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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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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前
(古晋25日讯)砂人联党公共投诉局主任符祥威质问当局是否在“睡觉”,看不到诈骗案件不断攀升?他相信当局有能力通过举措遏制网络及电话诈骗等案件,惟取决当局是否有认真的看待。 他说,只要打开社交媒体搜索线上信贷,就会出现许许多多这类的广告。他不相信,我国现有的技术无法控制这一点,除非当局自认他们无能为力。 国行保安系统应加强 符祥威今日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网络诈骗案件层出不穷,通讯部、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MCMC)及国家银行责无旁贷,有必要认真的看待及阻止社交媒体上非法贷款广告泛滥情况。 他说,诈骗集团所采用的诈骗工具主要有2个,即线上转账及电话。在线上转账方面,国家银行有责任加强保安系统,特别是诈骗集团所采用的户头都属于个人户头,并非公司户头。 电话号码须实名注册 至于电话,所有电话号码都实名注册,通讯部没有理由无法追踪诈骗分子。 他质问,诈骗集团为何能够一直使用马来西亚注册的电话号码进行诈骗?尤其是电话号码都必须实名注册,包括外籍人也需提交护照资料,而通讯部为何没有举措遏制及控制诈骗集团通过电话诈骗? “为什么诈骗分子这么轻易拿到如此多的手机注册号码?” 他说,当一宗案件被举报,当局是否封锁涉案的手机号码?这些都是通讯部的责任,必须建立执法机构,遏制这类的诈骗案件。 符祥威提到,最近联邦政府宣布的财政预算案中,通讯部获得了25亿令吉的拨款。对此,他促请通讯部动用拨款,加强电信公司售卖电话号码的管制。 他说,如今是科技进步的时代,我们的执法机构必须有一套规则或法律来规范和控制,以跟上技术的进步,而不是等到人们投诉后才来采取行动。 “诈骗案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是国家的制度出现问题了吗?” “作为政府及执法机构,应采取严厉行动封锁社交媒体上非法的广告。难道你们看不到?是在睡觉吗?怎么可以任由事件一再的发生?” 应向合法公司金融借贷 另外,符祥威提醒民众,网贷诈骗每天都在上演,甚至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网贷广告的泛滥。如果真的需要贷款,应与银行及正规合法的信贷公司及金融机构联系,千万不要相信网络贷款。 符祥威授招辨识 符祥威也传授民众其中一个分辨诈骗集团的方式,即诈骗分子一般通过手机应用程式WhatsApp方式通话,而正常的拨电根本拨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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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侵害人民利益之恶行,不再由一国政府垄断,跨国网络大佬这头巨兽,也应该是人们需要防备之对象。 通讯部日前宣布,将为社交媒体和私信平台落实执照监管措施,这项宣布马上引发批判。 批判主要有两方面: 1,执照监管,钳制言论自由。 马来西亚历经威权时代,对言论平台监管,难免引发政府要加大力度打压言论的疑虑。 以年度执照来监管言论平台,犹如曾经用来控制出版媒体的《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 该法令也确实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派上用场。马哈迪政府援引法令,关闭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多家报馆,那是我国媒体自由史上的至暗时刻。 往后数十年,援引此法令大规模、高调对付媒体的事例,不多发生。然而,茅草行动的阴影依旧笼罩,媒体人人自危,自我设限,影响深远。 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们,自然对政府任何尝试控制媒体的作为,强烈拒斥。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还因为通讯部的宣布,直呼本届政府乃“史上最独裁政府”。 2,以营运执照管制网络平台,难有效执行。 网络世界基于其技术特质,呈现高度自由。这是传统印刷(甚至电子)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一些平台,甚至根本没有编辑的角色,使用者有巨大空间可以尽情发挥,有些还允许匿名发言。这令网络言论纷乱混杂,甚至有更多危险与虚假言论,或隐或显,产生影响。 通讯部打算以执照监管的对象,是社媒与私讯平台供应商,他们多为跨国巨型企业,妥妥的“网络大佬”。 若执照监管要有成效,不遵守执照条件面临的制裁必须能够行之有效。面对网络大佬,一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制裁的能力? 具体而言,倘若供应商触犯执照条件,或者根本拒绝申请或更新执照,政府真的能够关闭其平台吗? 关闭网络平台,难度不在技术。一些威权国家就是永久性的封锁某些网络平台在其国境范围的运用。虽然,人民还是可以通过“翻墙”技术使用这些平台,但国家正式封锁,还是足以打击平台影响力。 所以,人们的质疑,主要不是政府能不能,而是敢不敢对这些网络平台下手。无论网络媒体还是私信平台,如今都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倘若禁止平台的使用,在观感上,做法就与威权国家并无二致。但是,人民的反弹倒不是“捍卫民主自由”(虽然可能会以此理由,堂而皇之),而是对生活各层面的影响。 对许多人,没有社媒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对社媒的依赖甚至到了“成瘾”的地步。 因此,政府要以执照管制网络服务商,人民可能支持。但,若要对付它们,人民的反弹将可能极为强烈。 倘若监管机制没有制裁手段为后盾,自然就是无牙老虎。质疑执照监管的人们疑问是:既然没有执法的可能,立定监管框架,难道是求个寂寞? 以上两个批判通讯部执照监管的角度,各自独立看待,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如果结合来看,就有微妙之处。 第一个批判角度,担心的是政府掌握言论自由的生杀大权,权力过大。但,第二个角度,说白了就是看扁政府,在人民过分仰赖社媒的背景下,权力过小。 第一角度的批判,某程度可以被第二角度的观察中和。倘若跨国网络平台巨无霸,软实力巨大,政府任意控制,令其自我设限,或是主动讨好政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此监管制造寒蝉效应的说法,恐乃言过其实。 政府侵害言论自由的事例,在各国历史上都罄竹难书。对于政府任何触及言论自由的举措,人民都应给予最严厉的审视。 但在当今时代,侵害人民利益之恶行,不再由一国政府垄断,跨国网络大佬这头巨兽,也应该是人们需要防备之对象。 当下的疑问是,既然监管困难,通讯部又为何费力于徒然? 网络引发的社会问题影响深远,日趋严重。不管是诈骗、儿童色情、霸凌、诽谤、煽动、恐吓、敲诈等,都对受害人影响极大,更有出人命的案例。深伪、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后,网络犯罪更是如虎添翼。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通讯部对此局势有所应对,乃职责所在。各国政府也积极探路,寻找管制之道。 今年7月,英国出现的大规模暴动,就是网络谣言动摇社会安宁,威胁少数族群的经典案例。 暴动过后,YouGov 民调显示,将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社媒平台应该对平台散布的谣言,负起刑事责任;同样比例的受访者,也认为政府监管社媒不力,以及社媒本身在控制恶性谣言方面做得不够。 然而,面对跨国网络平台,各国似乎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讯部的做法,应被视为一种尝试,与其他各国一样,都是“摸石过河”,过程极可能面对挫败,被迫从错误中学习。 虽然通过执照管理是在多媒体法令的框架下进行,但通讯部可能希望建立一个更为 正式、常态化的管理机制来监管社交媒体平台。 在此机制下,通讯部可以更系统地监督和敦促社交媒体平台,确保其有效且及时地处理危害社会的资讯。 既然通讯部可能无法严厉执法,社媒业者完全可以大方加入执照管理框架。如果对犯罪或恶意使用平台进行管控原本是业者的议程,这实际上只是顺水推舟,举手之劳。 倘若多媒体部长法米所言属实,至少数家网络大佬曾同意如此。但昨天传出一个代表各网络平台的组织,亚洲网络联盟(AIC),高调致函首相,要求暂缓执行社媒监管架构。 参考AIC网页,其对各国监管的行动几乎都是全面反对。这也很明显,是一个网络平台公司的掮客组织。 AIC在信中表达,监管机制会增加业者 “无谓 “的负担。这说明,业者无意为此无助营收的项目投入资源。 AIC强调,平台业者对于侵害儿童、网络赌博、仇恨言论等议题,与政府一样 “关心” ,并将 “倾力配合保护用户,同时保障革新的行动” 。 这种空洞的承诺,实难取信于民。掌握庞大资源的网络大佬,若真有意愿自我监管,今天的局面也不会如此。 AIC也 “特别担心” (particularly concern) ,政府的监管计划将影响马来西亚数码经济的发展,动摇该领域投资者信心。这当然是对渴求以经济增长、拉抬民意的政府一记重大的警告。 为了再次发掘团结政府“沉沦”的证据,或许有人会引用AIC的公告,借以指责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背弃以往承诺,倒行逆施。 如果真如此,这只能说是这些人的表错情会错意。AIC信函没有提及言论自由,而是更空泛的提出,监管机制将影响行业的“创新、灵活与开放”。 然而,政府还是应该更多回应关于言论自由的合理质疑。既然管制社媒,为的是针对网络犯罪等等,不会钳制言论自由,政府何不在多媒体法令,或至少在社媒的执照条件明确确立、保障言论自由的原则? 当前政府或许不会滥用社媒监管。但来届若换国盟当政,言论自由的保障又不明确,后果可想而知。 放眼当下,倘若政府能够明确除掉监管机制钳制言论自由的疑虑,推动机制落实,就不会面临双线作战的窘境;既要回应国内言论自由的疑虑,或许还面对网络大佬的抗拒。
4月前
马来西亚通讯部在上个月底为社交媒体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即下令所有国内拥有800万以上注册用户的平台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需向政府申请营运执照,否则将不得继续营运。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发布的最新报告不难看出,我国的新闻自由指数已从去年的73名断崖式下跌至107名。这一显著的下滑是否意味着我国的言论和媒体自由,已在政府步步紧逼下“名存实亡”? 通讯部一再强调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申请执照不涉及个人用户和网红,同时指政府并非要通过此举限制国民言论自由。但现实是,TikTok 去年下半年共收到大马提出共2202次下架内容请求,相比2022年的70次提升了逾三十倍,让我国成为全球提出下架请求最多的国家。 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更是在2023年向Meta公司举报了逾4700个帖子实施限制,其内容甚至于包括对政府的批评,而政府发言人在国会面对质询时却声称这项指控对政府不公平,更希望大家了解不只是今天的马来西亚政府,其他政府也面对一样的问题。 暂且不论所谓的其他政府是何方,但希盟在过去尚未执政前,便是打著捍卫言论自由的大旗,严厉声讨国阵政府限制言论媒体自由,声称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但现如今,一朝执政,这些所谓的“自由斗士”却似乎忘了初心,接二连三的动作更像是走回他们曾经声泪俱下抨击的老路。 值得一提的是,一名国会议员向一名大学讲师发律师信,意指对方诽谤,更是要求高额的赔偿金,缘由竟是因其在社媒不点名评论了该国会议员。纵观过往,该党代表不止一次对其他政党代表进行人身攻击,而如今却跳出来用法律武器对付平民,真实反映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此前政府的竞选承诺一再跳票,多数推脱于国家经济及政治现状,但如今种种自身制定执行的举措,难道又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树高万丈不忘根,人若辉煌莫忘本”,希望政府还能记得自己当初所坚持奋斗的言论自由理念,莫要一朝得志,忘记初衷。
4月前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通讯部计划更新海外艺人表演与电影播放中心委员会(PUSPAL)指南,以保障已获工作签证的海外艺人,能够在我国顺利完成表演。 公正党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李健聪透露,他在昨日(17日)联同数名脱口秀艺人及脱口秀俱乐部的代表会晤通讯部长法米及副部长张念群,针对PUSPAL指南展开讨论。 “我带着他们去见部长,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双赢方案,至少(通讯部)需发出明确的准则,让大家清楚了解哪些可行及不可行,以及当局需尽快处理海外艺人来马表演的申请。” 他说,一旦当局批准申请后,就不能随意取消,尤其不能基于有人报警就取消艺人的演出,毕竟他们已租赁场地及公开售票,随意取消将导致他们需承担巨大损失,而这也对人民的言论自由有所限制。 李健聪今早推介“手绘明信片献爱心”活动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指出。 脱口秀艺人曾涉3R被取消签证 也是公正党通讯主任的李健聪表示,新加坡脱口秀艺人莎鲁查安娜原定于今年5月中旬,在PJ Live Arts的一场脱口秀表演中演出,却因警方接获投报指她多年前的脱口秀涉及种族、宗教及王室(3R)课题,导致工作签证被临时取消,脱口秀也被迫取消。 他指出,法米承诺通讯部将重新检视及更新PUSPAL指南,确保指南内的规定更加明确及有效率地解决目前的问题。 他表示,雪州八打灵再也有多个演出场地,也是举办脱口秀演出的主场,因此,他也建议通讯部将八打灵再也打造为脱口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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