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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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草 / 女性的神明职场

女性常被视为不洁，过去经期和坐月子期间不得烧香，甚至不许进庙，何况让神明附身？然而，作者注意到女童乩改变了男性为主的父权社会的规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本书是人类学家蔡佩如博士的硕士论文，她在1990年代注意到女童乩数量渐渐增加，而过去担任人神沟通的童乩几乎都是男性，她于是访问了25位台南、高雄一带38到84岁的女童乩，探索成为童乩的过程，也探索女性在这其中的处境。为何称童乩而非乩童？其实“童乩”乃福建古吴语dang-gi以汉字拼音，后世误解以为是小孩而反转称为“乩童”。童乩跟专司“牵亡”（让亡魂附身）的“尪姨”差异是，童乩可被神明偎身，以神明的身分手舞足蹈，常用五种法器打击身体至出血（称为操五宝）。女性常被视为不洁，过去经期和坐月子期间不得烧香，甚至不许进庙，何况让神明附身？然而，作者注意到女童乩改变了男性为主的父权社会的规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之所以当上童乩，通常是身体或家里先出现状况，比如常常头晕、恍惚，甚至用别人的语气说话，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效之后，跑去问神才知被亡魂或神明附身，有的是神明如上帝公、魁神等要求用她的身体，有的是亡姐妹要求冥婚到夫家，有的要求经由仪式送往西方修行，妇女答应合作之后，往往不药而愈，妇女和亡魂“共修”之后，亡魂由天公庙和东岳殿注册神格，妇女成为童乩，两者成为济世救人的合作伙伴。亡魂较常是夭亡未嫁的姐妹（成为仙姑）、亡子（成为元帅或太子爷）或夫家的兄弟（成为元帅），都是没有后代祭拜的亡魂。在汉人父权制度下，死后必须有儿子祭拜才能成为公妈（祖先），而女人嫁了就是属于夫家的，未来由夫家祭拜。

6月前

逃离乐园的芭比 /贾思敏（亚罗士打）

同为90后社畜，我与好友鹅梨虾有着数不尽的共同话题和极其相似的遭遇。我俩乐于与对方在这烦嚣的都市生活中一同构建一片容许我只是我，她只是她的精神乐园。哪怕me too已从艺文圈燃至娱乐圈，我俩身处的大环境对女性、对受害者、对性骚扰的态度也依然不算太友好，其中更不乏把整件事当成一场笑话的吃瓜群众。所有我们曾经吃过的亏，吞过的泪水，也只有在那个仅存在于精神与幻想里的乐园得到抒发。因此，当我在大银幕上看见那个女孩们可以肆意追寻所有梦想，穿着露背短裙也毫无男凝（编按：男性凝视，male gaze，在这个视角下，女性只能成为“被观看的人”）与“咸猪手”之隐忧的芭比乐园时，我狠狠地哭了。在那无数个重叠交错的天马行空乐园里，我俩的最爱与最痛就是“假若我们活在女权世界”。我甚至能共情芭比只想选择高跟鞋，不想来到现实世界的心理。当然，我依然认为着高跟鞋是现代版缠足。但在天生“踮脚尖”的芭比眼里，高跟鞋才是最符合身体构造的舒适追求。何况，她还是最符合人们刻板印象的“Stereotypical Barbie”。无意引起性别对立，但据现实生活观察，绝大部分男性都无法真正理解女性对刻板印象和标签化的厌恶。我谈不上是什么大美女，但因为性格较为内敛，妆扮风格也较为女性化，就经常被一些还不太熟悉的书友文友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性格柔弱，更有男书友干脆说我就是可以无限度容忍他所有低俗笑话与对女性的不尊重的好欺负菟丝花。然而，一个未满18岁就离家在外念书的女孩，真会是柔弱菟丝花吗？我们曾试过独自到IKEA选购大小家具、试过独自把厚重床褥搬入公寓卧室、试过独自组装床架鞋柜、试过独自一人走过凌晨暗黑无人的小巷、试过独自入院动手术、更试过在地铁站与掠夺匪对峙再自己到警局报案……一桩一件，全是活生生甘苦交杂的亲身经历，委实没必要透过亲吻自己二头肌或剪去长发、换上黑白西装的方式来宣示独立与力量。无可否认，男性朋友也可以说那些亦是他们的经历。可是，为何同样的寒窗苦读、同样的文凭学位、同样的案牍劳形，却还要像电影中的Mattel高层那样，穷追不舍、不屈不挠地想将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女孩装进精美的娃娃包装盒里？为何又要理所当然地拿女性来当低俗娱乐和谈资，而不觉得那多少是对自己母亲的背叛？被赋予诞育生命，拥有如此神圣价值的乳房和阴道，曾几何时又成了带有羞耻感和性暗示的器具？波伏娃在《第二性》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谁曾想，在一部犹如粉红轰炸机般的爆米花电影里，曾被认为宣扬女性外貌焦虑的芭比，居然赤裸裸地呈现这个，在隐蔽版的父权社会里，大家理性上都知道，情感与行为上却不全然认可的真相。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所谓的出厂设置，制定我们必须长成哪一种模样。身边男性朋友总在抱怨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有事业心、社交能力强、富有运动细胞、驾驶技术、不可以流泪……都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所以忍不住认为女性就是父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女性应该柔婉、应该纤瘦、不应该有事业野心，又何尝不令女性倍感窒息？自我怀疑已纠缠我大半生很多人说电影中Gloria那一段独白太突然，也太说教。可那些是不少女性从小到大，日复一日的真实人生。我哪怕一整天哪里也没去，也会无端遭男书友讽刺只看女性作家的小情小爱，喜恶更会被恶意曲解成只是见不得另外一位美女作家更优秀。或许是我太敏感，又或许是我自尊心太强，我经常能在别人的言语和文字间读出对男性的崇拜和对女性的贬低。比如女性作家就常被默认为只懂小情小爱，不懂家国情怀和社会冷暖。也难怪作家芭比被“洗脑”以后，会认为自己没资格得到诺贝尔奖。而这种看似荒诞的自我怀疑已纠缠我大半生。我和鹅梨虾都曾被男性辱骂是在打“女拳”，更曾被一些女性“好言相劝”，让我们接受男性明显不怀好意的凝视，只当一个漂亮的芭比就好。可却没人愿意在要求女性忍让和包容的同时，也要求男性以平等的姿态来看待女性。我俩就像是疯狂想逃离Mattel总部大厦的芭比，明明什么都没做，就被默认会给现实世界带来破坏。可笑的是，我俩由始至终最渴望的，不过是能够自由地成为最纯粹的贾思敏和鹅梨虾。

8月前

读《鸿》：三代以后，革命仍在继续/丹心（诗巫）

“来世就让我变猪变狗，不要再做女人了！” 当张戎的外曾祖母在三、四十年代向菩萨许下这个愿望时，你会知道，不管跨越多少世代，或是处于哪个国度或文化，女性总身不由己地在心中默默许下类似的渴望。细读了《鸿》才知道，革命的开始均源自于善意——我们都是想改变现状，才举起革命旗子的。譬如共产党的崛起，其中一部分由性别平等为基，打着“女性可以顶半边天”的口号，想要改变些什么。是有些改变，但随着进步多了，恐惧也多了。开始的，一切都变了调，自己人喊着其他女子不够端庄矜持或太轻浮等，开始拿着女性特质来攻击女性。而这些攻击者，大多是女性。本是要剔除的封建思想，此刻却被拿来当作攻击的武器，将女性限制在传统的框架里。过程中要求女性检讨思想的行为，似乎也成了今日检讨受害者的根基。 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了MeToo社会运动，原意是希望通过同理心推广女性赋权，终结女性性暴力。这些年过去，性暴力、性骚扰课题已逐渐为大家所熟识，人们也学会更加警惕。这些课题是具体的，大家看得到、听得到，会觉得这些恶行不可取。但在社群网络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每一天职场上的互动，女性的无助感还在。因为当我们感受到无礼对待，或是内心因对方举动感到不舒服时，所有的勇敢发声最终还是会弹回自己身上：是不是我们穿得太短？是不是我们的肢体语言让对方觉得他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是不是我们不懂得避嫌？检讨受害者，永远是第一步。而检讨者，在受害者多会先和女性前辈提出自己的遭遇下，很多时候均是女性。改变得从琐碎开始我在第一次听到“是不是你穿得太短？”时，马上沉默，想到一句话：女人总是为难女人。那瞬间我明白了，所谓赋权、所谓的追求性别平权，不过是因为我们在父权的社会结构里属于弱势、属于需要被保护的一群。我们畏惧强权，所以才习惯去检讨受害者。若把目光转向更细微的部分，你会发现恐惧是从社会框架和主流价值观衍生的。例如张戎在书末提到“无对象”产生的焦虑感，放在如今这个时代，女性还是会有共鸣。——但这个时候检讨的，还是女性。嫁不出是因为太强势，没有好对象也是因为太强势，不婚不生是太自私。在“你太强势”的指责下，社会对于我们的要求是谨记封建时代的价值观，要矜持，要温柔，要能持家。性别平权运动走到今天，表象改变了，实相依然是希望女性保留着传统价值观。张戎写道：“我不想要伟大的使命，不想要‘事业’，只想要生活——平静的生活，可能是琐碎的生活。” 或许，真正的改变得从琐碎开始。琐碎，来自每一天我们对他人不同于主流群体的正面评断，来自于价值观的升华，来自于每个人的不一样不再是另一场社会运动的开端。那时候，所谓革命，才能真正的落幕吧。

8月前

【有痣青年】好女孩谁怕！/ 陈奕君

朋友去算命，算命师傅推算着她的八字命盘，突然很严肃地说：有件事我要提醒你，我有点担心，往后几年你的性爱影片可能会流传出去。先不论朋友是否有拍摄性爱影片——又或者她曾被人偷拍而没有发觉——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反应竟然是哄堂大笑，然后开玩笑说可以顺势开一个OnlyFans账号来赚钱。笑完之后，我们开始讨论：性爱影片外流本来被视为一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耻辱和污名，但来到这个时代，人们对这些事情的观感已经有了转变。从最早开始为人所知的社交名媛芭丽丝·希尔顿（Paris Hilton），到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网红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都曾有性爱影片外流。即使伴随着部分的鄙视和骂名，这些名媛和网红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却也跟着舆论和关注度水涨船高。后来一直有传言说，这些事其实都是她们自导自演的一手操作，既然“黑红也是红”，那么就先无所不用其极地收割一波流量，再趁势赚个盆满钵满。一种社会的进步当然也有非自愿的例子。奥斯卡影后珍妮佛·罗伦斯（Jennifer Lawrence）也曾遭骇客外流160张自拍给远距离男友的私密裸照，当时她的姿态是受害者、幸存者，谴责盗取照片的骇客。那是2014年的事，舆论毁誉参半，而支持珍妮佛的舆论态度是：女人不必因展露性感、表现性欲而感到羞耻。可是往回拉到2008年，众人对阿娇的艳照门事件，却是一面倒的负面评价。从2008到2014，人们对这类情事的判断，开始出现了转变——或许，也有赖于许多教育和宣导的进步。这几年，马来西亚也有一个Ms. Puiyi，因为裸照被盗，而决定在勒索者把照片放上网之前，“自己先脱”、物尽其用，自行拍摄并上传更多裸露尺度极大的照片和影片，而后成为坐拥2200万粉丝的现象级网红。一开始听闻这个新闻，我还在想：啊，虽然这依然是传统的女体消费模式，但也算是性压抑脉络下对父权体制的某种反扑，干得好。脱或不脱，是某种门槛，决定了一个人往后还能靠什么展露什么，才能持续在网路上获取他人的注意力。把自己定位在受害人而隐姓埋名低调生活？或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来对厄运反击——Ms. Puiyi后来在某个采访中吐露那段时期的盘算：她参考了多位曾有性爱影片或裸照外流的名人事迹，而后下定决心从这里开启自己的新事业。她的说法，取得了相当大一部分年轻群体的支持。有个词叫荡妇羞辱，说的是女性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背离了传统（父权）的性别期望——如性感暴露、言行放浪——而被社会贬低，自身也会因此感到羞耻。从前，人们会指责和恐吓：好女孩不会拍这种不知廉耻的照片和影片，你拍了就会有后果。如今，人们说的是：女人有拍摄和记录性爱的自由，这是普通且正常的性欲展现形式。真正做错事的是故意把东西外流以作为威胁、勒索和不当牟利的那个人。荡妇羞辱的压力，已经被逐渐稀释掉了——也许这个演进方向会让某些人感到不高兴，但能够稍微松动父权体制对女性的钳制，这当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由于对这一类情色内容的快速消费市场一直都在，于是也顺势诞生了一大批以裸露为卖点的网红群体。以时事评述和追踪起家的推特，其实有半个本体是黄色内容的“肉账”，IG上随便一搜就是美胸美臀的大尺度美照，其后这个市场更延伸出更直白的钱色交易平台如OnlyFans等。她们有商业价值吗？有的，只要流量够大，置入产品的业配照片一张收费从2500令吉起跳。百万、千万流量的大网红，就算以情色内容起家，掌握影响力之后也随时可以“把衣服穿回去”，转换跑道成为另一种形象较为健康的网红——打碟DJ、访谈节目、出唱片、拍电影、脱口秀、个人品牌等等。人们对一个价值观的选择和判断，常常会被同侪圈子和当时的文化环境影响。就如我和朋友们的讨论：假若你的性爱影片真的被外流，你会害怕吗？如果是10年前发生这事，那还是值得害怕一下的，随时会有“人生毁于一旦”的恐惧。但若是在2023年？说不定这是一个新事业的契机。一个人要不要走上这条路，或多或少会有心理障碍，但若已经非自愿地被拱上了这个舞台，总不能空手而归呀。

9月前

【有痣青年】女人的选择/陈奕君

做个小女人还是大女人？要用自己的肉身抗衡出新的道路，或是直接套用前辈的范本？可不可以两个都要？

1年前

陈颖萱 / 解什么结？拆什么违建？

如果一生只能写一篇书评或只能读一本书，我想这个“固打”应该保留给亚伦·强森的《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原因无他，因为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生活在父权体制社会中，既被这个体制影响，也影响着这个体制。 “父权”与“女性主义”一样，除了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词汇，让人自以为非常了解它们，更是非常容易挑起群众敏感神经的词汇。说起“女性主义”，或许会令一些人不安，仿佛女性主义者天生一副傲骨头，凡事乐于唱反调。谈起“父权体制”也经常让许多男士误以为一切父权问题根源都与自己有关，提及父权仿佛就像在数点男性个体的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亚伦·强森谈父权，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来谈。在这个切入点底下，女性群体虽然依旧是父权体制压迫的核心，但父权问题已被放到社会层面来检视。这种检视方式让我们看到，任何个体无论其性别、种族、阶级等身分认同属于哪一类别，他／她或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着父权体制。亚伦·强森谈父权，是建立在不追究谁或任何群体应该背负父权责任的基础上。他事先介绍父权体制为何物，分析父权体制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从而提点我们虽然无法单靠一己之力来打击父权，也无法完全与父权体制割席，但是我们能够选择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参与这个体制，进而改善我们自己，又能改变同样型塑着我们但也被我们所型塑的这个父权世界。在性别话题逐渐学科化的今天，父权问题经常被归类入性别议题底下。这种归类方式固有其便利之处，但同时也局限了有关父权问题讨论的曝光度。那是由于在“派头上”看起来更为“重大”的政治、国家、世界等议题之下，性别议题仿佛仅仅是小我之事。殊不知在我们的大我社会中，有许多大问题的运作模式其实都与父权体制的运作息息相关。《性别打结》是一本既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又可拆除认知违建，重新了解自己与社会之关系的书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