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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

4天前
5天前
2星期前
人生最难的修行,是与自己和解。 ——村上春树 《弃猫》 医院食堂的一个角落,我独自慢慢品尝一碟椰浆饭和一杯拉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辛辣味觉与椰香扑鼻的滋味,漠视中年人应减少淀粉和胆固醇摄取的理论。到了这个年龄,只要心里没有任何冲突,外界的意见纯粹聆听就好。 手机里传来一则短讯,是梁护士发出的讯息。 “小薇在今天早上凌晨3时在家中过世了。” 第一次见到小薇时,她已经尝试了第二次电疗,这是3天前的事。当时她已经无法坐起来,说话也很含糊,电疗明显地无法对她的脑肿瘤产生任何作用。同时,我们在为她做身体检验时,发现她的呼吸急促,血氧也低于正常的指数。我和梁护士对望,示意我们都知道小薇吞咽口水的功能已经失效,所以现在患上吸入性肺炎(aspiration pneumonia)。梁护士将小薇推入护理室,帮助她抽痰和给予氧气补助。 小薇父亲说:“没事,回家后我们帮她拍拍痰就好。” 在我还未提议让小薇入院,她的父亲已做出如此回应。 “我们须要为小薇做胸部X光检查。她看来须要氧气的补助,以减少呼吸困难的感受。”我说。小薇父亲脸露困忧神情的一刹那,她的母亲也泪流下来。父亲说:“不瞒你说,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带她去接受第一个新疗程,名为细胞免疫疗法。” “这治疗必须继续下去, 这是她最后的希望!” 这是小薇的希望还是父母的希望? “小薇还可以吞食,所以我们觉得不用喂管进食。”母亲说。 癌症医生曾经提出喂管进食给小薇的父母。 “小薇爸爸,请问你完全了解这细胞免疫疗法吗?请问提供这疗法的医生是谁?成功率有多高?风险呢?”我问。 “有,那医生说曾经有病人成功靠这方法控制病情。他说,没什么副作用,是一种安全的疗法。”小薇父亲努力去支撑内心的信心。 哪一种医疗法是没有副作用? 这医疗法是否适合小薇的癌症? 而且,现在她已经是癌症末期,她有能力支撑这治疗吗?   “我不知道这治疗法要多久后才见效,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她的肺感染和吞咽问题。这些问题随时都可以取掉她的生命。我们先重视这一点好吗?” 我提高语气和音量,不刻意掩饰我的火冒三丈。 父母还是坚持不让小薇入院,我们只好安排家居氧气辅助和儿童安宁疗护护士的家访。” 结果,他们只接受氧气辅助却拒绝家访。昨晚小薇再次来到医院紧急室,可是最后还是回家度过最后的生命。 小薇父母成全了别人给予的希望,却输掉了自己的理智分析和关乎根本问题的核心认识。 不再与疾病对抗就是放弃吗? 固守在没有帮助的方法,就是一种对生命的坚持与尊重吗? “李医生,我们去开会吧。” 黄医师把我从多个问题思考里带回到现实。 这一次会议的主要宗旨是讨论如何让患上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dystrophy) 的小孩得到最新的基因治疗。这种治疗目前有3种方式。这种治疗的价钱不菲,最贵的药物可以去到天价一剂900万令吉,最低价的药物也要用到每月几万令吉的费用。目前最显著的治疗功效还是局限于病人在疾病症状还未出现前就开始治疗。可是,如果没有症状,要怎样去做诊断?除非有家族性的疾病历史,要不然就要实施全国新生儿筛查医疗(newborn screening),这又要涉及国家另一笔更天价的医疗费用。 在这基因治疗出现之前,医学界都能接受这疾病是无法根治的事实,进而推荐安宁疗护为主要疗护方向。安宁疗护提供症状控制,包括减少呼吸困难和进食问题,同时也提供照护者的家居照护训练和支持。通常患上这疾病最严重类型的孩子都可以在安宁照护之下,好好的活到两至5岁之间。 妥协可以打开智慧 “很多父母虽然被我们告知他们的孩子已超出治疗的年龄局限,同时家庭经济和生活背景也无法支撑这庞大开销,他们还是不会放弃这被他们认为唯一途径和希望的治疗。他们会将孩子生病的照片交由慈善团体来向社会筹募经费,然后到私人医院要求治疗。这造就他们会继续活在假希望的风险,分散好好照护孩子日常生活的时间,也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医院产生医学伦理和道德的纠纷。”一位资深儿童脑科医生说出这主干的问题。 “在无法满足这些父母的要求面前,我们医生常常会感到内疚,因为我们无法救到这些孩子的性命,实现不到医生最基本的角色!” 会议主席说出这番话。 “我想问问,那些在呼吸系统上出现问题后的孩子,你们是否有统计过,他们一年除了这特别药物的开销,其他例如呼吸辅助器,家访团队,长期治疗的进院和外诊服务的费用,是否值得为了给他们一个小小希望而牺牲更多患上其他疾病孩子的更大希望,而且更有保障的治疗结果?”儿童呼吸专科医生提出这点的看法。 “同事们,不要因为无法提供根治的机会而感到内疚,医生最大的使命往往都是减少病人的痛苦,这些孩子都已经在安宁疗护的道路上得到照护,包括他们的照护者。” 我无法控制自己要发表的情绪。 最终这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一个特别咨询小组来继续为这群孩子争取年度医疗预算和编辑更有效的治疗操作流程,包括如何筛选适合的病人来接受这治疗。 会议完成后,我走出医院来到一个小巷里静静地观察自己的情绪。 走上安宁医护的道路上,往往都会因为同事们的不了解而接受他们与安宁背道而驰的决定和安排,纯粹为了减少每个孩子与父母的利益冲突而妥协与让步。在资源已经严重贫乏的安宁学科里,我们还是会支持这些在中途转路到寻找根治方向的病人,虽然这些微小的希望往往是造成他们最大痛苦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对父母面对离家出走寻找另一片天空的孩子时,他们最终都会在同样的路口等着他们回来休息的一天,永远接受他们的回家。只有懂得妥协的人,才知道如何转念,转个方法来面对和解决问题。 可是在当下,同时要为这些妥协停止心里的内耗,好好的接纳事实的不完美和无法控制的未来。只有在这种和自己和解的慈悲心里,找到最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妥协可以打开智慧,和解就是给自己更多的慈悲。这两种心量应该同时共存。 小薇的爸爸给孩子最大的慈悲,可是却失去解决问题的智慧。医护人员常常犯上智慧至上的盲目追求,以为自己可以解决病人的每一个疾病,却同时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不足和解。 只有和过去的自己和解,才能找到当下最大的智慧与妥协。   使你的生命成为礼物,要永远记得,你是那礼物。成为每个进入你生活的人的礼物。要小心,如果你不能成为礼物,就不要进入那人的生活。 ——《与神对话》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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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前
我真心觉得,当全职妈妈好难。 那年,先生的事业遇到瓶颈,他遇到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经过深思,全家随他移居新城市,开启了我当全职妈妈的新篇章。 大宝和小宝相差3年,在我还不知道吵架哭闹是他们两姐弟家常便饭的事实,连煮一顿饭都不能安心。很多时候,我才开始洗菜,或煎鱼,客厅就传来他们撕裂的喊叫声。此时,我只能把火关小,出去处理。等我准备开大火翻鱼,又是一阵哭声。 我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煮菜,真不容易。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早上要处理的纠纷,数不尽,远远超过我上厕所的次数。一开始的耐性,到最后都被磨光了,当煮一顿饭无数次被打断,就犹如你在赶一份报告,却屡次被叫去开会,内心肯定很想呐喊吧。 全职妈妈有自己的责任,确保孩子吃饱、喝饱和睡好是关键,其他的比如玩具没收好、书本没放好、衣服没放桶等,这一些我都能通融,毕竟前3项关键任务已足以让我累惨。 当生活长期围绕在孩子身上,挫折感很重,更糟的是,我似乎很难感受到对孩子流露出的那种慈祥的爱。 小宝2岁时,无时无刻不发挥他的探索精神,比如:饼干吃到一半,开始碾碎,然后把饭盒的饼干碎倒在桌上;或者他去洗手,看到眼前的牙刷,就会突发奇想,拿去刷洗手盆;有时他喝几口水,开始玩倒水游戏,等我一转身,地上已经是一摊水了。 我好像都在忙着收拾残局,既狼狈又生气,到底要忙到几时?我看不到他的创意,也感受不到他在玩乐,因为我忙着擦地。 每次静下心回想,我知道我是怒火攻心,但每次孩子弄脏地面,还是跳不出这个框框。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你管他折不折棉被干嘛?》,才惊觉自己“不要给我添麻烦”的想法已根深蒂固。这个想法,与我的成长背景有关。 一直不想让母亲失望 从小,母亲对我的期望很高,而我一直都不想让母亲失望,我很怕做错事情,让她生气。我一直都小心翼翼地长大,我知道父母工作辛苦,很努力地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地大学,让父母无需负担高昂的教育费。 这么多年的压抑,以为藏得很好,没想到孩子的举动,轻易让我原形毕露。从来没有面对真实脆弱的自己,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和孩子索回,苦了孩子,也苦了自己。我慢慢地和自己说,你无需恐惧让家人失望,你可以不优秀,你已经很好了。接受会犯错的自己,接受会犯错的孩子,比擦地来得更重要。 原来,慢慢跟自己和解,也是孩子给我上的一堂课!若不是入行全职妈妈,全天候和孩子一起,我肯定常常和工作为伍,生活匆匆忙忙,也没有真正有时间和孩子一起谈天,一起玩。 当全职妈妈是一趟穿透生命的旅程,我感谢孩子带我穿梭时空,面对真正脆弱的自己。我渐渐明白尽管会犯错,也值得被爱。如今,我对孩子弄脏地上的事情看得云淡风轻,因为孩子再怎么样调皮,依然是我心爱的宝贝。
8月前
(新加坡26日讯)长期受精神病困扰的儿子坠楼身亡,夫妇打医疗疏失官司索偿330万新元,开庭前与医生院方取得和解;岂料诉方律师要求将33万新元和解金交给法庭,以用来支付两名律师逾50万新元的收费,但被高庭法官驳回。 法官朱汉德在昨天发出的书面判词中指出,他不认为诉方律师所要求的律师费是合理的;当初起诉人与律师签署代表协议时,所估算的律师费为15万新元,而且如果案件在开审前取得和解,律师费也会相应调低,但如今律师却索讨一笔更高的收费。若要法庭谕令当事人交出和解金,就必须先由法庭计算和定夺案件所花的律师费。 《联合早报》早前报道,两名起诉人阿罗基萨米.史蒂芬(68岁)与陈金娣(67岁)的长子塞尔文,在2017年9月7日从住家坠楼自尽,他当时31岁。 夫妇俩指责私人精神科医生李文川与心理卫生学院的一名医生医疗疏忽,包括做出错误诊断和没有正确配药,导致儿子走上绝路。两人也称在儿子逝世后精神大受打击,因受抑郁症与持续性复杂丧亲障碍影响而无法工作,导致两人得放弃工作,并且显著影响收入。心理卫生学院则驳斥,医院人员为塞尔文所提供的治疗妥当,并且符合医疗护理水平。 两名起诉人各有代表律师,他们原本要求李文川与心理卫生学院赔偿330万新元。丈夫阿罗基萨米曾是公务员,目前已退休,妻子则是一名兼职教师。官司原定在9月份开审,但双方在8月初同意和解。 案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法官指出,在诉辩双方同意和解后,一般情况是由诉方撤销官司并得到法庭同意,这就算是为案件画上句点;但本案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代表丈夫的维杰拉伊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由法庭记录双方的和解协议,并且将所协议好的33万新元和解金交给法庭。 根据维杰拉伊的说法,他的律师费累计至今已超过37万新元,另有一笔1万2818新元的开支须向客户索讨。维杰拉伊认为,起诉人很可能会拿到和解金后就“跑掉”不还钱,因此他希望和解金能交到法庭的手上比较妥当。另外,代表妻子的律师阿尼尔也表示支持维杰拉伊的申请,而阿尼尔在本案中的律师费约14万新元。 法官考虑后决定批准起诉人撤销官司,但驳回维杰拉伊的申请。法官认为,维杰拉伊所提出的律师费金额不合理;如果把阿尼尔的律师费,以及起诉人早前已支付的律师费也计算在内,诉方律师所要的收费总计约60万新元,比和解金多出将近一倍。 法官指出,若要法庭谕令交出和解金,就必须先让法庭计算和定夺案件所花的律师费;同时,维杰拉伊与阿尼尔也应解释,两名起诉人为何须聘用两个不同的代表律师。 法官最后建议,如果两名律师能与当事人就律师费一事达成协议,同时让当事人留住一笔足以抚慰哀伤的款项,那所有人就可以将此事放下。(人名译音)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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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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