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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决定到台北生活,意味着我必须暂时告别马来西亚的工作、车子、房子和家庭生活。 提出留学申请时,我将一切都想得非常简单,觉得应该和当年到韩国工作、北京留学的情况差不多,拖个行李潇潇洒洒上飞机。收到录取通知后,才惊觉自己不仅是个“大人”,并且还是个“已婚女子”,拖拖拉拉处理工作、车子和房子,还要背负上“抛夫”的恶名。“已婚女子”的枷锁比我想像中要沉重许多,许多人无法理解,认为我身为某人的妻子,又怎么能有“个人”的生涯规划?幸运的是,张生愿意将这段离别看作是各自努力的假期,假期结束后,彼此一定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我还是拖个行李,不怎么潇洒地独自飞往台北开始新生活。 炎炎酷暑,我在红绿灯和斑马线编织而成的和平东路徘徊了4天,像在海上茫茫然漂流,我果然是低估了台北。早知道学校宿舍没有单人间,我出发前在网络上查了许多租房信息,拿捏着不算少的奖学金,以为至少能租个像样的单人房。现场看房才发现,在台北租房就像吃Omakase,昂贵、分量小、不能选自己想吃的、容易踩雷,踩雷还不许投诉。 找房子的时候发现有个非常可爱的术语:“蛋黄区”,想像敲个蛋覆盖在台北市地图上,最主要的中心就在蛋黄部分,旁边就是蛋白部分。蛋黄区的房租动辄天价,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往往潮湿发霉破旧不堪,就算条件糟糕也还是十分抢手。我实在不想住多人宿舍,旅店的费用也非常惊人,只好果断放弃靠近学校的蛋黄区,转向距离较远的蛋白区了。蛋白区的房租并没有比较便宜,只能说相对环境好一点点,比较宽敞干净。好在台北公共交通十分便利,就算住远一点也还算方便。 我独自将沉重的行李扛上文山区溪口街三楼一间小小的套房,喘着粗气打开门,披头散发为我在台北的第一个小窝亮起灯,是这岛唯一为我亮起的灯。套房很小,是房东重新“劏”出来的,像旅店格局那样的一房一厕,没有窗的四面墙,像山中的洞穴护住我这个闯进来的野人。 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小衣柜、小冰箱、折叠桌、椅子、鞋架,如果在地面摊开一个大的行李箱,便没有行走的空间了。我添置了小风扇、小电锅和一些零碎家具用品,虽然实在没多少空间能放得下新家具,但还是想要一张像样的书桌。 书桌还是不能少的 我尝试在有限的空间里整理出一张书桌的位置,最终在门和床之间挤出一席之地,说是一席之地,确实只容得下一席。手边没有测量工具,我用台湾的床架尺寸换算,那一席之地不到半个床架宽,大概是不超过100公分。网购平台上的书桌尺寸选择不多,我想90公分的书桌实在太短,不方便使用,还是决定冒险试试看100公分的书桌。 考虑到需要独自搬书桌上楼组装,于是挑了一张看起来比较轻、桌脚纤细的简易书桌。书桌的组装比我想像中要艰难,需要固定的范围和螺丝的数量非常多,木板的固定处只是简单打了个孔,需要十分用力才能将螺丝锁进木板内。然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书桌的长度,我简单固定后赶快搬到房里测试。 果然,100公分的桌面正好挡住了门框。桌子放在床和门之间,床架已经完全靠墙了,完全没有空间。桌子放进去,门打开以后就没办法关上,门关上以后也没办法打开。我怔怔看向房里的四面墙,这里半扇窗也没有,如果连门的开关也不自由,这哪里还叫生活?这叫漂流。思考间,我继续努力组装桌脚,无论是生活还是漂流,书桌还是不能少的。扭了半天,我手心都磨出了水泡,还是无法锁紧螺丝,右边的桌脚有些松动歪斜。开始想念张生厚实有力的手掌,想念我住过的所有房间,密闭空间里的灰尘让我鼻酸。 算了,就这样吧。 我索性让书桌松动的右脚往床边倚靠,倾斜的桌脚找到一个舒适的角度竟然稳住了,倾斜的角度让桌面往内靠了两公分,房门竟然就刚好能关上了。 房门一关,我的岛屿漂流在这无窗的房间里揭开序幕。
3星期前
7月前
吉隆坡ESMOD于2月18日在皇家雪兰莪锡蜡访客中心(Royal Selangor Visitor Centre)举行毕业时装秀。学生们以法语LE DÉNOUE(结束)作为毕业秀主题,17名毕业生展示亲手设计和制作的服装,总结3年所学。 随着时装秀来到尾声,校方颁发3个奖项——最佳时尚设计(Best Fashion Design)、最佳剪裁制模法(Best Pattern Making)和优秀时装奖(Couture Prize),分别由谢倾嫈、何韵蒨和黎学伟获得。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黄安健   女性西装简洁风,何韵蒨的女强人风 “我对裁缝很有兴趣,在我的毕业作品中会看到很多西装外套的元素。” 一个个身材高挑的女模特,穿着何韵蒨的设计,踩着高跟鞋在T台上展现自信一面。5套衣服以黑色为主,再适时加上金色做点缀,为高贵简洁的女性西装增加了一点狂妄。 至于为何挑选女性西装为设计主轴,何韵蒨以自身经验出发说,“市面上的西装,一般上男版着重品质,女版主打设计,所以我在外面很少买到品质好的西装。”她被女性简单、干练,带有女强人气息的特质深深吸引。因此,希望借由毕业秀的作品告诉大众,女式西装除了拥有标新的设计,同时也可以具备绝佳的质感。 “对任何人而言,女性西装绝对是一门长期的投资。”何韵蒨在筹备过程中花了7至8个月,追求完美主义的她,不放过服装上的微小细节,“就好像纽扣的选择,我为了符合全套服装会选很久。或是为了穿得合身,我也特别注重服装的内衬。” 求好心切一再修草稿 在设计草稿在过程中,她一再修改,“老师看到我又拿着新的草稿去找他们时也会紧张,因为担心我的准备时间不够。” 谈起成为“最佳剪裁制模法奖”的获奖者,何韵蒨难掩喜悦说:“我希望毕业后往‘打版’的方向发展。”因此,该奖项对她而言无疑是一种鼓励。ESMOD除了着重在服装设计,“服装打版”也是重心的课程。在业界,服装打版(Pattern Maker )负责将设计师的款图,以简单的尺寸做成样板,才能去到缝制阶段。 “ESMOD的课程要我们学会设计服装,也希望学生透过打版技术做出设计图。”她非常享受将草图实体化的过程,“可能我比较擅长从2D想成3D的过程吧!”而选择时装设计这条路,何韵蒨认为最有趣的,莫过于透过服装传达设计师的想法,“特别的地方在于表达的形式,服装设计师会透过衣服表达内心的想法。”   突破心理障碍,谢倾嫈用设计为自己倾诉 6名模特儿穿着以红、黑以及牛仔蓝为主色的服装,在伸展台上展示服装的设计。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服装的小细节中都是“不对称”。 在ESMOD的毕业秀上,谢倾嫈获得最佳时装设计奖。有关“不对称”的创作灵感,一切源自于她8岁患上的病,“面部神经麻痹(Bell’s palsy),我8岁时患上这样的面部瘫痪疾病。”这样的经历让她变得极度不自信,甚至不善于表达,“借着毕业秀我想让自己勇敢一点,将内心想表达的都说出来。” 此病是由颅神经VII(面神经)的功能障碍引起,导致无力控制受影响一侧的面部肌肉,导致患者左右脸的表情会不一致。儿时患病,让她的面部表情与他人不一样,“很怕大家看到我不一样,觉得我很奇怪。” 于是,谢倾嫈以自我经历为灵感,决定将不对称的结构设计为主轴,“你会发现一些裤头的设计一高一低的。” 谈起会否增加成品的难度,她表示都要比别人“多做”,“在用白布做出样衣的过程中,如果设计图是对称的话,只需要做一边,但是我的话就得做出完整的一套。” 另外,受到描绘怪异虚构人物作品而闻名的乔治·康多(George Condo)之启发,她在服装上亦加入面部表情的设计,“George Condo在他的画作中融入不同的人脸,有各种不同的表情。” 在ESMOD学习的3年间,谢倾嫈认为不只学会设计服装,也懂得行销、建立品牌、拍摄等经营技巧。在筹备毕业时装秀的过程中,无数次针对细节进行反复修改,当下的过程难熬,但看到最后成熟的果实,她感叹道:“痛并快乐着。”   汲取各文化精髓,黎学伟灵感源自房间 “Why why tell me why,夜会令禁忌分解,引致淑女暗里也想变坏。” 展台上香港已故歌手梅艳芳的〈坏女孩〉响起,模特儿以一席“老上海”风格的服饰,抓住众人眼球。“老上海”这样的形容或许也不太贴切,因为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设计师在面料选择上,竟选用马来传统布料——宋吉锦(Songket)。 “当人们想到时装大多向往西方的设计,我是马来西亚人,觉得应该加入本土元素。”在ESMOD毕业时装秀上获得优秀时装奖的黎学伟,这样说明。谈起这一系列毕业秀服装的灵感来源,他表示一切来自——房间。 过去3年,冠病疫情阻断人们的自由。柔佛游子黎学伟北上吉隆坡求学,吃喝上课等,活动空间局限在租赁的小小房间中,“晨间起身我会压力很大,完全不想工作,只想沉醉在玩乐中。”玩乐、休息和工作的空间重叠,让黎学伟产生混淆,“但我们不能永远沉溺玩乐,只能逼迫自己工作,那种很矛盾的心情。” 活在身不由己的世界中,他不禁联想到历史上的被殖民者,如何被迫放弃原有生活习惯的无奈,“无论是现代或者古代,人们都被系统化钳制自由啊,是一样的。” 体现玩乐人生仍要为生活打拼 于是他以中国上海19世纪风格为主轴,加入西方元素点缀。为了具体表达“为了生活不由己”的意境,睡衣占一大元素,“可以看到模特身上的正式外套底下是贴身衣服或睡衣,我想表达沉醉玩乐的人们,仍必须工作的无奈。” 他解释,疫情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很多时候,我们视讯开会上半身都会穿得很正式,但下半身穿的就是睡裤。”就他的观察,欧美时尚周中陆续出现以睡衣为主的街拍等设计,他认为居家穿着将成为日后的时尚趋势。 谈及选择马来传统布料songket,黎学伟认为该布料无论花纹或质感都与其设计相互契合。正因如此,有的人误以为他的毕业作品走的是“娘惹风”,“其实娘惹风也是不同文化交融下的产物,我认为设计就是应该把各文化的精髓结合。”   作品竞争激烈 增设优秀时尚奖 值得一提的是,历届ESMOD毕业时尚秀中仅颁发最佳时装设计和最佳剪裁制模法两个奖项,黎学伟获得的优秀时装奖是今年特别增设的奖项。 针对该奖项的含义,在ESMOD教导服装打版的Robert Haddad解释说:“所谓的时装(Couture)指的是,有天赋的设计师花心思草拟、亲手从头到尾裁缝服装,是一种无法大量生产的手工制作技术。” 这种手工制作技术探讨得深入一些,是被时尚界的人称作“Haute Couture”。Haute Couture是法文,“Haute”意味着优雅高贵、“Couture”代表制衣、缝纫或针线活,因此Haute Couture可解读为高级定制服装,即允许设计师在没有商业考虑的情况下自由创作艺术,可说是赐予时装设计师的最高荣耀。   更多文章: ACCA成绩骄人 大马6人全球最佳 3青年呼吁爱地球,卖有机便当推动环保 设计互动性仪表盘让数据说故事 三剑客称霸大马数据科学赛 【研究故事】区块链有助推动医保发展 世界最先进望远镜——韦伯,要来到马来西亚啦!
1年前
1年前
1年前
那时候外头的世界很大,人不太多,路上、街上,都有无比的空间。而里头的人真多,一栋两层的大楼,一家数口一间房,上上下下住了五家人。房里一张床,渐渐不够用了,晚间就在仅有的空间打开帆布床,让我这长高的身体可以独睡一张。那时的我,想着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多好,没了空间就好像没了自己的时间。 工作之后有了自己租的房间,那真好——门一反锁,自己在里面就成了王。墙上贴自己喜欢的,早睡迟睡不睡怎么睡由得我,那种自我可以不断的膨胀,我有我的想法,可以有为可以无为,在这天地里,我好我坏我是王。 而走出这房,不再是王了。弓着背,低着头,也有偶然间的挺胸昂首,总要想想日子往后……父母租的房子又要逼迁了。没几年就要一次的游牧,五千年的文化里说,要安居乐业。啊…有个三房一厅就好了。 快乐的申请到四层楼组屋的一个单位,是在三楼,三房一厅,鸟瞰楼下或不远处的风景也甚好,不是太高,是我们这种小小鸟可飞的高度。快乐的下着楼梯上班去,下班回来就上着楼梯好回家。几年后老妈说下去摊贩买东西回来时,上了一两楼要停一停,喘一喘。父亲病重时,无法行走,扛着上扛着下。这组屋楼梯,不是天梯,我们是上不到天堂去……何处是吾长长久久的房子? 听着孙燕姿唱:“我要一所大房子,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有……一个房间有……”这么大的房子,或许是青春年少的梦。当这么大的房子老去时,身边的人渐行渐远,岁月空白(记事簿里已无事),眼神空洞(心无所念),这大大的空间未免令人发慌。 喜欢马来式的浮脚屋 朋友的朋友一个人住了栋两层半的房子,他四十来岁,与日本妻子离异,儿子随妻子返回日本。他喜欢抹地,这两层半也够他抹了,而他抹地的方式很古老——扑在地上用双手来抹地(真像小娘惹时代。)这样的抹着,或许是他疗愈的方式。 我呢,非常喜欢马来式的浮脚屋。上那几级的楼梯,又不是那么高,外头有人喊一声,在上面的窗口与人闲话家常也不难。各自房间各自的窗,到处都通风,房间里的人听得到厅的说话,房里的人说悄悄话不一定被听得见。那随风吹的普通窗帘,自己随时可躺在地板上,地板的缝也透风。(喜欢是喜欢,喜欢却不曾拥有。) 心想:偌大的房子、小小的房子,人生的算计与不算计,许多年后,所处的将更小更小,容得了身,不在地上在地下。
2年前
在大学教书,我的课都排在下午。一开始是因为住得比较远,从家里赶去学校的路上常塞车容易迟到,后来疫情暴发改成线上教学,我还是把课安排在下午。早上不是睡不醒就是太清醒,下午昏黄暧昧没有明确的分界,就像文学在我心中的感觉,与现实保持着若即若离。 小学时我在家里的书架上发现了金庸的《神雕侠侣》,只有第一和第二集。听大哥说是他以前的儿时玩伴用炮竹炸坏了他的玩具兵所赔来的两本。母亲要我在家多温习功课,不准我读小说,图书馆的小说也只能在图书馆看,不能借回来。于是放学后炎热的下午,我谎称自己要回房睡午觉,实际上想偷读《神雕侠侣》。大人规定房门不能锁,我便只把门合起不锁,再把睡房的窗帘拉上。不够厚的粉色窗帘被阳光照射竟微微发亮,而我也惬意地躺在床上托住小说阅读。 备受欺负的杨过住进了古墓里,与小龙女终日不见天日的相依为命。我认为小说最好看的部分是杨过练得绝世好武功重出江湖,打败曾经欺负过他的同辈。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也只能来回看那前面两集,还没看到杨过等了小龙女16年那么荡气回肠的爱情。我那时只读到第二集的小龙女被玷污,还停在杨过被郭芙砍下了手臂,看得我愤愤不平,然后又重头看起。 我猜古墓和我的房间一样既封闭又温馨。如果突然听见母亲在门外的脚步声,我便立马把小说塞进被窝里,倒头装睡。 后来这样的空间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在大学读完本科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在没有面试预约的日子里,我会在下午时分潜入马大校园,找无人的教室待着,读我的小说。 那一排教室是我以前副修东亚系日文部的教室,每一间教室的空间都不大,仅容纳30人左右,适用于上小课。我喜欢去那里,因为教室前有一棵很大的丹绒花树,很阴凉,人也被藏匿得很好,不像中文系的楼层太容易遇到认识的人,问我找工作的事。 我会走过那一排教室侧耳聆听里面有没有声响。停在无声的教室前,轻轻推开门,先观察里面有没有人坐着。无人,我便安心踏进教室,开冷气,随意挑一个位子坐下。如果白板上有上一节课留下的字,我会稍微留意,有时甚至能猜到是哪一位老师的字迹或哪一堂我修过的课。 重复着在做同一个梦 打开我的背包,我那时只读一本书,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我总是反复咀嚼那一句:这是颓废的年代,这是预言的年代,我与它牢牢的绑在一起,沉到最低,最底了。 这本书是我在九份一家二手书店买的。在大三修完大学学分以后,我和友人相约去台湾旅行。逛九份的那个下午,天空忽然下起雨来,没带伞的我们为了避雨踩石阶乱走,绕过一些民宅,感觉离店家与大马路越来越远,我们想走回原路却迷失了方向,后来竟不知如何走到一家二手书店。二手书店的二楼卖书、底楼卖唱片,我还买了一张苏慧伦的精选集。每次听苏慧伦唱“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起每棵树都像跳舞”,我就会想念起毕业前的时光。 我并不急着把书读完。教室的后面也有树,有时我会站在窗前看舞动的树与跑过的松鼠,或者帮忙擦白板。 总是出其不意地有人打开教室的门,某一堂课要开始了,我又要移动到另一个教室。当一个无人的教室都找不到时,我便只能撑伞离开,回到现实中我必须面对的难题。 如今的我有时会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课,线上课程进行时视窗里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的画面。在充满冷气的公寓里,只看得见阳光落在木桌上的痕迹却感受不到其热,还有落地窗外晃动的一排远树。 我似乎从小到大一直都重复着在做同一个梦。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