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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风

在新纪元的图书馆内,竟然还找到谢冰莹一本非常薄小的小说——《爱与恨》。借了出来,翻到末页,看到“赠书单位”上记录:陈川波先生。陈先生笔名长河,也是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五届毕业生,于70年代初期负责编辑《星洲日报》五个文艺副刊。2015年,新纪元设立“方修文库”,乃是经时任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的陈川波穿针引线。 谢冰莹于1960年离开马来西亚返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陈川波则于1963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就读时期还是校内重要刊物《大学青年》的编委。陈川波当年读了谢冰莹的小说,他的文学启蒙显然来自走入华校的中国现代作家。 1960年代初期的南大校园,乃至整个星马文坛,文学氛围浓厚。这时期走入南洋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三位。她们虽然在大学里教授国学/古代文学,但她们本身积极创作,发表至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蕉风》,又到新马各地演讲,结交文友,亲自带领学生投入创作,甚至在本地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台湾中兴大学罗秀美老师早有长文〈自我与南洋的相互定义——苏雪林、凌叔华、谢冰莹、孟瑶与锺梅音的南洋行旅〉,对这几位现代作家的南游踪迹作出很好的剖析。 她们在星马生活3至5年,日子不长,来去如风,却铸成印刻。诚如凌叔华、梦瑶和苏雪林之于云南园,谢冰莹则是属于太平湖的。她抵达太平华联中学执教以后,可以说比任何一个南来的中国现代作家更努力地融入本土社会。1961年,她回到台湾,首先出版《马来亚游记》,书中收入多篇她对太平湖光山色的细微观察——“游太平湖最好的时候,是清晨、黄昏、月夜,和细雨蒙蒙的时候”,可以想像这位作家如何沉浸在昔日的太平湖时光。 书中还有一篇〈马来亚侨胞的口语〉,谢冰莹胪列出本地社会惯用的口语方言,让 “想来马来亚的朋友们做个参考”。在这列表当中有个很玩味的词汇,即“来的”。谢冰莹发现本地人惯常地在每一句话后面都加上“来的”。好比说“她是作家‘来的’”、“这是什么‘来的’”……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星马华语,谢冰莹老早就注意到了。今天,广东话也常有类似词缀,例如“乜嘢来噶”,“佢系先生来噶”……其字意虚化,却是日常用语。 谢冰莹还没离开太平之前,上述提及的中篇小说《爱与恨》已由蕉风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她在太平中学执教时的情况为背景,写的是一中学生因女友出轨而闹出命案,自毁了前程,打击了母亲。轻薄的小开本,内附插图,吸引了阅读目光,谢冰莹强调通过文学来教化中学生。 早在1950年代,谢冰莹已想到太平这地方来。她在新加坡作家张逸萍的散文《希望》序言中提及:“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台湾师大中国文学系,选修新文艺习作的,有一位马来亚学生,写了一篇〈太平湖之恋〉,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小品文,真是如诗如画;我为这篇文章而陶醉,脑子里,常常会出现太平湖的影子,后来我去太平华联中学执教,可以说,也与这篇文章有关。” 还未抵马之前,谢冰莹已将小说投稿至《蕉风》。之后到了马来亚,更是积极,她在《蕉风》的文章,一是她旅居马来亚时的散文创作,另外则是她对文艺理论的写作。当时除了《蕉风》之外,还有《文学周报》,两家的编辑团队也是马华文坛主干,包括姚拓、白垚、黄崖、黄思骋等。谢冰莹亦被姚拓邀请到《文学周报》在福隆港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算是和马华文坛文学爱好者首次“亲密接触”。谢冰莹是在此次讲演后再度萌起写小说的念头,《爱与恨》即是当下的产物。 这批“民国作家“的到来,在某个程度下为马华文坛增添不少姿彩,南洋对她们而言无疑是家乡和域外两地之间一个过渡的据点,当她们带着前半生的文学积累来到这里,南方暂且成了她们文人雅集的场域,不管是她们和南来文人之间,还是她们和马华文坛/文人之间,这座半岛的日常滋养了作家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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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南侵,继以中共统治大陆所激起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可证诸于英国殖民之下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马来西亚,以及在1965年从中分离出来的新加坡或星加坡。后者虽曰一分为二,其后多年的民间交流仍然频繁。在加拿大的“北美星马同学会”,在台的“星马留台同学会”都没改名。在星马本地华文文艺圈的交流,依旧是“星马一家亲”。这个观察乃根据个人的记忆与经历,和以下几本中肯中立的著作:林春美、马仑、黄锦树等 。 基本上,这儿仅选取至2013年仍有文艺作品发表的老辈作者群,或稍有例外的旁及。但暂不包含鲜从事文艺创作的文学历史、评论家。 群中极受两地作家仰望的有槟城的温梓川、萧遥天、星洲的方天、孟毅、连士升。中生辈且著作经常上报的作家,不论地区,有陈慧桦、李苍、林木海、萧艾、淡莹、山芭仔、温任平、鲁莽、周唤、马汉、周灿、林方、英培安、陈瑞献等等。诚然,马仑于1979年所编著的《马华写作人剪影》及随后的修订版,不偏不倚,几乎包揽所有上世纪80年代前的马华作者,不论其左右翼。当年的好几位文青创立过海天诗社、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五月诗社等。甚至还有收购报馆以提倡文艺的文青。由于我在1970-80年代忙于学术本科的研究和教学,几乎与星马文坛脱节了。故这时段纵是我的学生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中已享誉星马文坛的有尤今、梅淑贞、马盛辉、潘正镭、希尼尔等。 值得一提的,也算例外的是出生怡保的南大中文系的尤今(谭幼今),她已出版了两百多本散文小说集,有不少还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显示星马文坛已逐步离开冷宫文学的阴影了。怡保的潇凤,身居国际汉诗社的副主席,在提升大马的文艺国际性,可谓任重道远。据悉,黎紫书、梁靖芬也正往这方向进行,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可能在1980年之后才出道,因在马仑1979 年的书中并没提及此四名作家。拙作《与智者愚者同行》(2019)或略有补充。  写作人野餐会 我虽没正式参加过星马各类诗社的活动 ,却参加过学生周报暨《蕉风》举办的作者聚会活动,如第一届的“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 时为1961年3月18至24日,地点是波德申的清风阁。另还有一次是在邦咯岛。我在前个集会上认识了许多各地的文友如鲁莽、端木虹、马汉、辜健智、冰谷、年红、慧适、陌上桑、游汉炳、游汉维、张齐清等等。丁善雄那次受邀但没出席。会后出版了纪念刊,内包含了十多幅活动图片,以及36名参与者60年前的肖像。之后好多年他们还活跃于星马文坛。马汉在追悼张齐清一文中也报道了全部参与者的姓名,以及他们俩为落实发展文艺的意愿而收购了霹雳州的《建国日报》。他们之间更不分彼此,更遑论星马分隔,皆把感情浸淫于文艺中。 不亲的倒是互相猜忌的左右翼文人。由于报刊多接受同翼文人的稿件,投稿人可说没多大的选择。那是上世纪的事了。 在1950年代的星马文艺圈里,文艺活动多附属于报刊,偶有杂志。该时代的《星洲日报》左倾,《光华日报》右倾,《南洋商报》比较重商。销路较广的文艺刊物有《蕉风》和《学生周报》,两者皆被视为反共或第三势力的刊物。这些刊物几乎全由中国本土或香港南来的报人、文人所把持着。大家比较熟悉的便有方天、连士升、李星可、力匡、原上草、黄思骋等。他们的政治背景被分成三大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及中立的第三势力。顺理成章的星马的作者便被冠以左右翼等之称谓。而出版《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友联出版社则左右不属。 星马分家后,两家大型的华文报章也逐渐各自改变编辑的方针,以适应国情。新加坡原来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更直接地合并成为《联合早报》。虽曰国别左右翼的老牌文人已逐渐趋向左右逢源的境地,两地的文青却以国别的作家协会彼此划定奖励的底线。 个人在六年级时便参加学生周报社(1969年后又改称为学友会)的各类文艺活动如合唱团、办壁报的文艺组等。与许多会员一样,我对蓄意赞扬劳工的诗文作品不太感兴趣,只因那类诗词过度的口号化,与政治倾向无关。    台马一家亲 际此,值得回忆的亲家多年后似乎已被“台马一家亲”替代了。大马旅台文艺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陈慧桦、林绿、黄锦树、张锦忠、李有成、钟怡雯等约三十多名文艺作者的作品 ,出现在黄锦树等三位于2014年主编的《我们留台那些年》。接下来于2022出版的巨著《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 》中,其文青数量激增。虽然他们好些已选择定居台湾,却经常回娘家,更经常为大马报章撰稿。总之,与星马本地文人之交流非常融洽。 诚然,这儿并没提及台湾更早期的著名文艺作家如余光中、司马中原、痖弦、琼瑶、李家同、张系国、李敖、柏杨、龙应台等。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星马很流行,有位也被引导编选过【南洋文艺】专辑。可惜他们中有完全不熟悉星马文化的,或有视星马文艺为冷宫文学,或有从没写过文艺作品的。文艺本质本来就不是科学,但编选不科学的文艺作品却须科学化,岂可蓄意以偏概全?多年来他们所选编的星马文艺全集,全不全? 本文仅涉及经常撰写诗歌、小说、散文的文艺作者。专攻文学史料、编撰他人作品集、时事评论的专家,可另文讨论。
1年前
“余抵星加坡,即居舅氏别庐。别庐在植园之西,嘉树列植,景颇幽胜。舅氏知余性疏懈,一切无訾省,仅以家常琐事付余,故余甚觉萧闲自适也。”这是苏曼殊小说〈绛纱记〉句子。 〈绛纱记〉讲情爱劫难,前后出现4个故事。其中叙述者昙鸾和五姑在新加坡相遇相知,因为昙鸾舅父破产,五姑父亲将已论婚嫁的恋人拆散。昙鸾和五姑私奔,北回中国。这段情缘有南洋风情,缩小我们和小说人物距离。 在悲哀的故事中,我自寻区域趣味。苏曼殊提蕉风椰雨,文字虽然不多,类如“时见吉灵人焚迦箅香拜天,长幼以酒牲祭山神”,放慢阅读速度自然不过。叙述者说舅父所开糖厂,“重要之任,俱属英人,佣工于厂中者,华人与孟加拉人参半。余默思厂中主要之权,悉操诸外人之手,甚至一司簿记之职,亦非华人。”那是20世纪初马新工厂现象,与其说华人媚外,不如说是政治现实。 地域书写只是蜻蜓点水,作者志不在写实。〈绛纱记〉内容横跨新加坡、香港、苏州及上海。情僧情根难断,爱讲俗世和净土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偶然路过新加坡,随手拈来为情节发展铺陈。 柳无忌〈苏曼殊年谱〉记苏曼殊1909年8月,“至上海,晤蔡折服,旋游西湖。南巡星加坡诸岛,遇庄湘及其女雪鸿。《燕子笺》 英译成。”苏曼殊离国乘船去爪哇,转站新加坡,在船上遇西班牙籍老师罗弼·庄湘和女儿雪鸿。  1896年,苏曼殊在上海教会学校求学,庄湘为英文老师。他有慧眼,对苏曼殊特别关照,雪鸿和他也谈得来。船上相逢,触发苏曼殊不少创作灵感。苏曼殊在新加坡病倒,进了医院。庄湘父女目的地是欧洲,但却留下照顾苏曼殊,等他出院后,才乘船西去。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这是苏曼殊当时所写〈题拜伦诗〉,讲拜伦也讲自己。拜伦和苏曼殊属聪敏伶俐型,二人性格相近,愤世嫉俗,率真不羁。他们渴求关爱,情绪不稳,内心经常涌现与生俱来的空虚和焦虑,顾影自怜。拜伦对生死、爱恨以及孤独感的书写,打动苏曼殊心灵。拜伦经历不少飘泊生涯,他离开英国久居希腊,无家可归的心情和苏曼殊极为相似。苏曼殊崇仰拜伦,理由不难理解。 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 苏曼殊在《断鸿零雁集》记说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拜伦诗“雄浑奇伟,今古诗人,无甚匹比。”他用英文写〈潮音序〉时,形容“拜伦的诗犹如使人兴奋之酒,喝得愈多,愈能感受其甜蜜魔力。”拜伦的真诚是其美感力量的来源,“他的生命,是用爱情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 〈题拜伦诗〉有小序说雪鸿“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伦遗集一卷,曼陀罗共含羞草一束来见,且殷殷勗以归计。”雪鸿也喜欢拜伦,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谈及拜伦作品,促使苏曼殊着手翻译其诗。一年以后给朋友信中,他说雪鸿“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椰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柳无忌所提英译《燕子笺》,也是和雪鸿船中交谈后所起念头。〈潮音跋〉说“甫脱稿,雪鸿大家携之马德里,谋刊行于欧土”。苏曼殊又请庄湘题词,他在写给庄湘的信中说题词“雅健雄深,人间宁有博学多情如吾师者乎。”  苏曼殊在新加坡只是匆匆过客,没有看到和当地文人交往记录。不过说起马新,还有其他事可记。 1904年,苏曼殊到泰国和斯里兰卡习佛,先在曼谷停留两个月,从乔悉磨长老学梵文于龙莲寺,在斯里兰卡则应聘于菩提寺。张国安《红尘孤旅:苏曼殊传》说苏曼殊当年朝圣拜佛路程如此:从上海出发,进入四川、云南、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越南,然后返回中国。 苏曼殊回国后告诉朋友各地供养僧侣分别。斯里兰卡民众尊重僧侣,住持每天两次,率领僧众,身披袈裟,敲击法器。居民闻声,献上饭食,跪拜送迎。跪拜被看成是向象征佛教标签的袈裟致敬,所以僧众不必回礼。印度群众敬僧,置水果于门前,供僧饱食,而不许言谢。马来半岛也一样有特色,“在马六甲海峡东侧的雪兰莪州,僧尼不去化缘,而由施主供送,施主每天早晨将米饭、鸭蛋陈于门前,路过僧尼,可以自己取食,无需向主人化募。”读苏曼殊作品心情不易轻松平静,难得看到这些趣味横生的风土故事。
2年前
在林春美教授《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一书之后,《蕉风》所具有文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开始获得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基础。不仅是文学史的某个切面,它几乎参与并见证了整个马华文学史的发展。虽然2016年也曾举办针对《蕉风》研究的研讨会,但如同过去所说的,这方面的学术累积甚少,也一直是待探讨的对象与领域。今年4月,《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种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展现。 《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乃集合众人之作,除了来自不同学门的研究者,也有兼具蕉风编辑与研究者双重身分的作者。如此多重的身分交织成不同的观点与视野,也进一步凸显《蕉风》自冷战背景下所创办的时代意义。那些经由文学与政治所交互形成的课题,即黄锦树于绪论指出的:马来亚化(本土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文学的自主性、大众化。 论文集的内容一共分为3辑:冷战与国族想像的讨论、编辑的思想及其实践、现代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路径与可能。在辑一的内容,王梅香〈香港友联与马华文化生产〉一文列为首篇,除了是作为一个文学杂志大背景的陈述,借由文化中介理论指出香港友联人于马新的文化实践;而接续着庄华兴与林春美二人则是分别指出,南来文人实践的背后其国族的想像乃是不同路径:前者是左、右翼思潮的角逐;后者是本土的、马来亚化的实践。除了行动者及不同想像的路径,黄国华从【采风】栏位的文本及其翻译,探讨《蕉风》是如何参与并回应当时的国族课题。 在辑二的内容中,4位作者分别讨论了《蕉风》编者的写作及其思想实践。贺淑芳论方天的写书主义书写、林春美论白垚的再南洋、邓观杰论黄崖的大众化实践、张锦忠论陈瑞献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些论述分别呈现不同时期的《蕉风》及其时代脉络,与其所需回应的课题。同时,作为马华文学史的侧面,它让原本隐形的文学场域轮廓得以浮现——那些左翼文学的阵营,只是这还有待进一步的探勘与讨论。 现代主义:马台的文学交流 《蕉风》经常被当作是现代派的阵营。除了预设写实派作为对立面以外,它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存在。如此的宣称,正是黄琦旺试图要反驳的。她认为,马华文学有属于本土的现代主义的可能;郭馨蔚则是指出《蕉风》的一波现代主义展现了马台两地的文学交流,包括了作品引介与思潮推动,当中白垚的新诗再革命是重要证据。从文学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李树枝尝试论证余光中在《蕉风》的登场是一种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阶段性发展。最后,张光达的论述可视作为是对现代主义之后马华新诗的一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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