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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睿瑜

“加油”是我常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经常以此自我鞭策,也时常用以勉励他人。这句话对于行动力高峰期的我极为有效,简短两个字便能监测自己是否认真度过一年。往往必须等到年末,我才会后知后觉发现自己一年来似乎活得过于用力,把自己绷得太紧了。此刻,我只想理借赵洁莹演唱的歌曲对“用力过度”的自己说,嘿,2025年,我就不跟你说加油了。 我是MBTI 16型人格俗称的“J人”,总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好,若是一天没有填写仿佛格格分明的行事历,我便会处于茫然的状态。若从正面角度加以评价,我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和生活规划确实有一套方式。不过,过于按照行事历生活的负面发展是,当生活秩序因无法操控的因素而打乱,那些常年积攒的加油将会声声流入好不容易空闲的躯体,吞噬着即将迈入空窗期的我。 10月份完成学位论文初稿的时候,我已经感知自己迫切需要掏空行事历,宣泄撰写周期所背负的压力。然而,随即而来的预答辩和论文发表会不让我有透气的空间。12月中旬,赶日子的我终于完成2024年必须完成的事项,想要调整生活脚步的我却因为太过有空而感到愧疚,始终无法做到网络流行的“180度躺平”。我尝试安慰自己,即使早已预知2025年会随着硕士课程的结束陷入无法掌握生活节奏的状态,我也要安放自己的焦虑,慢慢沉淀自己,思考下个阶段的人生规划。 回顾读硕的两年,阅读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我把阅读时间划分为“学术时间”和“创作时间”,按照制定的时间表严格要求自己在适当的时间阅读对应的书。这份作息表一直维持到我完成硕士论文,我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岂料熟读的文字居然让我产生麻痹之感,轻轻地把我推开。我心想,会不会是文字管辖之外的“新鲜事物”才能冲击自己呢? 我在亲友的鼓励之下决定给自己安排两项基础肌肉锻炼,终于推开公寓附设的健身房。也许是空窗期的人特别需要寻找崭新的生活寄托,对于上健身房这件事,我初试便上瘾了。维持肌肉锻炼的第13天,身体已经十分熟悉自己的运动时间。每日睡醒,我喝杯热饮便到楼下健身房,锻炼肌肉之余亦和内在的自己对话。 过度疲累的弱女子 我曾经在2024年杪许下新年愿望,当时我对自己的新年期许是希望明年可以平衡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一如往常,我拼尽全力与自己博弈,因过度疲累反复生病。这时,导师的一句话敲醒了我。她说,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想起两年前的空窗期,我在过度忙碌中患上饮食失调,导致肌肉流逝。那段时间,我任由身体泄气,变成人人口中所谓的弱女子,弱书生。肌肉锻炼是非常微妙的举动,自己只会把精力放在肢体动作和呼吸频率,暂时忘了其它烦恼。C提醒我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绷紧自己,而是学会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累了就该停下脚步。他说,原谅自己是我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件事就从肌肉锻炼做起吧。 新一年,我最想删除的一句话就是“加油”。但愿接下来的日子,我不再苛求自己,如肌肉锻炼般慢慢地朝自己预定的方向前进;可以平稳地迎接新生活的转变。至此,我就不和自己说加油了。
4星期前
女孩,在一场名为女人的成长游戏前,必须练习疼痛,习惯疼痛,对疼痛免疫。好似童年时期的纸牌游戏,若手上没有比卡牌堆中大的数字纸牌,只好抽出一张颜色对应的“禁止”卡牌,抵免一场尴尬,把自己推进安静的氛围,沉默地等待下一次循环,直到手上没有卡牌为止。 小时候爱美,每天喜欢扎不同的发型。然而爱美的代价就是,必须日日感受头发与头皮之间的扯动。小阿姨帮我绑头发的时候,我偶尔会扭曲身体减缓疼痛,而她总是严厉地说,要美就不要动来动去。于是,我和自己玩起木头人游戏,把身体坐直,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没有扭开的电视屏幕,从黑屏幕看见两位女性的倒影,一大一小,一动一静。 小阿姨扯左边的头发时,我左边的脸颊跟随皮囊的疼痛之感不自觉抽动,我觉得自己很丑。小阿姨喜欢把橡皮圈扭得很紧,一圈、两圈、三圈、四圈、啊……直到不小心发出微弱的叫喊声,她才住手。我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抿着嘴唇,小阿姨要我转身,好替我上发夹。此时,爱美的小女孩看见毛茸茸或闪亮亮的发饰别在头上,终于忍不住扑上电视屏幕自我欣赏,适才绑头发的不适之感居然淡化了。我学会了,安静是禁止疼痛的第一步。 中一马来文老师拖堂,我因为追赶校巴,居然在校舍衔接柏油路的走廊摔了一跤,跌破了双膝。我慌忙地拾起散落的书本,轻拍手上的石子,一拐一拐地走到校巴停泊处。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赶不上巴士,比受伤还严重。我刻意把裙摆拉长,掩盖血迹,司机似乎发现了什么,看了一眼,正要开口,我却转身离开,他只好把挂在嘴边的问候咽了下去。我坐到前排的空位,掏出手帕止血。抵达家门前,一向沉默的司机突然询问明天需要载我上学吗?“再看”,我说。他瞄了一眼膝上的止不住的血。 下了巴士,妈妈见状便匆匆步行到邻近的药行买黄药水、棉花和胶带,我坐在屋外的小板凳,让妈妈帮忙清洗伤口。“以后留疤怎么办?”妈妈比我还紧张。回想起小学五年级,我在跳高预赛绊到了栏杆,沉甸甸的栏杆一下子压在我的右脚板,我不像娇弱的女学生哭着求老师安抚,只是默默地穿上白鞋,拖着老师的失望一步步走回课室。伤口的鲜血与黄药水的颜色搅混,像不小心混色的水彩颜料,痛混在一起,多次就不痛了。 爱美,就要忍 禁止牌用久了,自然而然会遗忘习惯逃避的自己。随着脸上青春痘冒出,一场女性专属的无止境的生心理之痛适才开启。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定期趴在美容专用床,闭上眼睛,脑海里想像美容师恨不得抠出所有痘痘的表情。往往必须等到白光刺进眼里,梦魇才能停止。爱美,就要忍。美容师重复着从小听到大的话语,瞥见床上被我掐得凌乱的被子,我忽然有所预感,禁止牌似乎不能隔绝所有的疼痛。 我居然忘记了,小时候玩的纸牌游戏,也有一款扭转卡牌,它的功能也和禁止卡牌一样,允许自己逃避,但是扭转卡牌不似禁止卡牌那么安分,它以扰乱局面的方式扭转了游戏次序,大力反转游戏,可是转了一圈之后,必须面对缺牌现状的,还是自己。 女性生理周期以28天为循环。成长时期,我习惯驾驭禁止牌,一如中学时期在腰椎处擦上白风油,依然能挺直腰站岗。我长期忽略了,心理上看不见的痛。这一年,我学会聆听身体内心的声音。每每到了生理周期循环的第三周,我便会感到不安与躁动。平日,我用学业忙碌的借口忽悠自己的情绪。然而,深夜时分,自卑和低落像一盏被擦亮的阿拉丁神灯,化成一缕烟飘出来和神灯的主人打交道,见他的代价,就是大哭一场。为了欢迎他,我先是选了一首惹哭自己的歌,沉浸旋律和歌词。嘘,不能惊扰别人。 成年后的世界,禁止牌犹如一场无止境的逃避游戏。我们终究得习惯使用循环牌,短则日日夜夜,长则周周月月,要如何坠入年轮的漩涡而能自赎,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课题。我还在学习适应循环纸牌,用从小到大的代价,顺应属于女性的28天循环。
2月前
18岁以前,学习华文并非我的首选之路。我更像是被导航误指向偏僻险峻小径的驾驶者,忽然拐入通往华文的目的站。这个路程,我每开一段路便遇上一个大拐弯。弯过几个山头,我终于发现这条路是值得自己终身驾驶的道路。 我曾经因为讨厌抄写类的华文功课而不喜欢这门语言。或许是初学华文时老师们总让我们抄写自己的中文姓名,而这份作业对姓名笔画总数35画的我来说足以让我感到厌烦。后来,举凡需要抄写的作业如笔顺或生字,我统统都不喜欢。尽管如此,我的华文成绩依然平均维持在八九十分。在我的小小世界,华文只是考试的载体,当时的我只希望华文成绩不要拉低自己的总平均即可,不知道这个语言可以任何形式存在。 升上中高年级后,我不喜欢华文的原因和任何与华文沾上边的学术比赛有关。由于校内学术比赛皆按照班级分配得奖人,三甲预留给第一班表现最好的三名学生;安慰奖分配给第二及第三班的学生。一次,我无意得知自己的华文作文和常识比赛的名次在五名以内,却因为颁奖制度让我跌出榜外,华文予我又添了一份失望。 我本来不打算和华文当好朋友,直到结识了身材高大的罗同学。她主动和个性孤僻的我交朋友,因为我们的人缘不好,我们无论课前课后都黏在一起。罗同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培养阅读的习惯。她总是把手上密密麻麻的少年长篇小说借给我,希望与我分享,而我三番四次拒绝她的好意。某日放学回家,罗同学趁我不注意把《小君》塞进我的书包,我皱着眉头接连读了几页。我在罗同学的“软硬兼施”下读完了第一本华文小说。 少了考试的压力,竞争的压力,阅读世界的华文非常纯粹。我在罗同学的潜移默化下拾起一本又一本的少儿读物。我慢慢发现,方块字非但不可怕,还很有趣。这段相遇是我初识华文的第一个急转弯。年中学校假期,我到罗同学的家作客,发现客厅的书柜陈列了好多小说。她要我随意挑几本回家看,还说自己的父母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她,加上自己不受同学欢迎,所以把时间留给了阅读。罗同学的经历让我感动不已,我渐渐相信,华文可以化成一种让人坚定的文字,默默守护孤独的人。 认真说来,罗同学改变了我对华文的看法。我开始大量阅读罗同学介绍的华文读物,举凡书本、报刊、电视,但凡打上方块字的都被我称为巩固华文的媒介。这个行为正式催生了我对华文的热爱;亦是我成年以后,决心栽入创作和研究的伏笔。追随罗同学的脚步,我的华文学科表现在中学时期可谓“扶摇而上”。中学五年,我都是华文常识比赛的三甲,甚至在中二至中四期间的卫冕冠军。 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华文能力仍旧不自信。忽然开窍的我为了摆平小学期间对华文的倦怠,我从中一开始认真上华文课,并且坚持完成华文作业。上了高中,当周围的同学纷纷展现了“重理轻文”(尤其华文)的态度,念理科班的我不曾动摇自己对华文的热爱。每当上华文课时,大部分的同学悄悄在抽屉里写数理作业,愿意听华文课的同学少之又少。有同学以此描摹我上课的情景:“你是华语老师最疼的学生。”我不知道如何接受这份赞誉,只觉得那是我应该尽的本分,遂而露出尴尬的微笑。 华文毁了我的信心 在我就读的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是大马教育文凭(SPM)的必考科目。除了华文,我还报考了中国文学(今已易名为“华文文学”)。据悉,中国文学并非每一所华中附有的科目。由于这门课也不是课表内的必修科目,我们几位修读中国文学的中四和中五学生只能在每逢星期三放学之后留校补习,与代号“老李”的华文老师围在图书馆的会议室上课。老李的中国文学课影响我至深,哪怕课本仅分为文选、小说和戏剧三本,她总是有办法把沉闷的文本说得非常生动。如今回想,老李的上课模式更似小型的读书会。 高中两年,我付出很多心力攻读中国文学和华文,班上同学用来做高数习题的时间,我都用来复习文本。毕业时,我领了中国文学学科优异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一帆风顺”地拿着甲等的华文和中国文学成绩考入马大中文系,殊不知这两科我最有把握的科目却只考获B+,连老李都不敢置信。命运对我开了玩笑,我好不容易爱上华文,从中得到自我与他人的认可,华文却再次毁了我的信心。我问自己,真的喜欢华文吗?还是一时冲昏了头? 因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某大学学院的开放日。辅导员让我描述自己的状况,他用旁观者的视角分析了一轮,最终告诉我:“你是应该去中文系的,因为你的回答都离不开华文。”当时的我对报读中文系的态度还不够坚定,妈妈认为辅导员的分析有道理,讨论之后我们就缴了报名费。 3个月后,18岁的我正式成为中文系学生,一路念了两年半的文凭班和两年的学士课程。中文系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涵盖历史、语言、文化、文学和思想的内容点燃了我的求知欲,四年半的大学学院生活,我几乎不曾逃课。后来,我找到了自己对的兴趣——文学研究和创作。 沿着终身学习华文的终点站,我绕过了几个弯。自认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不过我一直希望自己不要轻易放弃这份信念,这颗初心。我相信只要自己尚且愿意进修,总有一天,我与华文的邂逅必然留下漂亮的风景。
2月前
“反话正说”,指的是将负面的遣字用词,转化为正面的表述方式。这是我在兼职幼教老师的时候,刻意练习的说话方式;亦是父母应该具备的技能,避免自己不经意的言语误伤单纯的孩子。至今,离职两年的我仍经常以此借镜,提醒自己好好说话,尤其面对最亲近的人。 两年前的最后一个季度,每个上班日的早上,我都会在兼职的幼儿园小桌子看见堆满的积木、小火车,玩具和故事书。我总猛喝一口水浇灭自己心中的火,低声下气地和三、四岁的幼儿说:“来,我们一起收拾玩具!”面对一群应该称呼他们为“学生”的幼儿,我必须和其他幼教老师一样,时时刻刻挂着笑容,并且注意自己的言辞,辅以夸张的动作。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更像他们的大玩偶。每当100公分不到的幼儿踩着小碎步告诉我他搞砸了事情,我生气之余还得摁压情绪,自我提醒不可以吓坏天真的他们,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我开始收起情绪的尾巴,在院长的引导下想办法用正面的词语教育学生。 数个月的幼教兼职体验,我收获了从未习得的说话方式,深深体会一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哪怕自己的学生只是小不点。那时院长还规定老师天天写心得报告,上载至应用程式,反思教学方式。兼职期间,我固然为心得报告而抱怨,但是离职之后,我恍然意识到“好好说话”的重要。正面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个需要耗尽一生修炼的课题。我也时常观察自己与身边人的表述方式,探讨“如何说话”。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则资讯:人的大脑在听见否定句式,如“不要+(动词)”时总会忽略“不要”这个词。我不确定这个说法是否经过科学认证,但这却是我经常感知的现象。儿时,若家人让我帮忙轻便的家务,我总有本事把事情做坏。以“帮忙拿东西”这件事为例,不知为何,手上拿着相关物品的我总会莫名手滑。自此,但凡家人吩咐我拿东西,都会附上四个字:“不要弄跌!”乓!孩童时期的我往往只会听到“弄跌”这个词,手上的物品便如一尾滑溜溜的鱼儿,顺势滑了下来,接着便又是被训的戏码。 这段画面在我的童年岁月里反复循环。至今,每当人家找我帮忙,我总会自嘲自己是个容易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因为当时的教训仍无法让我忘怀。写这段回忆的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应该写得轻一点,避免言辞不当再次伤害当中的人物。年中,妈妈读了我的散文,觉得我的叙述为她塑造了不太好的形象。哪怕我屡次澄清,这是依据自己的童年感受所复刻的画面,她还是为此难过了几天。此时,幼儿园兼职习得的技巧派上用场,我开始自我怀疑与审视,究竟自己在面对最亲近的人时是否做到“反话正说”呢? 观察期间,我发现许多长辈很喜欢说反话,尤其在不能说“爱”的传统华人家庭,但凡言行举措稍微不符合期待,他们总会以负面的言语宣泄自己的情绪,简称“反话”。举例而言,一岁左右的我,在攀爬外公家的铁门时,手持藤鞭的外公说:“很厉害哦,爬高一点,再爬高一点!再爬高一点!”我便手抓铁花,努力往上攀爬,身后传来一响藤鞭声。向我转述这个画面时,妈妈不禁感慨:小孩子怎么能听懂外公真正的意思,是要我停止攀爬呢?更何况,我还把这句话解读为称赞。 变得胆小畏惧说真话 除却这段被我遗忘的回忆,我依然深信外公是爱我的。我隐约记得外公看我的眼神是多么地慈祥,仿佛一颦一笑,都在告诉我,外公会保护你。外公那个年代没学好的表达方式,也许到他们离开都没想过自己的言辞,会影响下一代的教育观念。“反话”更深层地体现在母亲那一代人身上,形成不良的代际遗传。从小到大,年长我12岁的“老龙表姐”喜欢带我到公园散步。至今回想,老龙表姐只会在散步时和我说悄悄话,而她最常关心的问题是,大人的话是否伤害了我。然而,当时的我极为懵懂,无法准确地感知她的“雷达”,直到十七八岁,敏感的感官渐渐打开,我才理解了她的感受,泪水终于决堤。 相信许多人都能理解,类似“不像话”、“不中用”的词语若从最亲近的人口中说出,会是多么刺耳和心痛。这些刺激性的“反话”把两代人的距离拉开,企图管控孩子的行为,满足自己的期待与想像。我在经历种种愧疚式指责之后,变得越来越胆小,以至于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一次,妈妈发现我不小心打翻闹钟却告诉她闹钟自己掉下去时,不得不为我自如的谎言感到疑惑。妈妈追究我撒谎的原因,才发现多年来叮嘱我“不要打破东西”及伴随谴责附带的咒语,是我畏惧说真话的原因。其实,我不怪妈妈,毕竟她习惯了外公的教育方式,若没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观念,的确容易复制外公那一代人的说教方式。他们或许很难发现,旧时代的表述方式,已经不适用于新一代。 于是,兼职幼教老师的我开始拷问,成长于新世代的我们能否终止这种“反话”循环。青春期的我特别介意别人对我说的“反话”,后来的我这才理解自己曾经害怕参与聚会,或在人多的场合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原因,这都得归咎于童年时期不太愉快的经历。不久前,我在大众书局书展遇见一对父子,儿子告诉爸爸想要买课外读物,爸爸问儿子:“你有读书的咩?还不是买了然后放着。”语出,儿子黯然。作为一个外人,我尝试以他者的视角解读他的语句。我猜,那位爸爸说的话若调整为正面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是:“如果要买,就要好好地珍惜书本哦。”站在孩子的角度,我想他希望听见的是父亲对他的支持,而非反讽。 走出书局,我在商场听见一对母女的对话,两人的对话与适才书局的父子形成对比。这名妈妈目测三十几岁,女儿约莫5岁。女儿吃饭不小心打翻自己的碗,妈妈非但没有生气,只是把她带到一旁清理,倒抽的一口气,似抽空自己的情绪,然后用非常温柔而轻盈的语气,鼓励女儿自己吃饭很棒,但是以后要小心不要打翻。妈妈的话语,不曾流露一字半句的指责,女儿却似懂非懂地点头,伸手要妈妈抱。站在不远处观望,我发现妈妈会在女儿似乎踩到自己的雷点时稍作停顿,然后调整说话方式。我渐渐明白,欲避免反话,就必须给双方预留缓冲地带。 侄儿4岁时喜欢把“Is OK”挂在嘴边。那时的我还没到他的幼儿园兼职,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幼儿园院长万般嘱咐,如果孩子犯错,请尽量避免指责,而是要先提供他们安全感,让他们明白问题是什么,再一起解决问题。对于很容易打破或不小心摔坏东西的孩子,我总是以过来人的经历,很容易宽恕他们的错误,而不是一味以“不要”、“不准”、“不可以”剥夺他们尝试练习拿物品的权力。我会从旁协助,直到他们成功为止。 接触幼儿教育和书写后,我深信语言文字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日常生活,无论说话或写字,我都在练习收敛语气,练习“反话正说”,似商场遇见的母女,给彼此留个缓冲地带,以期要把伤害降到最低。
2月前
像一只填满棉絮的绒毛玩具软软地趴在医用按摩床,我面朝下,闭上眼睛,任由整骨师傅摁压我的背部。想像中的自己好似家中那只取名“喵喵”的熊猫绒毛玩具,不过是主人睡觉时不慎压扁了某个部分,抑或把玩绒毛玩具时因施力过重导致某个部位深深地凹下去,棉花填充的喵喵总会自动恢复成原本的模样。我感受到整骨师父一手拉住自己的双手,另一只手肘正在我的腰椎处施力,黑暗中的我听见响亮的卡啦、卡啦声。我屏住呼吸,不敢叫喊,直到疗程结束,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缓缓坐起身,轻揉师父调整的脊椎骨。这是我身体最敏感的部位,由于近期为了追赶学位论文初稿进度,那根早在小六那年检验侧弯12度的脊椎因为长时间的久坐犯疼了。每天,我盯着电脑屏幕左下角的字数,倒数自己还有多少天才可以“躺平”,直到自己堆积的文字超过最低字数,摁下最后一个句点,我终于可以允许自己的身体休息了。 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允许自己的身体抗议。我在撰写论文第二章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脊椎隐隐作痛,为了避免惊动家人,我在全家熟睡后偷妈妈的膏药布贴在脊椎酸痛处,然后悄悄地补货。我不分昼夜地完成自己预设的撰写进度。每日,安静的房间除了充斥着清脆的键盘声,还有我不时摆动身体的时候听见骨头之间的摩擦声,我转移注意力,忍着痛把字数凑齐。直到文档打上“结论”二字,我和喵喵一起躺在单人床上,我知道自己不得不见整骨师父了。 12岁那年,家中长辈把注意力集中在小我5岁的表妹上。那时的表妹是个矮小体虚的小姑娘,一年级入学时,班主任特地安排男同学协助她扛书包上楼。六年级的我经常在上课前陪她,直到老师带领他们进班,我才匆匆回到六年级的队伍。不知为何,长辈开始怀疑表妹长不高的原因是否与脊椎问题相关,他们经常讨论症状,坐在角落的我记下了对话内容。某日,我发现长辈描述的脊椎问题症状,居然有部分情况与我相符,站在全身镜前的我开始“对号入座”,盯着自己的高低肩,不时调整滑落的吊带裙肩带,伸手摸向背部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腰椎骨较为凸出,猜想大事不妙。 我突然成为全家第一位脊椎侧弯患者。在我的记忆里,诊所医生把我转介到位于乔治市的槟城医学X光专科中心。人生第一次到X光专科中心,只见里头多数是行动不便的患者,他们要么拄着拐杖,要么坐轮椅,吓坏了年仅12岁的我。护士把我叫进检验室时,嘱咐妈妈在外面等候,我十分恐惧。护士要我褪下自己的服装,患上宽松的X光衣。走到X光机前,护士扯低了我的内裤,我感到十分羞涩,护士要我放松。 一周后,我和妈妈重返槟城医学X光专科中心,医生为我们讲解检验结果。他把黑色底片放在显影机,竹节般的骨头在白光板映衬下曝光,医生指到哪个部位,我的手指便不自觉地触碰哪个部位。最后,我听见医生告诉妈妈,我的脊椎侧弯12度。我想起了一期主题为“脊椎骨”的《哥妹俩》漫画,封面正是漫画主角果果侧身的画像,漫画家画出了他S字形的脊椎,以及因驼背而微凸的体型。根据漫画科普的知识,脊椎患者需要动手术才能彻底康复,而我所幻想中的自己早已躺在手术台,一束刺眼的白光穿透我的双瞳。眼前一片黑暗,医生熄了白屏,我和妈妈走出诊室,她随即把我带到医生推荐的物理治疗中心。 12度对于脊椎侧弯患者而言不算严重,加上那时的自己未满13岁,身体还没完全发育,医生建议我接受定期物理治疗即可。12岁,12度,见到物理治疗师的我询问她自己的脊椎骨是否一年弯一度,她先是掩面而笑,然后开始询问我是不是背过重的书包。回想上学的日子,小学六年级的我天天重复上华国英数科五大会考科目,每天需要携带数量相等的课本、作业本和簿子。某日,我背着书包,手捧课本爬上三楼的住家,邻居家一位旅居澳洲的亲戚回乡探访他,正好遇见放学的我,竟然冲上前帮我拿书包。他问,马来西亚的小学生书包都那么大吗?我频频耸肩。 妈妈向物理治疗师复刻了我和澳洲伯伯相遇的画面,然后告诉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坏习惯。原来,我睡觉的时候会无意识翘起二郎腿,她屡次把我调整为平躺姿势,然而我的左脚仿佛安装了弹簧似的,放下之后会随即反弹,睡死的我恢复“翘脚”睡眠模式。妈妈持续向物理治疗师叙说我的生活习惯,我弓着背,默默地低下头,不敢面对物理治疗师。妈妈毫无预警地轻拍我的背,我下意识坐直身子,物理治疗师笑了。 妈妈到柜台签订配套,我于是开始了每周一次的物理治疗。每个星期三,躺在医用按摩床的我时而配合物理治疗师的指定动作伸展;时而借由机器滚动我的脊椎处。治疗过程,物理治疗师灵活地穿梭于绿幕之间,隔间的叫喊声亦此起彼落。每每看见她离开的背影,我的泪水总是不自禁地流下,我想告诉她,我很痛,可以轻一点吗?可是,她总是在我开口之前抢先告诉我,你还那么小,我已经把施力度调整成最低的了。 疼痛,一遍、一遍地被沉默吞噬。数次物理治疗后,我逐渐适应这里一切的疗程,告诉自己要在疼痛的时候转移注意力。我曾经在医用按摩床背名句精华、科学理论、历史事件……慢慢地,隔壁病患的叫喊声居然被消音了。疗程结束之后,物理治疗师告诉我可以减少治疗次数了。我越来越少回去物理治疗中心复诊,淡忘了这段惨痛的经历。 后来,我在购物商场遇见足弓鞋垫公司促销活动,他们让我免费检验足弓,妈妈让我上前测试。我拓印的足弓图形不是正常足弓该有的形状,促销员解释我的双腿施力点不平衡,我恍然发现自己为何总是容易拐伤右脚。妈妈向该公司订制了鞋垫和包鞋,我于是成为班上的“特殊学生”。每年开学,我需要向公司申请证明书,附上医生的信函,我才能穿形似校鞋的皮革白鞋上学,否则还得接受校方的纪律处分。穿上皮革白鞋虽然为我节省了清洗布鞋的困扰,但是我必须十分警惕,不能让它磨破皮。每个周会,必须在礼堂席地而坐的我总是带上两张废纸,垫在我的鞋子底下。这项行为提醒我,自己的脊椎是个不能见光的秘密,我需要比同龄人更加注意自己的姿态。 足弓检验同物理治疗,可以防护我的脊椎侧弯恶化,但是前者舒服许多。维修我的鞋子和鞋垫之前,促销员让我站上类似盖章,但不沾脚的软垫,然后拓印我的足弓,月复一月,我的足弓已经渐渐矫正。促销员声称发育之前调整足弓的效果最好,从治疗效果而言,她说幸好我的脊椎侧弯问题发现得早,否则后果更为不堪,尤其女人更会影响生育等云云,还是中学生的我听得一脸茫然,不解脊椎侧弯在大人的世界为何显得如此躁动不安?其实,我的脊椎疼痛感已经减缓不少,我的足弓亦恢复正常。直到大学毕业,我依旧穿着同一款白鞋,中学同学因此询问我怎么不改变形象,我只好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告诉他们我有一条“忌”椎骨。 疫情期间,我因为长时间上网课腰椎不适,直觉告诉我不能忽视这股疼痛。行管令解除后,身边的亲友陆续体验整骨疗程,家人给我介绍了不错的整骨师傅,载着我到北海体验“整骨”。推开整骨中心的那扇门,我犹如穿过了十二、三岁时期进入的诊所、X光室和物理治疗中心。然而,整骨中心的患者不似当年自己所见,几乎各个年龄阶层的男女都来找整骨师。肩痛、腰痛、骨头痛,前来就诊的患者纷纷复述这几组关键词。 轮到我的时候,整骨师傅为我测量身高和体重,然后让我躺上一台机器,为我系上安全带。他摁下开关,我犹如一条美人鱼上下晃动,唯独缺了一条漂亮的尾巴。疏松我的骨头后,整骨师傅带我到隔间拉骨,我瞬间化身任人摆布的绒毛玩具,再痛也不敢吭声。结束之后,整骨师傅说,我不仅脊椎侧弯,双腿还是长短脚,发育过程骨骼遭到挤压,长高几公分是比较困难了,但是可以试着把长短脚调整平衡。 躺在床上,156公分的我把喵喵放在腹部,双腿紧贴床头。我从小因为身高而深感自卑,如今望着双腿长度的差距,我恨不得想拉长自己的另一只脚,不对,最好两只脚一起拉长。我摆动喵喵,好希望自己能成为和它一样的绒毛玩具,没有脊椎骨但依旧能屈能伸,不再因为脊椎骨侧弯12度而感到不适或疼痛。 相关文章: 金睿瑜/稍息,立正 金睿瑜/父女专线 金睿瑜/灵车上的父女
5月前
5月前
有时候,我无法分辨自己究竟是去买校服,还是去买时间表。妈妈付钱时,我总是站在收银机最尾端的角落,偷偷观察老板。直到看见他把几张印有商标的时间表投入装满新校服的塑料袋,我才心安。 每逢开学前两个星期,母亲都会开车载我和姐姐到头条路(Jalan Magazine)金露华校服店兑换校服。她把车停泊在小巷,我们3人步行到此。在那个面积不大的小店铺,母亲和老板要了我和姐姐的尺码,让我们到更衣间试穿。 姐姐和我分别穿着浅蓝色和深蓝色的校服走出来。看着镜子里的女儿,母亲忍不住感叹,说我们又长大了,随即让我们褪下校服,好让正在排队的客户可以早点试穿。妈妈递上两张校服兑换券,母女3人便匆匆回家了。 我和姐姐的报生纸皆以爷爷家住址——乔治市吉打律(Jalan Kedah)为登记处。我从小受惠于吉打律组屋居民的优惠,每年可以到指定的金露华校服店领取免费校服。然而不知为何,我的重点永远不在校服,而是那叠空白的时间表。回家后,我第一时间把校服店的时间表塞进铅笔盒。 新学年的开学礼,不免俗由誊抄时间表开始。当周围的同学忙着画格子,我则从容不迫地拿出金露华校服店的时间表,在各个格子内填上科目简写:华、国、英、数、科、体、美、音……这种抄写方式是母亲教我的,她说这样可以抄得快一些。 我念小学的时代正好遇上了双语教数理的教育政策。因此,时间表上的“数”、“科”,还得特别注明是华语,抑或英语授课。我还记得前一年,自己填错了“科(华)”和“科(英)”,于是趁休息节用公共电话,边哭边求母亲给我送课本。今年,我决定用红笔圈起英语教数理的课节,以防出错。 我填写时间表的时候,习惯在正中间,即休息节时段填上“R-E-H-A-T”5个英文字母,一天一个字母,正好凑齐5天。曾经有同学在抄写时间表的过程,和我要了金露华时间表,我总得确定自己的时间表库存是否充裕,才决定送不送给他们。母亲时常提醒我做人不要小气,但是我对时间表的吝啬,却是另一种执着。 小学时期,学校会不定期更换时间表。我不喜欢在旧的时间表上涂涂改改。每当老师更换时间表,我会在旧的时间表标注,回家后再慢慢地把内容抄进另一张金露华时间表。 高年级时,学校贩卖部流行售卖贴纸式时间表。这款时间表把各个科目的名称列印在不同颜色的纸上,我们只需动手贴一贴,便能拥有一张整齐漂亮的时间表。我曾经购买一张贴纸式时间表,但是试用以后,我依然不喜欢它,感觉少了手写的温度。 升中后用不着 升上小学六年级,我突然发现金露华时间表无法装载自己的上课内容。是年,我需要参加小六会考(UPSR),老师们早已为应届考生安排课后补习。除了星期三,我每天放学之后都会留校补习会考科目。补习时段的科目,永远被我填在时间表原本规划的格子之外,好似我每日听到放学的铃声,仍然不能回家而发出的无声控诉。 时光飞逝,我终于升上中学一年级了。此时,姐姐已经中学毕业,只有我和妈妈乘坐略显空荡的小车,开往头条路的金露华校服店。第一次穿中学浅蓝色校裙,我的脑海里尽是姐姐的模样,可惜我和大我6岁的姐姐永远不能穿同一套校服。一如既往,大方的老板会给我多塞几张时间表,但是迎新日当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准备的金露华时间表作废了。 原来,班主任已经替我们列印好A4纸时间表。我看了一眼中学的时间表,除了抄写时间表的方块字改成英文字母,各节课右下角还标注了科任老师的姓名缩写。若遇科学、美术及生活技能课,我们还得移步到时间表左下角的指定教室。这场冲击来得太突然,我没有想到自己如此珍爱的赠品会从此失去用途。中三以后,我当上了学校的学长,拥有专属的校服。 不再穿金露华校服的日子,金露华校服店的时间表依然安静地躺在我的书包,年复一年,直到我中学毕业为止。   相关文章: 【9月当代小物件】南大文艺创作比赛新诗入选佳作赠/冰谷 【9月当代小物件】与肯德基压力锅造型杯子的16年情缘/海角 【9月当代小物件】白丽小足球/王晋恒
8月前
我端坐在钢琴前,手肘与琴键平行,呈预备姿势。洋人考官宣读考级曲目,我翻开琴谱,闭上双眼聆听节拍器。左、右、左、右——不知为何,本该专心数节拍的我,竟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弹琴。 小学时期特别羡慕会弹钢琴的同学。每当他们向老师请假参加钢琴考试,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幻想那位同学身穿礼服弹钢琴的模样,同时也会忍不住感叹,唉,换做是我就好了。由于家境无法负荷昂贵的学费,我没有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所幸外公家有一台日本进口的旧式二手钢琴。每个下午,我在放置钢琴的房间弹奏不成曲的小调,想像自己是闪光灯的聚焦对象。 中三评估结束时,内心积攒多年的欲望瞬间喷发。那时的我凭借校方颁发的奖学金,告诉母亲我想学琴。于是,我承担了自己的钢琴学费,每个星期二傍晚让母亲送我到离家10分钟的住家,上一个小时的钢琴课。当时,我和一名年仅5岁的印度小女孩一起上课,比我小10岁的她,竟然已经学琴9个月了。 据说印度小女孩的父亲是名医生,他希望女儿能以最快的速度考获8级钢琴文凭,所以经常向女儿施加压力,强迫她超前学习。伏在桌上写理论本,我的眼神总会忍不住偷瞄印度小女孩的背影。瞥见她娇小的身躯弓着背僵硬地弹奏曲子,瘦削的十指被迫打开八度音,然后微弱地询问老师,自己可以参加钢琴第一级文凭考试了吗?老师轻抚她的头,告诉她会和她爸爸谈谈。这时,轮到我弹琴了。老师让她回到座位,她乖乖地拿出和我一样的理论本,等候老师布置作业。 不想参加钢琴文凭考试 迟学琴的优势在于容易应付乐理,但是弹奏方面因为手指逐渐硬化而较为吃亏。当我写到第五级理论本,我的弹奏仍然停留在第二级曲目。这时,印度小女孩已经考获皇家钢琴第一级文凭,老师告诉我,该准备考级了。其实,我在学琴前已经向老师坦承不想参加皇家钢琴考试,但是协商后,老师仅免除了我的乐理笔试。我和老师解释,自己即将准备大马教育文凭不能应考。她不勉强我,所以免除了第一级皇家钢琴考试。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结束时,老师终究给我递上了皇家钢琴第二级考试文凭报名表格。印象里,我付了接近200令吉的考试费,换来轻薄的考试乐谱。接下来的半年,我把时间耗在练习考试曲目,不能弹奏自己喜欢的曲目。忽而回想起高中时期,我曾误带乐理作业到学校,同座翻到封面,发现是第五级钢琴乐理。她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琴,我说自己还没学满两年,她投来异样的眼光,然后不好意思地说:“我从一年级学到现在才考到Grade 5。”呵呵,我不好道出真相。 钢琴文凭考试当天,我按照指示牌走到酒店的考试会场。当天是第二级钢琴文凭考试,只见数名八九岁左右考生在父母的陪同下等候,我独自坐在人群中,更显自己的突兀。网络成人音乐班的广告说,学音乐,几岁都不算太迟。抬眼望向对席的低年级小学生,18岁的我感觉自己慢了许多。 弹琴的时候,我因为紧张而几次失误。宁静的空间,除了节拍器的拍打声,我还不时听见洋人考官轻轻地发出“啧”声。十指依然在黑白琴键游走,但是此刻的我,感觉自己的演奏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
8月前
不知从何开始,农历七月演变为一场填字接力赛。我坐在佛寺办事处,对照手机里预先整理的名单,按照表格内规划的“往生者——赞助者”格式,逐一将已故先人和超度者的姓名填入超度法会表格。妈妈先行到办事处隔壁的中医看诊,领了药依然不见我的身影,于是回到原地与我会合,拉了一张塑料椅子坐在我的身边说:“怎么那么久还没写完?”不提中文姓名笔画繁复,单是往生者的姓名,我的脑袋已经快装不下,想写得快,自然也快不了。 近日长辈问我,农历七月十五应该称为“中元节”或“盂兰节”?我大略明白这两组七月半“专业术语”是佛、道之别的称呼,但是心虚的我仍旧检索了相关资讯,究竟哪个名称更符合马来西亚国情,这道问题确实落于我的知识盲区。马来西亚华社普遍奉行民间信仰,节庆习俗多数融汇儒、释、道色彩。如此一来,每逢农历七月,“中元节”和“盂兰节”便并存于这个国度,无关对错。我说:“你信什么,就是什么……”长辈似乎不满意我的答案,于是选择其中一个立场滔滔不绝地展开论述。民众对农历七月的解读各异,这道问题亦非选择题,为什么不能接纳其他答案呢? 电影《寻梦环游记》将亡灵节包装为灵魂回家的日子,重新定义了墨西哥文化。这部电影上映时,父亲离世未满一年,幸亏电影院四下昏暗,没人发现我用了多少张纸巾。这部电影改变了我对死亡的看法,特别是节庆与亡魂交错的日子。由此,不论先人忌日抑或节庆祭拜,我都将每个需要祭祖的日子,视为祖先回家的一天。为了迎接祖先,后代必须于拜祭前一晚烧香恭请祖先,向祖先预约,明天必须回家。翌日设桌摆上12碗饭、12杯茶酒、12双筷子与汤匙、菜肴、糕点,请祖先回家吃饭,然后焚烧纸扎用品,将祖先送返阴间。如逢七月半还需祭拜屋后的“后面公”,即路边的无主孤魂,请他们保佑全家出入平安。 步出家门,有关七月半的联想,无疑是庙前、小巷或街道的露天免费娱乐场所。大街小巷轮流上演酬神戏与歌台,不知是娱乐亡魂,抑或娱乐生者。小学时期,每年农历七月庙方都会到小学篱笆外的空地搭棚,最开心的莫过于我们这群小学生。棚内供奉了高大威武的大士爷纸扎神像(虽然未及大山脚的大士爷高大,但从小学生的视角,确实具有山一般的威严),不过我们挂念的依然是难得一遇的“戏棚脚”美食。倘若课室的门窗传来鼓声和锣声,便知那时戏子在排戏。放学回家,发现戏子躺在戏棚脚下的网织吊床假寐,胸前还放了一把蒲扇和剧本。好奇的我经常和朋友猜测,那个“安哥”(也可能是“安娣”)是在睡觉还是背剧本。 犹记父亲某日心血来潮带我到小学前方的空地观看潮州大戏。我不知道戏子唱戏之前需要祭拜神明,以示尊敬,更害怕与上妆的戏子近距离接触。上一秒才见着戏服、画脸谱的戏子在舞台搬弄武器道具,下一秒却见他们列队下台烧香。爸爸和我站在烛台不远处看戏。突然,戏子步步朝我逼近,把我吓得如无尾熊般挂在爸爸的身上。从此,我不敢太早到庙宇观看酬神戏。至于歌台,素来不喜欢劲歌热舞的我对这档节目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舞台上的女歌手多“衣不蔽体”,妈妈经常遮盖我的眼睛,对我说:“小孩子不可以看”,我于是被妈妈推回了家。 超度法会犹如考场 渐渐长大的我终究抵不过生离死别,或者用旁人的话来说:“你的爸爸死得太早了。”不错,自从爸爸去世,日历中的七月半显得不再纯粹。每年这天,我和妈妈都会参与佛寺的超度法会,为爸爸念经、超度。长至八十八佛忏悔文、大悲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短则往生咒、弥陀偈、甘露真言……每一次的超度对我而言好比上考场,抽考我的佛学知识,检测我是否记得一年念诵几次的经文。从“炉香乍热,法界蒙熏”,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念完一本蓝色封面的经书后,超度法会便结束了。 偶尔挂念儿时见过的中元彩旗,五彩缤纷的旗子一度使行人忘记这是鬼门开的月份。彩旗点缀了小镇的生活气息,让人忘却了农历七月的阴森可怖,以及祭祖的悲伤。近来路上的彩旗恢复了疫情前的数量,大街小巷再度搭起了临时戏棚,借用彩旗上的形容词,阴阳两界又要共同“庆赞中元”了。超度法会名单的中小方格框住了已故先人的姓名,不知道我的爸爸是否回家了,超度法会的名单,越写、越长。
9月前
老家最近出现不少出土文物,埋藏多年的宝藏,终于等到识货的后人。公公婆婆的沙龙照重见天日,摸到照片的质感,我和表妹纷纷直呼:“很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整理照片时,我意外找到了一张公公20岁的独照。那是一张黑白相片,肤色黝黑的公公身穿白衬衫,打了领带,露出洁白的牙齿,黑白两色相衬,保留了公公华印混血儿的韵味。相片堆里还夹杂了一张公公60岁的彩色独照。照片里的他仍着白衬衫领带,但是年轻的锐气早已褪去,换上一张和蔼老人的面谱,朝镜头浅浅一笑。咔嚓!我想公公亦不曾预料,这张相片竟然成为自己的遗照,高高地挂在老家的墙壁。我把青年版与老年版的公公独照并列,仿佛走过了他的来时路。 过往与友人出行,其中一位友人偶尔悄悄地在背后调侃“走路不看路”的路人,“他以为这里是他阿公的路咩?”我总会被友人的幽默逗笑。一段时间,“阿公的路”不知不觉成为我的口头禅,讽刺的是,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公公究竟走过什么路? 去年与家人到马六甲游玩,红屋对面的一座桥吸引了我的目光。桥头设有路牌,我踮脚一看,不得了,我居然站在阿公的路!这桥的命名者大概不知道“Tan Kim Seng”也是公公的马来文名。恍惚里,我投影桥身,把“Jambatan Tan Kim Seng”当成自家的桥,从人行道走下柏油路,直到骑脚踏车路过的旅客破口大喊:“小姐,这里是你阿公的路啊?”我如梦初醒,识相地走上人行道。 公公在我未满3岁便心藏病发猝死。若按常理,我应该不会知道他的马来文名。年幼时,我是家里的小邮差。那时,我与婆婆、舅舅、阿姨与同住一屋檐,邮差把他们的信件投入邮箱,邮箱里掺杂了许多姓名。自从我学会分辨字母,家人便委任我按收信人姓名分类信件。某日,我收到了一封寄给“Tan Kim Seng”的信函。我猜想,邮差是不是送错人家。问了在厨房炒菜的妈妈,才知道收信人是公公。 公公不在了,我要怎么把信交给他?舅舅和阿姨要我把分类好的信函放在电视柜,他们下班回家便到那里取信。作为称职的小邮差,我总要等到他们打开信封的那一刻,才能安下心来。于是,我把公公的信放在供奉祖先的牌位前,用装咖啡乌的不锈钢杯子摁压信函。如此一来,公公便能读到他的信,家人对我的行为感到哭笑不得。 那次以后,我认识了公公的姓名。记忆里,我与公公互动的场景不多,不过,这些回忆却是影响我很深的事。公公不认同喂小孩吃饭的行为。他陪我吃饭时,总要为一两岁的我垫高几张塑料椅,拿了儿童餐具帮我把饭菜装盘,坚决训练我自己吃饭。若是吃相不好,或偏食,我都会被公公训话。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饭粒弄到地上,吃饱后准备从椅子跳下,脚板不小心沾到饭粒。公公见我立在原地不敢动,才知道我误踩食物。“小心今晚雷公打你!”这是公公对我说过最狠的一句话。长大后我才明白公公珍惜粮食,不愿后代浪费食物,所以恶言警告。但是,这对两岁的我不公平,我根本不知道脚下有饭粒,吓得我一整晚祈祷天公不要下雨。 幻想像从前一起看动物纪录片 其实,公公只有在饭桌前才是凶神恶煞的模样,平常的他对我相当温柔。晚饭后,我喜欢溜到他的房间,陪他看电视。我还记得公公喜欢看动物纪录片,我和他坐在床边,看动物追逐、捕杀、进食,母亲为我记得这帧画面感到深信不疑。也许我比较适合缅怀过去。闲来无事时,我坐在沙发上看动物纪录片,总会幻想公公坐在我的身边。纪录片播毕,公公准备睡觉。他让我下床帮他摁电视的开关按钮,电视啪的一声,我一溜烟跑出房间。 后来,我从公公的病房跑进。我不知道那里是中央医院,不懂病房的规矩。躺在病床休养的公公眯眼看我绕着他奔跑。母亲说,当时很多人来看公公,但是,他非得盯住我看不可,只因我是当年家族最小的孙女。在医院奔跑的朦胧姿态,似真人秀节目没有架稳定器的追逐画面。我在晃动里看见公公微微坐起的身子,“小心啊!”动完手术的他以微弱的口气吐出3个字,可惜我当时候根本听不进去,不小心跌倒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公公的路,原来是延续我的视线铺陈而来的。每个下午,公公让我在老家前院骑三轮脚车,自己在五脚基乘凉。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祖孙俩的放风时刻。我骑脚踏车围着前院转圈,公公径自咯咯笑。当今社会喜欢以“女儿傻瓜”形容异常疼爱女儿的父亲,我想公公如果能活到今天,肯定是不折不扣的“孙女傻瓜”。在他的守护之下,我几乎不曾跌伤或摔倒。然而,我却在公公过世的第一天,在同个地点骑脚踏车遭遇了人生第一场“车祸”。 公公的丧礼为期5天,我第一天便拐伤了右脚。由于右脚浮肿,我穿不了鞋子。个性偏执的我不知为何坚持穿上左脚的鞋子,硬是以奇怪的姿势一上一下地走路,亦不肯光脚丫乖乖就范。这件事成为公公的丧礼趣闻。但凡与亲戚相逢,他们总会记得我是丧礼上“穿一边鞋”的小孩。 18年后婆婆去世在老家设灵,棺木的拜访位置与公公一模一样。我抱着两岁半的侄儿瞻仰婆婆遗容,他用手掌轻拍棺木的玻璃窗时,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我和侄儿一样,试图叫醒不会起床的亡者。轻拍玻璃窗,对小孩而言或许是不舍的举动。公公和婆婆都没有回应,我放下怀里的侄儿,也该回到现实了。 回家以后,我买了一本相册,把公公的模样收藏起来,仿佛这么做,我便能珍藏他行过的步履。我和公公的缘分浅薄,仅有3年之长;我们一起走的路很短,却永远定格了他的样子。
9月前
家中长辈经常以福建话简略槟城民间信仰概况:“香港出名歌星,台湾出名明星,槟城出名‘红公间’(福建话直译,即“神庙”)”。 “地志书写”是理解马华文学版图的重要术语。走出马华文学课堂后,我开始关注槟岛文学创作,杜忠全与林春美的槟岛书写让我看见家乡的旧模样;陈志鸿散文集《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2024)进一步叙述岛屿人家生活。 我曾在课堂阅读陈志鸿的短篇小说〈腿〉,近期才从简介得知,生于1976年的他曾出版散文集《大叔旅韩记》(2023);短篇小说集《腿》(2006)、《幸福楼》(2015),甚至担任Astro电视剧《家缘》(2012)编剧。 ◢跟年少的作者走进故乡 根据散文集的主标题,作者创作的意图是想借助自己的童年经历还原一座城市的变迁。诚如作者在后记提及,本书的关键词是“家族·童年·乔治市”,可见成长记忆是作者的主要描写对象;文学地理版图则是其次。阅读过程,我经常跟随年少的作者进出祖屋、咖啡店、乔治市的大小街道(作者附上英文地名),及其所谓的“市郊”(现西南区),让我忘记他本身已是一名旅韩大叔。 作者时而抽离少儿视角,披上父亲的角色。回忆童年遗憾,中年的他总是猝不及防现身,提醒自己不愿让女儿重复当年的憾事。触动我至深的是描写“燕窝事件”的〈飞士霸后座的童年〉,不禁令读者感慨,昔日孩童长成替女儿着想的父亲。此外,作者在〈活在大限将至的德顺律〉将自己的成长环境比喻为“网”,身在其中的他犹如儿时在吊网熟睡的自己。他与数名祖母与亲戚共11人居住于战前老屋。他的笔触一方面揭露家族的羞事,一方面充斥大家庭生活的幸福。 ◢槟城出名“红公间” 除了记忆,全书的亮点在于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个人认为饮食与地理结合的〈一日五餐的市民〉最为突出。根据描写,作者的一日五餐以面食占据多数,使我想起近期脱口秀演员的桥段——“槟城人不吃饭的是吗?”作者的书写或许间接回应了她的疑惑。另外,散文集展演了地方民俗情景与传统习俗。家中长辈经常以福建话简略槟城民间信仰概况:“香港出名歌星,台湾出名明星,槟城出名‘红公间’(福建话直译,即“神庙”)”。散文集描绘的拜祭、神诞与节庆仪式表露了作者对地方文化的关注。读了过半的散文集,我发现文章的叙事背景日愈更迭,伴随戏曲、布袋戏、电影、电视剧的过场,陈同同、丽的呼声与卡带终将谢幕。媒体文化的介入,说明作者这代人总算长大了。 体验了地方的热闹与心酸,长大的作者终究离开这座城。成长必然伴随离别,他总是匆匆获知故人的逝去,奠定散文集的感伤基调。我经常觉得,六七十年代的人与土地的联系较我这代紧密许多。我和作者同个生肖,但两轮差距导致我俩对脚下土地产生截然不同的诠释,这本散文集则为作者的成长、记忆与时代留下美丽的倩影。 相关文章: 逛庙会/金睿瑜(峇六拜) 【我的地图】故居画像/金睿瑜(峇六拜)  
10月前
我的心中有一张庙会地图,地图上有我和妈妈的脚印。12年后,我们沿着褪色的步履走来,却见新一番的庙会光景。 小学时期,每逢农历新年长假,学校都会给我们派发一本文化集锦簿为假期作业。那是一本装订了约20页白纸的长簿子,封面设计因生肖主题而异。记忆里第一次拿到集锦簿是小学二年级,那本印有老鼠吉祥物的集锦簿为我打开了文化观察的围篱。最后一年拿到集锦簿时是龙年,黄底封面的文化集锦簿是我小学阶段对华人文化认知的总结。我后来才发现,妈妈才是我生命当中,华人文化教育的启蒙者,没有她的陪伴与协助,我应该完成不了挑战极高的作业。 文化集锦簿以介绍华人文化为主轴,我将作业带回家与妈妈商量,她先是教会我看农历,替我列出华人节庆,如农历新年、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过了冬至,新的生肖又该上场了。理清了节日顺序,我的文化集锦簿内容便延续时间轴展开。往年,我和妈妈会趁农历新年假期制作文化集锦簿。尽管那时家里买不起电脑和打印机,妈妈绝不允许我草率了事。她竭尽所能替我从旧报纸、广告传单、红包封搜集照片与资讯,进行剪贴装饰。倘若我们无法取得素材,她还会请表哥表姐帮忙打印图片,并且让我抄写相关资料。 从今日看来,制作文化集锦簿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工程。不过,妈妈和我总是乐在其中,而她,更是比我期待拿到新的文化集锦簿,替我复习一遍华人文化。 小学六年级,我忽然受不了复制粘贴的文化集锦簿,想亲自体验那反复抄写的文化习俗,于是向妈妈提出逛庙会的请求。妈妈想了又想,最后向阿姨借相机,带我到乔治市逛庙会。 我不太记得那年的庙会落在乔治市哪个街巷,12岁的自己具体在庙会体验些什么事物。各个展览摊位对我而言皆是新奇事物,我一边拿着相机,一边将所闻所见记录在随身记事本。印象最深刻的是写“龙”字,妈妈说今年是本命年,不妨写一个“龙”字留念。我站在木桌前,握毛笔在红纸临摹了繁体的“龍”字,这张红纸被我贴在文化集锦簿的第一页,颇具意义。当晚,我从街头走到街尾,始终无法忘怀庙会带来的震撼。往后的每一年,我都非常期待妈妈带我逛庙会。然而,这些希望总被现实阻拦,一一落空,我甚至为此与妈妈怄气。 文化体验已成次要的事 小学毕业后,生肖轮盘飞快运转,我一年长一岁,妈妈愿不愿意陪我逛庙会已经不重要了。转眼又是本命年,不知为何,心中逛庙会的念头蠢蠢欲动。今年的庙会落于年初九,我邀请妈妈陪我逛庙会,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母女俩以重拾昔日回忆为出发点,开着车往乔治市奔去。这场庙会为我和妈妈的互动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文化体验已经成为次要的摘抄重点,与妈妈的回忆,是我此行最重大的收获。 我们的车子停泊于吉灵万山停车场,然后步行到椰脚街。前些日子,妈妈的腿部倍感不适,不适合远行。我本来建议打车,让她省些脚力。妈妈却坚持步行,说这样才能看到更多风景。我顺着她的意,在导航的引领下,两人跟随余晖缓缓走向目的地。妈妈说这一带是她年轻时常来的地方,不依靠导航亦不会迷失方向。我始终无法放心,默默地对照导航的指示。 途经一家金饰店,妈妈说这里充斥自己与外婆的回忆,要我站在店铺前拍张照。我尴尬地站在门前,让妈妈替我拍了一张个人照。前往庙会的路,我们经过了一个挂满红灯笼的天桥,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游客,不少游客从我们身边经过,还能听见他们手机的导航发出向左拐、向右拐的指示。我身为当地人,居然混入一般旅客圈,不免感到羞耻。我悄悄地把导航调至静音,不料妈妈发现了我的举动,让我把导航关了。她说,有游客带路,不会错的。 约莫15分钟,我和妈妈来到华乐舞台,驻足欣赏之后,我们转入巷子,第一个见到的便是舞狮舞龙展区。这个摊位展示了舞狮的制作过程,不同舞狮的形态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想阅读文字,妈妈要我和狮头合照。今年是龙年,负责单位在街头中央舞龙,妈妈如孩子般高兴地看舞龙,还称赞龙头威武霸气。 眼前大旗飘扬,我带着妈妈到广场中央。说来惭愧,我在槟城生活了24年,这是第一次看大旗鼓。妈妈叫我摘下口罩,记录我与大旗鼓的邂逅。我无心回应,自顾自发限时动态,妈妈随手捕捉了我和大旗鼓的合影。接下来的路程,妈妈每走一站,便问我要不要拍照。逛庙会,忽而转为打卡之行,我对妈妈的行为感到厌烦,慢慢地不想配合她了。 她一直记得我的需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也许妈妈累了,她渐渐放弃拍照。其实,我和妈妈的方向感都不好,两人凭记忆和地标在街道东转西转,转不出个所以然。突然,妈妈想起了我在她出发前提到自己想看布袋戏,我们于是锁定了新目标,往布袋戏摊位走去。我们兜来兜去,仍旧不见布袋戏摊位,掏出手机才发现自己记错柜台号码。我和妈妈在不知不觉中走到潮剧戏台,手上的电子地图不停放大缩小,因为找到布袋戏开始感到焦虑。 潮剧戏台底下没有坐席,几位乐龄人士或坐在路边的石阶,或站在原地听戏,妈妈也停了下来。我以为妈妈对潮剧感兴趣,岂料她突然转头问我,不是没看过大戏,看一下才去找布袋戏吧。我放下手机,与妈妈一同看戏,心思却不在剧中。妈妈看得比我还陶醉,正当她沉溺于剧情,我看向她的侧脸,才后知后觉,原来她一直默默地把我的需求记在心里,隐约为先前的暴躁行为感到愧疚。 其实,我不是害怕自己走错路,而是担心年逾60的妈妈,因为我的大意走了几步冤枉路。距离布袋戏的展出地点慈济宫尚需步行10分钟。我打消念头,想说不如留在原地看潮剧算了。结果,妈妈率先迈开脚步,说要趁天黑前走到布袋戏展区。橘黄色的路灯,照出了岁月在妈妈身上留下的痕迹。她捶了捶小腿,看似腿部不适,我对妈妈说,不如我们回家吧。岂料妈妈的回应,让我感到复杂又温暖。“捶一捶就可以走了”,泪珠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强忍泪水,继续前行。 好不容易走到慈济宫,布袋戏却要等到一小时半后才上演,我有所失落。妈妈发现工作人员设置了布袋戏体验坊,遂带我到摊位前,套上孙悟空的布袋戏木偶过一过瘾。口罩遮挡了我的表情,不妨碍妈妈从眉宇间读到我的喜悦。她掏出相机替我和孙悟空留影。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些什么,把镜头调整成自拍模式,为我和妈妈的文化体验,留下一张合照。 前往取车的道路,妈妈走得很慢、很慢。她坚决不搭私召车,一跛一跛地走到石凳,坐下歇息。手机屏幕荧光反射她的脸旁,见她额头的汗珠滚落,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坐在一旁等她休息。 回想12年前,妈妈还年轻,我还是小学生。她陪我逛庙会,为的是陪我完成文化集锦簿;12年后,妈妈还是陪伴我收集文化体验的人。不论生肖轮盘如何运行,我长得多大,妈妈由始至终围绕我而转。过往几年,我把课业及自己关心的课题看得比在乎我的人还重要,忽略了身边的人事物。与妈妈逛庙会,或许不能深究文化之意,但是一步一脚印的途径,我见证了她爱的传承。但愿下个本命年,妈妈依然健康,还能陪我逛庙会。
10月前
一段时间不曾整理自己的书柜,架上的书本东倒西歪,或直立,或平躺,决定腾出一个周末的时间整理书柜。这是本科毕业之后,属于书柜的第一个“大扫除”,我逐一取下书本,将其划分为“课堂用书”及“课外读物”,进一步按学科、性质与体裁分类。由于书柜容量不大,我事先买了两个透明收纳箱,把自己不常用的书本装箱。搬搬抬抬数趟,我偶然在书柜最深处,发现了一整排白色封面的红蜻蜓少儿小说,随即抽取一本小说翻阅,在小虎队的歌声里,化身为红蜻蜓,低空飞过短暂的少年生涯。 红蜻蜓少儿小说是我高小至初中时期的收藏品,我和它的相遇始于小学图书馆。小学时期,教育部落实阅读计划,为了响应这个计划,班主任每个星期必然抽一节课带领全班到图书馆借书,这节课被我们称为“图书馆节”。班主任规定每人借3本三语故事书,而后完成阅读报告(NILAM),一个星期后到图书馆还书,再借另一批三语故事书,周而复始。往后到图书馆借书,我必然将华语故事书的配额预留给红蜻蜓小说,书脊上的红蜻蜓似为我而停驻。我在同学的大力推荐下开始阅读红蜻蜓少儿小说,一读便深深着迷。此后,每个星期的图书馆节,我都会把一只红蜻蜓带回家,收在书包里。书脊印有指甲片大小的红蜻蜓标志,填满了我本是无趣且漫长的周末小时光。 用全副身家买下“图书馆” 其实,小学图书馆的规模不大,藏书不多,加上每名学生的借阅数量相当有限,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量。每逢学校长假,我向图书馆借的小说早已阅毕,令我倍感枯燥。为了解决书荒的困扰,我总是在学校放假的第一天求妈妈带我到书局买小说。当时家里经济较为拮据,没有多余的金额让我买课外读物。我带上过年及生日收到的红包钱,走到“少年小说”的陈列架,在一片白茫茫的书海里挑书。妈妈打量着我选的小说,看了一眼标价,殊不知那时候的小说平均一本只卖18至20令吉。手抱几本红蜻蜓小说,我开心地到柜台付款。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拆开包装,用包书纸将小说包好,然后悠哉地躺在沙发上阅读。即使红包钱的数量日愈减少,但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富足,因为书架上的小说渐渐多了起来。 阖上少儿小说,红蜻蜓读物在我的成长岁月里犹如蜻蜓点水,它浅浅地飞过我的童年,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长河,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时隔多年,红蜻蜓小说里的角色与情节,已经演变为记忆里的符号,遗留于白皮封面。放眼望向一整排的少儿小说,我回想了瓶子里的两条鱼,记起10月妈妈写给他的信,联想起发光虫、毒箭蛙、六六频道、杂货店的女儿……我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红蜻蜓少儿小说拿下,仔细检查书况,不禁感叹。唉,部分少儿小说的书页已经泛黄,好在我有包书的习惯,小说的本体不至于残破。 回想起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堂论语课,老师在黑板上列了不同的物品,给予每人1000令吉的假筹码让大家竞标自己想要的物件。当时,我用了全副身家买下“一座图书馆”。或许是为了填补小时候的自卑与欲求不满,我陆陆续续把小时候读过的书买回家。升上高中后,妈妈曾经劝我把这些小说送给慈善机构。明知这些小说已经失去用途,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十分不舍。最后,我决定把红蜻蜓少儿小说塞进书柜的最深处,禁锢了为我上色的红蜻蜓。 大约十几岁时,少儿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许友彬小说书页上的文字接连影视化,故事顿时活了起来。第一次感受视觉与文字的冲击,我赶紧翻出书柜最深处的红蜻蜓小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对照小说情节。我从未想过,手上的红蜻蜓能飞入电视荧幕,打开了我的眼界,为我的未来埋下许多伏笔,至于实习期间误打误撞进了当初改编少儿小说的影视制作公司,则是红蜻蜓给我捎来的后话了。 研究机缘巧合之下,我再度捡起了少儿小说。适逢书柜大扫除,我把红蜻蜓少儿小说,连同马华文学、影视文学相关书目移向随手可取的地方。如今,我的书柜列起一本又一本的少儿小说,还原了一段纯净的岁月,却给我捎来另一波考验。“研究生”身分是我迈向另一阶段的重大考验。念了一年的研究所,每天硬啃读不完的书,日日打开电脑,分析自己下载的文献,觉得研究这条路困难重重。当我萌生放弃的念头,抬眼一看架上的红蜻蜓小说,仿佛看见了自己一度挥别的年岁。想罢,我应该为自己的初衷而坚持。打开崭新的电脑文档,我的脑袋与电脑屏幕显示的文档一样,一片空白。不知道红蜻蜓又要带我飞向哪里?是我的小学时光吗?抑或带我横跨人生的里程碑?我要跟进红蜻蜓,飞呀、飞呀……飞过绵延的山峦。
11月前
每经机场公路,妈妈总会指着停机坪,对我说公公一手搭建的老家在哪里。隔着玻璃窗,我难以想像现在飞机起落之处,是我家长辈的栖身之地。 调动现有资源检索翻查地方发展史,我查不到相关旧地图,妈妈的故居,似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我想记录小地方的老故事,遂给妈妈纸笔,请她画出记忆中的坐标。 妈妈戴上老花眼镜,在白纸中央画了一间房子,写上门牌号码。她在后门画了沙地,右侧画了小河,盖上一座横竖线条标注的桥。妈妈把童年形容得很生动,仿佛那一代小孩的生活,就如轻轻跃过沟渠般轻松。那时他们不必上补习班,放学把书包扔了便从后门绕到朋友家,直到傍晚听到公公的车笛声,载着一卡车鱼虾回家的公公喊他们帮忙拿鱼,一天才算结束。 妈妈比喻,从前生活范围虽然狭小,却不失乐趣。她说,以前的屋子分成两个部分,画纸上标注门牌号码“173”的,是他们的生活起居室。我无法想像,一个客厅和两间房间怎能住进两名大人和7位小孩。所谓“小屋”则是厨房、冲凉房和杂物房。 妈妈谈起小屋的时候,回忆起自己和二姐的互动,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她和二姨围着纱笼在冲凉房洗澡和洗衣服。屋外养了家畜,她俩洗了澡,二姨负责晾衣服,妈妈负责喂养鸡鸭。小屋和173之间以沙地连接,公公为了不让妻儿淋雨,在两房的屋顶悬置一张塑料袋。穿到后门,妈妈唤舅舅玩玻璃弹珠,沙地留下大大小小的玻璃弹珠坑。 我好奇地问妈妈,为什么他们不用前门出入?她说,前门面向未开垦的山芭,屋前椰树纵横,没有人家居住。妈妈在173住了13年,直到念预备班时,附近的居民接获通知,政府为了开拓机场催促居民搬迁。妈妈一家看着执法人员拆除木板屋,家园被毁,才搬到了政府赔偿的土地。 50年后,妈妈描摹自己的出生地,感慨地说,这个地方一直在她的脑海里。我想,妈妈小的时候,心里的地图也许那么大。我以文代画,写出妈妈的土地。她的童年,是一张纸无法容纳的故事。若我可以绘制地图,我想画下公公的家,还原妈妈的甘榜。
12月前
清明扫墓,一般按逝者的辈分规定上坟顺序。从家族第一代人的墓地,扫到近期去世的亲人灵位,这是我家上坟不成文的规矩。其中,除草与补漆是扫墓的例行工作,后者更是我的分内之事。 母亲家族至今繁育了五代人,最先移民的男祖祖与女祖祖(笔者家中惯用称呼,分别指曾祖父及曾祖母)死后埋葬在名为邱公司的墓园,由于去世年份相差35年,夫妻俩分隔了一座山丘,18年前去世的外公亦长眠于此地。但外婆3年前离世时因空地不足,加上生前没有购买与外公合葬的灵位,只能火化后住进灵骨塔,成为我家第一位火葬的先人。 土葬与火葬的明显差异,在于能否履行“扫墓”。以我家先祖的处理方式参照,择火化者为子孙提供便利,无需劳烦后人祭祀时顶着大太阳擦拭墓碑、除草等琐事。虽然省略了许多繁文缛节,却也同时丢失了扫墓的神韵。 每当我扫完男祖祖、女祖祖及外公的墓,再到外婆的灵骨塔祭拜她,心里总觉得少了什么。反之,打扫男祖祖、女祖祖及外公的坟墓时,因得以碰触墓碑而有感受深切。对我而言,年代越久远的墓碑,越具时代感。3位先祖因立碑的年代不同,呈现出独特的墓碑特色。每年必扫的3座墓之中,最让我难忘的便是男祖祖的坟墓,为他的墓碑补漆,使我走近了他的故事。 天未亮,我和家人就领着祭品及扫墓的工具,为家族第一位移民到马来亚的先人——男祖祖扫墓。旧时墓地规划不妥,如何穿越凌乱的墓,找到没有门牌号的墓既是考验,亦是家族记忆的传承。为了辨识男祖祖的坟墓,干爹以一棵老树为记号,凭感觉沿着老树直走,寻觅男祖祖的坟墓。我跟在队伍的后头,时而避开踩到别人的坟,显得战战兢兢,不清楚自己究竟越过多少坟头,走了多少步,才终于走到男祖祖的坟墓。抵达墓地后,长辈分配工作,妈妈用湿布擦拭男祖祖的墓碑,将红漆和毛笔递给我,让我补漆。我铺了一层旧报纸,跪在墓碑前,思考如何下笔。 男祖祖的墓碑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石头,墓碑上雕刻的文字深浅不一。我用毛笔沾了红漆,决定从中榜的“显考陈焕栋之墓”着手。左手摸着凹凸的墓碑,右手以握毛笔的姿态临摹中榜的字迹,写到陈焕栋三个字时,内心充满感触。说来惭愧,我对男祖祖的认知,竟停留于纸扎衣物的署名。打从会写字开始,妈妈就教我在纸扎衣物上标注祖先的姓名和忌日,七八岁的我常常写错男祖祖的名字,不是把“焕”字写成“换”,便是“栋”字少了木字旁。我把纸扎衣物当习字帖,用黑笔在上面涂涂改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终于记住了男祖祖姓名的写法。 写完中榜,我微蹲,为颜色脱落的“福建南安”补上红漆。适才经过的许多大大小小坟墓,发现几乎所有逝者的墓头,都会以最大的字形,刻上各自的籍贯。男祖祖的墓头雕刻的“福建南安”,是一个我暂未到访的乡土。6年前,干爹曾经到南安寻根,他发现男祖祖的故居已成为废墟。从他录的视频和相片,只见红砖堆砌的断壁残垣,杂草丛生。想到现实世界里,男祖祖那个已经被岁月摧残的老宅,我慢慢地填补“福建南安”4字,似乎填平了男祖祖日思夜念,却再也无法归返故乡的遗憾。 发现男祖祖的离世年份 填补了墓碑上的大字体之后,我换了一支小楷笔,将笔头弄得又尖又细,继续未完成的部分。我在墓碑的右上角赫然发现忌日的年月日。关于男祖祖的生平事迹,家人知道的确实有限,我们也只知道他去世的月份和日期,不清楚具体年份,如今这个秘密意外被我挖掘,甚是高兴。我按捺着兴奋,顺着浅浅的雕刻痕迹,把近乎脱落的年月日补上。写罢,男祖祖的忌日浮现——乙酉年农历八月十五日。 有关男祖祖的忌日,传到妈妈那一代便剩下月日,我们只知道他是中秋节那天去世的,不确定他在哪一年往生。如今迷惑多年的答案浮出石面,在场的家人前来围观,仿佛发现了很大的秘密。我悄悄地背起了年份,回家后立刻检索农历与西历对照表,发现男祖祖是1945年离世的。 乙酉年,即是西历1945年,这组年份,我曾在历史书读过,那是日军在侵略马来亚3年零8个月后,无条件投降的年份。掐指一算,日军撤退的日期与男祖祖去世的日子相近。厘清男祖祖的忌日后,先前的兴奋顿时被复杂的情绪取代。男祖祖生于战乱的年代,饱经苦难,离散至他乡。得知男祖祖死于纷乱之年,我一心在想,不知道他是否在有生之年见证过和平。 写完忌日,墓碑剩下孝子孝孙的名字。环视参与扫墓的家属一圈,我发现除了外公,榜上有名的孝孙几乎都参与了扫墓。我抬眼望向妈妈、干爹、舅舅和阿姨的除草背影,突然想对男祖祖说,你的子孙真的没有忘记你,但是他们已渐渐老去。近年,家族扫墓的主力军渐渐交付到我辈手上,母亲那一代逐渐成为乐龄人士,无法像当年干粗重的活,于是,我们这群“榜上无名”的曾孙辈,分工学习扛起扫墓的职责。 在我所负责的小小墓碑,补漆演变为一门大学问。天色昏暗,我看不清字迹,便以手机的手电筒照亮墓碑,摸着石碑深浅不一的文字,我边补边猜,耗费了不少时间。家人除完草,我尚未填好男祖祖墓碑的字迹。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赶在7点半前到女祖祖的墓地扫墓,小我5岁的表妹便协助我把余下的字迹补齐,子孙随即轮流上香,压黄白纸,焚化祭品,男祖祖的扫墓仪式便告一段落。 男祖祖的故事,写在墓碑之上,也写在墓碑之外。那些在墓碑上镌刻的痕迹,谁能保证它能成为永恒。男祖祖墓碑上的字,犹如家族不可忘却的正史,而没有记录在碑上的插曲,经上一代人口耳相传,更似家族的传奇。为男祖祖上坟补漆,我所写的那几个大字,不过是填补家族记忆的空洞而已。
1年前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