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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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仁心/何国忠

1985年成立的华社研究中心是民办机构，不只注重政经文教资料的收集，对于重要课题研究，从不缺席。日积月累，成果累累。其资料室是国内外学者经常流连之处。陈忠登医生为华研出钱出力。在他领导下我参与运作超过10年，举办过几场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几本书。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到处筹款。陈医生经陈金狮介绍，认识第一位主任陈庆年。那是1986年，陈庆年以《南洋商报》主笔身分退休加入新机构。陈医生提故人，顿了顿：“他是半导体巨头英特尔总裁陈立武的父亲”。当时37岁，在马大医学院教书多年。华人同事中多受英文教育，不熟悉华社事务。陈医生认为知识分子不该只守专业圈子，适当地介入社会有助于提高整体华人面对困境的应对能力。语言障碍导致华社对西药认知贫瘠。他在华研的起点工作是找《南洋商报》联办讲座，用中文将医学知识和词汇引进华社。陈医生长久思考的不只是医学问题，他也注意社群互动。他是虔诚基督徒，这层关系让他感受到不同宗教彼此对话的重要性。他通过华研，邀请不同背景的学者参与论坛。被排除在国家发展主流之外是华社共同心理，华研成立是时代所需，原本附属在十五华团之下。1993年正式注册，陈医生和董总代表陈松生为信托人，义务担任过的位子包括学术委员会主席和董事会主席。2008年他退居二线，被委名誉主席，始终对华研关怀备至，筹钱又出钱，一贯始终。陈医生六呎身高，如今年过七十，昔日玉树临风之貌一样可以追溯。相由心生，从内散发的气质和学问才是他让人觉得亲切的原因。他在《俯首甘为孺子牛》引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话：“是人的思想，而不是所拥有的金钱决定一个人是否真富裕”。的确，在思想面前，宝石变得一钱不值，它的价值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消损，它是为真善美滋生的养料。追求真爱与美善陈医生是亚洲知名的脑神经权威，对于提升第三世界医疗水平他全力以赴，经常列国穿行。他生活简朴，对贫穷或公益事却常施以援手，我目睹多次，他的病人和学生最知，其人格感化不少我圈内朋友，姚迪刚2022年在他感召下接任华研主席，迪刚介绍华研时常以陈医生的大我精神开头。陈医生亲身经历脑科医学的突飞猛进，对学者的耕耘与研究念兹在兹。2025年3月我策划“情在马来西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请他以华研为题作报告。他举马来西亚医药研究院（IMR）为例，百年前这所研究院因为脚气病的突破性研究震撼医学界，水平被公认为接近诺贝尔奖得主。可惜后来管理失当，沦为普通的医药测试中心。医学如此，人文研究中心更应该守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民族精神是否长存，有赖身分认同的维持，其支撑点则靠历史记录。“以色列在1948年，灭国二千年后复国，因为其民族有一本历史古书。是的，是《圣经》让这个民族产生强烈的身分认同。”陈医生说。中华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假如不是因为史学家为我们保持记录，炎黄子孙的民族概念就无法延续，他说《史记》功德无量：“若不是司马迁，我们如何能用华人二字形容自己。” 陈医生是立百病毒研究专家。他最近接受访问，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突然说计划以立百病毒为题著书。“立百病毒故事复杂有趣，你觉得我是不是疯了？”她问。陈医生一愣，以为听错。他感触万千：“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需要一个英国姑娘书写？难道我们子女当中，找不到适当及有兴趣的人吗？” 陈医生做报告的环节由我主持。“找不到适当及有兴趣的人”让我情绪一时波动。该记录下来的故事就应该责无旁贷，累积起来，就是华人对建国的贡献。陈医生语重心长：“就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是外来人了。” 人生数十寒暑，结交到衷心敬佩的朋友，能让我们觉得自己也是有价值的人，并会因为有这位朋友感到骄傲，这辈子没有白活。《俯首甘为孺子牛》，书名来自鲁迅名句，舍“横眉冷对千夫指”不用，留下半句。医者只想救人，不喜对抗，他倾向融合或磨合的解决方案。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人生的意义应该建立在“追求真爱与美善，并以献身的精神服侍人。” 《俯首甘为孺子牛》初版于1998年，再版于2021年，这是一本探讨生命意义的书。当他在研讨会中引司马迁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结合他书中所言，我终于理解他每天早上4点便起身工作的动力。

1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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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蕉红椰绿/何国忠

“如山忧患一肩担，风骨由来胜铁男。毒蜮几番狂射影，鲲鹏九万快图南。炎凉旦暮君何苦，衣狗推移我久谙。独喜蕉红椰绿地，推窗日日对晴岚。”1964年12月31日，在南洋大学教书的苏雪林写〈狮城岁暮感怀〉四律，这是第二首。她说身上背负着如山般的忧愁和苦难，但气节比铮铮男子坚定。多次被暗箭刺伤，仍如鲲鹏展翅，志冲九万里高空。世态炎凉，朝夕变幻，不必为此苦恼。白云苍狗，彻悟后心情坦然。有机会居住在红蕉绿椰的土地，倍感欣慰。每一天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让人喜悦的晴朗山岚。此诗牵扯两文人，一是鲁迅，一是胡适。反鲁迅“几乎成了我的半生事业”，这句话苏雪林说过不止一次。查看她生平事迹和著作，鲁迅在世时少见她恶言相向。1928年3月，她将连印四版的《绿天》送给鲁迅，扉页写“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沈晖《苏雪林年谱长编》引鲁迅日记说1928年7月7日二人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中初次见面，此后虽无往来，却不涉负面看法。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高度评价《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她说鲁迅小说用笔深刻冷隽，句法简洁峭拔，体裁新颖独创。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虽只出版《呐喊》和《彷徨》，却“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苏雪林第二天读报知晓。她在日记中写“彼与余素无关系，只以七八年前，曾替杨荫榆女士讲了一句公道话，匿名作文丑诋我，以后暗中伤害我亦有数次。固彼与余算立于敌对地位也。” 杨荫榆即杨绛姑母，当北京女师大校长时被鲁迅公开责骂。苏雪林日记没有公开，但是给蔡元培的信却被公开了。信中她大骂鲁迅。此信并抄录一份寄予胡适。1936年12月12日，胡适回信说他理解当中愤慨，但不同意攻击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说斯人已逝，应该撇开小节，只论其思想并注意当中几度变迁：“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苏雪林的喜欢与不喜欢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可以仅凭直觉，可以基于缘分。抽丝剥茧后还可以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爱好、职业，甚至对方朋友圈等因素中寻找依据。物以类聚，一般人会往倾向于自己性格的人倾斜。但是逆反心理也经常出现，有一些人喜爱和相反性格的人一起，越是不同，越可能产生吸引力。胡适的圆融风度和苏雪林的处事态度相悖，但她对他人品的敬仰一生不变。她爱恨分明，对不喜之物不假辞色。这种性格本可以在鲁迅的待人接物中找到共鸣，但鲁迅的刻薄杂文与左倾立场，又使她无法认同。鲁迅对胡适的嘲讽也让她难以忍受。 1992年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到台湾，工作重点包括访问九五老人苏雪林，他想要“当面问问她对鲁迅和胡适为什么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回答说鲁迅“人格分裂”。为何持续不断谩骂鲁迅，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陈漱渝访问她后写〈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题目感性，重心改变，访问到最后已在沧桑人生着笔。扯远了，再回到〈狮城岁暮感怀〉四律第二首。1962年2月胡适去世，苏雪林写多篇怀念文章，引发反对胡适的文人抨击，笔战越演越烈，诗中的“毒蜮”指她心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文人。《中国时报》主笔寒爵以〈《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证明苏雪林拥鲁，在反鲁的台湾戒严时期，此类告密可置人于死地。她如法炮制，投信治安机关，表明自己反鲁人尽皆知，反鲁即反共，引申说反对苏雪林者就是反对反鲁反共者。针锋相对，互扣帽子，彼此最后心力交瘁，没有人是赢家。 1961年，她因为不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迁怒胡适，在8月9日写信给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她是女人，“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林之受其沉重打击者凡二次矣”，又赌气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则亦已矣。”她无所惧，“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之食也。”但是一周后，她写信请胡适宽恕，说不逊之词，都因“恃宠而骄”。引我注意是她早有到南洋念头。1964年9月，她来到短暂净土，在南洋大学工作一年半，依旧写文章，依旧做学术研究，依旧用功，期间没有听过笔墨官司。马新是福地，苏雪林安详地当一名学者。

2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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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新年的梦想/何国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不到两个月，东三省沦陷。九一八后有一二八淞沪战火，接下来满洲国成立。华北动荡，民众不安。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说当时心情：“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又引丁文江感触：“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 大纷乱中使不上力，牢骚声中，有人转换视角。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函四百余份征稿，提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两个问题，他说不论国家或个人，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142人，244个梦想，北京中信出版社在2014年重新整理“新年的梦想”，以书名《1933，聆听民国》让史料再现，更多人有机会细察前人心情。正文前有两幅丰子恺作品。第一幅他画一位小孩将地球仪置入装满水的水盆中不停洗刷。文字介绍说“漫画家丰子恺为这期特刊画的封面，他的梦是：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第二幅他画一位母亲嘴吹吸管，另一头衔接孩子肚脐，漫画配文“母亲的梦”，文字介绍说“做母亲的梦想着像吹面人似的，把小孩子一下子吹成大人好去挣钱”。我这一辈人吃过苦，对丰子恺的勾勒感同身受。“污垢”是时代写照，“挣钱”重要是因为穷怕了。生活不安定，每个人梦想美好社会降临。我挑熟悉作家逐一看。在上篇“梦想的中国”中，夏丏尊说他所做的中国梦“都是恶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巴金说他“对这命运是不能够甘心的”。叶圣陶“希望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洪业加了“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施蛰存说他心存小百姓梦想，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百姓们都舒服。”当然也有人宏大叙事，以大同世界、天赋人权、社会服务、消灭不法势力、解放弱小民族等课题立意。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国难当前，想要在新年期间笑口迎人不易。下篇“梦想的个人生活”，编者所说“痴人说梦，心怀希冀”一语深得我心，苦中作乐重要，幽默、趣味和品味才是年味元素。郁达夫说因为被压迫结果，他想成为“一个古代的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老舍说生命只求有趣，他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洪业希望自己“少病，少生气，多工作，多玩”，茅盾希望“神经衰弱不再增剧”及“每天运动半小时”。叶圣陶“希望少得闲暇，随便到近处走走，就只三五天也好”。胡适“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被关10或15年。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星期日例外。前提是有书可读，可以向各图书馆借书，可以把藏书搬进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这才是理想生活，“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鲁迅没有参与。他在大年初一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后，写了〈听说梦〉，发表在4月15日的《上海文学》。文章被此书当成后记用。“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他说他明白编者苦心，“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 梦是不可缺的。1923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可惜的是可以做梦却不能轻易写梦，有权力的人“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有梦想的人被杀，例子比比皆是。言犹在耳，讲大同梦想的杨杏佛在半年后被刺杀，即使鲁迅看得远，还是极度难过，“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为好朋友写悼亡诗。从前在马大，吴天才和林水檺两位老师不止一次背给我听。甲辰年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结束前，重翻此书怕漏，发现周谷城写的是“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新年快乐。

4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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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落花轻拍肩/何国忠

“鲁迅去世后，停放在万国殡仪馆的小房间时，梵澄一清早就去吊唁，悲伤至极，泣不成声，当时他告诉许广平，鲁迅给他的信，可以集成厚厚一本。”这是赵家璧在《文坛故旧录》所记。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也提徐梵澄。他说鲁迅晚年十分看重周文、葛琴及徐梵澄，为他们改稿写序。周文1952年去世，葛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残，只有徐梵澄长寿平安。鲁迅宠爱徐梵澄，他告诉许广平“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赵家璧说他收鲁迅49封信，其中8封谈徐梵澄所译《尼采自传》。徐梵澄写有〈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长2万字，眼高手高，文气飘逸，灵光处处，隽永耐读。赵家璧说鲁迅死后，徐梵澄“杳无音讯”。原来侨居印度33年，从事教学、著述与翻译。1979年回国，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样大隐于市，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终身未婚，甘于淡泊，饮食起居自己料理，不收生，不立门派，独来独往。扬之水和陆灏因为编者身分，和徐梵澄来往频密，二人在2009年合著一本小书《梵澄先生》。徐梵澄用英文介绍中国文明，著作包括《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易大传——新儒家入门》，又用中文介绍西方文化，翻译《尼采自传》和《苏鲁支语录》等书。他在印度文明造诣更少有学者可以匹比，中译印度哲学经典有《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论》、《五十奥义书》等书。悠悠人生，视一切偶然。他告诉扬之水，他并“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又引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徐梵澄常写古诗，扬之水爱“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一句，说“很有韵味”。徐梵澄身材瘦高，爱散步，人和诗，学问和悲喜，处处引人联想。最可贵的是可掌握意愿虽然担当得起重量级学者称呼，著作曲高和寡却可以预见。俗名因为鲁迅关系，稍有提升。20岁时，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寄给鲁迅，经推荐后刊登。到鲁迅家，目的为领稿费，却更爱听教诲。他启程到德国留学前一天，向鲁迅告别，不断出现沉默时刻。鲁迅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说是所存稿费，却比平时增加。走时鲁迅送到大门口，他鞠躬，一伸身，鲁迅突然目光辉射，执着他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徐梵澄说。 1929年8月，徐梵澄入海德堡大学。鲁迅托他代购版画及书刊，徐梵澄所选，皆为精品。二人信中内容，虽有不少涉及银钱、书画汇收之事，但是讨论艺术品之余，可看到美学造诣。徐梵澄在大学选修几门艺术课，闲中学习版画创作。鲁迅珍藏版画中有6幅徐梵澄作品，其中一幅鲁迅中年半身像，用在鲁迅编译《一天的工作》包封上。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纽，刀法粗矿有力，颇有特色。”负责编辑的赵家璧说。徐梵澄有不同常人作风，鲁迅欣然接受。鲁迅推荐徐梵澄杂文时说他“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徐梵澄要求保留原稿，鲁迅请许广平代劳，抄了几次许广平发牢骚，鲁迅只好亲自动手。他向《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求助，说抄录费力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内有人抄写否？”徐梵澄不知自己要求造成鲁迅困扰，他以为鲁迅身为大作家必有助手，原来是两老代劳。徐梵澄说他自己“真该死”。鲁迅的信不幸在抗日战争时，和徐梵澄藏书同时丧失。徐梵澄记忆力超强，“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所以记得。”〈星花旧影〉共引述14封来信内容。第2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徐梵澄说鲁迅在谈话中，多次讲到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鲁迅校刊过《嵇中散集》，将嵇康诗句“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改动，嵇康原意说人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可以随心所欲掌握意愿，无怨无悔追求理想。徐梵澄说他“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我忍不住用毛笔将嵇康诗句抄了下来，虽然知道所谓境界，常常知易达难。

1年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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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惊雷/何国忠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鲁迅诗作〈无题〉，内容说面黑老百姓流离失所于荒芜野草中，不敢慷慨悲歌，不敢引发动地哀声。鲁迅心里千头万绪，但是他思维开阔，连通广袤大地。虽然表面沉寂，却坚信春雷即将萌动，将黑暗化为光明。 1934年5月日本作家新居格到上海拜访鲁迅并求字，鲁迅以诗作相赠，落款“戌年初夏偶作，以应新居先生雅教”，其中雷一字，用古字“靁”。1961年10月，毛泽东以狂草横幅书写，送给到访日本民间代表团，纸高33厘米、宽85.5厘米，毛泽东说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又要郭沫译成日文。毛泽东加持，媒体宣扬，诗更为人所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新居格以日文发表文章纪念，同年11月被译成中文，以〈鲁迅其人〉，刊登于上海《国闻周报》。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又说鲁迅成就“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 新居格于1951年去世，1976年鲁迅展览会在日本仙台举行，其夫人把鲁迅手迹拿出展览。新居格崇拜鲁迅，其夫人说，裱好的诗作，“挂在书房里，以便经常诵读，缅怀鲁迅，激励自己。” 诗里诗外，都有故事。其中惊雷二字，更是马大学生多年心中抹不去痕迹。我1984年进马大念本科时，参与华文学会复办工作，对春雷大汇演历史步步追踪。马大华文学会1974年12月被令关闭，春雷大汇演是导火线，除了零星剪报，政府为此事所发表白皮书我一字不漏阅读。李亚遨所编，2010年出版的《于无声处听春雷——1974年春雷事件的回忆与见证》，书名不瞒鲁迅提供的精神资源。吴建成回忆1970年他入马大就读，大一下学年收到传单，有些惊奇，因为之前华文学会宣传文字全篇英文，偶尔出现中文，也只为点缀用途。“才知道马大华文学会改组了，从此以后不再英文至上” 。能进马大者，都是天之骄子，马来文英文皆可，如吴建成者，在意中文尊严。心灵被触动，毅然加入华文学会，后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我整个生命因此而蜕变。” 吴建成形容那段岁月“浪漫又自豪”，他爱中华文化，情怀不孤。赖兴祥在英校念大学先修班时，华文是第二语文，滋味不好受，进马大后参加华文学会，和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的人一起，顿生“殊荣”之感。姚丽芳和陈丽碹捕捉当年印记，感受大体相似，以“无怨无悔”形容冷暖经历。刘崇汉说关心社会，走入民间为“正道” ，侯亨能说是“气概”显露。事发三十多年后，虽曾沧桑，澎湃心情，依然可见。马大华文学会在1972年举办“春自人间来” 南北马巡回演出，各地华团如教师会、校友会、华文独中协助承办，随后学生以文艺推动社会改革的热忱不断强化。1973年马大华文学会联合四十余华团筹办春雷大汇演，为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募款。当时政府排斥左派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浓烈，华文学会和社会运动结合，很快成为被怀疑对象。1974年3月春雷大汇演3位筹备成员被捕，但是其他人不畏惧，坚持完成任务。一切准备就绪，4月彩排时，警方郑重告知不批演出。1974年12月，政府以共产党渗透校园为由，查封马大华文学会，更多学生被拘留。 12年没有华文学会春雷惊蛰，一声巨响，受影响的不只当年马大学生，后来者的大学生活也变了样。马大整整12年，没有华文学会存在，筹办文化节目举步维艰。中文系学生自由度相对宽广，但是参与者不能涉及外系学生。悲情笼罩校园，不知如何寻找空间控诉。李亚遨在序文说虽然春雷大汇演无法正式演出，却不愿历史成灰，遂编书从头细说。他说数十团体联办，数千演员参与，数千幕后工作人员默默付出，受关注度是空前的。马大华文学会串联南北马以及东海岸团体，频密出版快讯，韧度和深度，确实值得纪念。虽然只在吉隆坡一地演出，“如果在国家室内体育馆连演7天，观众可达4万人。改为容量较小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9天演20场，亦会有2万5千人。”李亚遨说出他们策划时的激昂心情。侯亨能回想从前，忍不住加一句：“我们那一代人现在还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时代变了，表述方法必然不同。我读鲁迅诗，读马大华文学会历史，始终相信冷漠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性。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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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过年/何国忠

1934年大年初二鲁迅写〈过年〉，他说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鲁迅谈过小孩过年。在〈阿长与山海经〉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想到明天买来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在〈祝福〉中，他描绘民间对新年的重视：“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1894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为在乡试贿赂考官沦为钦犯后，周家自此没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时，为节省路费，回家次数有限。在日本留学7年间，更是没有机会享受家乡过年气氛。 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教书。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教育总长蔡元培安排鲁迅至教育部任职，此后大事小事日记可见，节日一并标明。1916年除夕“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1917年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918年大年初一与周作人“览厂一遍”，厂甸庙会售卖字画、旧书、古董、手工艺品、年画杂货、各式玩具，鲁迅常去淘货。 1919年除夕“背部痛，涂碘酒”，初一晚“服规那丸三粒”。同年7月，鲁迅和两位弟弟商量后，卖绍兴祖宅，购置八道湾胡同住所。母亲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北京，跟原本寓居北京的周作人一家，全住一处。1920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祭祖仪式，日记仅见一次。1921年大年初一“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922年日子一样单调，除夕“游小市，夜爆竹大作，失眠。”大年初一日记只留四字：“休假，无事。” 鲁迅从家庭所得温暖有限，母亲安排的婚姻以悲剧收场，他和朱安建立不起感情。1923年和周作人闹翻后，春节给他蒙上更多郁闷气氛。1924年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一李遐卿携子来访，留他们午饭。初二下午许钦文来，晚上，他难抑寂寞，“失眠，尽酒一瓶”。鲁迅对过年不上心，却因为几天假期，起床稍迟，不是逛书店，就是和朋友吃饭或投入工作。1921年大年初一写完〈故乡〉。1924年大年初三，小说〈祝福〉完稿。1925年大年初一，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又写成〈风筝〉，初二“夜译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933年大年初一分别为好友许寿裳、画师望月玉成和台静农书写自撰诗三首。组织家庭后心态变化 1927年和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孤家寡人。1928年除夕，鲁迅“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929年大年初二，“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农历呼声不绝于耳，激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比农历科学，不改变即无法接轨国际。起先有圜转空间，阳历、农历并用，后来发现效果不彰，遂下重药。国民政府在1929年，坚决废除农历，推行阳历，新年假期改在阳历1月1日至3日。农历新年不放假，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移至阳历元旦。报章社论甚至喊出“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农历新年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辞旧迎新根深蒂固，非阳历所能取代。农历变“废历”，老百姓顿时有失根之感。1935年除夕鲁迅写信对友人黄源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自己组织家庭以后，鲁迅心态变化。1934年春节他“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鲁迅放鞭炮始于1933年周海婴4岁时。那年除夕夜，他“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他爱看孩子嬉戏。鲁迅1934年所写〈过年〉意有所指，他不同意农历新年被压迫。可喜纪念节日不少，可是“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他说农历新年是自家东西，格外庆贺，“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鲁迅的〈答客诮〉。对孩子没有感情未必是真豪杰，怜爱孩子不见得不是大丈夫。寥寥文字，鲁迅解释简单哲理。他说兴风狂啸的老虎，也会边走边回头，看顾小老虎。春节习俗不少，若无情字围绕，无家人加持，无小孩笑声，一切逊色。看电影，放鞭炮，和家人一起，且行且珍惜，当然鲁迅事先不知道自己人世间的岁月原来如此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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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艺前辈马仑先生/李开璇（新山）

黄贵文先生问，有没有空喝茶？我说有。以为中东的战争和以色列会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到咖啡馆，见马仑先生也在那里，就不约而同，换了一个题目：马华文艺。马仑是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看见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坛。他总是随时随地让人们接近文坛。他走向喝茶地点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准备送人的文艺书。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著作。他替那些很少出来打交道的文友们送书。马中断交那些岁月，中国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关于它的被转述的消息都是些坏消息。中华文化成为国家的弃儿，中华儿女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讲不清楚，即便是纯表演的舞狮舞龙不也被骂了一通？还有谁要跟你谈马华文艺？还没开口，就觉得眼前仿佛站着一个独裁者，你说什么他都立刻反对。然而我们凭着简单的喜爱接近着它，感觉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仿佛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华文课开在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经一片肃静，唯有我们这个华文班还有一点声音。喜欢新诗和华文刊物的几个同学，私底下进行讨论和分享，却不让学校和老师知道。书包里的华文刊物，上正课时不能让老师或巡察员看见，看见了是要被没收的。我们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学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时，几家华文报的文艺园地，每个星期都会开出两三朵文艺的花。好像开在沙漠上，非常的艳丽。我读书的时候要帮父母亲做农事。家里有几亩橡胶园，“收胶”后的下午，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便一面擦着手背仍旧发出臭味的胶丝，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间杂货店找报纸看。武侠小说和新闻往往已经握在别人手里，文艺版却鲜少有人问津。只要找到准没有人跟你抢。可有时它无端端失踪，因为店主认为这张不重要，拿去包东西或垫蔬菜去了。通常也只有武侠和文艺我能好好读上几段，然而要从头读到尾却很少能够做到。一来环境吵杂，二来总有人邀我下象棋。尽管如此，作家们的名字被编者放在显眼的地方，掠过眼帘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云里风、原上草、一介、陈雪风、梦平、芭桐、马仑、高坤镇、凝秀等，随便列举便有这好几个。感觉上他们是一群人，散布在各地，有着共同的理想。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连篇累页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10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栋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他讲话时声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集子里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需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对于“名声”我们无需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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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难得糊涂/何国忠

新年夜晚，老人坐在窗前仰望广漠蓝空。一颗流星划过，坠落在黑暗之中。他低下头，看着前面两条路：一条阳光普照，鲜花盛开。一条阴暗潮湿，蛇蝎遍地。突然发现自己正步行在第二条路上。他大惊，绝望大喊：“回来吧，我的青春，让我重新选择我的路。”这一喊，把自己弄醒了。大喜，原来是梦。他不是老人，他还年轻，梦中走错路，陷入困局，醒来就是重来，前路宽广。在绿原的《绕指集》读到此故事，法国作家让·波尔·里希特撰写，志在说教。我脑海中跑出几幕小学情景，老师带着藤鞭，但无阻学生喧嚣和蹦跳。又想起干浄白衣蓝裤，总在放学时看到一二处污渍。没有珍惜光阴的概念，虽然功课应付自如，底子却是好玩放任。绿原说“作者故意把它只写成一个梦，以便给主人公留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浅白道理。几十年寒暑，活得如何，心中早有账本。里希特的小故事，上年纪者读来只有青春不再的无可奈何。路好路坏，皆是过去。年轻人有梦，年长的人不曾破例，认老时候，梦更多更频，进入里希特所叙述的梦境不无可能。不管途中有没有绝望高喊，醒来独坐窗前仰望广漠蓝空，感叹一句，岁月不可能回头了。鲁迅有一篇题为〈立论〉的散文，说有孩子出世，办满月宴，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发财，得到主家感谢。又有客人说孩子将来升官，也得到主家恭维。却有一客人说孩子将来会死，引起众怒，被痛打一顿。口不择言不遭人喜，社交场合有本身约定俗成的准则。与其说人类热爱谎言胜过热爱真理，不如说一般人怕老、怕病、怕死，忌讳不吉利唇舌。人人希望长寿、健康、样貌永驻，没有人愿意目睹身体退化，不过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防老、抗老，保持青春心态，不过是人生过程中的美学调剂，拉锯一阵，最终理解人在宇宙间渺小如尘埃，地球不因我们出现才开始转动，也不因我们老去放慢转动速度，懂得拿捏就是艺术。“艺术”是绿原所用词汇，我借来一用。不必担心无所事事 “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这是《鬻子》中鬻熊自我介绍。他在周文王面前辩护自己在猎场虽然无法像年轻人一样英姿凛凛，但是献策助国，90岁的他不言输不认老。古今中外，宁在职场上病故的人不少，战国名将廉颇的例子家喻户晓。他年老不忘战场，无奈赵王拒绝，郁郁而终。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批评者有其立足点，生老病死是常态。虽然有一些人在体质或心理比同龄人强大，但是从亮丽舞台退场是迟早事，坚持不老只会增加被羞辱的风险。 1950年10月周作人写信给康嗣群，说他托友人方纪生找书画大家陆和九，刻自己笔名寿遐一印，不料误刻成遐寿。方纪生拟请陆和九重刻，但周作人觉得篆文有意思，既已刻好，干脆配合篆刻，改自己笔名。寿遐或遐寿，皆高龄之意。当时周作人65岁，他在1948年已自称“寿遐老人”，早已认老，笔名刻错，小事一桩，顺其自然，更见韵味。郑板桥留有“难得糊涂”四字让人喜欢。所谓糊涂，实则清醒，那是回应扰攘社会的策略。利害关系此起彼伏，乱世之时更要掌握分寸，进退拿捏考验个人智慧。人情若不练达，天天如履薄冰，身陷险地或不知。糊涂的清醒或清醒的糊涂，不过是为自己寻找安宁之地，不害人，走走小我路线，要求不高，不应苛责。难得糊涂，充斥着浓浓的自省成分，郑板桥写下来，提醒自己天天反思。过去既然是自己走过来的，未来当然也要自己走去。少点得失心，也要为“不做名人而奋斗”，这是巴金晚年写信给冰心时说的话。 3年疫情期间，我大半时间在看书，疫情过后，给书本的时间不减。翻书之余，读不少作家涉及退休或晚年生活。“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这是杜甫名句，诗人早就告诉我们不必担心无所事事，自在的生活不是人人享有。“感谢造化给予了我多余的岁月和家国的安宁，我可以除了照顾我自己的内心以外，不必再追求什么身外的东西，于是读书变成了漫步山阴道上，随处都可留连了，这回才真的懂了于不求甚解之中，每有会意的乐趣。”我读书不忘寻章摘句，鹤西在《初冬的朝颜》提及退休10年的生活，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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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文豪的后代也不爱看书？鲁迅孙子：90%的时间刷短视频

中国知名近代作家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近期一句“90%时间刷短视频，10%看书”引发网友热议。相关话题“鲁迅孙子称看书和刷短视频（影音）比例是19开”及“鲁迅孙子自称90%刷视频10%看书”皆冲上微博热搜榜，今日点量已分别突破134.4万及1.2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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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国际

国际拼盘

视频 | 上海万圣夜变万梗节变身李佳琦大白鲁迅针砭社会

（上海1日综合电）周二晚上的万圣夜，上海市淮海路、巨鹿路人满为患，警方当晚对巨鹿路158号区域采取“只出不进”限流措施，地铁淮海中路站也封站应对。上海年轻人连续数夜在街头cosplay（角色扮演）迎接万圣节，在众多变装中，不仅有传统惊吓妆容、漫威名人和卡通人物等，还有网红李佳琦、核酸检测人员等中国热门话题人物。上海年轻人在万圣节变装狂欢中玩出了社会元素，被网民称之为中国的“万梗节”。除了再现如来佛祖、甄嬛等经典影视角色，亦有举“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牌子的鲁迅，抱高考教材的黑眼圈高中生等本土元素。此外，还有年轻人取材于现实，有冠病疫情防控中无处不在的“大白”，有颓废不堪的挂上“乙方”牌子的打工人，还有人带着电脑、上面写有“决战双十一”。一名男子戴上“淘宝一哥”李佳琦头像，身穿印有“哪里贵了”的黑色T恤，讽刺花西子79元眉笔事件。还有一男子身披跌幅惊人的上证指数走势图，旁边一人手中拿一把韭菜，讽刺中国股市“割韭菜”的现象，引起热议。“韭菜”指的是被官方或者商家压榨的普通民众。根据网络上的视频，一位参与者办成了民国时期的作家鲁迅，在人群中背诵起了鲁迅写过的文章，鼓励年轻人发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说到这里，他身边的警察开始阻止他讲话，并在旁观者的笑声中被赶走。另一段视频显示，两位扮成“大白”的人被警察带离了活动现场。具体原因不详。花西子79元眉笔事件是指，李佳琦近日在直播活动中介绍79元一支的花西子眉笔时，看到有网民留言说越来越贵了，他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该言论一出立刻引发热议，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引发退粉潮。对于“过洋节”争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称，万圣节被“中国化”了，吁“国人别怕洋节”。（明报∕美国之音）上海延安中路，鲁迅在街头发表演讲随后被警察驱赶离开。 pic.twitter.com/5rB21GHV03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October 3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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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文学关键字】卢姵伊/（不）也是生活

给年轻朋友写信，数次谈及搁置的写作，遂想起单纯的书写初期，书写与生活都有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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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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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踏过樱花/何国忠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是苏曼殊〈本事诗〉十首中第九首。春天，蒙蒙细雨，传来箫声。想起家乡，想起波澜壮阔浙江潮。脚穿芒鞋，手托破钵，飘泊在无人相识的土地上。踩着樱花，孤独向前，自问一下，究竟已经走过几座桥啊? 尺八源于中国，流行日本，因长1尺8寸得名，《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唐时期，尺八是宫廷乐舞中伴奏乐器。宋代以后，箫、笛等乐器取代尺八，在中国日渐式微，20世纪末期，中国乐师在日本被尺八吸引，重新带回发源地。苏曼殊诗引我上网看〈尺八·一声一世〉纪录片，午后吉隆坡有雨，幽幽自知，苍茫音色回环旋转，陡增诗中深邃悲意。苏曼殊擅长制造回肠荡气意境。凡心既动，被称情僧，不无道理。柳无忌在《苏曼殊及其友人》中说： “曼殊的〈本事诗十章〉全为百助而作。”似真似幻恋情，引人沉思。〈本事诗〉为作者1909年春天寓居日本时作。其中第六首有家喻户晓句子：“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诗句改自张籍〈节妇吟〉中“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文字更动，俗世爱恋转化成大悲意境，在家或出家、此岸或彼岸，鸿沟之间皆是人生历练。老和尚心目中的美人查苏曼殊经历，得出几段恋情。第一位对象是姨表姐静子，为童年玩伴，苏曼殊东渡日本见养母时再续旧缘，姨母也愿撮合。静子痴情，非他不嫁，但是苏曼殊脑海存佛家清规戒律，最后选择逃避。静子愁绪难解，含恨离世。第二位对象是英文老师庄湘女儿雪鸿。二人是师兄妹，初识时年龄尚小，后来苏曼殊往南洋轮船中再度邂逅，情丝难掩。从香港到新加坡，海上四日，苏曼殊将雪鸿所带《英吉利闺秀诗选》翻译完成，手稿封面记“曼殊阿阇梨《英吉利闺秀诗选》一卷，西班牙雪鸿手抄于南天旅次。”情缘落幕后，见字如见人，苏曼殊有一段时间对着雪鸿字迹呆若无人。第三位对象则是乐伎百助枫子，二人音乐会相遇，一个是去国离乡亦僧亦俗才子，一个是阅人无数气质如旧才女，彼此互相欣赏，花前月下低言细语。苏曼殊为她留诗最多，也为她作画，最后又不忘僧人身分，犹豫纠结。百助心伤，分手断丝，再无音信。苏曼殊渴望真爱，却压抑激情，不曾彻底。恋情有多个版本，叙述近乎小说，年份或人物有不少凌乱处。柳亚子在〈对飞锡潮音跋的意见〉讲述刘三询问苏曼殊身世。“这不成什么问题，马马虎虎就算了。”苏曼殊回答。刘三不以为然：“终身大事，如何可以马马虎虎？”苏曼殊“不则声，自吸着他的雪茄烟。”刘三即刘季平，是苏曼殊好友。苏曼殊生计捉襟见肘，经常断炊，刘三是贵人，倾囊相助。“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这是苏曼殊写给刘三的诗。苏曼殊放任不羁。鲁迅眼中苏曼殊“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记鲁迅回忆苏曼殊。鲁迅虽然欣赏苏曼殊才华，却觉得他为人“颓废”。照顾苏曼殊的朋友如刘三者不少，他们珍惜苏曼殊，担心其经历不被详录。死后，友人锲而不舍，希望还原真相，莫衷一是结论，让读者雾里看花，其中包括静子和百助是否同一人。周作人在〈曼殊与百助〉说：“大抵老和尚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的美人，在文章里描写出意中人的时候，总用这一套话，不问本人是甲是乙。”他怀疑苏曼殊单恋，抱着幻影，见了百助、静子等人，“硬把这个幻影罩在她们身上，对着他们出神，觉得很愉快，并不想戳破纸窗讨个实在，所以他的恋爱总没有转到结婚问题上去。”周作人是对的。他说苏曼殊的诗文有“真气与风致”。用文学角度看苏曼殊作品，以自己的感性面对苏曼殊的感性，就不会拘泥主角真实身分，也许更能进入其内心世界。〈本事诗〉第九首先以〈有赠〉在《南社》第一集刊出，时为1909年，1910年才与其他〈本事诗〉一同发表于《南社》第三期，1914年被收录在《燕子龛随笔》中，题为〈春雨〉。樱花虽美，却易飘零，丝丝小雨，惆怅伤感，箫声传耳，柔肠寸断。红尘孤旅的凄清弥漫全诗。人之所以出现痴迷，是因为心有挂碍。烦恼不尽，不得解脱，踏过樱花，一桥走完，又是另一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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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俊奇 | 萧红一条被河水淹没的烟囱

我一直认为，萧红饱满的只是才情，在情感和起居生活上，她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并且极度渴望被填满的女人——爱与饥，都是欲望，都是本能。萧军说他第一次见到萧红，萧红怀着孕，身上散发出来并吸引他的，不是女性加母性调混在一起的荷尔蒙，而是被遗弃的孕妇特有的惶恐和疲累，以及她雄浑、粗暴而原始的求生意志。于是我想起擅于低头的张爱玲，以及张爱玲在爱情面前虽然迂回婉约，但其实一样的需索无穷，她俩明明是那么的相似，却又偏偏相悖而行，到死都互不认识…… 可那时香港已经是危城了——萧红的烟瘾依然很大。临终前在香港，病得奄奄一息，都住进医院准备动手术了，她还差遣骆宾基去给她买盒火柴，而外头炮火连天，香港沦陷，能走的人都走了，骆宾基路上耽搁，迟了些回来，她还一度疑心骆宾基也和端木蕻良一样，打算丢下她不理会，禁不住听着窗外轰轰的炮声，静静掉下眼泪——直至接过骆宾基递过来的火柴，她颤巍巍地划了一根，慢慢点上烟，这才侧过头对骆宾基说，“如果可以葬在先生身边当然最好，如果不能，埋在一处面海的地方吧，也算是了了件事。” 先生指的当然是鲁迅。萧红与鲁迅之间，长的是情义，短的是交集，鲁迅第一次读到萧红写的《生死场》，惊讶的不是萧红的才气，而是萧红竟然可以把死和生，靠得这么近，仿佛鸡犬相闻，只要一声召唤，生死易位，一生的起起伏伏，也就戛然而止，成了定局——因此鲁迅才会四处张罗，非要把这集子给推出不可，并且还坐下来摊开稿纸，热乎乎地给这书写了篇序，告诉我们他看到的萧红——“她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都是力透纸背的。”而这，我是相信的。有些人，就是为了成就许许多多的人而存在。他成就过的事，他自己可能完全不当一回事，可被他拉拨过的人，却不可以不把他牢牢地往心里刻。这也是为什么，接到鲁迅病逝的消息，萧红从日本坐船赶回来，灵魂好几次差点镇不住，恨不得提起腿，尾随先生一路直奔而去，因为她在鲁迅身上，同时感受到了父爱和师恩，而这是她短短31年狭窄而黝黯的生命里，从来没有谁给过她的。 [vip_content_start] 萧红是黑龙江人，在终年严寒的天气底下，自然养成刚烈不屈的脾性，即便在理应最春光明媚的年岁，她和美丽始终遥遥相对——其实应该庆幸的，萧红从不依赖她单薄的美丽。一个女人太过大费周章的美丽，多少会削弱了她的志气。况且我喜欢萧红，是喜欢萧红的素朴和大气，她其实和所有黑龙江人一样，好烟好酒，好一切呛人的脾性，常常一言不合，就转过身摔门离家而去，一个人在天寒地冻的路上走着走着，其实根本没有目的，然后碰上她弟弟，弟弟请她喝了杯咖啡，萧红对他弟弟说，只要离开黑龙江，她就可以燃烧自己，把自己烧成一盆火，谁都可以靠拢过来，往她身上取暖。可萧红命格颠簸，四次三番，吃尽了爱情的苦，又私奔又逃婚，前后怀过两个男人的孩子，并统共被4个男人抛弃，似乎那些连运命都编排不来的曲折，都让她这么一个肉薄心窄的女人给碰上了。而萧红的几段爱情，我时常觉得，男人们只是列席者，并没有添砖加瓦地积极参与，甚至有一两段爱情，还是她自己赌气赌出来的——赌气赌出来的爱情，往往只有委屈，不会与完满相遇。单就这一点，萧红恐怕没有张爱玲看得仔细。极度渴望爱的女人并且我一直认为，萧红饱满的只是才情，在情感和起居生活上，她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并且极度渴望被填满的女人——爱与饥，都是欲望，都是本能。至于永不永恒，那是后来才需要去思量的事。萧军说他第一次见到萧红，萧红怀着孕，身上散发出来并吸引他的，不是女性加母性调混在一起的荷尔蒙，而是被遗弃的孕妇特有的惶恐和疲累，以及她雄浑、粗暴而原始的求生意志——完完全全，没有性的意味。于是我想起擅于低头的张爱玲，以及张爱玲在爱情面前虽然迂回婉约，但其实一样的需索无穷，她俩明明是那么的相似，却又偏偏相悖而行，到死都互不认识。其实她们的生命有着太多的重叠和交错，都吃过封建家庭的苦，都有一个暗地里伺机破坏和谋害的后母，都因为有着磨灭不去的成长阴影而自动掐断身上母性的链接，也都遭遇过原本以为可以从男人身上找到庇护却没想到最后反而成为了男人的庇护——是，低声下气要回来的爱情，再锦绣也是荒凉。于是读《商市街》，读萧红隐藏在其他短篇小说里嗫嚅的她自己，萧红其实不太擅长温婉而缠绵地言情，但我明白，萧红对萧军用情认真，是明眼一看就知道有省略有漏洞，因为萧红的认真，是先发制人，担心萧军对她不肯认真。而且那时候穷，萧红就买了人家剪剩的绒布头，彻夜给萧军缝了件衬衫，准备让萧军穿上去赴鲁迅先生安排的文人饭局。萧红不算是一个特别细腻的女人，但她似乎相当享受在卑劣的环境里，用别人啃剩的骨头，给爱情熬一碗最甜美的汤头。我还记得，她写她和萧军两人在商市街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是黑面包混盐巴，互相递来送去，有一口没一口地当一餐，他俩身上，显然都有着吉卜赛式的流浪基因，走到街上，萧军偶尔兴起，还会拿着三角琴，在街边边弹边唱，萧红就站在一旁笑着看，眼里溢出来的，都是从崩了一角的缸里流泻的爱意，虽然她知道，她仅有的对爱情的浪漫想像，很多时候都是风霜扑面的，也很多时候都是下一步随时就要踩空的，但真正爱着的时候，她是全心全意开在哈尔滨教堂的告解室里的一株曼陀罗，在绝望之中满怀希望——而萧红的小说和她的人生一样，没有太多华丽的金句，有的只是在岁月面前自惭形秽的蹉跎感，需要用很多很多的分场，来冲淡剧情粗糙但故事主干倔强的野性——萧红的爱情，就算和不同的男人交手，她其实心里有数，结局终究如同裂帛，只有在不断的幻灭和撕毁，才能够成全她自己。活成一段沉重的历史倒是萧红最风光的是，生前落魄萧条，死了之后，竟分别在三地都建有纪念墓碑——当年萧红在香港离世，世局纷扰，端木蕻良并没有圆满她的遗愿，将她葬在鲁迅旁侧，而是在呼兰给她立一座青丝冢，葬的是萧红的一缕头发，本意是把萧红召唤回去，让家乡的人至少有个凭吊的地方。后来哈尔滨提出建议，不如将萧红从香港迁回广州的骨灰再分出一半，带回哈尔滨，另立一块墓碑，但萧红从香港迁回广州的骨灰，原本就只有一半，另外一半是端木蕻良亲手挖了个坑，装进小花坛，埋在浅水湾沙滩附近的一株粗大的红影树下，一处可以看见海潮和汐浪，萧红特别喜欢的地方。并且这隐蔽的地方近几年还被香港文艺界立了一个地标，取名“飞鸟三十一”，纪念萧红最后是在香港结束她31年短暂人生。甚至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和香港文艺界进步人士还达成共识，将萧红再折腾一轮，迁葬至广州银河革命公墓——萧红的幕碑就立在一行行一列列的革命烈士墓碑之间，只贴了张黑白遗像，简单而朴实，倒像极了萧红的风格。萧红不像张爱玲，不是个讲究排场和派头之人，我们猜不到的是，到最后竟是张爱玲的骨灰运至海中央，在舟笛长鸣声中，被洒进了太平洋。据说，主持者只快速地念了段简短的祭文，连个登样的仪式也没有。至于萧红的墓，孤稀冷落，看上去多么像一条寂寞的烟囱——而呼兰，在满语，正是烟囱的意思。我偶尔在想，当时松花江堤决口，一场洪水几乎淹没了哈尔滨，萧军在夜里撑船，赶乘洪水之乱，把因为欠压房租而被软禁中的萧红，从东兴顺旅馆阳台的窗子翻出来，让萧军用运柴的船只给救走，萧军对萧红的爱，到底有多翻滚——这一幕萧红一直惦记着不肯放，临终之前在香港，还对骆宾基说，如果萧军知道我在这里，一定会把我带走的。萧红常说，将来她不在了，人们记得的应该只是她的绯闻，以及她和几个男人之间，乱七八糟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没有人会记得她写过什么，以及记得她作品里有多少她活生生生活过的人生。其实不是的。萧红低估了文字可以从蛮荒走到繁华，可以颠覆不公正的批判，可以为那些把自己写进故事里却出不来的人推倒一面墙，引进我们为她的传奇雄辩之后亮灿灿的景色——如果说张爱玲把她的一生活成刺绣精细的斗篷，每一针每一线，再荒凉都是金句，而萧红则把自己活成一场没有办法被还原被改编的历史场景，在越走越窄的历史回廊边上磕磕碰碰。我们可以一厢情愿地潜入张爱玲的小说幻想是流苏是七巧是曼桢是薇龙，用张爱玲的笔触替自己的爱情善后，可谁也没有办法复制另一个萧红，经历她先被爱情遗弃再将自己生下的孩子也遗弃的决绝与恍惚。活成另一个萧红，需要的不是一个华丽的句子，而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即便她的爱情太散乱，够不上力道去坍塌一座城，但她对每一段爱情卑微的渴望和惶恐的虔诚，担心被抛弃，担心被嫌弃，已经在她自己心里，澎湃成一条呼叫不出声音的河。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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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梁观耀 / 余英时19岁的抉择

史学泰斗余英时去年8月1日辞世，享耆寿91岁。当时【读家】曾邀请本地学者魏月萍撰写〈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转眼间，余英时去世一周年了。前几天收到这篇〈余英时19岁的抉择〉来稿，正巧可以刊登，让各年龄层的读者再认识余英时——他19岁那年，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当年没到香港，他会是怎样呢？ 1949年4月21日，共军攻破南京。一个月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拿下上海的两个月之初，中共对当地的控制由松而紧。余英时之父余协中因与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有一段关系而被当局纳入紧盯名单。6月初，留下长子余英时在上海善后——顶出房子、收拾杂物运送北京住宅，余父携继母与幼弟匆匆登船逃离。6月底，19岁的余英时参加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考取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后，离开上海，回到已经转换政权的北京就读，万料不到只读了一个学期。以学术研究为人生道路的他，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从未动念离开首都转往他处谋求出路，就那样沉浸在乃父的母校燕京大学幽雅环境里吸取知识，琢磨学问，一心走上学者之道。书中〈燕大学人〉一节即可见作者的深刻回忆——在系上老师授课下所受到的潜移默化。比如翁独健讲授的“历史哲学”，影响了他日后走上“思想史”的研究路数：探究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及影响时，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 ◢“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 然而，余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却在这一年寒假里发生。父亲一家辗转迁居香港，着他寒假去探望。赴港探亲时，依旧一心一意想着只在寒假一个多月里与父母重聚后便回燕京继续学业，完全没有留港定居之念。他当时仍坚信，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就在归京之志甚笃之际，回程途中去广州的火车竟然故障，耽误了四五个小时，导致无法连接返京班次，只能改乘隔天的火车。正是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忽然改变了想法，使他从根本上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留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余氏这段自白，可视为日后他所说“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这句名言的发韧。余英时先生当然是中国人。他生长于马列主义主宰中国以前的中国。他掌握及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深于任何一个中共管制下被洗脑、只会喊爱国口号的中国人。他的“中国人”，乃是文化概念上的认知，而不是对政治党派的认同——中共此一政党所认同的其实是一个德裔犹太人混合前苏联独裁者的思想理念，并非讲究君子之道与宗族精神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他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本充满争议的大著便说： “文化不是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而是体现在个人的全部言行之中。……平时尽可以持论极高，现在到了实践关头，便不是空谈能够搪塞得过去的了。” 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被司马迁尊奉的治史律则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现，而这段话除了可视为余氏做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亦可看作其个人的夫子自道，更是“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的简明注脚——他留下的等身著作，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与人文精神的思辨，更成为意欲了解中国的读者，一盏又一盏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时代，老学人受迫害余先生曾序巫宁坤《孤琴》，回忆了他19岁入读燕京大学一学期的事迹，可与前面所提〈燕大学人〉一节互补。尤可注意者，序里提及在读了不少毛泽东时代老学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后，深刻感受到他们在那样高压铁腕的环境下扭曲了的心理状态： “中国知识人尽管受尽了迫害和侮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始终在共产党的精神枷锁的笼罩之下，不但摆脱不掉，甚至失去了摆脱的意志。所谓‘精神枷锁’是指知识人，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党’是决定他们存在价值的唯一精神权威。每一个知识人的评价及其正或负的程度最后都完全由‘党’的一句话来决定。如果‘党’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右派’或‘资产阶级’，他首先便会自觉罪该万死，羞愧无地；如果‘党’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顶‘帽子’，他又立即如获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说，如果他竟能批准‘入党’，那更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不但家人亲戚为之欢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别是带有‘帽子’的，也都不尽要‘弹冠相庆’。” 这一精神权威现在当然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民族主义情绪可供“党”操控和玩弄，以及因高科技的兴起和运用来加强严密监控，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火苗蔓延以前就以“维稳”之名碾压扑灭，而后继续掩耳盗铃地天下太平，日月清明，风雨如晦的“四月之声”也变调成和谐的奏鸣曲。 ◢如果没遇上钱穆，没留美…… 当年毛泽东回答如果鲁迅还活着会如何的问题，曾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如今也且来假设，要是余先生当时成功北归，没遇上钱穆、没留学美国，而是经历了今天众所周知一连串入魔般疯狂的斗争“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土法炼钢、破四旧、反右、六四……他大约亦会被“党”套上深冷的“精神枷锁”，受到极大的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不然就是当上社科院御用研究员，言皆玄远地口不臧否当代人事。说起来真是大幸。余先生今天遗留下来的煌煌著述，都有赖于他19岁那年卡在北归火车厢里思想的“天人交战”，最后决心南渡自由空气浓厚的香港所致。这一转捩点，成就一代历史大家，让吾等有机会奉读他对中国精彩的研究与观点，厘清自身文化之由来，以及其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而不会党国不分地盲目沉浸在“大国崛起”——以牺牲掉个人尊严为前提——的泡沫幻象里，甘当“党”的旗手而不觉。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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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芷瑄 / 鲁迅不爱她

在老师的介绍下，看了这篇文章〈鲁迅妻子朱安〉，深受作者的文笔吸引，于是看了这本《一生欠安》。看书时，觉得像是那些女人正对我们娓娓道来她们一生的故事，平平淡淡的，却又充满哀伤。我很喜欢朱安那篇，开头是：“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这一句话，揭示了她支离破碎的一生。鲁迅是闻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写了许多文章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所以他让朱安不必缠足。可朱安是古代女性，不敢挑战，也不能挑战朱家的传统。她只能唯唯诺诺地往大鞋里塞棉花。鞋子却在下花轿的时候掉了，欲盖弥彰。她迈着三寸金莲，被风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她深爱着她的丈夫鲁迅，可鲁迅不爱这个旧时代的女人。他嫌弃不识字的她、缠足的她，厌恶着还活在旧时代的她。鲁迅甚至对外宣称：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太太。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赡养义务，至于爱情，我并不知。”这场婚姻带给两人无数的痛苦。朱安以为只要愿意像蜗牛一样努力从墙底一厘一厘往上爬，爬得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她以为能等到鲁迅回心转意，可鲁迅却遇上了许广平（第二任妻子），还生了一个儿子。守了大半辈子活寡鲁迅这一生洋洋洒洒写了许多，却没有一字关于朱安。他为许广平写下〈芥子园画谱〉：“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人们甚至将这对般配的碧人爱情称作“最好的爱情”。可有谁看见了朱安，看见了那个孤独地守了大半辈子活寡的女人？人们不过认为朱安是个目不识丁、毫无才情的女子，被鲁迅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多再唏嘘上一声。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窘，不得已变卖鲁迅的书籍，可鲁迅的朋友、弟子却坚决阻拦，说她不懂文化，不知道这些作品的价值。而朱安只说了句：“你们只说先生的遗物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我呢？”一片悲凉。如果鲁迅不曾在到日本留洋前对她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如果朱安没有等他5年，如果朱安没有嫁给鲁迅，或许她这一生不必如此荒凉。她不必一直努力衡量与丈夫的关系，不必努力了解新世界，安心地做大家闺秀。她的付出究竟只是枉然。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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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日式的裸露与坦荡

郁达夫总是自嘲自己是夹缝中生存的“零余者”，无一刻不是觉得自己是世上多余的人，或也因如此，他故意蔽美扬恶，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他的文字里。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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