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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

阅读《秧歌》时,我想起了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墓碑》记载了中共在50年代大跃进时引发的大饥荒,间中导致了千万人因为粮食不足丧命。 饥寒交迫,是这本书给我的最大触动。长年累月肚子填不饱的折磨,农民辛勤劳作数十载,但仍然无法解决三餐温饱,耕种的农作物,都得缴上给共产党,农民只能以掺杂数片草叶的稀粥为食,营养不良使得民众在愁云密布的氛围中度日。月香把从上海带回来的杏仁酥交给金根食用时,他颤抖着双手接过酥饼,月香在愣了一阵后才明白这是金根由于长期吃不饱而浑身乏力;女儿阿招则因为能够食用杏仁酥而兴奋得难以入眠,夜间她还梦见了杏仁酥的香味。 顾岗想要收集写剧本的材料而下乡考察,对食物的渴求仿佛是一种污秽的欲望。每个星期,他都会以寄信之便到村外购买茶叶蛋和干粮,并在吃完鸡蛋后把蛋壳小心丢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食物成为了某种禁忌,无法忍受饥饿的人会引来群众的藐视,食物更被列为奢侈物品,稍微吃得好一些,周遭的人都会对你投以诧异的目光。 在上海当帮佣的月香已有3年没有和女儿阿招相聚,原本以为丈夫金根分到田,被党干部赋予劳模后,一家人终能够团聚过上平淡的生活;但返乡后才发现乡下的日子比城市更贫苦,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笼罩中国,共产党强迫民众以廉价出售农品;为免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民众不敢反抗,只得眼睁睁看着辛勤劳作的成果被剥削。 农民茫然的为党奋斗,但他们只是政治机器中的器皿,不时受到领导层的大动向摆布,应对不善甚至会受到干部的批斗。干部黄同志挨家挨户压榨民众,向他们索要各类粮食好献给解放军,金有姨一家被迫送上喂养多时的猪;金根与黄同志抗辩家贫无物奉献不果后,月香只得把当帮佣挣到的钱拿来买米粉磨成40斤年糕,送给在前线为国抗敌的解放军。 一天晚上,金根因为月香拒绝借钱给登门造访的妹妹,一时愤懑想要典当家里唯一的旧棉被去赌博。在寒冷的冬天,睡觉时没有棉被取暖将把人冻僵,月香吓得当场嚎哭,硬生生把棉被从金根手中抢过来。随后睡觉时,月香气未消而拒绝让金根盖棉被,但当他睡着时,月香还是把棉被一角盖在他身上,他亦习惯性的伸过手臂拥抱月香,夫妻两人细腻的互动在悲歌中散发出浓厚温情。 不忍心吃喂养多年的牛 阅读《秧歌》时,我想起了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墓碑》记载了中共在50年代大跃进时引发的大饥荒,间中导致了千万人因为粮食不足丧命。杨的父亲谎称自己不忍心吃喂养多年的牛而甘心饿肚子,其实他是希望儿子能够吃多一些,随后父亲因为营养不良而伤逝,杨因此对自己少不更事而感到愧疚。现代人粮食充足,饿死是匪夷所思的事,但看了杨先生对大跃进的记述,阅读《秧歌》时更能感受金根一家人被饥饿折腾的苦楚。 书中每个人物都有暗藏心底的幸酸,就算是向民众开枪的干部黄同志,心中也有诸多无奈;多年在外征战让他与第一任妻子失去联系,与母亲的关系则因为17年没相见而产生隔阂,为党奋斗变成了他人生的唯一目标。 张爱玲擅于描绘人性的复杂,寥寥几笔就能生动叙述亲人间的爱恨交织。金根的妹妹出嫁后与哥哥及大嫂的关系逐渐疏离,之前向大嫂借钱被拒更让她萌发了报复的心态;当哥哥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后,她担忧夫家会受到牵累而拒绝收留金根与月香。政治动荡的年代,大众的命运都受党的决策牵制,想要过上平淡的日子亦变成了奢侈的事。 相关文章: 锺雪芬 / 锁在浓雾里的奇女子 范俊奇/岂有豪情似亦舒
2天前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鲁迅诗作〈无题〉,内容说面黑老百姓流离失所于荒芜野草中,不敢慷慨悲歌,不敢引发动地哀声。鲁迅心里千头万绪,但是他思维开阔,连通广袤大地。虽然表面沉寂,却坚信春雷即将萌动,将黑暗化为光明。 1934年5月日本作家新居格到上海拜访鲁迅并求字,鲁迅以诗作相赠,落款“戌年初夏偶作,以应新居先生雅教”,其中雷一字,用古字“靁”。1961年10月,毛泽东以狂草横幅书写,送给到访日本民间代表团,纸高33厘米、宽85.5厘米,毛泽东说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又要郭沫译成日文。毛泽东加持,媒体宣扬,诗更为人所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新居格以日文发表文章纪念,同年11月被译成中文,以〈鲁迅其人〉,刊登于上海《国闻周报》。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又说鲁迅成就“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 新居格于1951年去世,1976年鲁迅展览会在日本仙台举行,其夫人把鲁迅手迹拿出展览。新居格崇拜鲁迅,其夫人说,裱好的诗作,“挂在书房里,以便经常诵读,缅怀鲁迅,激励自己。” 诗里诗外,都有故事。其中惊雷二字,更是马大学生多年心中抹不去痕迹。我1984年进马大念本科时,参与华文学会复办工作,对春雷大汇演历史步步追踪。马大华文学会1974年12月被令关闭,春雷大汇演是导火线,除了零星剪报,政府为此事所发表白皮书我一字不漏阅读。 李亚遨所编,2010年出版的《于无声处听春雷——1974年春雷事件的回忆与见证》,书名不瞒鲁迅提供的精神资源。吴建成回忆1970年他入马大就读,大一下学年收到传单,有些惊奇,因为之前华文学会宣传文字全篇英文,偶尔出现中文,也只为点缀用途。“才知道马大华文学会改组了,从此以后不再英文至上” 。能进马大者,都是天之骄子,马来文英文皆可,如吴建成者,在意中文尊严。心灵被触动,毅然加入华文学会,后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我整个生命因此而蜕变。” 吴建成形容那段岁月“浪漫又自豪”,他爱中华文化,情怀不孤。赖兴祥在英校念大学先修班时,华文是第二语文,滋味不好受,进马大后参加华文学会,和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的人一起,顿生“殊荣”之感。 姚丽芳和陈丽碹捕捉当年印记,感受大体相似,以“无怨无悔”形容冷暖经历。刘崇汉说关心社会,走入民间为“正道” ,侯亨能说是“气概”显露。事发三十多年后,虽曾沧桑,澎湃心情,依然可见。 马大华文学会在1972年举办“春自人间来” 南北马巡回演出,各地华团如教师会、校友会、华文独中协助承办,随后学生以文艺推动社会改革的热忱不断强化。1973年马大华文学会联合四十余华团筹办春雷大汇演,为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募款。当时政府排斥左派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浓烈,华文学会和社会运动结合,很快成为被怀疑对象。1974年3月春雷大汇演3位筹备成员被捕,但是其他人不畏惧,坚持完成任务。一切准备就绪,4月彩排时,警方郑重告知不批演出。1974年12月,政府以共产党渗透校园为由,查封马大华文学会,更多学生被拘留。 12年没有华文学会 春雷惊蛰,一声巨响,受影响的不只当年马大学生,后来者的大学生活也变了样。马大整整12年,没有华文学会存在,筹办文化节目举步维艰。中文系学生自由度相对宽广,但是参与者不能涉及外系学生。悲情笼罩校园,不知如何寻找空间控诉。 李亚遨在序文说虽然春雷大汇演无法正式演出,却不愿历史成灰,遂编书从头细说。他说数十团体联办,数千演员参与,数千幕后工作人员默默付出,受关注度是空前的。马大华文学会串联南北马以及东海岸团体,频密出版快讯,韧度和深度,确实值得纪念。虽然只在吉隆坡一地演出,“如果在国家室内体育馆连演7天,观众可达4万人。改为容量较小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9天演20场,亦会有2万5千人。”李亚遨说出他们策划时的激昂心情。 侯亨能回想从前,忍不住加一句:“我们那一代人现在还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时代变了,表述方法必然不同。我读鲁迅诗,读马大华文学会历史,始终相信冷漠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性。
3天前
1月前
1月前
2月前
或许很多读者和作者程异一样,没有真正经历过紧急状态。那“紧急状态”是怎么一回事?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英殖民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60年才解除。期间,共和联邦军队与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之间持续了长达12年的游击战。邻近的新加坡也是受影响的区域。 这是一部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小说。尽管作者做足史料收集功课,但既然是小说,我们就不去纠结其真实性,就让小说里主要6个人物,穿插在虚实历史间。 代表典型城市人的杰森 与其说作者创造杰森这个人物,是为了带出他英校生与华校生思想上的差异(他的太太秀丽就是华校生),我倒觉得杰森是城市人的典型缩影。杰森对秀丽说决定修读经济系,因为国家需要大量经济人才稳住阵脚,并认定这是自己最好的贡献方式。对于政治,老年杰森有感于一切终究不会改变,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低着头把眼前的事做好。因此杰森不认同秀丽与政府对抗,只专注在办妥每一件事,过他井然有序的一生。这反映了当时英校生思想上自由随性,注重个人的舒适与安定,也是一个发展中城市人会有的态度。 杰森与女儿简妮特的关系紧张,共处时却彼此竭尽全力表现得亲切熟络。他说女儿对待自己,像面对这个世界一样封闭,浑身铠甲,无情无义,同时又如此圆滑,让她看上去像没有任何弱点。这种疏离感何尝不是每个城市人的写照? 处在“紧急状态”困境的秀丽 秀丽在“紧急状态”里经历的是一个困局。她困在“华校生”身分里,受东方传统观念和道德束缚,以团体社会或家庭为主。她有一个理念:华校生在英国殖民体制下永远不被受雇,等到白人全撤出后,那些像她一样为抗争而牺牲的人,必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可事实并非如此,新政府并没有认同他们的做为。 秀丽写给孩子的信中,提到自己走入森林似乎是正确的决定,毕竟当时没有选择余地,眼前只有一条出路。那秀丽有没有察觉自己陷入困局了呢?在莫莉宣布嫁给巴纳比时,秀丽有些妒忌,觉得这是莫莉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路,并非迫不得已陷入的处境。 想要为父亲报仇的南德 南德这个角色,是在叙述新村的形成与后遗症。华人新村是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中设立的华人集中定居点。虽然南德在马共阴影下的新村长大,但他当时年纪小,对父亲被怀疑与马共分子有关惨遭杀害,没有什么记忆。新村被解除时南德已经算是成年,当他跨出新村到吉隆坡找工作,被遗忘在新村的那一段空白时间,难免与城市节奏形成落差,这让他产生空虚感。要怎么填补空虚呢?他想借由与自己背景有关联的组织,团结一致,迈进同一个目标。南德曾试着从母亲的角度出发,考虑哪一种报复方式更有力:是在体制内争取成功,向一直试图将你踩在脚底下的人示威?还是颠覆这一切,反过来把他们击垮?最终他选择走入森林当游击队员。 雷瓦希戳破没有真相的社会 雷瓦希与上司的对话带出了一些社会现象,“没人质疑那些人被杀害,或者他们的村落被烧毁;问题是这一切是否正当合理。战争的狂热。”“这里面绝对有故事。未必需要证实什么,只要引起人们联想事情背后是不是还有内幕就足够了。”现今的社会就是这样,事实并不重要,只要权威拿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在证据不能代表什么的时代,众人的嘴巴才是最大的力量。雷瓦希是旁观者,只因她不是华人,马来西亚户籍却在美国长大。她访问新村时有一段写到“身处于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事中心,而这场战事早在十年前经已结束却仍在延续着。就那么一天,整整二十二年前的那一天,人们的生活直至今日仍在因为这一天而受摧毁。”她反问:“你怎么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呢?”因为在士兵的角度,他们相信自己只是在杀土匪。但事实是这样吗? 最无辜的受害者:史黛拉 史黛拉是这一场紧急状态中最无辜的受害者,虽然活在这场斗争的尾声,却无缘无故被卷入她不曾想像过的组织。她的角色想表达什么呢?她说明了一个国家在经过紧急状态后,需要严格守护制度,而守护的方法就是杀一儆百,史黛拉就是守护行动中的那只羔羊。羔羊需要做些什么呢?羔羊只需要接受错误的存在性,意识形态上认同制定的各种条例规定,而且要大肆宣传。习惯了奉公守法,认命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自由个体的亨利 总觉得杰森的儿子亨利,是一个自由个体。虽然他与简妮特是双胞胎姐弟,却因为长期住在英国而少了很多束缚。他可以不管烦碎的杂务和无聊的人际关系,他可以把时间专注在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他可以是同性恋,他有自己的专业,经济独立。可当他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处理了父亲的遗物与情绪,翻出母亲的信,去了母亲住过的马共森林,你会发现亨利的自由不是来自物质与向外的投资,而是他向内的放下。关于小时候父亲反复无常的火爆脾气,他因为年龄增长,伤害已没那么严重了。了解母亲所在的马共,亨利觉得无谓争辩下去,他觉得马共所谓的博物馆其实是个纪念碑,母亲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吗?这抗争只剩下一座垂死的村庄。除了过去,再没什么能提供的了。 每个角色在天枰上都有他的重量。借亨利的感想:世界猛然间扭曲了,而他也只能不停地走下去,只求自己能再次找到平衡。 相关文章: 卡路 / 冷场中的裸魂是什么触感?
3月前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回顾过去,随着时代的洪流,小人物很容易被卷入抗争的热潮,就如同主人公在舅舅杨秋家外看见一支游行的抗日童子队伍走向林荫深处,高呼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驼铃于1936年出生在霹雳实兆远,这也是马共领导人陈平的出生地,似乎命运早已为他的马共书写铺下了伏笔。驼铃主张现实主义,不仅将真实人物的经历与马共理念融入他的写作,而且本身还参与了马共的外围组织。他在1974年被政府逮捕,关押在甘文丁政治犯扣留营5年。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在创作上更加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并反对那些未亲历其境者凭想像杜撰马共文学。 然而,近年来由于尝试书写马共的作家群体不断扩大,比如黎紫书以意识流写法构建碎片化的〈夜行〉,马共文学这一题材得以扩展与产生多样化。这样的努力反而为这段历史增添了趣味性,就如同将《三国志》改编为《三国演义》一样,既充满文学想像,又不失对历史的深入探讨。 虽然我们与驼铃同处于马来西亚这片岛屿上,但他的笔锋却经常让人感觉仿佛时空错乱。他的文字中呈现出的乱世和小人物的生存氛围,让人感觉不甚真实,却又莫名具有某种熟悉感。 在《沙哑的红树林》中,忠信一家总是生活在“危险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的紧迫感中。椰园、胶园和红树林等丛生的地方成了他们的避难所,面对日本鬼子可能随时砍头的威胁,以及令人猝不及防的“萧清”运动,陷入生灵涂炭的境地。日军的入侵使得马来亚的经济与粮食供应严重受创,这是那个时代人们不得不直面的巨大环境问题。 园林是本土人熟悉的风景,然而那种曾经的紧绷生存状态与革命动荡早已经平息,仿佛这些地方在平行时空中仍在经历乱世,而我们则踏在这片相同但相对安稳的土地上,以截然不同的心态悠悠望着那些历经岁月的园林。 回顾过去,随着时代的洪流,小人物很容易被卷入抗争的热潮,就如同主人公在舅舅杨秋家外看见一支游行的抗日童子队伍走向林荫深处,高呼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时代的巨变和历史的残酷让人感慨万分,例如日寇将自行车视为树林中的轻便战车,而小人物却将其视为赶路的革命工具。然而,如今高速公路铺天盖地,有多少人还屈尊于一辆自行车呢…… 驼铃的作品以朴素而平缓的语言为特点,故事的进展宛如历史纪实,缓慢而渐进,不太采用小说通常的连绵起伏逻辑,也较少展现对文字的雕琢与把玩的趣味性。在文学艺术性方面,驼铃或许显得有所欠缺,但他在坚持“文学反映现实社会”的写作理念上做出的贡献却极富时代意义。 马共的真实历史,甚至更多的细节,都未能被载入正式的史册。因此,文学成为了了解这段往事尘烟的重要途径。驼铃致力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旨在还原马共的记忆与历史。他刻苦翻阅回忆录和人物自传,创作了一系列近乎刻画真实的“马共小说”,例如以马共传奇人物张佐回忆录为原型的《寂寞行者》,以及《硝烟散尽时》、《沙哑的红树林》等作品。 这些作品使读者能够在马共历史缺失的基础上还原破碎的事实。通过这些小说,读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当时马共记忆,而不仅仅是历史书上强调的“马共就是激进的左翼,是社会的暴乱分子和动荡因素”的片面视角。 作为本土教育体制内的一员,我很幸运地接触到马华文学,这使我对马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打破了多年来已存在的偏见。然而,即使有了驼铃和其他马共文学的书写,如果不去推广或理解,国家的年轻一代仍很容易在庞大的教育环境中,无意识地对曾经为国抗争、抗日抗英、争取建国独立的热血一代产生鄙夷态度。由于国家政治立场对历史选择性解读与埋没,年轻人很少能够接触到完整的马共历史。 驼铃鲜明的共产精神和爱国主义在那个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那个马来半岛人民争取权益的时代,以及那个为实现公平而奋斗的地方显得尤为突出。他编写了马共的“史册”,还原了底层群体的意识,让小人物融入抗争的时代潮流,成为政治战斗的热血记忆。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驼铃篇,上)】硝烟,硝烟,四处硝烟!
4月前
5月前
5月前
  今年6月4日,我在吉隆坡城中城会展中心第17届海外华文书市3楼会议室举行的新书推介礼上,结识了新加坡作家海凡,买了他的两本书,即散文集《喧腾的山林》(副题《一个游击战士的昨日志》)和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我国名作家黎紫书主持推介礼,和海凡进行了一句钟的深度对谈。 海凡原名洪添发,另一个常用笔名是辛羽。1976年,23岁的他毅然加入马共武装部队,成为马来亚人民军士兵,直至1989年12月2日马共与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走出森林,重返社会,结束13年游击生涯。 海凡年轻时即热衷写作,时有词作和小说发表在部队的油印刊物内,重返社会后辍笔多年,近年重拾孤笔,除了马共书写,也涉猎岛国城市生活,先后出版了《雨林告诉你》、《可口的饥饿》、《野径》、《倾听· 回眸》、《瞬间 ·侧影》、《芳林余韵》以及上提的两本书。他荣获多项荣誉,包括金笔奖、第二、三、四届方修文学奖,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他的《可口的饥饿》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17年全球十大中文小说。 《喧腾的山林》32开本,厚达212页,分为3辑,辑一收录8篇文章,交代马共电台革命之声的来龙去脉;辑二由24篇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每月一篇发表于星洲日报副刊【星云】专栏《恍如隔世》的文章组成,让读者一窥作者13年森林生活的点滴;辑三的两篇演讲稿,阐述了作者写作动机、个人经历、文学创作、家国历史和人性光辉等课题。 有朋友十分羡慕作者的13年森林生活给了他那么多新奇多样的经验,成为源源不绝的写作素材,作者反问,假如人生可以重来,你会为了获取那样的经验而义无反顾地走入深山去过马共的生活吗?那人哑然,我想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决心抛弃一切走向未知。而海凡,一个生活在马来半岛南端海岛上,距离马泰边境整800公里的大好青年,又是什么促使他毅然投身马共斗争呢?我相信这肯定是本书读者挥之不去的疑问,而作者未有任何交代,不知是否有难言之隐? 在面向马大文学院的演讲中,海凡告诉听众,他讲的雨林故事,必须是有趣的,众人才不会听得昏昏欲睡,于是他讲沉香、象牙、忘不了鱼和东革阿里的故事,果然趣味盎然,令人听出耳油来。 他那24篇《恍如隔世》的专栏文章,也都十分有趣,让人读了不无产生一股冲动,很想进入森林去体验一下那种生活。我特别喜欢专栏第7篇《豢养:温暖与惆怅》,描写第十二支队第三中队阿沙小队豢养各种小动物的趣事。阿沙族即半岛3支原住民中的先奴伊人,本来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雨林中人,从林地获取小长臂猿、犀鸟或松鼠为宠物,简直易如反掌。徇作者要求,阿沙仔给了他一只小松鼠,竟是小尾指大小的 “肉虫” ,还没开眼呢!阿沙仔叮嘱:一定要喂养它,直到它睁眼看到你,便跟定你了。作者托人以一小截旧军裤裤管缝了个小布袋当小松鼠的家,方便随身携带,有时也直接放它在衣袋里,让它熟悉主人体味,甚至听他心跳。它爱清洁,从不在袋里大小便。它也不会逃跑,老是跟着主人,直到半年后的一天,主人干活途中休息时,它爬上树去,从此叫不回来了。阿沙仔笑曰:它找到女朋友了! 爱情的力量,确是无可抗拒。 我还有一个疑问,也无法在书中找到答案:1989年尾走出森林的当儿,海凡有否扪心自问,当初进入森林时怀抱的理想,经过13年拼搏,到底实现了几成? 无论如何,本书记载了一个普通马共战士的切身经历,是十分难得的相关参考资料,和陈平站在组织最高领导高位书写的《我方的历史》视角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8月前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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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共”是曾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1930年代在森州某村落成立。时下马来西亚人对马共已然陌生,但在一些马华作家眼中,却是一大文学主题。 马克思曾在他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说过,“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共产主义幽灵。旧欧洲的所有力量已经结成圣盟,以驱除这一幽灵。” 如果将以上这段话放在我国历史框架,那么应该改成“两个幽灵困扰着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政府一直不断想办法驱除这一幽灵。”这两个困扰着大马历史的幽灵,时不时被政客提起、被种族主义者提起,宛如一柄悬挂在华人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需要华社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幽灵,就是著名的513事件。如果说中国有六四,那么在马来西亚513绝对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重复成为种族主义者炒作的课题。除了513幽灵,另一个鲜少被人提起的幽灵则是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在我国的历史定位。 马共历史,绝对是我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可惜的是建国以后,我国政府似乎为了除灵,对马共历史噤若寒蝉,只在历史书上寥寥几笔,匆匆带过。犹记得当时中四的历史课本上,只是书写马共在何地成立,以及如何与英军合作对抗日军。此外,当然就是讨论共产党对马来亚的危害,以及为何不被当时的马来亚接受。 ◢官方历史匮乏,马共成文学题材 在缺乏详细的官方历史论述以及记载下,马共的事迹仿佛成了明日黄花。可是,马共其实对我国华人的命运有深刻影响。如今存留在马来西亚的613个新村,就是马共曾经存在和影响的证明。华人新村,可以说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了阻止在地华人对马共的后勤支持而成立的“集中营”,这个计划在当时能够阻止马共的发展,也激起了友族的不满。毕竟对于友族来说,要重新划分现有的土地成立新村,等于侵蚀了原住民以及马来人的居留地。此外,新村的成立也造成了延续至今的种族藩篱。这里令人惋惜的是,华人在普遍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以后,就把在树林里的马共给忘了,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一般。 在官方历史匮乏的情况之下,以马共为题材的马华文学,成了马来西亚文学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那段动荡不安的年代,那引人入胜的丛林生活,以及一段段地道战和暗杀的历史夹杂着家国仇恨,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绝对是创作者的宝库。这部由黄锦树和张锦忠编的《夕阳之歌》,就是以马共为背景的小说选集。 这部小说选集里除开金枝芒的《饥饿》,总共收录了18篇中短篇小说,里面包括了张贵兴的〈群象〉(节选)、黎紫书的〈山瘟〉、曾翎龙的〈风情无人处〉以及陈政欣的〈巨响过后〉等等。虽然并非生长于那个年代,可是身为马来西亚人,读来自有一股独特的乡土味道。正如黄锦树在本书开篇序幕里所说,本书是历史工程的一部分,借助文学召唤历史、反思历史,甚至期盼超出既有的历史视域去理解历史。 本书可以说达到了编者追求的目标。这部小说集里唯一的共性就是与马共有关,每个故事主题不一。其中有〈雨纷纷〉那游走在虚幻与史实之间的书写,读起来好玩;有描述现实与命运之无奈的〈细雨纷纷〉和〈远方的来信〉;也有带点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是一株小蒲葵〉。这一篇篇小说,构建了马华作家眼中和想像中的马共。 可是现实历史中的马共,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在经过多番比较以后,发现西方英语世界以及东方中文世界对于马共的历史描述有相当大的差异。 根据东方世界的主要论述,马共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上万人的队伍,并在马来亚四分之三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如果当时的马共总书记莱特没与英国人暗通曲款,那么马来亚共和国可能就建成了。虽然马共由于莱特而失去了大量的金钱和武器,可是根据东方世界的论述,当时的马共在华人社会,以及工人阶级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并成功击杀过英国驻马最高专员葛尼(Sir Henry Gurney)。 东方的主要论述甚至指出,当时的马来亚总人口中,马来人只占了43.3%,而华人以及印度人各占了44.9%和10.4%,华人是当时的主要族群。在中共的支援下,马共甚至一度派人到北京见毛主席,学习革命思想,革命成功的几率极高。要不是邓小平后来撤回对马共的援助,马共绝对有可能在与英国人交手中占上风。这种东方世界的论述或许就是后来马华作者写作《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灵感之一。 ◢不成气候?没有执政经验? 但是在西方世界的历史论述,马共在早期只是一个不成气候的政治组织,就算后来与英国人合作抗日,也没有任何出色的战役。他们当时的战略以收集情报和骚扰游击战为主,鲜少对日本人造成严重的打击。在日本投降以后,马共的活动踪迹大多数在丛林山脉之中,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永久的执政基地甚至执政经验。根据前总书记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的描述,当时最轰动的英国驻马最高专员刺杀行动其实只是歪打正着,他们在刺杀时并没有预料到最高官员的存在。 马共在《合艾和平协议》以后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官方论述缺席之下,马共成员口诉的历史会议和东西方社会各自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不统一甚至南辕北辙的马共历史。无论如何,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就算马共能够成立理想中的“马来亚共和国”,或许也只是昙花一现。历史虽然充满了偶然,可是如果放在大时代的环境之下,马共的分崩、失败是必然的。这是由于马共的主要成员,甚至是斗争理念,都与马来亚的风土人情格格不入。 在官方政治史仍然缺席的情况之下,马共的功过或许只能是马华作家写作的题材之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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