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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

3星期前
1月前
原题:无疑是悲剧 ——《奥本海默》的一种解读 Christopher Nolan的《Oppenheimer》暌违多时终于在戏院上线,评论界尽是好评,打得多热。 仅就取材而言,诺导已是独一无二的导演。我孤陋寡闻,眼界狭隘,想不出还有对科学知识更为较真的导演。尽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刚开始得知诺导的下部作品是人物传记,以为是新尝试,但当戏院灯光全都暗下来,奥本海默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遇见来访的物理大神尼尔斯·玻尔,我才醒悟,《Oppenheimer》是诺导为攻克当代的最炫显学而一脉相承的电影系列。《Interstellar》将相对论的时空区间活生生地视觉化;而《Tenet》借用时间的吊诡、熵的可逆、因果的颠倒让剧情一步步绵密地冲向高潮。而这次,你瞧,奥本海默身处的时代,是物理学家推翻古典物理大厦,另立两座奥林匹克山脉(相对论及量子力学),激动人心的20世纪初叶。原子时代。说激动人心,因为课本及大多科普都这般口气。但其实将科学抽离时代背景,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举个例子。爱因斯坦后来的大众形象是绝世天才、遗世独立、仙风道骨。但爱因斯坦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曾撰文〈我为何支持社会主义〉,文中有“照我的见解,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祸害的真正根源”这般铿锵有力的句子,晚年更是备受拥戴差点成为由犹太人立国的领导。爱因斯坦是入世的。而关于原子弹,一般认知如下:日本突袭珍珠港,原本偏安一隅的美国风风火火地加入二战,在一群(而且使命感十足,肯定如此)天才的努力下,美国将两颗原子弹投往广岛和长崎,蘑菇云冉冉升起。二战结束。故事没那么简单。20世纪初是物理界激动人心的时代,但国际局势更搅动人心,已不能用动荡二字简单形容。电影里,尼尔斯·玻尔对奥本海默说:你所揭示的不是新的力量,而是新的世界。但其实新的世界、新的格局已逐渐成形。而科技,往往是被时代推上风口浪尖的。伽利略为何会研究抛物线平面运动?为了让炮弹更精准地打落敌军。拉瓦锡为何要研究燃烧?为了让炮弹烧得更好。中世纪,欧洲处于极度分裂的状态,战火连天,谁赢得战争,谁掌握话语权,谁能稍微喘口气。而19世纪,不是麦克斯韦方程式引发电磁时代,而是为了迎合通讯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时代大趋势,历史层积岩层层叠叠的挤压之下,终于催生出麦克斯韦方程式。方便、效率,是资本主义这辆Hilux的双涡轮turbo。科学、科技从未主动。科学、科技,想来都是被动地从人类手中研发而成。 奥本海默的时代也是。A bomb。一个炸弹。一个足以让世界打从心底颤抖的炸弹,其形象早已存在于所有人心中。It’s in the air。就看谁能捕捉空中的影子,像《1Q84》中制作空气蛹那样,让The bomb化作实实在在的形体。胶着的战争局势,以一颗前所未见的Bomb解决所有问题,说到底,是人性最朴素、最原始(也可以事后诸葛地说,最孩子气)的想法。一颗Bomb,将话语权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占尽先机。原子弹不是奇迹,不是神启,而是顺着历史之河磕磕绊绊地流动,总有一天会到达的目的地。而历史之河需要一位关键人物上船,浩浩荡荡地顺势而下。这人就是头顶宽圆帽、叼雪茄、面容枯瘦、纵观一生信仰成迷的奥本海默。 观看电影期间,我始终在注意奥本海默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原子弹生成道德顾虑。但电影交错的cross cutting,让人抓不准那关键的时间点。后来我想,其实从一开始,Los Alamos的人造小镇尚未建起之前奥本海默便知道了。奥本海默是带着困惑,即便只是星星之火的困惑,上路的。说到底,美军为何找上他而不是别人?那位登门造访的General Groves说了,说你奥本海默孤高自负、行为不循常理、身家背景模糊不清。无论将军如何嘲讽,奥本海默还是被钦点。奥本海默,明显的政治左倾。电影后半,美国时任原子能源委员会(AEC)主席Lewis Strauss为私人恩怨报复奥本海默,称奥本海默是苏联间谍(和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外遇、自己通读德语原文的《资本论》对共产思想感兴趣)、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奋力阻止后来的氢弹计划)、对国家忠诚可疑。奥本海默的抗争态度绝非坚决。我认为——仅仅是粗浅地认为——奥本海默在整个Manhattan Project,是自我分裂、自我怀疑、自我对抗自我说服的过程。自负与自卑、坚定与脆弱,像两只薛定谔的猫,哦不,一只分裂成两只的薛定谔的猫,在他心房里来回窜跳。其中一只猫越长越大,越长越膨胀,成了奥本海默最大的阴影。 总统先生眼中的crybaby 归根究底,原子弹的研发是为了抗衡德国纳粹。美国害怕纳粹拔得头筹率先制成原子弹,于是整个Manhattan Project是以德国为(想像的)轰炸对象,而持续运行的。但战争后期,希德勒自杀身亡,盟军诺曼底登陆。奥本海默坦言原子弹来不及投落德国,实在遗憾。而原子弹最终投落“显然已是强弩之末、失败在望”的日本,更加深他早已萌发的愧疚。契诃夫曾说,一个故事里要是出现手枪,那就非发射不可。当然契诃夫说的是,故事尽量简洁。但现实生活中从未发射过的手枪恐怕少之又少。奥本海默明白这道理。枪,不管什么枪,型号多少、重量多少、后坐力多少,都好,无所谓,只要出现在故事之中,那就板上钉钉非发射不可。人性。人性使然。于是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火光比太阳更亮之际,奥本海默念出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的一句词: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毁者。而很快,原子弹投落广岛及长崎,作为《时代》封面人物、国民英雄会见President Truman(杜鲁门总统)时却说,总统先生,我感觉双手沾满鲜血。President Truman俏皮而骄傲地拿出一块白色手巾,说,拿去,将你的手拭擦干净。两次形象太违和。奥本海默急着要做出补偿——向总统先生提议为核武的使用制定政策。国内的,国际的。两人的面谈究竟如何无人得知,但肯定不愉快,不然President Truman不会事后称奥本海默为crybaby。奥本海默或许真的,当场泪眼朦胧? 电影最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的那次对话,充满寓言(警告)的,氢弹飞射,地球大气层终于燃烧起来的画面,是那只薛定谔的猫能长成的,最可怕的样子。奥本海默一清二楚。由此来看,奥本海默无疑是悲剧性的。因为矛盾,所以悲剧。这种悲剧性伴随他一生。这种悲剧性同时掀开了20世纪,以及往后的许多、许多、许多世纪,的重重序幕。我想,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自己,肯定也想到了。 诺导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奥本海默是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who ever lived。观众终于明白,诺导野心勃勃、花尽心思、借历史呼应当下的史诗巨片,从来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那般简单。 【编辑台】记得/靖芬 振辉的文章倒数第三段说,奥本海默因投放原子弹一事始终良心不安,深觉自己满手鲜血,成了死神。杜鲁门总统见他目露泪光,忍不住抽出白手帕奚落(拿去,你这个爱哭鬼),那一幕其实还有一句对白很值得玩味——杜鲁门一字一顿地说:你以为世人会记得谁发明原子弹吗?不,他们只会记得我,这个下投放命令的人。(大意) 电影院里的我其实在想:真的吗?现在的我们是记住杜鲁门,抑或只不过记得“美国”?(你是不是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在大祸面前,个人与团队,或是实体与意识形态,谁才拥有最大的责任?若大家都有责任,一句“造化弄人”就能替一切开脱?长达3小时的《奥本海默》似乎也无力解答就是了。 【星云小词典】Oppenheimer Oppenheimer,奥本海默,原名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美国物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本海默领导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参与“曼哈顿计划”,最终研发出轰炸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因此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近期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则是美英合拍的传记片,由向来爱拍科幻大片的克里斯多福·诺兰(Christopher Nolan)编剧和执导,改编自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剧情讲述了奥本海默参与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以及他在过程中的矛盾、坚持及反思。(原稿上传于03/0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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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30日讯)继《爸妈不在家》、《热带雨》后,《燃冬》又将代表新加坡,报名2024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坦言,虽感荣幸,但仍以平常心面对。 他今早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分享自身10年前后对电影报名奖项时心态大不同。 “我觉得可能也跟年龄与工作上、拍片阅历有关,很多东西我都不会看得那么重,我也不会对奖项或影展,抱着任何期待或感到压力。” 陈哲艺直言作为导演,他完全不是以奖项或殊荣为所谓目标或标杆,反而是希望每次创作都能看到自我成长,看到他在表达与艺术追求上,探索新的可能,这才最重要。 “我觉得,拍片经历多了,感觉在技巧上、功底上更厚了,现在做很多东西都会比以前清楚,哪怕分镜头、在现场做场面调度走位等都更了然。” 陈哲艺也透露,有时候会非常怀念以前那种懵懂,凭着一股气或很强直觉的冲劲,现在反而更有经验。 还在适应资深电影人身份 “其实我觉得《燃冬》的整个拍摄过程,我也在重新寻找一个新东西,也学习了你去放下什么东西,才可以发现或得到其他一些东西。” 陈哲艺也提及,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自身的年龄,笑言从初出茅庐的青涩新人导演,到如今成为各大电影节、影展评委,他现在还在适应作为资深电影人的身份。 “我以前都是被审判,但现在是做评委、评审,被叫去电影创投、电影节、影展或训练营,作为导师带一堆年轻导演,偶尔还是怀念我很赤子、很纯真的那块。” 询及《燃冬》的胜算,陈哲艺强调,即使没有入围晋级,也不会有任何遗憾。 “我觉得现在对生活生命的态度,就是还没发生过的事情不要先想,我觉得活在当下、面对当下最重要,工作拍片都把最好的交出,当下有做好,后面就不会有遗憾。” 市场定位不仅在中国 对于中国票房不甚理想,陈哲艺认为,若以文艺片为参考,《燃冬》的票房其实比很多文艺片高,甚至可能高上10倍。 “我觉得以目前那种商业大片标杆比较,《燃冬》票房肯定低,因它是个文艺片,但在所有文艺片内还算是不错,而且马上其他地区都要上映了,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陈哲艺也说,《燃冬》市场定位不单只是在中国,“问世时就是很国际的作品,去了康城电影节,面对很大一个舞台,现在也被选入竞争奥斯卡,我觉得,我从来不会用数字,衡量一个电影价值。” 至于新片是否已投入拍摄,陈哲艺表示下半年行程繁忙,会为《燃冬》跑宣传到12月,除了会到欧洲苏黎世电影节、亚洲电影节等,还会到瑞士、波兰、比利时、香港、德国、法国、希腊、瑞典等地,他说:“工作就一直排山倒海的扑过来。” 陈哲艺虽对新片细节保密,但他也透露明年希望会开拍。 另外,《燃冬》制片人黄文鸿也在得知作品报名奥斯卡后,表示这绝对是对导演陈哲艺的肯定。 “不少朋友都告诉我,他们喜欢《燃冬》,有的甚至说是他们心目中,最喜欢的哲艺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地影展放映时,都是一票难求的,这也是哲艺在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很高兴它的价值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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