事持拐杖的叔叔咄咄逼人,无法离开小镇的“我”只能逃到屋顶,像小说开头屋顶上的兽般在那里苟存。这篇“变形记”可视为向七等生〈我爱黑眼珠〉致意之作。〈重写笔记〉被抢走的未完稿寓言了书写困境,但小说的现实困境却是生病的母亲。〈消失的陆线〉也书写类似困境与人物关系,不过被偷走的不是文稿,而是象征沟通管道的电话线。小说里的女儿从远方返回饱受霾害的家乡,带回一大批书,不确定是否将永远困在小镇,与那些书为伴,继续无尽的书写。 《迷宫毯子》最后一篇是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的改教议题小说〈别再提起〉,颇具“马华文艺独特性”,很难想像世上还有哪里会搬演如此滑稽荒唐的闹剧。改教议题在《湖面如镜》中更是重要焦点。 ◢《湖面如镜》“老实讲故事” 《湖面如镜》中最早的一篇是2002年的〈墙〉(重写的〈墙记〉)。两篇改教议题小说〈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和涉及踩宗教红线的〈湖面如镜〉都发表于书出版前两年,为作者以“小说对当前的思索”产物。〈湖面如镜〉写两位不同族裔女性讲师教学踩了“踩不起的火线”,分别受到校方关注与解雇。叙述者陷入僵局,就像送马来女讲师回家后车轮陷入烂泥凹沟,无法脱困。两个阿米娜/张美兰/洪美兰在“信仰之家”的故事背景是90年代。阿米娜申请退教失败后发疯,成为裸体梦游者,仿佛活在一个看得见的平行空间。另一篇阿米娜小说是一个分身的故事,也是书写与自由的寓言。 《湖面如镜》里的人物多有名字,跟《迷宫毯子》叙事方式显然不同,故事元素多,作者也比较努力“老老实实讲故事”。书中风格贴近《迷宫毯子》的是〈箱子〉与〈墙〉,可见作者偏好处理这类空间与物件。〈夏天的旋风〉与〈天空剧场〉近似通俗剧。〈十月〉结尾的腹泻怪诞闹剧,其嘉年华式狂欢风格,不下于〈别再提起〉以抢那坨黄锦树许为马华小说史上最著名的大便收尾。相形之下,〈小镇三月〉是宁静、抒情的安魂曲。小说写90年代初,某年3月的记忆。情窦初开的翠伊在镇上老旧的南天旅社帮姑妈打杂,3月多雨,小镇时间过得慢,如幽灵般诡异的房客每天下午重复出现。 〈别再提起〉当然不是叫读者“别再提起”。这篇小说也收入2004年出版的同名马华小说选,编者序文题为〈一九六九年,别再提起〉,其实是并置两个短篇题目以反讽之,而不是希望读者选择遗忘。1969年5月13号的种族流血惨案,影响国家民族个体多少个世代,岂可忘怀 告别?过去马华文学书写者往往自动噤声消音,不碰禁忌议题,贺淑芳的《蜕》应该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惨案的马华长篇小说。 ◢《蜕》重启513记忆 《蜕》的〈楔子〉写女画家作品总是呈现“世界和祥宁静”的画面,但是“五月过后,不再是了。天翻地覆。她不能再那样画,手会拒绝那样安好的世界。”这句话令人想起阿多诺那句名言——“在奥施威兹之后写诗是野蛮之举;甚至有损何以今时无法写诗的认知。”五一三过后,世界已不那么安好了,个人与族群创伤难以抚平,诗人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写诗了。 1969年5月13日,当然不是“此时此地的现实”,但恐惧与创伤永久长存,不去面对就永远无解,它总是“缺席的在场”,阴魂不散地在人间作祟。《蜕》重启记忆,一再地复返创伤历史的原初现场,俾以“在伤口重生”。贺淑芳终于抵达之前小说中诸多僵局与困境的源头——那场五月暴动及其后遗症。对生于1970年的贺淑芳而言,五一三不是她的记忆,而是“后记忆”。就像《蜕》中1970年生的“萝”,她们都属“后记忆世代”。 小说从陈桂英一家开始叙述,也写阿清姨,以及其他五一三家属、见证者或幸存者,写的是1969年5月13日,前一晚,前几天,以及过后几天,隔年,一直到新千禧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都是社会底层庶民,以卑微的存有方式,在城市以及城市边缘求生。在5月排华暴动中,他们一夜之间成为“裸命”,成为暴动见证者或五一三家属,从此活在创伤与集体记忆的阴影下,直到老死。小说前半部聚焦在桂英与阿斑、陈父陈母、阿清姨与阿烈身上。然而,不管是叙述谁的故事,五一三的杀戮场景总是重复出现,那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小说第三章结尾,美姬死了,桂英赶不及送她最后一程,就像在五一三失去的亲友一样。 《蜕》第四章回到1969年,插入阿未与百花剧团的故事,他们是另一组五一三幸存者,其中杜丽娘复活的戏总是唤起五一三家属的心愿,然而人生并不如戏,现实中死者无法重生。小说末章以萝为中心,旁及经历五一三的不同族裔与其后代,写他们如何回应1969年在国家档案局缺席的当代现实。结尾以戏剧控诉依然倾斜的房屋。最后穿过2021年,2015年,回到文良港,回到1969年5月,那是小说带我们复返的创伤记忆所系之处。 【读家说书】刘雯慧 / 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
2月前
读家
【读家说书】你芭本海默了吗?
每年7月是美国电影暑期档,许多强档电影都选择在暑假上映。今年就有两部风格迥异,且同样备受瞩目的电影选择在同一天7月21日(美加时间)上映。那就是以玩具芭比娃娃为创作原型的《芭比》(Barbie),以及真人传记电影《奥本海默》(Oppenheimer)。强强对决,网络上因此出现迷因(meme)“芭本海默”(Barbenheimer),不只把电影名称混合,还有人二创出两大主角对决的电影海报。你会选择哪部电影呢? 为奥本海默 划下诗意的注脚 电影《奥本海默》是知名导演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最新力作,讲述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研发原子弹,以及内心煎熬的故事。电影改编自凯·柏德(Kai Bird)和马丁·薛文(Martin J. Sherwin)写的传记《American Prometheus》(美国普罗米修斯),中文译本由时报出版社出版,名为《奥本海默》。 传记英文原名“美国普罗米修斯”其实为奥本海默的一生划下更有诗意的注脚。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的人物。在一次祭祀中,他为人类保留可食用的肉而欺骗了天神宙斯,宙斯因而惩罚他,收回人间的火种。为了人类,普罗米修斯铤而走险盗火,最后被宙斯铐锁在高加索山上任老鹰啄食他的肝脏。 为结束二战,研发原子弹 现实中的奥本海默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和平而研发了原子弹,但他深知也明确点出这项武器的凶险。就在战争结束后,军方接受核子战争提议,奥本海默严厉批判:“我们要如何理解,一个总是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文明,除了使用慎重其事的字眼和赛局理论的术语,就没法子谈论几乎会杀死每一个人的前景?” 19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仍然对核子武器议题提出尖锐质疑,严重困扰了华府的国家安全机构。1953年艾森豪总统领导的共和党执政,宣布这名“原子弹之父”有共产主义倾向,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奥本海默成了当时美国反共圣战中最著名的受害者。 传奇一生,如普罗米修斯 奥本海默的一生就和普罗米修斯一样充满戏剧冲突,背后还有很多政治角力。《American Prometheus》作者是如何拼凑他的传奇一生?大量的资料整理和访问。作者整理了奥本海默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量文件,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数千页的监控纪录。另外,他们也访问了近百位奥本海默的密友、亲戚和同事。 芭比不只是少女玩具 《芭比》则是以玩具芭比娃娃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并不改编自任何作品,由导演葛丽塔·洁薇(Greta Gerwig)与伴侣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共同编剧。其中,诺亚·鲍姆巴赫是电影《婚姻故事》的编剧;葛丽塔·洁薇则曾自编自导半自传电影《淑女鸟》(Lady Bird),以及改编并导演经典文学《小妇人》(Little Women)。 可以肯定的是,两位编剧都是拥有性平意识的电影工作者。在他们笔下,《芭比》绝对不只是少女玩具或男性玩物那样扁平的刻画。反之,芭比和肯尼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视角,带领观众换位思考性平议题。 就此打住不剧透,观影前不妨透过书籍了解一下这个风靡全球的玩具之身世。如此一来,电影中一些情节桥段,或许会令你会心一笑。 芭比诞生于1959年,创办人露丝·汉德勒(Ruth Handler)见女儿喜欢玩剪纸娃娃,因而受启发生产了立体的娃娃模型,并以女儿的名字“Barbara”取名,简称为“Barbie”。芭比娃娃在美国国际玩具展览会上首次亮相就大受欢迎。电影中芭比的开场造型,黑白条纹泳装搭配大耳环,便是还原第一只芭比娃娃的造型。 《芭比:一个娃娃风靡世界的秘密》的原文书介写到,这是关于两位杰出女性的故事,芭比和露丝·汉德勒。别忘了,芭比诞生于1959年,那时的女性不管在工作、学业或社会上仍然受到许多限制。作者罗缤·格博(Robin Gerber) 透过研究、访谈和搜集先前未公布的资料,整理出这位女企业家的成长背景,以及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挫折。然而,露丝所创造出来的芭比后来成为了奥运选手、空军飞行员、太空人、总统候选人等,可以胜任任何职业。露丝和芭比双双为美国的商业和文化带来重大的影响。 《永远的芭比》则是有第一代芭比娃娃拥有者,文化评论家和调查记者M.G.罗德(M.G.Lord)所写。她结合心理分析、性别理论、历史、艺术、女性主义、文化价值与教育意涵,多方面探讨芭比如何造成热潮。 白慧琪/晚安上巴 白慧琪/战车 【读家说书】从Jocelyn Chia到新加坡:揭开狮城的另一面 【读家说书】青年的社运小志
2月前
读家
读家
寻觅品读雪芬人生的知音
一场疫情,让她重新发掘此生的使命,从此以推广阅读为职志,为提升大马阅读风气尽一己之力。 在阅读风气不盛的马来西亚,要当一个阅读推广人是需要无比勇气的。 2020年11月,当大家因疫情而坐困家中时,雪芬在脸书写了第一篇文章〈认识你自己〉。 “人一生下来就背负着寻找自己的使命。可多少人是真正地了解自己?好好地和自己对话,去发掘此生的使命吧!当你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你对待人生的态度就会变得不一样。” 一场疫情,让她重新发掘此生的使命,从此以推广阅读为职志,为提升大马阅读风气尽一己之力。 苏联作家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喜欢阅读的社会一定是个有思想有层次的社会。 雪芬以网络为基地,用写作、说书和演讲的方式,慢慢地累积一批喜爱阅读的粉丝。 去年,在朋友建议下决定自资出书。这是另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 自资出书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路。 几经考虑后决定接受挑战,因为:她相信阅读。 所以,今天才会有《芬芳雪言:锺雪芬的品味人生》这本书。 此书共分成5个部分——品美食、品人生、品艺术、品好书和品文化。从不同的角度,用文字带领大家进入锺雪芬的品味人生,探索这位知性女子的世界。 你一定会好奇:谁是锺雪芬? “我是那个《肉骨茶》里,给两块钱爸爸付账,让他一辈子为此津津乐道的小女孩。” “我也是那个在《新年论旗袍》里,为张爱玲的一生悲悯,喜欢各式美丽旗袍的爱美女子,” “我更是那个在《耀眼夺目的大红花》里,一个热爱国家维护民主,为国家未来担忧的大马子民。” 56篇感性文章,是雪芬多年来对人生的思索,也是她曾经走过的人生。 锺雪芬,一位拥有这么多面向的女子。这一次,她不说书,以文字书写人生,将经历娓娓道来,盼以此书寻觅品读她人生的知音。 锺雪芬 / 锁在浓雾里的奇女子 锺雪芬 / 一生追求爱、自由与美的诗人 锺雪芬 / 活出自己才是生命最重要的事 鍾雪芬 / 美是要用一辈子去完成的功课 【影响我的3本书(版主的话)+(一)】锺雪芬 /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我读蒋勋(版主的话)+(一)】 锺雪芬 / 一切要舍得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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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诚(士乃)/ 珍妮眼中的马来亚
翻译是大学问,它是一座语言桥梁,在文艺作品上可算是二次创作,译者必须抓紧原作者的语调、词汇、思想意境,继而延伸到读者。 《我眼中的马来亚》作者珍妮·库西尼亚为了完成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不远千里越洋来考察马来亚。虽是外国人,她却能说流利的马来语,将近两年时间都留在当时的吉兰丹苏丹国,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广播为法国人民介绍一个他们未知的新世界。 这本书的成型源自珍妮的手稿,据记载,她还留下一些照片和音频档案,每一笔资料都在记录土著与马来人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服饰配搭、饮食文化、皮影戏、语言特色、特有习俗等。 珍妮对马来亚族群和生活模式给出高评价。刚接触土著时,有者感到腼腆,有者甚至有些敌意,经过一番努力,对方的态度才改善,大小节庆都对其热情款待,正因为把她当成朋友,犹如送上通行证,使得她在考察上无往不利。 另一笔重要的研究,是巫文化和皮影戏,它们在书中出现的次数相当频密。巫术、法术、萨满在土著和马来文化里占有重要地位。至于皮影戏的演出,从台前至幕后,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事,不可马虎。 只要有意愿,就能见到皇族? 作者也曾与当时的皇族接触,他们不像我们记忆中那般遥不可及,让人惊讶的是,只要村民有意愿,都可与苏丹会面,苏丹要是有时间都很愿意接见,还能聊起天来,打破了我们对皇族既有的刻板印象。 作者的手稿在今天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也得深思怎么在时代进步后,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却越加退步与抵触?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有个外国人比我们还理解本土……她隔空为我们打破了旧框架,带领我们复习了一遍马来亚的旧面貌。此可谓跨时代的出版,为何本来简单的事在如今却变得如此复杂?我们该从作者眼中笔中,领略那些被忽略掉的在地文化,这也是这本书此时出版,为这时代赋予的意义。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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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
“由于学院朋友及同好不断增加,学识与视野也随之扩大,乃开始感到人际关系与社会认同的压力。愤世嫉俗便接踵而来,即对许多的事物都会持有表内两种版本,一是鸟语,一是鸟话。” ——麦留芳,《鸟的恋情》赘言 我接触麦留芳的著作多为学术类,深受他的南洋华社研究成果所启发。有意思的是,麦留芳不但著有丰富的学术产出,而且亦参与现代诗创作。我们可以从2020年11月由台湾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出版的个人诗集《鸟的恋情》,窥探麦流芳作为“学者”之外,一位“文学创作者”对南洋的诗情关怀。 颇具现代主义的符号玩味 《鸟的恋情》原为1967年由青春出版社发行的诗集。这次再版除了收录42首旧作,也另增订了14首诗作,以及诗论3篇。《鸟的恋情》第一辑收入了同名诗作〈鸟的恋情〉,通过拟人化的两鸟之恋,透露出叙事者“我”对叙事者“你”的情思:“月亮照进巢里面/为枯草装上了金套/树下的流泉依旧在飞溅/我愿跟随你跑/任是海角天边”,诗句奔放直接,诗末“我要在你笼外嚎啕/天崩地裂/我的心永久不变”,更显得青春恋情的活力与单纯。另一首〈狂人〉也是情诗,意蕴层次更为丰厚:“爱情是坐标/权威是点/我是解析几何/甫出一个混沌深邃的世界/我乃被孕育以数世纪之下流/岂是遍野的金圆能断欲望/岂是一碑之我名能予满足”诗人将爱情与权威、金钱作嘲讽,接着指出:“我将被置于穷困与死亡的纵横线上/集智慧之结晶/集胴体之热”。之后,诗人称喻“我是第三行星主宰/注入各以十CC的理智/刮洗地球的流毒于一瞬”诗文修辞意象颇具现代主义的符号玩味,整首诗以爱情为包装,实则亦叩问了人在资本社会的存在与死亡价值。 麦流芳在马来亚中学毕业后,前往台湾、加拿大升学。他的学术研究、教学生涯足迹遍布台湾、香港、新加坡、北京、广州。《鸟的恋情》或许是作者对南洋的诗情记忆,诗集中亦有多首以马来西亚海岛、沿海地区作为母题的作品——例如〈我的心在马六甲〉串联女娲神话、渔舟、马六甲海边予以抒情;〈波德申三月〉是对叙述者“你”于波德申沙滩上的深情书法、〈我来了,邦咯岛〉则是诗人对邦咯岛的生活情感记忆。另外,增订辑作品如〈云落云南园〉、〈迪沙茹海滩〉、〈航向南中国海〉等则聚焦在作者的学者经历(尤其是新加坡)的感性表达抒发。纵观整部诗作,可见麦流芳对私情的诗意编织,亦可见作者从早期至晚期的诗艺蜕变。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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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疯木圣上 / 专访张贵兴:他写出虚实之间的魔幻婆罗洲
尽管4月刚刊过牛油小生写的《鳄眼晨曦》书评(【读家说书】试摘一颗星:读张贵兴《鳄眼晨曦》),但这本小说仍有许多值得继续深究的地方。本期【读家】别开生面,安排了人在台湾留学的90后马华写作人疯木圣上,直面约访本书作者张贵兴,续谈他更多不为人知的写作故事。张贵兴是疯木圣上的文学偶像,更是她大学论文的研究对象呢。 此外,我们也请了插画家NOvia Shin(也是本刊专栏作者)为本文画了一只“丑萌”的鳄鱼。 读完《鳄眼晨曦》那刹那,我如释重负地放下小说,“啪嗒”一声,沉甸甸的婆罗洲回响在寂静的浓夜中。亮绿色的书封与桌灯相映,似那鳄鱼的瞳、似那卵形咖啡豆——中央如女阴中的凹槽、似宇宙中心往外不断扩展的放射线——我早该知道的,这书封已经预示了《鳄》的叙事野心:以婆罗洲为中心点汇集,再从“伞状放射线”的千丝万缕中扣紧每一道闪过的故事线。 书腰上闪亮的魔幻写实书写方式——“华语文学的马奎斯”真的能完整囊括今时的张贵兴吗?以目前的《鳄》的状态来看,张贵兴应不止于此。除了华丽的文学风格,读者应看见张贵兴新的叙事与情节设定方式,以及他对小说更高的追求。在《鳄》里,张贵兴以跨地域、跨时空、跨物种文明、跨宇宙进程去大幅度地书写跨世纪的婆罗洲。在其描绘的时代版图中,读者不只见证婆罗洲的雨林历史,而能以沉浸式的方式,体验这时代庞大、繁杂的世界史:不列颠王朝盛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革命路线、婆罗洲华人垦殖史、至——啊,我不能再剧透了,28章一口气读下来,后边已是惊喜又惊吓。 ◢凭空“制作”出婆罗洲 《鳄》中有许多条情节叙述/叙事线,有些与小说里的人物有关联,有些则无。在开篇首章,小说从英国王室加冕大典开始叙述,一颗镜头一镜到底,带读者走过大不列颠王朝千秋、宫内的爱恨情仇,再慢慢聚焦在英女王皇冠上的“砂拉越之星”,随即巧妙地过渡到坐在云落宫殿大戏院加冕纪录片前的南洋人民。女王加冕礼纪录片被当作电影播映前的新闻片,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故事也就此展开。小说里的田氏家族与其家族史渊源,就如殖民史与被殖民者的缩影,在不同时代下展现个别的想法与光谱。另一方面,他也写出了西方人对奇幻南洋的臆想:“听说王冠流落一万一千两百九十公里外远东一个热带大岛时,女王肠胃轻微翻搅。”第十二章再深刻描述:“巨鳄四千磅咬合力遍布水域;树上吊挂像巨藤的大蟒……猪笼草瓶子像孕妇肚子,可以消化一个人类娃娃……男人囚禁母猩猩当性奴……”小说不只从历史说起,还从各种复杂的工艺说起:克力士(keris)、油纸伞、烟斗……张贵兴细腻翔实的描述和考证功夫,让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随时都能凭空“制作”出一个婆罗洲。 《鳄》不再只是一本炫目又浓艳的小说,而是涉及“历史常识”、“英雄传奇”、“民俗与文化”的地方风物记,可谓之:“博物”。张贵兴给读者们安排了一个任务,除了与小说中的人物一同追寻、狩猎玫瑰色“砂拉越之星”,更要从小说里埋伏的线头中逐步拆解,拆出婆罗洲与世界的连接点(connection)。线的尾端轻拉,“啵”,是一场围绕着末日氛围的毁灭时代。 ◢小说的“伪知识”乐趣 小说的铺垫与细节中,能见证张贵兴对开展知识书写的野心。虽然有许多部分是“伪知识书写”,却也十分好读。“那请问,什么是‘伪知识’?”在咖啡厅靡靡的爵士音乐中,张贵兴笑着反问。他说很多评论会经常提起他写的小说是伪知识,“那到底你们想像的‘伪知识’是什么?”张贵兴的笔调总让读者在他营造的小说氛围里迷失,偶尔是真实婆罗洲,偶尔是想像中的雨林,虚实交错。 “这是写小说的乐趣,毕竟是小说,不必拘泥于现实。”张贵兴说,好比乡野传说,这是如此背离现实,却又和现实生活如此贴近,“我在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写‘庞蒂雅纳’(pontianak),它就是原住民的传说的一种。小时候听会害怕,长大就会明白——那是迷信。传说也会介入你的生活里,虽然背离现实,却也跟现实有很大连结。”虚与实之间,往往不是一个断裂的空间,而是相互影响,才能让听故事的人仿佛身在其中。“把女孩子形容成‘咖啡渣’,就是当地的一种说法。”小说里第十一章有谈及在云落对女性的形容: 卵形的咖啡豆有一条直线,类似女阴中间那一道凹槽,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没有出嫁的女孩“咖啡仔”。咖啡豆煎炒成黑色,碾磨成粉,热水冲泡后,芳香诱人。女人结婚后,被炒被碾,烘焙研煮,生儿育女,历经心酸摧残,榨干青春美貌,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出嫁和姿色褪尽的女人“咖啡渣”。没有太大意外,从高挂树头的“咖啡仔”到被扔到臭水沟的“咖啡渣”,这是大部分云落女人挣不脱的起落炎凉。 小说所描述的,是当地的俚语吗?我问道。“是的,因为当地曾经盛产赖比瑞亚(Liberica)咖啡,所以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我写的一样。”说罢,张贵兴轻轻抿了一口咖啡。 ◢作品优劣,不必强调“在地” 张贵兴谈及以往婆罗洲的生活,听他娓娓道来,或是乡野奇谈,或是忆起年少时走过的乡间小路——经过一间小木屋的阳台,上头坐着满头白发的老妇人,与其硕大的鹦鹉。那诡异的记忆就是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马婆婆与鹦鹉”的原型。这些奇幻又熟悉的传说,都让此时坐在台北咖啡厅的我,仿佛瞬间穿梭雨林,在实与虚的时空缺口间流动。 1976年,20岁的张贵兴离开砂拉越来到台湾念书,所以对于婆罗洲的记忆与书写,都来自那廿年之间。为此这些年的书写也有了不少议论,也被许多的马华在地作家质疑,认为张贵兴的婆罗洲是“失真”、“夸张”的再现。“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随即,张贵兴举出了“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例子:石黑一雄、奈保尔(V. S. Naipaul)及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这3位作家都属移民作家。“现在还有‘一雄’,是非洲的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他20岁离开非洲到英国读书,从此没再离开过英国。他写了10部长篇,背景都是他的家乡坦桑尼亚。”张贵兴顿了顿,“跟我的20岁很像。”他认为,一位作家离开原乡地再重新书写,就会和在地作家有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想法。“他们写他们的,我写我的,我并不觉得有冲突,也不必特别去强调‘在地’,重点还是回到作品的品质。”张贵兴也举出了一些优秀的马华作家,因为写得很好,所以获得认同也无可厚非。“人家会觉得我的砂拉越和他们的砂拉越是不一样的。当然,那是我20岁前的记忆。我现在还是非常关注砂拉越,我的书写有些是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包括最新这一部小说。” 张贵兴分享,每每回乡他都会从亲朋好友中听到很多有趣又不一样的故事。很多传说他都想写进小说里,后来发觉太庞杂了,所以只好把它们拿掉。“不会觉得心痛吗?”我问。“写的过程中当然不舍,但当写完之后重新看一遍,你就会狠下心了,没什么关系,就拿掉。”张贵兴说,“拿掉之后还有这么多字。比如我本来就写了32万字,拿掉四五万字,我还有二十七八万字。”“那,会想开展成番外篇吗?”“绝对会,因为我也觉得写得很好。” ◢《鳄》最适合影视化? 访谈的午后气氛轻松,我忽然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写过这么多部小说,若有一部要拍成影集,你觉得哪一部最合适发展成影视作品?”“就这部吧。”张贵兴指着桌面上摆着的《鳄眼晨曦》,他续说:“这套的情节发展比较多元。”聊及影集,张贵兴谈起早些年有导演想把1992年的小说《赛莲之歌》拍成电影,“可因为故事性较弱,文风也如散文一样,所以要拍成电影确实困难。”他表示本来《赛莲之歌》的电影企划案在2009年获得台湾金马影展创投会的百万首奖,但由于里头许多意象都与水和裸身有关,拍摄也面对选角的困难,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我大叹:可是《鳄》也很难拍啊,整体的叙事是如此庞大!张贵兴笑:“哈,现在电脑合成这么发达,你觉得很难拍的,他们都可以拍出来。你看,电脑合成的人弄得跟真人一样,场景比我们眼见的还要更真实。” 在阅读《鳄》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大量展现同时期的影视、文学、出版与流行文化史,似乎是张贵兴要与读者群营造一种庞大的“共同体记忆”。这里玩味地设立了一个门槛,很考读者的知识与阅读经验,才能匹配张贵兴的“个人文化经验史”。读者也能如玩拼图,从小说的文字中慢慢爬梳拼凑出张贵兴的知识面。这些散落的拼图碎片似乎与婆罗洲毫无关系,但正因为作为同在这个地球的共同体,所有的毫无关系看起来又似乎紧密相连。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一种‘变相的作者个人记忆史’来试图创造博物的眼光?” “说得很好。”张贵兴表示赞同。在《鳄》里,铺陈了张贵兴的阅读经验,穿梭在摊开的世界史中。例如,小说会穿插关于坦博拉火山爆发如何影响孟克的《呐喊》创作;在鸦片酊氤氲中,一批文青讲述着日耳曼鬼故事,促成了玛丽·雪莱写《科学怪人》、拜伦勋爵写《黑暗》;在吸血僵尸书写的风潮中,威廉·波里杜利写出了《吸血鬼》,在环境与生态污染中,梅尔维尔写了《白鲸记》等。这些似乎距离小说的情节很远,但正因为在同一个大时代的脉络下,它们也息息相关。通篇阅读下来,读者会发现这不只是张贵兴的“个人阅读视野”,也近乎囊括了一个文学史的视野。 ◢没有写作热忱,借口会很多 “写小说的兴趣就在这里,”张贵兴说,“关于书写的素材,一定要有热忱才能够把小说写得好。没有热忱,就不可能写得精彩。我没有刻意去营造,我只是写我有兴趣的东西。”阅读与写作是双向的。谈及收集素材,张贵兴也坦然分享,自己对生态史类的书籍有兴趣,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这些素材自然就会加进去。“写作必须要有乐趣、有兴趣,你才可以把它写出来。”张贵兴强调,写作要有热忱。 “没有热忱,你借口就会很多——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张贵兴还追加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在马路边唱歌弹吉他,琴艺了得。一个女生上前夸赞,说自己也喜欢吉他,想学吉他。怎知弹吉他的人说:你不是真的喜欢吉他,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早就学了,早就会了。“这就是热忱的一种,热忱可以推动。我写婆罗洲也是一个热忱,有的事情是个人亲身经历,别人写不出来的,是属于我个人的。” 谈及有关市场上流传《鳄》是“雨林三部曲”的第二部,张贵兴笑说,“没有什么‘三部曲’还是‘四部曲’啦!又不是《魔戒》。《鳄》也不是什么第二部,只是一部独立小说。反正就是会一直写下去。” 访谈的午后悠闲,咖啡馆外轻轻刮着风。暗绿色的墙在暖光下虚虚掩掩映映。恍惚间,我嗅着了云落的咖啡。烟斗是存在,烟斗是虚无,张贵兴在“虚”和“实”之间,利用小说的框架,构造一个魔幻的、虚虚实实的,一个婆罗洲。 【读家说书】试摘一颗星:读张贵兴《鳄眼晨曦》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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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吴惠春 / 阅读要主动出击!
读书这么多年,是否怀疑过自己“不会读书”,甚至用错方式阅读?那什么样的读书方式才是对的?终极目标或境界是什么? 有个朋友揶揄道:“阅读本来就是违反人性的事。”对于常被笑称为阅读苦行僧的我而言,觉得饶有趣味。玩笑中往往带着几分对真实的戏谑,对一般大众而言,娱乐它不香吗?干嘛非要用阅读这苦差事来折磨自己?莫提默·艾德勒和查理·范多伦在合著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中就提倡阅读必须主动出击。另外,他们也主张阅读并非只为获得资讯,相反地提升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才是真正的阅读。 阅读对于各人意义不尽相同,于我是一种生活方式;于你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学习途径;于他是消磨时间的休闲活动。出发点不同也会决定了各人的阅读方式。尽管如此,不同读者还是有各自的课业需要修炼,诚如蒙田所言:“初学者的无知在于未学,而学者的无知在于学后。” 因此,莫提默与查理就为疑惑的读者整理了一套系统性的阅读方法。基本上阅读因手段方法和研究程度之广深而分为4类: ❶基础阅读(elementary reading) ❷检视阅读(inspectional reading) ❸分析阅读(analytical reading) ❹主题阅读(synoptical reading) 之前的阅读都是为了之后的阅读所作的预先准备。 ◢掌握基础阅读,再用检视法选书 “①基础阅读”,顾名思义就是培养阅读能力的初级阶段,其中就包括了看图识字、建立基础词库、了解词句含义、熟悉字句使用等等。当年轻读者掌握了这些技能,他们就有能力根据上下文的联系,对自己不了解的新词汇、新观念建立起一个更清晰的概念,甚至能比较不同书本作者的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阅读触角开始往外延伸,一般上我们都会遇到不知如何选书的疑惑。这时“②检视阅读”就发挥作用了。检视阅读是有系统的略读或预读,能帮助我们筛选适合我们以及值得投入时间精力的书籍。首先快速浏览书名和目录以便对书本有个基本概念,接着选一两个篇章略读大概了解作者如何展开论述,作者援引资料可信与否以决定是否购入该书。 喜获心头好之后,先粗浅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不求甚解。当对书籍整体架构有个概念之后,第二遍细读时就会更加了解。阅读过程,读者必须厘清书籍主题和次主题,了解作者的论点以及他们如何展开论述进而辨明论点是否为真抑或只是看似逻辑自洽却与现实相违背的伪论。要让作者的观点转化为自身的观点,勤做笔记必不可少。就我个人而言,若有实体书,直接在书籍内页记录想法既容易检索资料出处也可为整合零碎想法做好预先准备。 ◢从书名、前言、索引来分类 准备就绪后,我们就可以进入“③分析阅读”阶段。不同书种,书写方式、主题或思想表达方式都略有不同。文学书籍以角色互动、情节堆叠来委婉地带出作者的思想;理论书籍则多以严谨考究、语言直白传达知识。当然这样的分类略嫌粗糙,但作为分析阅读的初始步骤,读者理应可以从书名、前言或者索引将所读书籍予以分类,以便读者能调整思维心态来阅读不同书籍。 至于作者讲书籍分为实用性和理论性书籍,其实实用与理论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清晰。我更倾向于认为理论和实用皆“实用”,一个是显性实用一个是迂回性实用,更隐晦但影响更深。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更偏向于理论性书籍,阐明制度的设计如何影响国家的走向。即使没有言明国家走向成功的种种措施,依然可以成为国家领导人明灯,甚至是普通百姓作为审视政治人物施政的标准也不为过。 掩卷之后,若读者能用简单句子或自己的语言概述整本书籍内容,并且能将重要篇章排列出来,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方能证明读者切实了解书籍内容且有能力提炼其中主旨。在这方面笔记就凸显了其重要性。无论是找出重要词语或者文句都有助读者构筑起完整的论述并了解作者的疑问以及解答以获得启发。尽信书,不如无书,若读者与作者意见相左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质疑是智识(intellectual)的敲门砖,然而前提是读者的反驳必须有理有据,尽量避免自己掉入形式逻辑主义或因为情绪而沦为立场之战,讲白话就是不要成为杠精而不自知啦! ◢主题阅读可能牵涉上百本书 分析阅读对于多数读者都还是可凭努力而达到的层次,“④主题阅读”则又是另一次元的境界了。分析阅读多是针对单本书籍的精读,主题阅读则可能牵涉多达上百本与主题相关的书籍。 要定下一个主题,读者必须对自己本身所设定的主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如对于各国发展程度不一的根源的看法,学者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派以Jared Diamond为主的地理决定论派别,另一派则是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的制度决定论派别。双方各自祭出严谨考究、援引多重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使用大型数字模型演算,势要力压对方成为主流学说。仅就一个课题,学者之间的诠释就如此多元纷呈,让一般读者眼花缭乱。 因此若要实践主题阅读,读者本身为自己的阅读主题定下一个清晰边界是必要的。但这界限却又并非永恒不变,很有可能会随着阅读书目越多而稍微更动。 在还未对自己的主题有清晰认知之前,检视阅读最好分开两个步骤,第一先确认书籍是否符合主题接着再确认章节是否符合主题。除非已经非常熟练或者已经读过一批书籍对自己定下的主题了然于胸,那么就可以两种检视阅读同时进行。做个最直观的譬喻,经历丰富的大厨可以边准备材料边烹饪还显得游刃有余,但初执锅铲者如果想要照办煮碗,肯定会手忙脚乱,最后不只影响效率还减损阅读的乐趣。 ◢选择迫切想了解的事作主题 主题读者必须知道自己迫切想了解的课题为何,最好能列出一些依照重要顺序排列的问题。阅读时找出作者主旨以及是否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避免曲解作者的意思以符合自己的要求。 针对一个议题,不同作者所提供的答案多元甚至是互相矛盾是常有的事。对于习惯依赖唯一标准答案的东方社会来说这可能会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却也正是主题阅读其中一个最有趣的环节。首先读者可以分饰两角,互相攻讦对方论点,但同时也要避免自己掉入形式逻辑主义里,例如一个人提出人都会死,反方提出只有杀死全部人才能证明人都会死的这种谬论。 另一个例子,对于人性本恶或本善,两派哲学家以逻辑推导出的结论都看似有理却又能互揭短处。脑神经科学家如Adrian Raine提出神经发展理论(neuro develop mental theory)影响个人行为。其主张恶行为成长过程或营养欠缺或受环境影响导致脑部发展不全所致。 演化学家则认为远古祖先演化出的一些行为模式刻印在基因里,虽难以为现代道德所接受,但若撇除道德滤镜,就会发现那只是因应物种延续的策略而已。基因多元本来就是物种延续的一个保障,骁勇善战在蛮荒时期是大大的优势,如今却成为了劣势,时移境迁而已。通常论点的萌芽,来源于更早之前的论点所触发,因此理清争议的前后关系,更有助于对议题的全面了解。 掩卷自问,阅读是为了要获得心理感观还是心灵精神上的愉悦?答案其实不言自明。有些书籍有助心智成长,有些则毫无助益。只要心中建立起这样的认知,阅读的方向就会更加明确,进入主题阅读层次则指日可待。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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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叶蕙 / 村上新作讲什么?
暌违6年,村上春树终于又有新的长篇面世了。预定4月13日推出的新作沿用中篇小说《街和它不确定的墙》的书名,读过村上作品的人想必对这样的书名备感亲切。旧作曾发表于1980年9月号的文艺杂志《文学界》,怎地成为村上口中的“失败之作”?学界称其为奇幻作品,因它没有推出单行本或收进任何文集。 村上铁粉皆知村上有几部长篇是由短篇延伸发展而来,如《挪威的森林》(1987)的原型是《萤火虫》(1983),《发条鸟年代记》(1994-1995)的雏形是《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人们》(1986),而《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1985,以下简称《世界》)的部分情节源自《街和它不确定的墙》。 我们来回顾一下《世界》的内容。小说采取双线叙事结构,故事情节交叉推进。“冷酷异境”描述的是现实社会,背景设定在东京,关键词为计算士、组织、独角兽头骨、黑鬼和图书馆女孩,主人公是“我”。在“世界末日”的篇章里,故事发生在“街”(可理解为英文的Town)的城墙之内,住在那里的人没心,住民们全都舍弃了自己的影子,因此无爱也无感情。关键词为符号士、上校、墙、守门人和森林,主人公自称“仆” 。实际上 “我” 与 “仆”为同一个人的分身,计算士与符号士乃是敌对的关系,两者都在争夺数据资料。 在“世界末日”里的“街”与世隔绝。影子原是“仆”的一部分,实际上影子就是“仆”的意识核心,然而打从它离开“仆”的瞬间便已成为他者。“街”正是“仆”的弱点所在,指涉“世界末日”(概念的架空世界)之不完整。 “墙”在村上作品中是极其重要的意象,出现在多部小说中。影子豫表表层的心,也是影子和“仆”对立的原因。“世界末日”的“仆”失去了影子,却在“冷酷异境”得到新的生命。原初毫无关联的两条故事线,最终结合为一体。 《世界》里的女孩成为图书管理员,“我”负责阅读图书馆中成千上万的“古老的梦”。“我”在读梦的过程中爱上了图书馆女孩。某天,“古老的梦”毫无征兆地苏醒了,告诉我“世界末日”中那些无心的生命永远无法摆脱虚无与悲伤。于是“仆”决定重拾影子,找回自己的心,返回“我”所存活的现实世界。 “世界末日”其实是“我”在自己脑的回路中创建出来的乌托邦世界,也是进入《世界》的密码。 村上在专访中表示他并不满意旧作的故事,但里头存在着什么“东西”令他想要重写。因此他决定给小说赋予新的灵魂,让《街和它不确定的墙》重现人间。出版社的文宣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必须回到那个城市,仿佛古老的梦在隐藏的档案里被唤醒,一个被封存的故事开始静悄悄地推动。” 也许我们可期待新作是《世界》的续篇,就如某些系列电影的“前传”或“后传”之类一样。这部在1985年完成的小说,鲜明地描绘了人类在知识社会的意识问题。人脑自主地产生意识,但电脑(包括人工智能)不可能产生意识。旧作的故事留下的悬念,或许能在新作中找出明确的答案。 相关文章:许赫予 / 村上世界,诡秘的街道与墙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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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许赫予 / 村上世界,诡秘的街道与墙
前几天(4月13日)村上春树又出新书了,据说这次的新作跟旧作《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有很大的联系,这已是书迷热议的话题了。本期【读家】的导读人叶蕙与许赫予同为重度村上迷,两人又会如何解读呢? 今年2月1日,日本各大网站突然公布村上春树将于4月13日发行新的长篇小说《街と、その不确かな壁》(按:叶蕙译为《街和它不确定的墙》)。这本小说是2017年发行《刺杀骑士团长》后暌违6年的作品,村上总共写下1200张原稿,编排成书后总共672页。在一宣布发行日期后,预约数就立即夺下日本亚马逊文学作品畅销排行的第一名直至今天,可见村上春树的日本文坛地位仍是无可动摇。目前虽然并未公布小说内容,但负责发行的日方出版社——新潮社官网上,以下列的介绍作为这次的宣传:必须前往那一个街道。不论将发生任何事情——深藏在书库里的“以前的梦”被揭开,仿佛被唤醒似地,被封印的“故事”深沉而安静地开始活动。那里是足以动摇灵魂的,纯度100%的村上世界。 ◢村上迷看出新旧小说的关联 相信熟悉村上的书友读完以上宣传文案,立刻想起的肯定是他1985年那部《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目前日本的村上书迷(或称:ハルキスト/HARUKIST)也在关注这两部作品的关联性。在那之前,村上曾在1980年文学杂志《文学界》发表过相同标题的中篇小说,但从未收录在其他作品集,因此这部中篇作品一直只在狂热的村上粉之间提及。我们来试读其中的内容: 在秋天,发光的金色毛发覆盖着野兽们的身体。然后在那额头上,长着一根颜色极白的角。它们在冷飕飕的河川清洗自己的脚蹄,伸长脖子咀嚼夏天里的红色果实。 那是个完美的季节。 我站在沿着西边墙壁设立的古老望楼,等待下午5点的号角声。号角会被长长地吹一声,然后再被短短地吹三声,那是被规定的事情。柔和的号角声在迟迟不肯落日的街角响起,仿佛缓缓地窜过古老的回忆般。 单看这段叙述我们便可确定,这部中篇作品其实就是《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原型,而这次发表的新作,也可推测为是把这个原型再次创作,或许会是一部使用过往小说元素的全新作品,或是大幅更动情节及修改后的作品。会这么猜测是由于村上曾在所有长篇小说(如:《发条鸟年代记》、《海边的卡夫卡》及《刺杀骑士团长》)使用“两个世界”的概念来创作,甚至在第三本的《1Q84》里,还发展成了“三个世界”故事同时进行的情况。 ◢书写相同主题,写作专求精进 由此可见,村上并非是以多样题材创作,而是借由反复书写相同主题,逐渐精进的作家。从过去描述两个世界的交错并参杂战争与暴力题材的《发条鸟年代记》、进而发展出弑父情结的《海边的卡夫卡》、之后是一度回归到寻觅爱情的《1Q84》、然后到向费兹杰罗《伟大的盖兹比》致敬的同时也把《海边的卡夫卡》中弑父情结过程变得更完整的《刺杀骑士团长》。虽然这些作品各自读起来也会感觉类似,但这种既视感或许也就是村上一直以来换汤不换药、专求精进的写作方式所致。同时,我们也可在他作品中引用的现实题材,看出他越来越关心社会,这也让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刺杀骑士团长》被议论了一番。 然而,在这些不断书写两个世界(或是三个世界)的长篇作品里头,唯一让村上认为完成度不足而没有发表的,之后就发展成中篇小说《街と、その不确かな壁 》(也就是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原型)。关于这部作品的完成度问题,常年研究村上作品的加藤典洋曾说,即使是在之后以其为素材写出的《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主角最后违背自己影子提出的伦理价值,不离开被墙壁围绕的街道,选择走向森林的结尾让人难以理解,而且没有提出留在墙里的充分理由,让整部作品的各种隐喻,瞬间变得稚拙。 在更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主要情节: 世界的尽头是一个被高墙与世隔绝的镇子,我在进入镇子的时候像其他镇民一样放弃了自己的影子。镇子里气氛祥和,居民相安无事,然而他们都失去了影子,也失去了心,没有感情也没有爱。不能完全失去心的居民会被放逐到森林深处过着艰苦的生活。 居民们的心已被嵌入无数独角兽头骨化为“古老的梦”存放在图书馆中,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这些梦。在读梦过程中“我”爱上了图书馆的女管理员。“我”的影子一直在鼓动“我”逃离这个镇子,但“我”在即将成功时选择了留下而决定读出图书馆管理员的心,并与她一起去森林深处生活。 因为我发现了这个世界尽头其实是“我”自己造出的。 ◢两个世界没有强烈对立? 针对这部作品,任职于广岛大学的文学评论家远藤伸治在《村上春树——“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论为了再去篡改“世界”》一文中提到,这部作品在日本获得文学奖中的谷崎润一郎奖赏后,许多评审包括知名的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大江健三郎也说,若自己来写这一部作品的话,他会把其中一个世界写得非常贴近现实来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另一位知名作家远藤周作也批评道,小说里头没有对比也没有对立,为什么村上会让两个故事同时进行,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然而这个写作特点,让日本文坛出现崭新的评价方式——往后的文学评论家将村上创造出的两个世界,看作是一个人的意识表层与深层之分,没有显著的对立却互相影响。但是,问题出在“世界的终结”里被墙壁围绕、不允许有缺憾的存在(包括野兽、影子、住在森林里拥有自己内心的人们的“完整的街道”)结尾,当主角的影子劝说自己离开这个牺牲弱者们来维持完整体系的墙内街道时,主角回道自己在图书馆发现的女孩仍拥有自己内心,决定留下并和女孩走向墙内的森林。读来似乎合理,但还是欠缺说服力。 原因在于,这部作品中两个世界的不断交错,让人想起墙内世界就像不断让各种价值循环流动,同时也联想到在自我终结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生活。主角的影子认为,就因为那是借由弱者的牺牲来成就的墙内生活,主角应该要和自己逃离到墙外。但是村上却让主角反抗影子主张的理论,使得读者无法清楚理解村上的立场是什么。在此,顺便提及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当年日本轰动一时的奥姆真理教,有个信徒由于在封闭的集体生活中偷偷带着这本小说每晚翻阅,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处在被蓄意虚构的劣质故事后,逃离了教会。我想这件事情也同时告诉我们,文学如何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力量。 ◢“墙”的隐喻还在变化中 根据以上回顾的内容,当我们回忆起村上2009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的感言:“在高墙与鸡蛋面前,我永远站在鸡蛋的一方”时,或许我们也可以借此参考多年后村上对于“墙”隐喻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也还在进行着,当看到新书标题中“不确定之墙”时,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村上该如何再回到《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世界中,去解释当年所创造出来的围墙,而为什么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表这部新作?最后,最让人佩服的,还是村上春树总是能让他的读者创造更多的解读与期待。 继续阅读:叶蕙 / 村上新作讲什么?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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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采手记
陈愐壮/声音坏了,就是坏了
几年下来,外出采访拍摄难免还是会“凸锤”,但也已经不太好意思以自己是“半路出家”作为借口了。 今年1月去拍摄一家老小唱歌,我差点就搞砸了。过去跟摄影界前辈交流时就曾被考问:一条影片,画面和声音,何者重要?当然两者都很重要,只是从现实面来说,声音更为重要。怎么说? 尤其是以谈话内容为主的专访影片,画面拍得再美好,收音若太差,观众肯定“出戏”;画面拍烂了,其实还有很多补救空间(拍得太晃或太暗,还可以后制调整,剪片时也可以利用其他空镜来“掩饰尴尬”)。比起画面上的追求,一般观众往往也情愿是声音起码要听得清楚。收音的完美效果,有时候还能很大程度补足画面上的缺憾呢。 这是真的。曾看过一条影片,全程采访画面一直在晃动(不是耍技巧),似乎也没打灯,场景显得暗淡,然而主持人和受访者之间的对话清晰,话题之有趣,却能让我追看(其实是追听)下去。作为观众,原来只要声音清楚,画面我就可以将就一些了。 声音上的失误,也不是说完全没得救,只是救不了多少。前几天跟报社的摄影组同事聊起天,他也认同录音比影像重要——声音坏了,就是坏了。如果未及时在采访现场发现问题,错过了补录机会的话,后果会很可怕。总之,有音无影,事小;有影无音,事大。 回头说说我怎么差点搞砸那次的拍摄吧。那天架了个Shotgun Mic(枪型收音咪)在摄像机上拍完受访者们谈话后,紧接下来就是拍他们一家老小唱K了。结果,我全程都继续用“枪型收音咪”来拍摄及收音,就这样“翻车”了。 简单来说,Shotgun只适合录制前方对象的声音,并不适用在打开Karaoke音响设备下一群人又唱又跳的情况。当时我没戴耳机,无法发现异样(不过在音乐的轰炸下,戴着耳机又能听到什么呢?),拍摄回来重听片段,可想而知音效是极不理想的。该怎么说呢,是涣散吗?还是扁平?而且很小声。 还好,那天我还有善用另一架备用摄像机。他们重唱几遍,我就再拍几次。机上自带的录音功能,音质听起来自然,片段完全可以用得上,于是危机解除。这也许纯属侥幸,也是我无意中的自救方式。 写这些也不是自我检讨些什么,说检讨太言重,毕竟根据当时的剪片考量,受访者的谈话内容本来才是影片重点,唱歌方面的才艺表演只是作为画面穿插的点缀罢了。后者的收音缺陷,后制调音还能救回些许,一般观众若不戴耳机,不太会影响整体观感。因此事情发生时,我没有太紧张。 拍摄上偶尔的失误,虽然也不会再以自己是“半路出家”为借口,但几年经验下来,再多的失误,也知道总有办法可以化解的。这也是一种自信。 更多文章: 李依芳/时尚,看了没有懂 袁博文/我被“家暴”了! 林德成/我与马荣成 林芷桑/Covid-19全球紧急状态快要结束?你准备好了吗?
7月前
编采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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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草 / 童年的桌上战场
小学时代,最期待年底考完期末考到派成绩单之间的空档,因为其时校方不会阻止我们带漫画、游戏或电子游戏机等等到学校,我们很愉快地在教室玩乐,尤记得跟同学玩《陆战棋》、《飞机棋》、《汽车卡》之类。当时觉得很紧张刺激的桌上游戏,随著80年代电子游戏机的兴起,竟逐渐没落了。 几年前,到台北国际书展朝圣,竟见到专门辟有桌上游戏区,而且还有新的游戏设计师设计出新的游戏,琳瑯满目。才知道其实桌游一直没有退烧,虽然变得小众化,却更为精致化。今年再去逛国际书展,依然看到一众玩家在热烈讨论桌游。(阅读全文)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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