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条船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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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约访安排在早上10时，“廖桑”廖庆松头戴鸭舌帽现身，或站或坐，配合摄影拍照。配合6月3日举行的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廖庆松前一天才从台湾飞抵吉隆坡，晚上又出席电影《悲情城市》映后座谈至接近午夜。奔波了一天，怎料这位73岁的电影剪接大师说，夜里回到饭店做运动，还若无其事地说“超慢跑”到撞墙才知道累，是时候睡觉休息。拍好照，送上一盒娘惹糕给廖庆松，其实是旅台大马导演廖克发越洋出的主意。两人是师生，廖克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菠萝蜜》便是由廖庆松监制和剪辑，第一部纪录片《不即不离》则是廖庆松在课堂上指导的片子。 “电影和孩子一样，你生了这个孩子，但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你要看见它，它就会长出自己的样子。”从廖克发那儿打探到廖庆松的指教，问回当事人，发现这不仅是他剪片心法，进阶下去其实在修炼人生。剪辑师不是上帝，不是磨个刀就要去宰猪廖庆松被誉为“台湾新电影保姆”，在很多访谈中他都讲过，台湾电影新浪潮那15年左右，合作的导演从前门出去，他就从后门跑去书店。导演关注哪些议题，他就买那一方面的书来进修。结果读了社会学、文学、古典诗词等等，把书店各个部门都读遍了。在那之前，台湾电影多半是“三厅”模式，场景环绕客厅、舞厅、咖啡厅讲故事，越煽情越好。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开创了新画风，“这些人把土地、把他的对环境的感觉、对社会的意见，都可以拍成电影。”廖庆松自认思想开放，让他很快接受和加入新电影的行列，“文学可以变成电影，你的意见、看法也可以变成电影。” 后来，廖庆松又因和很多初出茅庐的新秀导演合作，有了另一个称号，“台湾新导演保姆”。又，2000年开始在研究所执教，很多新一代电影人都是他的学生。对他而言，教学就是第二次进修，因为身为老师有责任厘清很多事物，也要充分了解学生。这二十多年来教学相长，他形容成另外一个苦行僧的过程。学什么？学习了解年轻人对现代环境的感觉，学会沟通。“年轻人不是你想像的，你讨好他也不对，你限制他也不对，都不对了。”连如此资深的廖庆松都说，要了解年轻人，要有一种平等的心理。 “面对学生、电影，甚至人世间的所有状态，我是‘无我论’，就是我并不把自己的观念放进去。”廖庆松常对学生说，不要以为当剪接师就像上帝一样，握有权力，好像磨个刀就要去宰猪。“那会很惨，你应该是很客观，而且平等地去把它看清楚。” 如何客观？以物观物，把自己当作物体，而不是一个“我”去看事待。 “无我”既是剪辑心法也是人生哲理廖庆松说，导演、编剧拍戏拍到最后，跟自己想像的自然会有距离，而作为剪接师的他就是要客观提醒导演，片子已经不是原本设想的样子。所以对待片子，他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放在真实人生，多少父母对儿女有一定的想像和期盼，而且非常严格监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这个是好像很错误的方式，但是它是很多方法里面的一种方法而已，而且可能副作用还蛮大的。” 和廖庆松谈教学，谈与年轻人相处，谈回剪片，又谈到做人的道理，他用同一套哲理来回穿梭，听的人一时不察这会儿是在说人生，还是说片子。但这应该就是廖庆松在剪接事业中修炼的人生，“其实就是《心经》，什么色声香味触，面对所有类型的片子，剪接师要有一个本性，而这本性是不变的。”有了这个空无的心，可以穿越所有影片和状态。反之，自己若抱持意识形态或者处于混乱时，怎么也看不出一条路来。到最后，“无我”是一种很严格的检验和判断标准，也是一个人的修养。“也可以当成你的工具，当那种‘无我’修炼出来的时候，你有一把全世界最准的尺，到任何一个空间都不会改变。” 廖庆松说，完成创作需要严格判断时，就需要这种心态。他也认为艺术家应有这种极端客观来观看自己，否则主观只是在印证自己心中的对错。在压制言论的环境中找寻缝隙廖庆松和大马电影人有缘，除了廖克发的《不即不离》和《菠萝蜜》，他也是黄巧力导演《新村》的剪接师。说巧不巧，三部作品都含马共元素，都无法通过马来西亚电检局审查。大马人无缘观看，廖庆松打趣说，“你去跟导演说，因为采访廖桑，要写报导，跟他们要来看。” 与大马电影人结缘，多半是师生关系。他对大马学生赞誉有加，觉得这几年的表现越来越好，也会好奇询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从接触到的马来西亚学生身上找到和自己相近的感觉，至少环境很像——很压制言论的状态。廖庆松是战后婴儿潮一代，资源匮乏，竞争激烈，必须非常拼搏。直到80年代台湾经济转型，人们也开始有土地认同，对社会议题的思考，那一代电影人自然想透过电影表达所思所想。可毕竟在戒严时期，言论和创作受到严格的审查和箝制。谈回马来西亚面对电检的问题，背后也有厚重国族历史纠葛，局外人廖庆松认说，“也许需要《悲情城市》这种电影吧，一个导演用真的用非常穿透所有情感的力量，去拍一个全民都可以看的电影。”当政府挡不住，这个电影可能成为一个缝隙。温水煮大象：用情感诉说对抗政府力量《悲情城市》以台湾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白色恐怖为背景，1989年上映时台湾刚刚解严2年。廖庆松说，当时很多愤怒派觉得电影拍得太温柔，没有用力去谴责白色恐怖。今年《悲情城市》以4K数位版重映，他观察，经历三十多年，观众更能用多元和包容的心态来看电影了。“以前是没有感动的，哪有感动？他看到了就生气，怎么拍这么温柔？拍这些女孩子拍这些事要干嘛？你们要控告谁？” “他们不知道情感的力量才是更强的控诉。”廖庆松认为，极权国家用政府的力量控制时，用情感诉说来回应暴力，力量反而更强，观众更容易感同身受。导演侯孝贤正是用情感取代意识形态，从人跟环境的关系去说故事，就拍这些人的状态，观众自然深受感动。“我觉得基本上是要感动，也许真的会找到乌云中间的一个空隙，而且是发亮的金黄色。” 马来西亚也有过不去的国族伤痛，马共也好，五一三事件也罢，廖庆松从合作的电影作品中略知一二。他说，仇恨如果用仇恨解决，那只有永远的仇恨，“再恨什么东西，没有爱是化解不了的，因为它本身就要出自一个善良的情感，才会化解。” 台湾从戒严到解严走向民主化期间，电影也经历被政府审查、删减的过程，廖庆松是过来人。“它是一个环境，大家要一起去冲撞。”说起台湾电检，不得不提“削苹果事件”。当时《儿子的大玩偶》中导演万仁的〈苹果的滋味〉遭密函检举，记者杨士琪义不容辞站出来报导事件。回顾当时的冲撞，廖庆松说大伙有种自觉，“以前这条线不能过，现在可以踩线就好了就满意了，甚至大家不要过度，然后下次再踩一点点……”面对温水煮青蛙的当权者，他笑说，“煮回他，我们就温水煮大象，可能会煮很久，但是象还是会痛到跑掉！” 【廖庆松小档案】台湾资深剪接师，1973年入行，首部剪接作品是《汪洋中的一条船》。80年代遇上一众年轻新导演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一同开启台湾“电影新浪潮”，被誉为“新电影保姆”。侯孝贤的御用剪接师，两人合作超过40年，作品包括《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2018年，获颁金马奖特别贡献奖。更多人物内容：中国作家刘震云 / 无言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台湾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 “不要老是觉得大众很蠢” 媒体人该相信社群的智慧贝壳放大创办人林大涵 /众筹共享梦想亦推动社会改革自嘲跟传说中一样龟毛／主播方念华：细节处理好比一切重要昆虫生态学博士转行当记者／刘耀华用理性与感性写环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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