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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2星期前
3星期前
3星期前
决定到台北生活,意味着我必须暂时告别马来西亚的工作、车子、房子和家庭生活。 提出留学申请时,我将一切都想得非常简单,觉得应该和当年到韩国工作、北京留学的情况差不多,拖个行李潇潇洒洒上飞机。收到录取通知后,才惊觉自己不仅是个“大人”,并且还是个“已婚女子”,拖拖拉拉处理工作、车子和房子,还要背负上“抛夫”的恶名。“已婚女子”的枷锁比我想像中要沉重许多,许多人无法理解,认为我身为某人的妻子,又怎么能有“个人”的生涯规划?幸运的是,张生愿意将这段离别看作是各自努力的假期,假期结束后,彼此一定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我还是拖个行李,不怎么潇洒地独自飞往台北开始新生活。 炎炎酷暑,我在红绿灯和斑马线编织而成的和平东路徘徊了4天,像在海上茫茫然漂流,我果然是低估了台北。早知道学校宿舍没有单人间,我出发前在网络上查了许多租房信息,拿捏着不算少的奖学金,以为至少能租个像样的单人房。现场看房才发现,在台北租房就像吃Omakase,昂贵、分量小、不能选自己想吃的、容易踩雷,踩雷还不许投诉。 找房子的时候发现有个非常可爱的术语:“蛋黄区”,想像敲个蛋覆盖在台北市地图上,最主要的中心就在蛋黄部分,旁边就是蛋白部分。蛋黄区的房租动辄天价,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往往潮湿发霉破旧不堪,就算条件糟糕也还是十分抢手。我实在不想住多人宿舍,旅店的费用也非常惊人,只好果断放弃靠近学校的蛋黄区,转向距离较远的蛋白区了。蛋白区的房租并没有比较便宜,只能说相对环境好一点点,比较宽敞干净。好在台北公共交通十分便利,就算住远一点也还算方便。 我独自将沉重的行李扛上文山区溪口街三楼一间小小的套房,喘着粗气打开门,披头散发为我在台北的第一个小窝亮起灯,是这岛唯一为我亮起的灯。套房很小,是房东重新“劏”出来的,像旅店格局那样的一房一厕,没有窗的四面墙,像山中的洞穴护住我这个闯进来的野人。 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小衣柜、小冰箱、折叠桌、椅子、鞋架,如果在地面摊开一个大的行李箱,便没有行走的空间了。我添置了小风扇、小电锅和一些零碎家具用品,虽然实在没多少空间能放得下新家具,但还是想要一张像样的书桌。 书桌还是不能少的 我尝试在有限的空间里整理出一张书桌的位置,最终在门和床之间挤出一席之地,说是一席之地,确实只容得下一席。手边没有测量工具,我用台湾的床架尺寸换算,那一席之地不到半个床架宽,大概是不超过100公分。网购平台上的书桌尺寸选择不多,我想90公分的书桌实在太短,不方便使用,还是决定冒险试试看100公分的书桌。 考虑到需要独自搬书桌上楼组装,于是挑了一张看起来比较轻、桌脚纤细的简易书桌。书桌的组装比我想像中要艰难,需要固定的范围和螺丝的数量非常多,木板的固定处只是简单打了个孔,需要十分用力才能将螺丝锁进木板内。然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书桌的长度,我简单固定后赶快搬到房里测试。 果然,100公分的桌面正好挡住了门框。桌子放在床和门之间,床架已经完全靠墙了,完全没有空间。桌子放进去,门打开以后就没办法关上,门关上以后也没办法打开。我怔怔看向房里的四面墙,这里半扇窗也没有,如果连门的开关也不自由,这哪里还叫生活?这叫漂流。思考间,我继续努力组装桌脚,无论是生活还是漂流,书桌还是不能少的。扭了半天,我手心都磨出了水泡,还是无法锁紧螺丝,右边的桌脚有些松动歪斜。开始想念张生厚实有力的手掌,想念我住过的所有房间,密闭空间里的灰尘让我鼻酸。 算了,就这样吧。 我索性让书桌松动的右脚往床边倚靠,倾斜的桌脚找到一个舒适的角度竟然稳住了,倾斜的角度让桌面往内靠了两公分,房门竟然就刚好能关上了。 房门一关,我的岛屿漂流在这无窗的房间里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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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下午,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上网查询硕士班的入学成绩。当“PERMOHONAN BERJAYA”的字句出现在屏幕时,我兴奋地紧握双拳,任由肾上腺素在体内流动,最终化作无数个“YES!”在偌大的空间里回荡。 只有上天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地不简单。 3年半前,结束为期两年的实习后,我被调派到砂州某个小镇的医院服务。临行前,父母的脸上写满了忧愁,而我也是万分不舍,但职责在身,唯有怀着为民服务的心踏上这陌生的土地,努力适应新环境。南中国海把马来西亚分割成两半,我原以为这距离不算什么,血浓于水,又怎么会被那湛蓝的海水稀释掉了呢?但我错了。 一晚,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厚重的雨帘无法屏蔽来自西部的信号,手机响了,是母亲的来电。电话那头少了平日里的嘘寒问暖,反而被母亲一连串的问句取而代之。她的语气里充斥着不满,以独裁者的姿态下达命令,不得违抗。 “几时要申请回西马?” “你的父母年纪不小了,是时候回来照顾我们了。” 我摇了摇头,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告知若要申请回乡,必须在当地服务至少两年才符合申请资格。 “告诉他们你的父母老了!” 我想起回乡的种种条件,唯独父母年老,并不在内。我心里想着,如果申请过程不需得到上司、院长的批准,并通过卫生部的筛选,那该有多好。我如实告诉母亲,她却不理解,认为这不过是借口。 “你不要回家了是吗?!”沉默半晌,母亲说出了这句话。我顿时百口莫辩,不管如何解释,这话题都会如打了结的毛线球般,剪不断,理还乱。雨持续下着,我的心里也下起了雨。 自那天起,父母不时挑起这个话题,而我的答复永远千篇一律,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嘟嘟的声响。不久,冠病肆虐全球,行动管制令的施行恶化了原本已僵硬的关系,我们交谈次数逐渐减少,最后竟然干脆不联系了。 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家庭的问题让我宛如离开水里的鱼儿般喘不过气,唯有透过繁忙的工作来自我麻醉。同时,我也为了升学而努力着。若要得到政府提供的升学奖学金,就必须符合种种条件,其中包括工作表现连续3年达到85%以上、无纪律问题,并得到上司、院长和两位专科医生的推荐信。此外,申请者还须通过入学考试及面试,才能在硕士班抢到一席之地。因此,我多了必须留下来的理由,不然转换到新的工作地点,就要重新建立人脉关系,之前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 那是一段心力交瘁的时期,家庭及工作同时拉扯着我,虽然表面上我似乎放下了家庭,但心里总隐隐绞痛。我并非不想回去,只是还不是时候。兴许情绪都写在了脸上,我收到了来自另一半、同事的关心,某人的一句“能陪伴你到老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更让我茅塞顿开。 后来,我透过电台了解到“情绪勒索”这个词汇,也开始往这个线索寻找解决方案,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 一转眼,3年半过去,如今终于苦尽甘来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希望这次可以陪伴他们,一起走完接下来的日子。虽然至今的我还未得到他们的入学祝贺及祝福,我,依旧会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恭喜你!辛苦了!”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活出更好的自己,相信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那晚,我与我的另一半在湖边的小食店点了sambal炒粿条、干炒面和泰式猪扒,简单地庆祝了一番。感恩一路有你。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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