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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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意见】如何看见逼近的伤口——贺淑芳与傅向红对谈

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发生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事后官方不允许公开谈论，人民遮掩或回避禁忌。不少政客引用“五一三”这三个数字，鼓动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与矛盾，至今从未止息。然而民间有一些人默默耕耘，比如保留五一三罹难者墓园、举办纪念公祭、制作回顾特辑，努力争取叙事的权利。50年就这样过去了，大家都期盼公开透明的真相探寻，以此安抚伤痛。由傅向红、覃心皓、梁友瑄、邓婉晴组成的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于2020年出版了《在伤口上重生》，制作过程超过10年，记录目击者及受难者家属口述的经历。今年8月，马华小说家贺淑芳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从几个女性的生命故事直面五一三事件。小说描绘了各个人物的身心苦难，不只是围绕在当时的事件，还有他们不断遭受余波冲击，挣扎走向缺失了的未来。 2023年9月17日，大将出版社与星叶书房邀请五一三口述历史小组成员之一傅向红，与小说家贺淑芳对谈，题为《为什么要再提起五一三事件？》，此文按两位讲者叙述而成。当大家对“议题先行”，以及任何有关五一三事件的标签有所疑虑之际，其实小说家更早遭遇，并在这场对谈中分享了自己如何思考文学创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专注身体、医疗、疾病史相关研究的傅向红，则为读者分享为何该重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重新看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贺淑芳先提出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想法： “如果我们只是书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现实，这并非是创作。文学语言不是工具语言，这个表述与生存体验相关，也不能背离艺术的形式。” 回顾之前的创作，在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她以想像、魔幻的书写描绘马来西亚，以回应暴力、欠缺、不满足的现实。而《湖面如镜》收录9篇与女性身体、跨境移动相关的短篇小说，因牵涉宗教执行、秩序相关的课题，并拥有英文翻译本而较广为人知。不管牵涉虚构的意象，还是现实的课题，贺淑芳认为作者最大的伦理责任，在于极力趋近复杂的生命状态。聚焦最新作品《蜕》，创作过程中她必须面对一直以来的书写困惑：“写完〈别再提起〉，我其实对政治跟文学之间的界线，一直存有不安。很多人都觉得，文学和政治要有距离。”当然，《蜕》这本书最后呈现多面向的人物主体。他／她被政治环境影响，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他们的身分不只是华人，也是母亲、丈夫、女儿、孩子等。他们拥有不同的内在与经验，以及不能言说的创伤。 “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是，除了那个族群被带到边缘的位置，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对待性别的歧视，还有内心幽微的欲望。”一定有什么主导着人们，意图使他／她沉默——这跟政治上族群被边缘化是同样的权力关系。这种政治与分配，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那么文学与政治不能太靠近的文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冷战以来，因为当时有剿共的意图，文学过度卸除了跟政治对话的可能，也强调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但我们不应该罔顾特殊的时代脉络，照单全收，然后延续到今天。” “我们不妨对政治作为书写主题开放。”贺淑芳认为政治主题，应该是和婚姻、爱情、孤独、个体等这几种文学书写主题处于同等位置。政治带来的压抑与冲击，它形塑我们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这种真实也是自我主体的一部分，而文学应该自由探索任何范围。｜当作者进入田野｜书写五一三事件，除了寻找资料、查看旧报纸，贺淑芳接触的受难者家属并不多。她能理解他们的不安，很难继续谈及更多细节，也非常感谢仅有的几次会面。如果与生活在当地的、当时参与社运的人对话，他们更愿意谈及事件的方方面面，比如当时怎么度过紧急状态的生活。 “如果有些空白的地方，对方停顿、不讲，可是你会有所感受。我也会意识到，如果用很文雅的语言来复写，那感觉是完全不对的。”田野考察工作为贺淑芳的创作带来变化，也造就和过往有别的文学语言。“事实上，我们学习的书面语，是经过教育、经过某一个时代，比如经过冷战时期，华人需要重建主体而提倡讲华语运动。这是一种塑造民族的过程。” 从收集资料到田野工作，完成《蜕》后，贺淑芳察觉自己克服了当初的担忧，跨越一种单靠想像、闭门造车的危机。为了接近当事人的视角与内心，她打破过往的美学语言雕塑，找到文学语言可以开放的界线，发出更真实的声音。因历史的全貌其实并不清晰，也无法完整。如何解释、重新提起这段历史，其实还是充满很多空间和缝隙，这也是小说可以补充现实、松动框架的缘由。她赋予人物、采访者言说的力量，在小说中竭尽所能回应事件。如此一来，他们不只是逆来顺受地经历，而是能够唤回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也是贺淑芳阅读《在伤口上重生》的感悟。这本书使用第一人称，记录受难者家属、目击者的口述内容，行文朴素真实。比起报纸媒体刊登官方说明或其他解密文件，口述历史富有感情，能够贴近当事人。而国家档案局能够查找的资料不多，因为五一三事件在马来西亚仍然是政治上的禁忌，更凸显《在伤口上重生》是难得的一份记录。｜希望留住记录与出版｜傅向红分享《在伤口上重生》的制作过程，首先强调自己身为口述历史小组的一员，这一本记录并不属于自己的作品，“我只是负责一个平台，想办法让这些故事成为一本书，有一个记录。不算是创作，是集体努力而生产出来的成果。后来还有颖欣的加入，访问了一个澳洲的学者，这篇收录在英文版。” 英文版《在伤口上重生》名为Life After: Oral Histories of the May 13 Incident，于2022年出版，补充收录专研东南亚史的学者Anthony Reid的口述内容。当时他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执教，见证事件前后的政策变化。Life After也附录本地学者Jomo KS的一篇后记，重新思考作为马来西亚历史分水岭的五一三事件、剖析独立前后马来民族政党的组织进程。向红很少出席公开活动讨论这本书，也曾拒绝一些演讲邀约，其实是有原因的。回想刚出版的时候，约莫2020年，是冠病病毒肆虐、政局动荡的时期。当时马来西亚笼罩在威权复辟的阴影当中，而负责出版发行《在伤口上重生》的文运出版社，其旗下一本出版品遭到查禁。“我们当时很担心，这本书好不容易出版，如果举办推介礼等活动，会不会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本好不容易收集来的故事，因为宣传而遭受打压。即便后来出版英文版，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推介礼，也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来面对。” ｜交还叙述历史的权利｜傅向红觉得口述历史和小说创作的共同点，在于介入记录历史的方法。过去传统史学强调以官方书面记录为主，重视历史证据。“这证据以文字资料为主，特别以官方的书面资料为主，所以来自非官方、民间的资料难以进入历史主流。虽然这几年已有变化，很可惜马来西亚还没较多深入、全面的探讨。” 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收集个体记忆，并将其列为资料。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争议、质疑，比如情感与记忆能否纳入历史书写。因为人受情感、欲望影响，会修正记忆。而收集口述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情感与记忆更应该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牵涉人如何诠释和经历、如何述说历史，所以值得记录。向红补充，口述历史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往往认为，专家写的历史才具有权威。口述历史把述说的权利交给一般人，所以它有民主化的意义，历史不再掌握于少数的专家，或者掌握在官方的手中。” ｜收集口述资料的难处｜傅向红从人文关怀接触身体、医疗相关研究，一开始在2007年左右得知五一三墓园在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旁。自那之后过了10年，她就读博士期间阅读了不少文献，也开始有更多想法，就此走进墓园。不止是记录墓碑，注意保留墓地，也计划花长时间蹲点收集口述资料。回想收集口述资料的时期，她稍作停顿，只因沉重难以提起。“收集口述历史的前两年，因为要承受很多情绪和苦难。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把那种情绪压抑下来或遗忘，因为实在太不愉快了。” 除了共担情绪，收集资料时最重要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由此放弃或选择收录成书。口述小组成员思考怎么捕捉受访者的日常语言，并尝试让读者从第一人称视角认识受访者。因为这本书主要想传达的是，不要把资料、经历当成是工具，而是可以看出受访者的情感、经验和观点。｜面对创伤的过程｜星叶书房的周末下午，前来聆听讲座的读者大约有20位，间中有提问与回馈。其中一个提问是：关于受伤之后说不出来的状态，文学要如何面对沉默？贺淑芳回应，要理解“不说”，是真正的交流。“沉默非常可贵，因为其中有非常真实的部分，虽然她／他没有说出来，但其他人可能感觉到，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想像、回应沉默。这是基于想要和其他人亲密交流的愿望，真正的亲密。” 伤口源自冲突与威胁。面对威胁的时候，我们或会产生攻击的冲动，也会回避，甚至妥协接受现有的解释。而面对伤口需要时间，这是漫长的过程，而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突破限制的媒介。 “并不是说我们讲同样一种语言，就可以彼此连结。如果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彼此，那真正连接彼此的，应该是像梦一样的语言。它可以真正治疗人的内心，让我们接受内在的混沌无序。就像向红刚才分享的一些事，我们不忍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的秘密。”自五一三事件过去五十多年，淑芳希望也愿意相信我们拥有重新提起的力量，因为马来西人已共同度过许多好与坏。相关文章：【读家说书】张锦忠 / 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读家说书】刘雯慧 / 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读家说书】潘舜怡／眼淚記憶513 【言路】陳利威.誰走不出513事件的陰影

6月前

大柔佛焦点

【特稿】南边有光重启到天亮銮小镇深夜光芒四射

（居銮5日讯）在疫情后复办的南边有光艺文活动昨日带来多场次的精彩对谈，吸引人潮留守直至深夜，让居銮小镇的夜晚越夜越光芒四射。与之前两场活动不一样的是，发起人蔡兴隆此次提出“南边有光到天亮”的满档内容，让节目从下午５时延续到隔日早上７时，甚至大胆的将陈嘉荣、卓衍豪和郑凯聪谈“地方的梦”的压轴场次时段，安排在凌晨12时，令许多慕名而来的听众一起“疯”到深夜时段，座谈会现场仍是一片人潮涌动。蔡兴隆在会上提到，原以为自2019年起，南边有光可以继续风风火火的一直办下去，不料因为疫情被迫停了2年，因此4月份边境开放之后，就决定再次重启此活动，将居銮的美丽介绍给大家。他说，追随文艺的路上不是呆板孤单的，此次除了获得居銮青年的协力帮忙，还有来自各领域的人物愿意到来参与，对主办方而言带来很大的支持力度。 “当我们在寻找艺文汹涌的心路上，就偶尔作伴吧！因为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创作者，有些人可以扮演支持者、有些人可以扮演知音的角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连5场的主题对谈涉及题材广泛，分别为“孤独星球荧光笔和发条猫”、“人工少女/大丽花和文学中年”、“文字的多元宇宙”、“让杂志撬开僵硬的土地吧”及“地方的梦。；此外，还包括在地耕耘人物单人秀、演唱、朗诵、夜间老街导览、独立电影放映和早餐会等活动。活动现场还有15组手作、餐饮和个人品牌摊位，各展创意和丰富细节，点亮这场阔别已久的文化祭。在“地方的梦”谈起地方创生的场次中，华语新闻主播陈嘉荣分享他如何把美丽生活节从想象转为现实。他这些年来来从适耕庄到煤炭山，再到离南边居銮最近的新邦令金，把地方特色与文化艺术紧紧结合，带著一班学生一起把地方的美呈现出来。 “我喜欢和脚下这片土地发生关系，喜欢带著我的学生一起把在地文创做起来，喜欢感性热情的自己。” 从艺术创作，到社区工作到政治工作者的郑凯聪则是提及他在筹办“沙威艺起来”的收获，远远大于策划时的想像。 “从在地文化催生的经济价值及就业可能、逐渐回流的年轻血液、村民之间渐生的信任感和共同体意识、都在用成果告诉当年说：‘劳民伤财，文化艺术不可能在古来实现！’的人，地方创生的可能及张力。” 怡保在地创生人卓衍豪则提到，当每个城市越来越像时，人们是时候反思自己会不会是最后一代有“家乡”的人。他将自己的定位从文化的狩猎者转向文化的农耕者，更靠近土地的孕育好的苗子，赋能在地的人，让居民相信，城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居銮国会议员黄书琪也受邀主讲单人秀，她在场次中抛给听众一个想象，希望人们能够对公共建筑的存在再次进行思考。她以居銮联城公市为例，带出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对于老旧物品的厌倦感的反思，并举出实在的地方改造计划。 “当一个梦有了具体的对象、具体的想法和计划，那就不再是虚构的想像。” 郑珏颖（27岁，自雇人士）在受询时提到，第一次和朋友一起参与南边有光活动，除了感受久违的热闹气氛之外，每场对谈的内容也是非常扎实，丰富了她对不同领域的认识，同时也提醒自己一些平时没有在关注的议题，收获甚大。方赠仰（31岁，食品批发）则表示，南边有光已经成为居銮地方上的品牌活动，虽然自身并不擅长在艺文这一块，但看到在文化界人物在疫情之下面对的艰难，和他们默默耕耘和坚守发光，就应该以行动到场支持。来自新山的钟姓出版业者此次特地前来参与活动，她指出，这一次的活动计划延续通宵，感觉出是经历2年疫情的酝酿，所有人都蓄势待发。 “在南边有光的活动上提到文学、地方创生和杂志创办，看起来很文艺，但其实很生活，我认为文学并不是曲高和寡，应该是非常贴近生活，这样的活动绝对值得被推广。” 她表示，居銮虽然是个小山城，但热爱文艺和关心社区的人很多，他们需要更多的平台推广。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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