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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语言的珍珠

数个月前，学者陈祖明出了一本比较三语习语和谚语的英文书，苏颖欣有感于中文圈子未留意到此书，于是将她与佐摩教授为此书合写的序文译成中文，让【读家】“独家”刊登。陈祖明（Ding Choo Ming）教授的新作《常用英语习语和谚语及其马来语和华语对应词》（Common English Proverbs and Equivalents in Malay and Chinese ）全面汇编了超过2600个英语、华语、马来语习语、成语、谚语和歇后语。这部巨作让读者能“克服查找3种单语谚语词典的繁琐和耗时方式”，也是陈教授在他毕生热爱的领域孤军奋战的最新作品，更推动了马来世界内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谚语是建基于民间智慧和共同经验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简单但意义深刻的短语构成了一种民间文类，以日常口语的形式代代相传。正如陈教授所指出，一些源自学者或知识分子的谚语固然属于文学形式，但最通行的习语和谚语通常是由各行各业的人们口耳相传而普及的。这就把通俗朴素的习语和谚语与其他表面上更“高级”的文学形式给区分开来。这种任何人都可信手拈来的表述，捕捉并折射出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思想，进一步反映了人民的社会生活。马来谚语对文化和社会的精辟见解自然也吸引了殖民学者的兴趣。早期学者如Edward Shaw Hose（1933）、Arthur W. Hamilton（1944）、Richard Winstedt（1950）和Charles C. Brown（1951）都曾在上世纪前半期编选和翻译马来谚语。有些人会认为这种“殖民知识”虽然是东方主义的，但也反映了殖民学者对马来知识、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的求知欲。独立前后的本地学者也加入这行列，包括Md Yusuf Harun（1955）、Izhab Ismail（1957）、Syamsuddin bin Muhammad Yunus（1959）、Abdullah Hussain（1965）、Sa’ad Shukry（1961）、Ungku Aziz和Johan Jaffar等。 ◢民间智慧保存在简单的语言编纂辞典的马来社会活动家Sa’ad Shukry将习语和谚语称为语言的“珍珠”（mutiara）。他指称的是各种古语（kata-kata tua）、格言（bidalan）、俗语（pepatah）、谚语（peribahasa）和比喻（perumpamaan）。珍珠是自然形成的宝石，即使只有一丝光亮也会熠熠生辉。同样地，民间智慧、道德价值和规范也保存在简单却富有隐喻的语言中。他们照亮生活，甚至指引方向。尤其，恒久的谚语并非时间凝固的结果，使之成为无法复原的、没有当代意义的传统。相反地，他们之所以永恒不朽，正是因为他们的延续性和自然变化继续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某些谚语的起源或许已和当今使用者无关，但他们仍能以类比和相似的意义保有其价值。即便除去他们的起源和脉络，仍能说明人类生活中许多永恒不变之事，包括最平凡的东西。因此，透过借鉴共同的文化和过去，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他们，谚语也为老百姓发声，有时甚至成为弱者从先辈继承的武器。谚语表现出的文化历史根源和脉络，在比较之下更加明显和清晰。因此，这本书在现有的众多成语和谚语词典和汇编当中，可说是珍贵的补充。熟谙华语、马来语和英语的陈祖明，比较了马来西亚这3种主要语言中含义相近的谚语。由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发展并不遵循数学般的精确模式，因此这些词语并非完全同义。无论如何，陈教授认真检索这3种语言中意义相近的习语和谚语。语言中共享的人性使这个工作成为可能，并且体现在价值观、道德和规范的普遍性上。然而，我们也会在其中发现差异性。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只有共享特定经验、历史，甚至是表达方式的特定文化群体，才能领会某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举例而言，英语谚语“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 shall appear”（说到魔鬼，魔鬼就出现）有一个近似的马来谚语表达，即“katakan hantu, hantu akan muncul”，但陈教授引用了不同的中文说法来表达类似意思，即“说曹操，曹操到”。显然，中文的对应说法是来自中国经典小说《三国演义》。另一个例子是“Like father like son”，中文的对应谚语是“虎父无犬子”。相较于英文谚语的中性意涵，中文说法却是褒义词，也反映了中国的父权文化。对应的马来谚语是“bagaimana acuan, begitulah kuihnya”，直译为“模具（形状）如何，糕点（形状）也会如此”。这个马来谚语的说法是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谚语的形成是如何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的。而且“acuan”一词是从淡米尔语“accu”（அச்சு）借来的，再次反映了马来世界内部的文化影响虽然相互连接，但起源却不同。更别说一旦考虑到各种文化来源的多元性，例如在地和区域的历史和各种方言等，那故事就更加复杂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举了陈教授在此书中编选的逾2600个条目中的两个例子而已。 ◢陈祖明从小就爱马来文化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陈教授半个多世纪来在3种语言、文学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刻苦钻研的成果延续。正如他在回忆录“Am I weird or just different”（〈我是反常、怪异或者仅仅是不同于一般？〉）中叙述的那样，他在霹雳实兆远完成华文中小学教育，但与众不同的（却也非独一无二的）是，陈教授从上大学开始就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马来文学的研究中。他属于受50、60年代国语运动影响的那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不过，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同行不同的是，他们组成了一个颇为强健的马来研究社群，而陈祖明在长堤以北这头则走着一条更孤独的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爱上了马来语和马来文化，并透过阅读马来报章、故事书和收听马来亚电台（Radio Malaya）来自学马来语。1960年代末，他获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系录取，在那里学习了爪夷文、荷兰语和爪哇语，为今后研究马来古典文学铺路。毕业后，陈祖明在国民大学敦斯里拉南图书馆工作，设立了重要的东南亚研究馆藏，更同时继续钻研马来古典文学，兼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来自蓬恩加岛（Pulau Penyegat）的作者Raja Aisyah Sulaiman所写的hikayat（故事），预示了后来对廖内群岛女性创作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工作。他也研究土生华人创作的班顿诗歌（pantun），那是他职涯中的另一项里程碑。最终他搜集了马来世界各地区以不同语言写成的12万首土生华人班顿。虽然马来西亚是个多语社会，但鲜少有跨越语言隔阂比较英语、马来语、华语和其他马来西亚语言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这类比较研究的挑战是必须同时处理共同之处以及差异矛盾。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困难且耗时的，也鲜少得到官方支持。陈教授虽然早已从国民大学退休，但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他热衷的事物——即便这个工作很少得到认可，更别说获得多少支持。他编纂和展示马来西亚在地知识传统的严谨努力，除了一小部分的爱好者之外，基本上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由此，所有热爱马来西亚、其人民、文化和语言的我们，都深深感激他的付出。（本文译者按：本文为Common English Proverbs and Equivalents in Malay and Chinese一书序言的中译。该书于2022年由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出版。）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