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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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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你的信,才知道令堂和你一家都在台湾,我非常高兴,请你替我向令堂请安……静安先生最后的遗稿,想大都留在北平。如今令堂和你带得有他的遗存文件在台湾,如需人相助整理,或需人照相保存,敝院很愿意效劳。” 1960年12月18日,胡适回信给王国维的女儿王松明。两个月后,王松明和夫婿柴克青到中央研究院探望胡适,王松明母亲叮嘱要感恩,因为王国维生前承胡适帮忙。胡适聊起王国维未到清华以前,他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先去看看,再把他接回来”。他们走后,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其实我对国维先生的帮忙不算顶多。”《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么记。 胡适小王国维14岁,二人在政治和文学观念南辕北辙。胡适是文学革命发起人,王国维对白话文运动不以为然。胡适在中国积极推动民主人权,王国维从不放弃满清遗老身分。 虽然坚持不用白话文,但是王国维不像黄侃、章士钊、林纾等人公开唱反调。他和《新青年》诸人也从没针对文化改革有过辩论。胡适一向佩服王国维,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他在上海考察当时的学术氛围后,写〈归国杂感〉。他说“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他对王国维的推崇一直不变。1922年4月15日,日记中说:“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则写:“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叶嘉莹说王国维身上有灵光,天分让人高山仰止。王国维研究范围虽广,却从不会眼高手低,他在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留下深刻痕迹。他居上海,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好几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他有格格不入之预想,最后“以迁地为畏事”婉拒。北大后来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希望他任通讯导师,送修金200元,他把钱退回。一个月后北大再发邀请函,又托人把钱带上,说不必上班,只做函授指导,他勉强答应。 胡适晚年常提王国维 最后还是赴京,却和北大无关。1923年4月溥仪宣谕王国维担任“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指的是在南书房里执勤的翰林。用今天的话,就是皇帝御用秘书,若是鼎盛时期,绝对可以光宗耀祖。 北上半年后,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痛不欲生。北大考古学会发文指陈皇室占据官产,“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王国维看到后发火,为清室辩陈,措辞强硬,自此和北大脱去关系。 1924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同时设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院长,胡适推辞。又提出让胡适担任导师,胡适觉得资格不够,转而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人。后因章太炎拒绝,由陈寅恪代替。 聘请王国维一事,国学研究院诚意十足。曹云祥亲自拜访,王国维却婉辞不就。溥仪迁出皇宫后,住醇亲王府,王国维随行,不忘君臣纲纪守则。胡适托溥仪帮忙,溥仪写诏书,王国维才心安理得,奉旨赴清华就任。此举实则解决王国维财务困境。他写信给好友蒋汝藻,说自己“所不足者钱耳”。胡适居中斡旋,适时出现,减轻他及家人压力,王国维遗孀说“承胡适帮忙”,应指此事。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柳永名句,胡适常写来送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谈“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时,被他借用来形容“第二境”的便是此句。“伊”指人,若引申成愿望或理想,则其厚重度,可涵盖不少人一生之写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胡适人在欧洲。他把剪报贴在日记本上,感叹王国维悲剧性格,又说“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胡适晚年常提王国维,他对助手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王国维是其中之一。胡适偶尔也闲聊花边小事,他说王国维人丑,“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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