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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才易

他是有做功课的。 他告诉我说:全国有62间独中,79间华中(国民型中学)。是的,这是一位热心宣扬中华文化、热爱及推广马华文学的老前辈告诉我的。他说,还有国民中学,单单在吉隆坡就有一百七十多间,柔佛州二百二十多间。 他花了这样多时间、心血去收集这些学校的名称和地址,唯一的目的是要将他最近出版的小小说集给寄出去。 这是既花钱又繁重琐碎的工作(他先选择处理独中和华中):找地址、打印剪贴在141个(79+62)信封上、贴足邮票然后投寄。最后才轮到国民中学。但因全国的国民中学数量实在太惊人了,只好只处理柔佛州的。 敬佩前辈的送书精神 这些工作即使让年轻人来做都觉得吃力,何况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他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就那样一个人独自扛起! 独中和华中,每间寄两本,邮费是3令吉;国民中学每间寄一本,邮费是2令吉。(书本厚121页)他需要购买400至500令吉的邮票,这里的邮局卖到断货。邮票不够,只好走遍小镇附近、城乡的各所邮局才勉强凑足。 寄的时候又要分三、四个不同地方的邮局邮箱投邮。因为担心太多邮包,邮差会埋怨太重太累赘。(不知道会半路丢弃吗?) 有一次,他把六、七个邮包放进某花园一个看起来像要倒要倒的邮箱,正放心不下左右徘徊时,看见附近杂伙店的印度老板走出来在五脚基抽烟,便多嘴指着斑驳点点,脱皮落骨的可怜邮箱问了两句:“温那甘(您好!印度问候语),请问这个歪歪斜斜的邮箱,邮差会来收信件吗?” “放一百个心吧!邮差每天都来,会打开来收信的。”老板吐出一口轻烟,微笑着说。 除了邮寄,送书活动也在一些公开场合进行。如当地德教会举办的活动及各学校的校庆义卖上;还有每一个月慈济的资源回收,他都会把书交给当志工的师兄师姐,以及那些载来回收物的大德们。 有时在咖啡店遇到同村的熟人或是认识的商店老板、工友,他也会上前递上一本,说:“打扰了,送你一本书!” 但如果恰逢万字票或马票投注日,他会比较小心谨慎地处理。因为有好几次,他递书本时却被拒绝,耳后还听到埋怨:“大吉利市!一大早就倒大霉了!书书书!输输输!什么都输掉了!” 这里也顺便谈谈我送出拙作的经验和感受—— 我也曾将报上及杂志发表过的拙作影印下来,与相熟的友人或比较谈得来的晨运伙伴分享。还有送给那些一次生两次熟的卖鸡饭老陈、杂伙店安娣等等的“贩夫走卒”、普罗大众。其实高手在人间,到处是藏龙卧虎呢! 卖鸡饭的老陈为人风趣幽默,他感慨地对我说,你是我认识的稀有品种的文人啊! 我打包鸡饭,临走时递给他一份影印作品,顺便说道:“生意兴隆,后会有期!”他慌忙放下尖刀,双手抱拳似模似样地说:“江湖再见!” 但也有的人接到我的影印品时,会坦白地告诉我,他们很少看文字这玩意了。有的甚至数天后相遇,问他对拙作有何指教时,回答却是:已经看了,但也已经丢掉了。我总感到无奈又无言。应该是我写得不够好,不够精彩,才会让读的人没有看下去的兴趣;毕竟本就是我的一厢情愿。时代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文学文艺早已失去兴趣。有的只是因为看你拿着文件,兴致勃勃盛意拳拳的一番好意,拗不过你,不好意思拒绝,应酬应酬你罢了! 书本是有温度的,作者呕心沥血、默默耕耘和付出,让它持续发光,真是功德无量。所以,我对这位送书前辈的精神,深感敬佩。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今时今日,已经很少人踏足邮政局寄东西了,邮局都快关门大吉了!像你这样全力支持邮政系统,我会尽快去向当局报告,让有关部门打造一个金牌奖状颁发给你!” 他就是我认识的工人作家吕才易。这次邮寄的是他的第3本小小说集——《我离开工地了》。
2月前
这天星期日,他从新加坡回到小村子来,找我聊一聊。 小学毕业后,他辍了学,跑去新柔长堤彼岸做建筑,见识大场面。 我们都家境贫苦。不过,他虽然不能升中学,却可以走出村子去学得一技傍身,而我只有眼巴巴地看别人升中学,看人家出去闯荡。 那时,我十六七岁,和他年纪相若。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14岁那年病逝(1957年岁末。同年8月,马来亚独立),母亲由于肾结石手术后体弱多病,也不能工作了。 我一共3兄妹。我排行老大,下来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必须尽力扛起这个家。 同时,我担心母亲的健康,害怕她突然和父亲一样离我们而去。当时,村子里有一辆英国殖民地政府指派驻扎沙令的德士,和一辆私人霸王车。中午,从橡胶园割胶回来,我经常包他们的车,忧心忡忡地带母亲进出古来、士乃的诊所和药房,甚至远至新山的中央医院。 此外,还有一个困扰:我家没有自己的房屋,长年寄宿人家橡胶园的胶工宿舍。刚在紧急法令下迁入新村时,我们一如既往住在眼下的张秀科橡胶园胶工宿舍,父亲每天踏脚车载我赶去四、五公里远的橡胶园割胶,母亲和弟弟妹妹留在家,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不久,幸亏父亲找到和村子相距1公里左右一个印度人的小园丘胶号,一家人便搬去同在村里的小胶工宿舍。父亲上工如常踏脚车,回程时脚车后座的四方锌片桶装着胶汁;母亲、我、弟弟和妹妹一早步行去胶园干活,生计总算解决了。我们3兄妹下午工作回来才去学校上课。这样一直到我14岁那年父亲撒手尘寰。两个做管工的宗亲苦劝母亲搬回张秀科宿舍,以便有个照应。我们兄妹这时也学会了踏脚车,可以去较远的张秀科胶园割胶了。 本来,割胶是半天的工作,但自从此间沙令华小张白萍校长首创的初中补习班夭折之后,我只有待在宿舍里,找不到下午工来做,以补贴家用。 大约在1959和1960年间,村子宣告为白区,我也曾在晚上和友伴们踏脚车去士乃华小补习,张镜生和蔡业新两人是我们的老师。然而,这些班级也是昙花一现的,很令人失望。 万般无奈下,我自己找书来读,也幸而我之前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书了。 也是苦水中的大幸吧。小学三年级时,来自新加坡的班主任郑育华女老师在课余讲了一则《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找书来读的兴趣。后来,又有张白萍校长拿《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连环图来卖。我和张玉星同学合资购买。升上四年级,我年终考试第二名的奖品就有一支钢笔和一本故事书。我的阅读兴趣就这样产生了。 那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由于失学的打击,我感到外面的世界使人苦恼,只想静悄悄地躲起来。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形中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最先接触的儿童刊物是香港出版的《世界儿童》,张白萍校长卖出的。它曾发表我的一篇习作。我先后读过的少儿刊物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全都是香港出版的。在马来亚出版,我订阅的是《学生周报》。《世界少年》曾刊登我的一则小故事,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学生周报》的编者称赞我一篇记述橡胶园故事的习作有温暖的人情味,并指出文字上的错误。我不知怎的在文中写道:“大概下的是冷雨吧……”编者纠正说“雨本来就是冷的”,实在感激。 除了上述的定期刊物,我之后也从新加坡世界书局邮购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以及一些别的文艺书籍。这些课本,我囫囵吞枣地读了,但没有老师指导,究竟吸收了多少,自己压根儿说不上来。 过后,每当我割胶拿了薪水,便会搭车去新山的友谊书局和邻近古来的昆仑书局买书。大文豪鲁迅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作家的作品,我也陆续买了好些来读。 我追读当年《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连载的《海滨寄简》,获悉一些文史知识和读书方法。我读《星洲日报》社论主笔李星可编著的关于标准华语的著作。我听新加坡电台的华语广播,也作笔记。 提升自我和想当作家是两回事 我爱读香港作家黄思骋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他规范、浅白、流畅,口语加上适度欧化的文笔很吸引人。 我心折于中国来港的作家何达(陶融),在香港出版的《伴侣》杂志专页〈伴侣诗园〉一力推介的浅白简短、贴近生活的诗。 我喜欢古诗词。我也读外国的翻译小说,如莫泊桑和契诃夫等。契诃夫是首选。 我读一年政府为推广国语在村中民众会堂开设的马来文成教班之后,自己努力自修。 有一回,我去古来昆仑书局找书,和蔼可亲的老板看见我又买六、七本书,问我这些书要不要一个月才读完。我回答说不用。那时年少精力充沛,我每每割胶回来之后,就整个下午埋头在书里。 另一回,也是在昆仑书局,一位坐在柜台前的小姐看见我拿这许多书来结账,好奇地翻回头来看看。我想当时映入她眼帘的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啦。即使当下,我依然故我,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穿着小儿子给的,红白灰黑,或印着学校、庙宇、公司,以及公共团体标志的T恤,肆无忌惮地走在大街上,随手拉来一个老儿都能轻易地把他比下去的。 我回顾往昔向新加坡世界书局购买书籍一事。我还记得当年马新两地货币等值、通用。我把现钞装入信封,信封上交叉打一个大“+”字,以卦号信寄出,万无一失。我也曾收到香港《伴侣》杂志以马币计算的稿费。 往昔,人们大抵纯朴善良,当今可真是彻底变天了。 这是一座长二、三百呎(英制),两列房间背靠背并立,两头附设公用厨房,一字排开的长长的胶工宿舍。 当父亲逝世后,我们从村中东南面的小园丘宿舍搬回原先这长廊一般的宿舍来。这个拥有二三百依格橡胶园的园丘宿舍,住着七、八户携带家眷和几个单身的胶工,俨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倒冲淡了些我们丧失父亲的哀戚。我们孤儿寡妇入住一间整百平方呎的房间,里头除了摆一张母亲和妹妹的床,一张放置应用物品的桌子,以及一个父亲生前亲手做的衣橱之外,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 晚上,我就和弟弟沿着用山树做的梯子爬上屋梁,睡到铺在上面的木板去。 我又在靠门边的一面墙壁钉了书柜,整齐地排列着书籍。 自此,有好多年,我中午从橡胶园放工骑脚踏车回宿舍来,就一直躲在这狭窄局促的房间里看书、涂鸦。母亲和妹妹的床一物两用,权充我的书桌了。 我那位在新加坡闯荡多年的朋友,一面和我聊天,一面随意翻看我写在单线簿上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脱口而出:“哦,你想写文章出名,难……”他摇摇头。我一时为之语塞。 然而,我始终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谁都可以写作,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提升自己,和有文学才华的人发奋写作去做作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现在,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平常的建筑工人。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