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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

日前,观看了一部有关北京雨燕的纪录片,对这其貌不扬但飞翔能力扛扛的楼燕有了另一种看法。 这被北京人称为“北京城精灵”的燕子,凭着一具不足一个鸡蛋重量的身躯,竟能以每小时110-190公里的速度翱翔于高空!北京雨燕可是鸟中长距飞行冠军。这种隶属于夜鹰目雨燕科的迁徙鸟类,每年4月都得从非洲南部抵达北京筑巢繁殖,然后再在7、8月返回非洲南部越冬。这近3万公里的迁徙之路,往返飞行就覆盖了亚非37个国家! 据闻,那平均寿命只有5.5年的雨燕,一生中飞行的距离几乎等同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其中的飞翔毅力,真让人跨目相看。看着这纪录片,我想起了下南洋先辈们的毅力。北京雨燕怎样都要回北京筑巢繁衍的坚持,像不像我们当初以猪仔身分被卖到中国以外地域的先辈,那份怎样都要把中华文化坚持在异地贯彻始终的精神呢? “北京雨燕被称为无脚鸟”,当纪录片的旁白如是描述时,我想到了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王家卫的电影总充斥着特有的破碎、朦胧与迷离感。无脚鸟在这电影中是一种象征:这鸟,用一生的命,唱一曲最动人的歌,着陆的那一天就是它与死神拥抱的时刻,意象凄美。作为东西方文化强烈冲突和交融的繁华都市香港,催生了像《阿飞正传》里的主角那样衣食无忧但生活腐败糜烂的年轻人;而年轻人在文化扎根的途中让自己与未来都迷失了,整部电影都是王家卫无脚鸟式的凄美意象。 雨燕的学名是“Apus”,这在希腊语里意指:“没有脚的鸟”。其实北京雨燕并不是没有脚,只是它的两只脚很细弱,四个脚趾全朝前,不能抓挨树枝也无法在地面上站立,一旦不慎摔到地面就很难再起飞。因此,对燕儿来说,一次的跌落就是一次致命的危险。基于此,它们以高超的飞行技巧在高楼大夏的边上成群结队飞舞追逐;在高速中捕食飞行中的昆虫;在风雨欲来之前的天空里,流矢飞箭一般掠地而过,它们可是生活在高中的鸟儿啊!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话,在长距飞行冠军的北京雨燕身上似乎说不通呢! 对故居故地的情怀 据说呀,北京雨燕是“势利”的鸟,因为它们有着类似凤凰非梧桐不憩的骄傲。它们的主要栖息与繁殖处只能是颐和园、雍和宫、天坛等历代帝王庙宇古建筑物的缝隙中。 那样看来,经历城市进化大量古建筑物被拆毁而锐减的北京对它们来说可是不宜居之城。因此,这北京雨燕在70年代末几乎就消失在那天子城中了。后来经过一些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观鸟专业委员会志愿者的努力,如修复古建筑,在残留的城门门楼下鼓楼等地搜索与保护雨燕,这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王朝兴衰交替的候鸟,才在濒临绝灭的边缘打了个转儿,开始有了回稳的迹象。 在种种保护措施之下,北京燕儿的踪迹也开始在天宁寺桥、建国门桥这些立交桥的桥洞缝隙里可觅。和人类一样,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下,北京雨燕也“与时并进”向生活低了头。慢慢地,那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与其说北京雨燕对宫廷楼阁帝王庙宇的眷念是“势利”的,我倒更相信那是一种对故居故地莫名牵挂的情怀。一如南洋的华侨,都几辈几代了,那北望故国的情意结依旧挥之不去。认清了故乡已成他乡的政治事实之后,华侨们干脆就把故国故地的生活风俗的根落在了在异国他乡的地上,努力让其在已从他乡转为故乡的土上繁衍不息,这不也是物竞天择与适者生存的写照么? 一部平平无奇的纪录片,倒是搅动了一个平静下午的细碎思绪。
3星期前
11月前
1937年,中国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入侵中国,由于交通运输线和港口均被日军占领,于是中国在云南赶建全长1453公里的滇缅公路,作为军需运输路线。由于此公路仓促建成,路况坑洼不平,弯急坡陡,悬崖深谷,急需大量熟练而骁勇的卡车司机和修车技工,运载战略物资,支援前线抗战。 当时南洋侨领陈嘉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抗战,经他振臂一呼,成功集结3192名来自马来亚、砂拉越、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的华侨,其中又以新马华侨居多。这批回国华侨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在滇缅公路上执行任务时,有者因染上疟疾、或遭日军轰炸或车坠悬崖,约千余名机工魂断滇缅公路。 然而,“南侨机工”对本地华裔子弟而言,恐怕是个陌生的历史名词。普遍上,我国学校课本并未收录“南侨机工史”,就连大专院校亦鲜少人从事相关研究。个中原因不光是时代久远的关系,更关键的是,华社普遍不视“南侨机工史”为马来西亚华人史的一部分。 ◢归国抗战,何处为家? 马来亚南侨机工多为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仍视中国为祖国。因此当中国遭日军侵略,热血华侨青年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泪别亲友,勇赴抗战前线,保家卫国。由此视角而言,“南侨机工史”属于中国抗战史,但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观视角而言,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抵御日军,在牵制日军进军东南亚战场(尤其是新马)的军事行动上,具有一定的作用。 另一点不可忽视的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陈嘉庚的协助下,共有1126名机工回返南洋,1072人则滞留在云南。这些返回南洋的机工,与家人团聚,并见证了马来亚的独立,身分认同从“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正式成为马来亚公民。 由此视之,“南侨机工史”的历史意义必须重新定位与审视。已故刘道南与其夫人卢观英所著《搜研路上: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纪录》,正是由此观点出发,将这些即将被华社遗忘的无名英雄,一一寻访并名载史册,让这段属于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史”重现在世人眼前。 ◢不畏艰难,登门寻亲 全书分为四辑:南侨机工历史背景、寻访机工及其后人、史迹考察、南侨机工搜研与纪念活动。刘道南夫妇在2007年认识了来马搜集南侨机工史料的中国厦门华侨博物馆陈毅明教授,才促成他们夫妇俩开始加入此搜研行列。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搜研活动,刘道南夫妇成立了“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史料搜研工作室”与“缅怀南侨机工之友”,主要工作包括搜集机工史料和文物、安排中国机工来马省亲或寻亲、协助寻找中马两国机工后代亲人、组团前往云南凭吊历史遗迹、策划筹建南侨机工纪念碑等。 “寻访机工及其后人”与“史迹考察”此二辑,可说是集结刘道南夫妇十余年的搜研成果,也是全书最感人的篇章。正如书名《搜研路上》,他们是踏踏实实地走在搜研路上,先透过报章发布寻人消息,接着全马走透透,跨州越县,攀山越岭,亲临会馆、乡团、商家、甚至到义山寻找线索。凭着手上有限的线索,他们驱车登门寻访机工或其后人,有时还被误以为是诈骗分子。最终他们排除万难,将这些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梳理出来,并联系两国亲人,成功联系全马六七十位机工的二代和三代。 其中一个成功例子,是来自霹雳金宝双溪古月的蔡罗,他赴云南抗战时,已娶妻并育有一儿。当机工遭遣散时,蔡罗滞留在云南,在当地成婚,生下儿子。1947年,蔡罗返回南洋想带原配和儿子去云南生活,但事与愿违,蔡罗不幸病逝南洋。蔡家这两支血脉相隔两地,双方家庭都在尝试寻亲。终于辗转透过刘道南的牵线,云南的儿子携带妻女来马,趁着清明节与同父异母的哥哥相见。兄弟联袂在亡父的坟上点香祭拜,时隔70年,蔡家两支香火终得汇聚。 ◢抢救历史,刻不容缓 寻亲成功不是一个终点,刘道南夫妇还组织“重走先辈滇缅路之旅”,带领二十多位机工后代,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滇缅路。蔡罗的后代与另一位机工黄亚郎的后代,在畹町南侨机工纪念碑找到父亲的名字,蔡罗和黄亚郎当年是同在金宝出发的战友。两人的后代激动得相互拥抱,因为父辈的机工身分,后代在故地重逢,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历史情缘。 刘道南夫妇甚至跨出国门,自费远赴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和缅甸,考察当地南侨机工的事迹。在短短十多天的考察行程,他们透过当地报导和华裔居民的协助下,亦成功寻获十多位南侨机工的史料,书中图文并茂记载了他们的搜研成果。 刘道南曾说:“这是在抢救历史,如果再慢点,将会有更多南侨机工的史料会遗失。”刘道南曾是报社记者,也是怡保育才独中和金宝培元独中老师,他于2003年荣获林连玉精神奖。退休后,他与太太卢观英潜心投入南侨机工史的搜研工作,但刘道南不幸于2019年8月28日因罹患肺癌病逝,享年74岁,南侨机工史搜研工作的担子就落在太太卢观英身上。 经过数年的努力,外加新冠疫情的耽搁,《搜研路上: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纪录》第一册终于付梓。第二册《卫国凌云》,记述7位机工的访谈录和六十多位后代的口述史,以及第三册《亲情呼唤》,讲述两地后代团聚的故事,仍在筹备出版中。华社研究中心主任詹缘端博士在此书序文中提及,刘道南夫妇为探研机工历史所付出的一切,“是一般历史学者都做不到和做不来的苦活”。 刘道南夫妇虽然不是我国首位撰写南侨机工史的民间文史工作者,但他们的著作涵盖全马各地南侨机工,这却是开山之作。此书可贵之处,在于记录每位南侨机工的故事,他们都是活脱脱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平凡人,只因一场战争,将自身连带家族的命运,与国家兴亡捆绑在一起。 此书以报导式的文笔呈现,亦详细胪列每位成功联系上的机工与后人资料,兼具通俗性质和史料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史学著作。相信“南侨机工”在此书推出后,能引起华社的关注,他们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应获重视,也企盼南侨机工史有朝一日能被纳入正史,成为大马华人史的一部分。 蔡慧沁 / 夹缝中求存的华人 蔡慧沁 / 连结香港字的过去与未来 【读家说书】咸鱼翻生的传奇 点石成金——悼念丘思东先生/蔡慧沁(金宝) 【之前之后】卧龙居的华丽转身/蔡慧沁(金宝) 芒果情/蔡慧沁(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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