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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听器

2星期前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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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前
7月前
老人的世界里,是否厌倦了喧嚣,于是年老的耳背,变成了上天的馈赠?听不见,是好事,还是坏事? 外婆是典型的娘惹,她银灰色的长发长及臀部,像瀑布一般直泻而下。每天早上冲凉后,她就会将长发给束成发髻,再用发网套上,再插上发针。她穿着娘惹服装,传统的平面剪裁结构,直领对襟,使用“胸针”扣合前门襟,内穿白色立领长袖“小衣”,下装搭配纱笼。外婆长得珠圆玉润,活脱脱就是个贵妇人。 30年前,外婆来我家小住时,我感觉妈妈像个宝。妈妈放工后,外婆已煮好饭,妈妈冲了凉,就可以坐下来吃。所有锅碗瓢盆的事,妈妈都不愁。 那时候的外婆耳朵背聋,我们和她说话,都使尽了洪荒之力。妈妈偶尔会对她抱怨:“妈,你怎么都听不到?”我们都会说我妈:”妈,你怎么这样说外婆?” 外婆曾说过她最喜欢我的五婶,因为她讲话高嗓门,她讲什么外婆都能听到。有时候谈话时,外婆会告诉我们,她希望自己可以快些离开这个世界。她说:“人老了就不中用,别人讲话都听不到,经常被人嫌弃,那长命有何用呢?” 外婆离世时86岁,没有任何病痛,就是人老了器官退化。她从医院被救护车送回家时,妈妈的眼泪像缺堤的洪水不停涌出,她靠在外婆的耳边对她说话。 这情景我想起一首诗,诗里这么写道:“我向海洋说:我怀念你,海洋应我以柔和的潮声;我向森林说:我怀念你,森林回我,以悦耳的鸟鸣;我向星空说:我怀念你,星空应我,以静夜的幽声……” 而外婆,她怎么就不回应呢?也许她耳背,听不到妈妈的说话,只是这一次,妈妈再也没有嫌弃她。 时光如白驹过隙,如今的妈妈已到76高龄,而耳背问题,在10年前就相中她。妈妈再懂得迥避,也始终逃不过耳背的魔爪。 我们和妈妈说话,总是用喊的,其他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大声呼喝妈妈。尤其去外国旅行,我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时要表现文明,不能高声说话,和妈妈交谈时总是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然后就是我们一脸不耐烦,妈妈也恼羞成怒,这种情况挺煞风景的。 妈妈因为耳背而带来的麻烦不计其数,像那年做不完的习题,也像脚上的臭袜子,今天洗干净,明天它又来了,洗啊洗啊,永远没尽头。 虽然我们经常担心妈妈的耳背状况,但是她却不当一回事。与她讲话时,她总是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问。但她似乎并不察觉,继续滔滔不绝地讲她的事情。当我们告诉她我们并非问她这问题时,她埋怨我们说话声音太小,所以她听不到。她似乎从不承认自己耳背。妈妈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所说的都是身边的人讲话声音如蚊子般小,并不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要带她去做助听器,她总是这么说:“我是不会戴的,你们别浪费钱了!”妈妈的人固执又讲究面子,她是不可能会戴助听器和他人沟通的。她和亲友交谈时,也是别人问别人的,她回答她自己的。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会帮她回答;若是我们不在场,就是妈妈独当一面的脱口秀表演。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带妈妈去阿姨家,这两个久未见面的耄耋姐妹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阿姨也和妈妈一样有耳背问题。尽管彼此都有听觉障碍,但两姐妹都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各有各讲。也许在她们这样的年纪,听不听得到是其次,还有机会见到彼此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不再想去听那些八卦新闻 当天阿姨提到她被表哥带去配戴助听器一事,讲到一脸委屈。她说当天工作人员在为她戴上助听器后,一直问她是否能听到别人的声音。在试戴的过程中,尽管工作人员为她调了好几次声量,但她还是没能听到别人的说话。 阿姨说:“我心里越发焦虑和不安,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其实是因为别人讲话很小声,我才听不到,只要他们提高声量,我就会听到。这个助听器要来做什么?” 听表姐说助听器做了8000块,阿姨怎么也不肯戴。表姐也不想再多说了,就随她去吧!如果你未和老人家同住,你是无法理解这些日常的磨擦有多累人的,你只能选择闭上眼睛,再闭上耳朵,告诉自己人和人之间的立场和感受不同,这是需要我们用心去理解的。 读《论语》时读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过了四十不惑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到了60岁,耳朵背了,什么是是非非、喔呀噪咋的声音都听不清了,也就耳顺了。如果耳朵不聋不背,谁能做到“耳顺”? 或许,耳背的人,也是一种福气。年轻时,我们什么事情都想知道,有什么八卦新闻,快速凑过去听;年长了,人家要告诉我们事情,我会告诉他:“真抱歉,我还真的不想听呢!”听多了就会想多了,想多了就会心烦气躁,也浪费时间。 一个人方当青春,耳聪目明,人生正处于上升的阶段。他需要投身社会、待人接物、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必须眼快手紧、闻风而动。 过了打拼的年龄,普通人免不了老眼昏花、耳朵背聋,这是自然之道。这有两个直接的原因,首先是内脏退化了,供养不起眼耳鼻舌身意了。魂神意魄志要退守五脏,颐养天年了。 老人家耳背,只要年轻一辈不嫌弃,老人过得还挺开心的。你又有什么资格去叫他们戴助听器呢?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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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保21日讯)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行动党桂和区州议员服务中心终于捎来佳音,今日分配12台助听器予听力有障碍的长者使用,让他们重拾失去已久的听力。   该服务中心获瑞士医疗护理中心赞助共12台、总值10万2200令吉的助听器,并于5月20日起,开放申请,在经专家检查、诊断及评估后,筛选出符合资格的人士。   崔慈恩:助耳疾患者恢复听力   行动党桂和区州议员崔慈恩指出,这活动收到了很多民众的申请,希望受惠者在获得助听器后,能恢复听力。   她表示,他们一直致力于推广醒觉运动,包括亦曾举办有关耳朵的讲座,向民众讲解有关如何诊断及治疗耳朵疾病及听力醒觉意识,倡导及提早识别听力问题。   她透露,曾有一名患有耳疾的4岁孩童,在2年前举办的医学讲座1.0中获得专业诊断,在了解后并接受治疗,现在的他戴着助听器与家人进行沟通,从当初无法言语直至如今已能开口说话。   李慧娴:发现问题尽快诊断   怡保长青狮子会会长李慧娴表示,通常患者发现自身的听力出现障碍时,情况已很严重,希望民众若发现身边有家人或朋友面对此类问题,需要尽快到相关部门接受诊断。   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吃药的影响,让患者的听力受到影响,逐渐听不清楚,必须尽早获得相应对的治疗。   也是怡保专科医院听力学家的她披露,在进入检查筛选阶段时,发现许多申请者是从小时候或逾20年前开始发生,听力障碍严重;他们因个人因素未有看医生,渐渐导致内耳膜穿孔,因此即使让他们佩戴助听器,亦是于事无补。   “有申请者询问为何拿不到助听器,而我们有自身的专业诊断及考量,如耳膜穿洞、耳粪等,这些情况都不需要长期佩戴助听器,因为医生可以治疗。”   “根据研究调查发现,有听力障碍的人他们发生意外的机率比普通人高出三倍,大脑因没有环境的声音给他们刺激,大脑也会退化,进而患上老人痴呆症的症状是比普通人高出五倍。”     罗凤仙:盼助听器带来便利   受惠者罗凤仙(67岁)表示,她约30年前因发烧后影响,导致一双耳朵听力出现了障碍,其中左耳较为严重。   “我本身从事上门看护患有老人痴呆症老人家的工作,而老人家的声音微小,让我难以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无法进行沟通;我在接听电话时,也需打开扩音器才能听清楚对方的声音。”   她说,透过脸书知晓申请助听器的活动,并期望透过佩戴助听器,能使其生活及工作带来便利。   吴其生:无声日子减少接触人   受惠者吴其生(75岁)表示,在逾2年听不见的时间里,鲜少与人交流,减少了和朋友及家人的接触。   对于自身的为何患有听力障碍问题,之前从事饲料销售员的他表示不清楚,只知道自己渐渐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佩戴助听器后,能更清楚地听见周遭的声音,希望能出门和朋友喝茶叙旧。     崔慈恩促修改州宪反跳槽   另一方面,随着国会下议院于7月28日三读通过修宪制定反跳槽法之后,崔慈恩要求霹雳州政府召开特别州议会会议,修改州宪法以统一各州的法律, 并传达霹州人民反对跳槽的心声。   她说,为了挽救民主,霹雳州必须立法禁止霹州59名议员因个人利益而跳槽以维护霹州的政治稳定及恢复广大选民的信心,目前这乃当务之急以便反跳槽法能够尽快生效。   “自从2008年以来,霹雳州因为背政治青蛙跳槽导致民选政府两次倒台。上届大选至今,霹雳州则有多达7个来自朝野各党的州议员跳槽,这是霹州历史黑暗的一面,更是对民主极大的羞辱出卖人民的行为必须永远记载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让后人吸取教训,同时确保不再重演。        
2年前
A先生是年过80的助听器使用者。他的助听器属于隐形耳挂式,也就是说,除了挂在耳背小小的机身,助听器还连着一个几乎隐形的传声器。这类助听器的优点是小而巧,缺点则是置放在耳道内的传声器会因为耳道潮湿和耳垢过多,导致里头的耳垢过滤器阻塞。 由于天生耳道油脂分泌旺盛,A先生每3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耳垢过滤器。对长者来说,更换耳垢过滤器是一件头疼的事情。就连听力学家有时候都会在更换耳垢过滤器时,因为耳垢过滤器卡在传声器里,而需要花更多的眼力和时间来处理。 有一次,A先生又带着他的助听器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更换好耳垢过滤器后,我见A先生的助听器收纳盒十分陈旧,便随手拿了一个新的给A先生。我先检查了助听器一遍,确认无误后,把助听器放进新的收纳盒里,再交到A先生的手中。 物品用久了都有感情 A先生接过助听器,便把助听器戴在耳朵上,测试了一下助听器的声音。他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眼神,示意助听器已经恢复到了本该有的音量。正当我以为我已经圆满地完成这一次的任务时,A先生向我问起了他的助听器收纳盒。 我看了看A先生,告诉他收纳盒就在他手上。A先生再问:“谢谢你,哪旧的收纳盒呢?” 当下的我有点错愕,我便向A先生解释,因为旧的盒子上有一些污渍,盖子也松了,于是我拿了一个新的给他。A先生连忙表示他并没有不满意,只是因为旧的盒子跟了自己十余年,已经有感情,所以他想取回并留作纪念。A先生还告诉我,他家里也留着一双穿了很久的旧皮鞋。或许是因为用久了都有感情,即使太太再怎么好言相劝,A先生还是舍不得把旧物丢掉,想为充满回忆的物品留个位置。 每每想起这件事情,我都会回忆起小时候的自己。曾几何时,我也是一个惜物之人。母亲想把泛黄的书本送去回收时,我总会温柔地阻止母亲,并告诉她书本虽旧,但里面的内容还可以读。小时候家境贫穷,所以我视颜色笔如珍宝,即使颜色笔被母亲削到太短而不能再用,我还是会为颜色笔尾端接上钢笔盖,尽可能延长它们的寿命。 或许这就是成长的过程,我们难免会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变得不再那么珍惜日常生活里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我的工作日常,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解决病人的听觉问题。看似赠人鲜花,其实,我也在过程中得到了,来自长辈智慧的馈赠。我想,这就是现代人所追求的,一份理想职业以外,那些可以让人感到暖心的成就感。
2年前
我是一名听力学家,一位听觉的守护天使。我的工作主要是为病人检查听觉,并做出诊断和提供适当的治疗方案,如佩戴助听器或回答关于人工耳蜗的种种疑惑。偶尔,我也需要跟耳鼻喉医生、语言治疗师、临床心理师等专业人士配合,以提供病人更优质的服务。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期待我与你分享工作上遇到的个案。或许,你也会很好奇听障者佩戴助听器或人造耳蜗后的复健过程。但我更想与你说的是,我当了听力学家之后,所感受到的,关于听得见很美好的故事。 中学时期的我,很常会不经意地打断别人的对话,似乎是因为我想表达的太多,而听的耐性却很少。 直到我踏入职场后,才了解到,聆听原来是一门艺术。 来到助听器中心的病人,大多数都以乐龄人士居多。据他们说,在年纪渐长以后、在身体机能逐渐退化以后,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无法被理解。孩子们无法理解父母的答非所问,老伴无法理解自己为何莫名地提高声量,而邻居与朋友的无心玩笑话更是伤透了患者的心。于是,不耐烦、无礼和社交恐惧成了乐龄听障者的代名词。 或许,我们应该好好检讨自己,学习聆听。很多时候,困扰听障者的不完全是他们的听觉问题,而是身边的人的反应。 社会提倡办事效率,于是孩子们要求父母亲一戴上助听器就得听得见,似乎“慢慢来”一词已经不再被纳入21世纪的词典里。 “为什么我母亲戴了助听器还是听不见?” 每每遇到这样的家属,我都会耐心地告诉他们:“不如我们慢慢来。” 说的人慢一些、听的人就可以听得仔细一些。 大概是习惯了这样慢慢来的模式,所以我遇到的病人都很喜欢跟我闲话家常。或许是因为我懂得他们的无奈,或许是因为我有在细细聆听。 我们都害怕失去,所以拼了命地抓住,握在手心里,一切所谓美好的事物。在不经意间,我们也把倾听父母的耐心给磨掉了。 写到这里,我想要提醒的是,助听器或人造耳蜗或许可以解决听觉上的障碍,但只有聆听才可以真正治愈人心。多给父母一些慢慢的爱,慢慢的鼓励,再慢慢的关怀。或许有一天,你也会在过程里发现听得见其实很美好! 【星云】长期稿约/我们这一行 电邮:[email protected] 来稿请注明:我们这一行 •文长勿超过1000字,可附上相关照片。 •请于稿末注明中英文姓名、身分证号、联络地址、银行户头、电邮等作者资料,否则恕不录用。 •文章经录用,除了在平面媒体刊载,本报也拥有作品上网、录影、录音、改编等其他使用权。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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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 “把耳机带起来。”有些时候,父亲会这么说。这个“耳机”,不是那Airpods;或是什么别的号称“真无线蓝牙耳机”、“噪音取消”还防水防汗的无敌耳机;也不是Shopee上看到20令吉一套包邮,却买了不敢充电的耳机。我的耳机,指的是助听器,可比Airpods贵多了,是为了听到现实的声音的。 小的时候就爱窝在沙发看动画,或是看书,母亲说,她常常喊我都得不到回应,一手干着家务,看着那小男孩背对自己沉浸着,“钝钝的”。有时候随着外公到工厂接母亲下班,眼睛眯成一道缝,又不是大太阳。可都知道,同事们都有颗八卦的心——是真的好奇吗?我觉得占了一部分,长大后我回忆了一下,大概也有几分是出现了个新奇东西,要是佯装好奇,便能逃离工作一小段时间——这倒也不是不好的。可是同事无论跟我说了什么,皆得不到回应。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把我安在了课桌的第一排,还让母亲带我配了副眼镜。母亲照做了,一些时日以后,还带我去了耳鼻喉专科。 医生验是验出来了,我鼻涕深青色,用纸巾拭鼻涕是拭不断的,很黏、充满韧性,于是拭了一次就对折、再“哼”、再对折,然后鼻涕还能绕着那捆纸巾一直绕一直绕,直到鼻涕,嗯,抱歉了,但就缠得像那蜂蜜棒子一样。为此拿了个洗鼻子的喷枪,啊,应该算是喷雾器吧,但是噩梦的时间那侵入式的喷剂更像一把枪,我不敢按下扳机,更不敢让母亲替我按下扳机,每次拉拉扯扯、耗几个小时做心理准备,为了那一秒。 结果,鼻窦炎莫名奇妙就过去了,尽管我每次洗鼻子都憋着呼吸,让气压顶在鼻子里头以至于那喷剂无法顺利进入鼻腔,但它还是放过我了。可是,我的迟钝却没有改善。于是我被关到隔音房里,我被戴上罩式耳机,白袍大叔往我手里塞了个握柄,上面有一个按钮,他说:“听到声音,就按一下。”大门阖上,家人在玻璃外,我是实验品。开始之后,传来一声声的嗡声,先是很沉的,后来是很刺耳的,长成工程师的我知道,是声音的频率越来越高。可是实验品不知道,实验品从头到尾在想的是,这是真的声音吗?还是我脑中的声音——我怕我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意淫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这么微弱,是幻听吧,好比曾经没人在家,我却臆想出母亲在楼下喊了我一声那般。 出来以后,医生说,听力已经四五十岁了。这句话我听了很多次,也向别人说了很多次。7岁的我不肯,于是背地里想着,这个医生没医德,为了赚钱夸大说辞。18岁进入大学之前的我,终于是信了。这个内耳式助听器,功能不如外耳式,正如价钱也更像入门款的,“只要”几千令吉。弄了耳朵翻模,便成了我的专属,红的是右边,蓝色是左边,在露出来的那面,有一个盖子,抠开便能更换电池,还有一条透明的线,是方便我将助听器卸下的。向着耳道深处那面,有一个白色的网格,从那里发出声音。通体中间有一条小小的通道,是透气、平衡内外气压的。助听器完全贴合耳道壁,每次拽透明线将它拉出,总是伴着黏黄的耳屎。 第一次戴上它回到家,我才发现,原来我房间的冷气机,是有声音的;风扇开到了最小的档位,也依然发出了“呼呼”的声音划破气流;冰箱的嗡嗡声原来这么烦人。我的世界忽然多了很多零碎的声音:木地板吱吱、没关紧的水龙头、窗外的风声。 可是我除了上课,依然不戴上“耳机”。我对母亲狡辩说:“我已习惯通过嘴型猜测你们在说什么,只要和你们面对面说话,我还是可以沟通的!”可是往往我坐在汽车后座,父母苦口婆心了5分钟,才发现我根本完全没听见,他们以为我偶有的呜呜声是不耐烦的反应,其实是我在看着车窗外,不着调地哼着饶舌。 轮到我开车时,母亲在副驾驶说,你的歌单,很吵。无可否认——躁的鼓点,主唱拼命地喊,我只是听个响。7岁时不愿戴耳机的膈应依然存在,像是戴了就承认自己残缺那般。有朋友安抚说:“就像戴眼镜而已。”更多的却是惊奇:“助听器?什么来的?你怎么了?”也有时候苦笑地听他们说,“诶,你耳朵又听不到,眼睛又看不到,嘴唇又厚厚的。” 在决定戴助听器的那天晚上,我其实哭得蛮惨。实际上,我母亲陪我走了3家专科,两个医生说,我只能用外耳式的,于是我决定去那一家说我可以勉强用内耳式的专科。医生说,这个有部分是遗传的,单传儿子,我父亲也有点弱听——和我差不多时间去配了单耳的助听器,据说我爷爷也有耳背。遗传?我想着的是,以后还是不考虑养孩子了罢,既然孩子性别控制不了,又不想让儿子的听力比我更差。那样的孩子,真的行吗?医生说,因为听力差,嘴里念出来的音调便模糊不清了。我想起老师批完卷子对答案的时候,B,C,D,E,7,11怎么都听起来一样?我摸不着头脑,于是偷偷问了问同桌,她轻声说,是……她说了答案,我却没听见。 “蛤?” 她再次说了些什么。于是我说,谢谢。 看着风扇转,看课本发呆。或许文字更可爱一些吧。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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