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录
我的股票|星洲网 我的股票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人情味

2月前
2月前
3月前
近来看见一则台湾新闻,某公司有新同事第一天上班,报到后坐在位子上打开早餐正要吃,被告知上班时间开始后就不能吃,结果中午休息时间就一去不回了。这新闻引起广泛的讨论,“若发现你的新公司不能吃早餐,你会跟他一样帅气走人吗?” 不是生长在台湾的人看了此则新闻,肯定会大吃一惊,认为“有那么严重到需要离职吗?”或是“什么,竟然可以边吃早餐边上班?” …… 其实台湾人从小学生到成人,几乎每个人早上都会拎着一袋早餐踏入校园或公司。到学校,第一件事便是拿出早餐享用,边与同学话家常,那是一段幸福时光;出社会工作,上班坐上位子后便打开早餐,开始边吃边工作,享受着美味现做温热的餐食。当早晨的幸福活力来源被禁止时,宁愿辞职走人,似乎也就见惯不怪了!而我也是嫁来大马后,才发现台湾上班族觉得的“再正常不过”,对他人而言却是“不可思议”! 在大马,我习惯带着早餐到公司休息区享用,日复一日,虽然休息区大多数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从未觉得奇怪。直到近期有同事问我,“你为什么不在家吃早餐?”这个问题我从未思考过,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语塞。 难怪,这些年来鲜少看见同事携带早餐来公司享用。百口莫辩,我也思索着“为什么不在家吃早餐?”最后结论是:“从小到大拎着早餐上学、工作的这份幸福感,以及记忆的累积,很难割舍!”这是没住过台湾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大马的早餐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美其名称为早餐,却几乎都是午餐也能吃到的餐食。我则入境随俗,早餐不再像台湾一样天天到早餐店打包,而是每天早起自己准备料理,再拎到公司享用,依然守着我那分外带的晨间幸福感。 习以为常后,当我回台湾,才了解早餐店真的是一件很台湾的事,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和我们一样,能让早餐走出家庭之外,也突显了台湾人早餐喜爱外食外带的习惯。即便在家无所事事,台湾人也会特地外出买早餐回家享用,连咖啡、奶茶等饮料也一并外带;假日为了吃早餐也会早起,只因365天,早餐可以有365种选择,从丰富多变的食材与口味,到充满人情味的互动与食物的温度,3分钟做好一份蛋饼,5分钟完成一套三明治,不管是要辣不要辣、吐司要烤焦一点、半熟蛋或是全熟蛋、汉堡不要抹沙拉酱等等,只要是在有限的时间、人力之下,老板大多乐于客制化,以及饮料从冰、温、热一应俱全,糖分可调整,满足各种需求。 幻想着可以开台湾早餐店 “便利、快速、经济实惠、多元选择、人情味”,是台湾早餐的特色。而一家又一家早餐店在街头巷尾高密度地成长,也成了台湾独特的“街角风景”。它们不单反映出早餐产业的时代性,也承载着不同世代的记忆累积,如今连便利商店也贩卖众多的早餐商品。 而我,一整天的餐食里,最爱的就是早点,不管是中式的蛋饼、煎饺、饭团、锅烧意面,还是西式的汉堡、铁板面、松饼、贝果,又或是米粉、面类、粥类、粽子、羹汤等传统餐食。先生回来大马最怀念的也是台湾早餐,还幻想着可以在这里开一间台湾连锁店般贩卖多样化食物的早餐店,生意肯定火红。流着口水,笑着做着他的白日梦!
4月前
新春期间,回乡与三两好友相聚,得知村里的小学特为这个农历新年设了几个打卡景点,供返乡的校友回校拍照,茶聚后便与老友到校捧场。 来到学校,和友人兴致勃勃的拍了些照片,就开始四处浏览。小乡村人口流失,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几棵大树,不知是被风吹倒了,还是因妨碍发展被砍伐了,当年我们游戏玩闹的树荫,如今建了有盖停车位。看了心中颇有感慨。 走过校长室,一切依旧,窄窄的室门上,还钉着同一块“校长室”的旧牌子。啊,相隔半个世纪多,校长室的外观依旧如昔,看着看着,思绪一下飘到老远老远,已经淡忘了的彭校长,还有一些陈年往事,逐渐清晰起来…… 我在1966年入读小学一年级,直到六年级,长校的都是彭志远校长。 那个年代,我村居民大多务农,收入微薄,家里孩子上学穿的多是哥哥、姐姐传给他们的旧校服、旧鞋子。旧校服就不说了,那许多旧鞋子其实已经穿得破旧不堪,再经一番折腾就不忍卒睹了。家里食口众多,一家三几个孩子上学,鞋穿坏了,家长实在买不起新的,便有人无奈穿了哥哥姐姐的拖鞋到学校。彭校长看见学生穿来那些踢踢踏踏的劣质拖鞋,自然眉头深皱,但确知学生家境困难,实在无法深责。彭校长有他的做法,在一次周会,他宣布:“同学们,如果你们的校鞋穿破了,一时没法买上新鞋,校长允许你们家里卖了农作物后再买。这期间你们能不穿鞋子上课,但是绝对不能穿拖鞋到学校。” 我清楚记得,我们当时听了并没有欢呼出声(那个年代的学生都比较胆怯,不敢表达内心的感受),但窃窃私语却是不免,听到这消息,多数人内心充斥的是一片喜悦。 此后,穿着破朽鞋子的孩子将脚一甩,扔掉旧鞋就开始光着脚丫上学了。彭校长当然也不是放任大家随心所欲的光着脚丫来上课,遇着那些有时穿鞋有时赤脚的学生,就会叫到一旁训话,确保大家是没有能力才不穿鞋子,不是趁机浑水摸鱼。 事实上,那个年代村民大多数贫穷,孩子又多,每个孩子要穿校鞋上课真是一个负担。在家里,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拖鞋穿的。记得当年我们一群野孩子,穿林越野,四处溜荡时都是赤脚的。即使一些有拖鞋穿的也会因为珍惜,避免损坏,不舍得随意穿着到处闯荡而充当赤足大仙。彭校长此举,是对村民和学童的体恤,流露的是浓郁的人情味。 那时,村民主要是以种烟叶为生。他们一早把烟叶搬出门前曝晒,就到芭场忙碌,到傍晚回家才把烟叶收回家里。孩童放学回家可要注意天色,看见天黑欲雨就得儆醒,在下大雨之前快快把烟叶收回来,否则把烟叶淋湿了就得藤鞭伺候,我们戏称“大跳阿哥哥舞”了。 听到村人说他的坏话 当然,雨神不一定在下午才来,偶尔在我们上课时也会到访。 有过好几次,天空在早上十一二点时就乌云密布,间中还夹着闪电和雷声。彭校长了解村民的情况,立刻到各班级通知学生赶回家收烟叶(也允许女孩子回去收衣服)。家里种烟的学生即刻一冲而出,我和几个家里没种烟的也赶着出去。校长伸手拦阻,一位学生急着说:“杨X X 家里晒了很多烟叶,我们要去帮忙,怕收不及!”校长拇指一竖,说道:“热心助人,很好!”立刻放行。 我们的村子很小,大多数人家住得离学校不远,最远的大概也只有三百余公尺,所以是可以及时在大雨倾盆而下前赶回去收烟收衣的。收好了烟叶,雨还未下,我们还会趁机回到自己的家,好整以暇地从饭锅里挖出一些煮焦了的饭,淋一些酱油,放到嘴里细细咀嚼,过后才慢条斯理结伴返回学校。小小年纪就懂得“乘势谋私”了,哈哈! 有那么一两次,我们在帮助同学收好烟叶后,大雨如注,把我们困在同学家里不能回校上课。结果我们几个半大不小的孩童聚在一处,吱吱喳喳说个不停,童言稚语、炮声隆隆,恐怕轻狂难免。一直等到个多小时后,雨停返校,早过了放学时间。这一段温馨的回忆,就此深深刻在我们几个老同学的脑海里,成了美好的记忆,如今大家见着面时,还会提起。 我们的村子离开市区颇有一段距离。每年学校开学前,彭校长就会到市区的书局载了课本到学校贩卖,家长到学校即可为孩子购买所需的课本。一来省下家长奔波之苦,二来方便家长探询哪些是必须买的,哪些可以循环使用哥哥或姐姐读过的旧书。家长若是一时不便,无法在开学期间掏钱买书,彭校长会允许他们欠账,直到卖了农作物后才结账。这看起来只属小小的恩惠,其实帮了不少家长渡过难关,间接也减低了一些学生半途辍学的几率。毕竟那个年代,务农维生,收入低微,一家有三、四个孩子上学,要一下子付出一笔买书钱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念小学时,就全靠校长这番善举,舒缓了家里的经济负担,我记得有一两年,还要拖到半年过后才能还清书钱啊。 小学生时代思想单纯,对彭校长就只留下这些一鳞半爪的印象。后来毕业了,出来谋生了,回乡与同学、朋友相聚,谈起彭校长,慢慢也听人说起一些他的坏话。有人说他为人贪财,常占村人的便宜,譬如他当年贩卖课本,价钱比市区的还贵,又譬如他替乡民更新泥机、车子保险时(其实全村就那么三四家),从来不给予无索偿折扣。也听人说他恃着校长的身分,后来与一些前学生合伙做生意时,经常提出些不合理的要求等等。 对于这些传言,我也不是不相信的。只是个人觉得,人无十全十美,彭校长既有善与美的一面,自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然而作为一位校长,他理解并体恤学童的难处、怜悯并舒缓村民的经济窘境,那么他就应该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牢牢记在心头。
7月前
“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 1922年5月30日见溥仪,胡适在日记中这么写。两个星期前,溥仪致电邀约。胡适有些怀疑,约庄士敦见面。庄士敦来自英国,二人结识于文友会,先后担任这个国际组织的会长。 庄士敦教导溥仪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科,著有《紫禁城的黄昏》回忆宫中岁月。溥仪见胡适,庄士敦是始作俑者。他叮嘱溥仪注意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和思想界动态,选了文章当课外读物,当中不少是胡适作品。 胡适送庄士敦《胡适文存》时,也送溥仪一部。庄士敦说溥仪不受宫中人牵制。把辫子剪去是一例。老师陈宝琛病重,宫中人认为出宫不妥,他不听,雇车探望,又是一例。溥仪见胡适,也是自行其意,连庄士敦也不知。知道宫中不必行三跪九叩仪式,胡适放了心,对溥仪不眷恋辉煌过去的作风起了好感。 当天溥仪派太监接他,胡适是“危险思想”传播者,怕受阻挠,事先没通知内务府人。胡适到神武门,护军不让进。几经交涉,溥仪才出面。见到溥仪,胡适行鞠躬礼,称他“皇上”,溥仪称他“先生”。溥仪说他们做错许多事,如今还是糜费民国钱财,心里不安。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宫里老辈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二人闲聊文学和人生,因为在神武门耗时太多,胡适只留20分钟,便匆匆赶赴另一约会。“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回去后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 二人见面被媒体得知,谣言四起,指胡适想做皇帝老师,又说胡适当面跪拜,忘记自己身处民国。胡适写〈宣统与胡适〉澄清,认为不应该将小事放大:“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他批评造谣者脑筋死板:“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 庄士敦说他在皇宫经历3次小地震,胡适和溥仪会面,宫中人不满是其一。外头的非议不比宫中轻微,几年以后鲁迅还拿此事嘲讽胡适。 1923年11月,胡适又牵扯清室另一宗案件。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要求溥仪出宫,暂住醇王府。舆论普遍赞同,胡适却持异议:“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为清廷辩护,再一次让他处在刀口尖上。多位朋友公开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面对封建遗物,无需温文尔雅。周作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误解了。胡适并不是因为对溥仪有好感才发文,对民主制度的认知才是他不平则鸣的原因。胡适说他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但优待清室,牵涉国际信义,有条约依据。条约可以修正或废止,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和清室讨论,达成新的共识。 见溥仪是人情味,反对强逼溥仪离宫则是对契约意识的坚持。胡适对腐朽文化极力批判,背后有学理支撑,他从不信口开河,不打落水狗,也不因人废言。对民主制度、对人权、对科学、对自由,他紧追不舍。平日生活,则不离温情。所谓人味,不过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的存在。“要知处世似临阵,终想做人如作诗。”这是胡适名句。处世不难,坚守原则不易,大体如人临阵,不可行差踏错。充实人生可求,有感情者自会像诗人般悲苦领会,从中找到生活意义。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也有记录和胡适见面片段。溥仪被刚引进中国的电话吸引,翻着电话本,先是打给京剧演员杨小楼,不等他回应,把电话挂上。又打给杂技演员徐狗子,开了同样玩笑。又打给餐馆,用冒充地址,订上等酒席。最后打给胡适,后来见面纯属玩笑结果,并非认真。书出版于1963年,胡适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戏谑文字不过是因时而制,前因后果还得和胡适、庄士敦的回忆共同比较,才见全貌。  
8月前
9月前
1年前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烟花,是在瓜拉古楼看的。 那时的我5岁,爸爸的车行驶在狭窄的小路上,两旁尽是草丛,突然听见了什么声响,妈妈指着夜空对后座的我说,你看,烟花。 我趴在车窗前,看着那洵烂的花在夜空绽放的样子,才发现这个一直让我觉得很闷的地方,竟然有那么好看的夜空。 小时候每逢新年,我都会被带到这个地方来。这里是妈妈的老家,外公外婆的家就在这里。之所以说这里“闷”,是因为瓜拉古楼就是一座淳朴的乡下,外公因为住靠近海,所以以捕鱼为生。在城市长大的我,看惯了繁华,并不知道淳朴的可贵,所以每当我闻到那一股鱼腥味时,我都会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鼻子。 在渔村长大的表姐会回头看我,问我:臭吗? 妈妈说:“她不习惯嗅这样的味道。” 古楼虽是乡下,却很热闹,每逢新年,外公外婆的孩子们都一定会回来,大家一起聚在一块聊天,吃古楼的美食,孩子就围在一起玩耍,因为年纪小,表哥表姐都很照顾我,也爱跟我玩。 他们的到来成为了我在古楼唯一最期待的事情。 回老家变成很艰难的事 外婆和左邻右舍的交情都很好,他们时不时也会来串门,那是我在城市没有见过的人情味。 我在那个地方踩过木桥,看过高飞的风筝,吃过姨丈口中那“来古楼必吃的招牌炸虾饺”。 突然觉得,我的童年,好像都是这座淳朴的小镇给我的。 外公去世后,阿姨们不放心外婆一个人住在那边,就把老家卖掉,把外婆接来槟城和小舅一起住,过了几年,小舅去澳洲工作了,外婆又被接到柔佛和阿姨一起住。 今年元旦,我听见妈妈说,外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她最近老叨念着要回到古楼。但是因为外婆行动不便,身体状况不太好,远途奔波怕她身体吃不消,回家于她而言,好像变成了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槟城和柔佛都很好,但我相信在外婆的心中,那个最美的地方,一定充满着海和鱼的味道。 烟花响起,那绚丽多姿的烟火与这座城市的灯光相互辉映,俨然是月亮和星星们的演唱会,灯火璀璨、声响此起彼落。 我趴在窗口,想起了在古楼看见的烟花,眼前那繁华的城市夜景,瞬间变成了淳朴小村的样子。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回去那里了,我真的好想回去啊。 瓜拉古楼把我的童年保护得很好,所有孩童时期该做的事情,我都在这里做了,一件不欠。 独木舟曾在《一粒红尘》写下一句特别打动我的话:世界之大,能让你说出“回”这个字的地方,寥寥无几。 我虽在槟城长大,但瓜拉古楼,也是我家。
1年前
1年前
1年前
1年前
“今年的粿条米粉还没吃呢。”此时心里默默想着。 脑海里仿佛有一个闹钟,在一年一度的新年前都会准时响起,提醒自己该完成属于自己的新年仪式感。没错,吃一碗粿条米粉,是我农历新年前特殊的开运仪式。 依稀记得这个仪式源于8年前的一个晚上。那时农历新年的脚步渐近,父母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到新村的年货街采购年货。回家前,已逛得大汗淋漓的我们决定先安抚饥肠辘辘的肚子,因此在年货街众多档口中选择了一个顾客络绎不绝的面档,坐了下来。 10分钟后,一碗冒着热气的清汤粿条米粉上桌了,不管烫不烫嘴,大家都埋头狼吞虎咽了起来。吃着吃着,我的五官瞬间都开启了功能,嘴里的咸香、眼前磨肩擦踵的人潮、窜进鼻子里的烟火味、萦绕耳边的贺岁歌曲和因为空气闷热而在皮肤上形成的黏腻感,竟然拼成了那年新年最难忘的记忆。 隔年,我们依家里的惯例来到熟悉的年货街。采购完毕后,或许是命中注定,我们的眼光恰好停留在去年那一个面档,很自然地,我们又坐了下来。当时不嗜辣的我,不假思索点了与去年一样的清汤粿条米粉。一样的地点、一样的味道、一样的热闹,更加深了那一年的佳节气息。 不自觉地成了新年仪式 很快地第三年了,我的脑海不自觉浮现那碗粿条米粉,味蕾开始想念滑溜的口感和清甜的汤底,于是主动跟家人提议再回到那个面档,重温记忆。 就这样,它不知不觉成为了我的新年仪式感。只有完成了这项仪式,我才感觉那一年的新年是完整的。 直到4年前,我在外地求学无法回乡过年,但我依然心系这项“传统”,在当地买了一碗清汤粿条米粉。为了感受新年氛围,我选择不外带,就独自坐在摊位前,在新年歌曲的陪伴下度过新年前夕。 遗憾的是,去年我从家人那里得知,熟悉的面档不再营业了,而我记忆里的味道将永远定格在5年前。我和家人只好另觅其他摊位,但不变的是,我依然坚持点上一碗清汤粿条米粉。 吃着吃着,我才知道我为何那么执着于一碗粿条米粉,只因它承载的不仅是美味,还有亲情的陪伴和珍贵的人情味,暖胃,也暖心。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