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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宣春

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上篇几位青年作家谈及了地方与写作的关系、写作方式的经营、议题写作现象、可不可能当个全职作家等议题,本期的下篇且让我们继续追踪作家们的脚步…… 宣春:你们这次参与乔治市文学节和不同背景的作家交流之后,有什么收获?最后,也请大家介绍一两本关于“城市”的文学代表作。 晋恒:乔治市文学节开阔了我的视野。犹记得第一天和友族作家相遇,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要喝”。当时的我深深被震撼了。有些马来作家也敢于写变性人议题,这让我有了一个觉醒——未来写作尽可能少一些自我审查,毕竟他们都敢于触碰那些敏感议题了,我们这些小众文学,更应该勇敢地去写。 我想推介欧大旭(Tash Aw)的《幸存者,如我们》,那是一本可以说明马来西亚国情的书。书中有句话:“不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大的吞并小的,所有事物都会变成某个事物的一部分。”我来自吉打,小时候父母出去旅游和别人介绍自己时,总会说自己来自槟城。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背景、出处也有阶级之分。失去原乡身分,我想也是我之所以那么热衷写双溪大年的动力之一吧。另外,这本书所提到的外劳命运,也时常发生在我家附近的厂区。他们,一生都是没有名字的人。 以吴明益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双声腔小说”,书一部分是纪实访谈,另一部分是主角出狱后,面对采访者时的心理状态。我们在主角对采访者的观察中发现,来自更高阶层的采访者,永远无法理解来自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主角。 言丹:槟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是个自由且互相尊重的地方。一片土地如果没有自由、没有尊重,是很难有文化交流的。另外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槟城人真的非常友善和包容,我无论在餐厅或是乘坐交通工具都从来没被人骂过或不礼貌地对待,这感觉挺新奇的,因为香港人普遍比较暴躁,偶然被人骂都是平常事。(笑) 我想介绍谢晓虹的短篇小说集《无遮鬼》。它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用了异常魔幻的笔触和独特的意象,书写香港近年的抗争和经历的创伤。我也很喜欢西西写的阅读笔记,有时候我觉得每本书都是一座城,通过阅读作者的文字,哪怕你身处自己的房间,也能到达他方。还有另外一本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写城市但不是写香港的书,就是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的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记忆》,里面有很多他对童年的追忆,他也在书中提出了“呼愁”的概念,说的便是看到伊斯坦堡由盛转衰的过程而引发的一种集体哀愁、笼罩整座城市一种注定没落的哀伤。我相信这份情绪哪怕在马来西亚还是香港都是相通的。 馨元:这片土地的包容度挺高的,我也在槟城找到很多很奇妙的艺文空间。除了文学节,槟城也办文化节,州政府推动地方艺文活动不留余力。 要推荐一本城市文学的话,我会选韩丽珠的《黑日》。熟悉她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她的小说较多是超现实,然而《黑日》却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香港人在那段时期的抗争。她以一贯柔软的心,去写出很坚硬的,可以抵抗霸权的文字。 子扬:我认识了更多马来作家。首先是因为认识了一位名为李浩杰的译者,我和他聊到年轻马来作家关注的议题。就和晋恒所说的一样,原来他们关心的事情和马华青年作家差不多,都是自由、自身、独立意识。我今天早上读到Azrin Fauzi的〈Panorama〉,我发现他的形容和叙事手法都很新颖,跟我读过的马来前辈作家大有不同。 最后我想推荐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小说主角米亚就像城市里的女巫一样在男人身边徘徊。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站在天台俯瞰台北市的那一幕,那和我俯瞰城市感觉很相似,那是我喜欢上城市文学的开始。我还想推荐李桐豪的《不在场证明》。这本散文集写的是他被外派到不同城市工作时,眼见的一切,以及他和伴侣的爱恨纠葛。其中有一篇〈白狗一梦〉,写他和前任分手后俩人再一起相约到西藏旅行。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从今以后,只要能够伤害你,让你痛苦的事,我都会尽量去做。”我想,恨到极致,也可能是一种豁达吧。 相关文章: 【跨年特辑】时空的人 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上)
4月前
11月杪的槟城艺文活动颇热闹,除了有第13届乔治市文学节,岛读书店还举办了《灼热的岛》读说会,邀请香港及马来西亚作家展开文学沙龙,探视与思辨文学的意义。【文艺春秋】请青年作家王晋恒将其中一场对话会整理成文,供文学爱好者窥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关注的写作议题及方向。 主持人:李宣春(大马) | NGO资深资讯传播员,作家,著有《散散步》 与会人: ●黄言丹(香港) | 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首届“开故”作家育成计划得奖者 ●王晋恒(大马) | 医生,青年作家,着有《时光幽谷》 ●梁馨元(大马) | 副刊记者,青年诗人,着有《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 ●黄子扬(大马) | 新纪元大学学院品牌与创意部副总监,作家,着有《徒手杀死那只狐狸》 【地方与写作】 宣春:城市对你们有着怎样的影响?无论是小城、小镇或者岛屿,“地方”这个概念是否影响你们的写作? 晋恒: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小镇。首先当然是出生地双溪大年。另外一个就是吉兰丹。后来发现《时光幽谷》的确常常谈及双溪大年的变迁,因为双溪大年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在吉打州,它是一个以华人人口居多的小镇,我们也知道在吉打,绿色力量已悄然抬头。未来,我会多写保守主义如何改变我的故乡,比如双溪大年已经找不到投注站,据说歌台也受到诸多限制。 吉兰丹则是另一个我常写的地方。去吉兰丹上大学之前,常有人觉得我怎么愿意去那种很low的地方。可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板印象,吉兰丹有保守之处,却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面貌,而我就想以文字颠覆外人对其片面的理解,建立一个更立体的地方印象。 言丹:很多香港作家都写过香港的城市形象,比如西西写“我城”,黄碧云写“失城”,还有董启章的“V城”和韩丽珠的“H城”等。我对于“城市人的移动”比较感兴趣,一是因为香港近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身边不少朋友亲戚都有离开的念头,我感觉整座城市都被这种离散情绪浓罩。二是在全球化现象下,人好像逐渐陷入一种不停移动的状态,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论是旅游也好,移民也罢,人的流转变得非常简单快捷,但这其实也会造成人与人、和人与地方之间的疏离脱轨,也加深了我们内心的孤独感。我想我会在未来的写作里,尝试探讨及呈现这种人漂浮和切换于城市之中、时刻想要逃离又无法找到栖身之地的生存状态。 馨元:我蛮羡慕晋恒的,他可以有一个故乡,有一个熟悉也喜欢的地方去写。我应该比较难有归属感,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产生逃走的念头。我虽然出生在马六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在我还不懂事时就已搬来吉隆坡。在吉隆坡之后,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房子,不停在租房;这样的移动中会比较缺乏安全感,导致我想要逃。但我们也该知道,不断地逃亡是会迷路的。 虽然我一直住在城市,可是我对城市的疏离感还蛮重的。在城市以外的地方,每次看到山川、原野会让我着迷,以至于我选屋子,会选门口有一条很宽阔的河,假装把自己抛置在自然生态。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忧郁的地方,如今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从家里开车去公司。塞车的时候,你会无聊地去看隔壁的车窗里面坐着怎么样的人,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就很容易发现,其实城市里的人都非常的忧郁。 子扬:其实我从没写过自己的原乡。我是汝来人,汝来属于森美兰州,但我是在吉隆坡出生的,身分证号码也是吉隆坡。出生之后住在吉隆坡,直到3岁才搬回家乡。我不写自己家乡的原因是,第一,过去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地方。在芙蓉念中六时曾有同学这样形容:汝来就是我们芙蓉人要去吉隆坡时,会有休息站可以小便的地方。 我从小到大都跟家人一直在移动。所谓的移动不是说我们搬来搬去,而是我们星期一到五都在汝来,周末的时候不是去芙蓉看电影,就是去吉隆坡逛街。所以我对吉隆坡并不陌生。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写的东西比较多是在吉隆坡,我把书写的焦点放在吉隆坡,感觉就像丢一个手榴弹的时候,瞄准一个远方,至少那一个距离,它是不会伤害到我的 。我是个需要距离的人。 【经营写作的方式】 宣春:你们在写作的经营上,是“无心插柳”,还是“处心积虑”的类型? 子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分阶段的。一开始写作,当然就是无心插柳,因为我参加的第一个文学奖是星云文学奖,结果第一次参加就入围了,我好像进到了一个文学的殿堂,开始思考文学是什么东西。出第一本书《徒手杀死那只狐狸》之前,我的写作都是在尝试,有了一些回响就可以继续写。但当我出了第一本散文集后,我开始思考,第二本散文集要写什么,因为第一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少作的集结 。但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再也回不去的状态。那样一种青涩的状态,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人会越磨越光滑,无法回到这种粗粝的状态。 我的散文集是2022年4月份出的,之后我就开始比较有主题意识地去书写。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背景对照很多马华作家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纯国中生,中学好朋友都是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包括我的大学朋友都是各族同胞。我觉得这种经验的声音很少,是不是可以尝试去书写这一块。 馨元:听了子扬的分享,我想起陈大为的一句话:故乡是你需要离开之后再回看,它才能够称为故乡。可能我从来都不敢离开,所以我对这个地方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保持彼此不受伤的一个距离,所以从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写家里的一些事,后来却发现它太靠近了,靠近到让人可怕,因为有太多凝视的眼睛。也刚好回到今早欧大旭那一场讲座所提到的——亲密一定会带来某种暴力。初始时,我会害怕散文被凝视,慢慢地就想逃开这个文体。也像子扬刚才说的,适应这样的距离需要时间,所以我转换方向先去写诗。我相信每个写作人一开始都是无心插柳,后来总得处心积虑。你必须要有计划,对自己,也对读者负责。 诗集其中一个主题是“生态身体”(ecological body),以生态元素探讨我们对于生死的状态。发烫,是因为还没有麻木,黑曜石则是欲望。欲望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来谈论,但我们要怎样与它共处? 言丹:就馨元刚才提到的“生态身体”书写,我觉得很有趣,我认为身体是很私密、很个人的东西,所以我很佩服能够书写身体的作家,我想我自己仍然在摸索一种看待及书写身体的方式。顺带一提,这次来到槟城,我才了解到原来印度庙的建筑设计是以人体作为想像蓝本的。门塔是脚,庙中间是躯体,走到庙的最深处、安置神像的神圣地方便是头部。我觉得这个想像很有趣,也给了我一个思考身体的新角度。 晋恒:我的创作也是从无心插柳过渡到处心经营。大家可以从《时光幽谷》当中发现,我处理的议题其实满杂的。书籍出版三四个月后再回顾,我发现这本书也可以叫“时光切片”,把我年少阶段看见的故乡和亲人写下来。后来才想起这或许是我没有把花踪得奖作〈雄水蝶〉放入《时光幽谷》的原因,下个阶段的创作,我会更着重处理关系当中亲密与暴力的拉扯。时报文学奖的得奖作品〈腹种灵〉写的是疫情时期,我和母亲为了还要不要继续当医生而起的冲突。这篇散文正是为了处理阶级流动、职业选择、亲子关系等主题。 【议题现象与政治正确】 宣春:你们如何看待“议题先行”的创作情况?也可以谈谈“政治正确”。我们常会听说文以载道或笔尖是最有力的武器,你们在书写时会先思考议题吗?还是你本身就很觉醒,而这部分不自觉流露在你的创作之中? 晋恒:以前没有议题先行的意识和困扰,但我最近想处理国族议题,比如华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与其他种族维持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从来不相信类似Kita Satu Malaysia这种粉饰太平的口号式宣传。不同族群之间难道不存在阶级对立吗?不谈歧视和偏见,真的有助团结吗? 另外,我也想处理医疗体系之内发生的不公现象——为何一些人可以获得优先治疗待遇?合约制下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医疗体系金字塔式的权力压迫,也是很值得写。写作的前10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未来,我会有更大的企图心去经营长篇,以便更有效处理某些议题。 言丹:我倾向不会先去想议题。我观察到时下有些香港作家会比较关注城市的变化和与社会现实相关的议题,在近年的香港电影里也出现这个现象。但我想我比较关注的是一种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在这个时代里人与人和土地之间的疏离陌生感。当然我也不会刻意避开议题,人存活于社会当中本来就会被身边发生之事影响,只是我觉得只有我对某个议题或事情有感受,我才能够写得好。而且对我来说,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比议题更重要,如果只有议题没有艺术性,那它只会是一篇报道。 馨元:我想写作人都是清醒的人吧,我们对议题觉醒,而这份觉醒不分轻重与贵贱。我承认以前曾经揣测写哪些议题比较能获得评审青睐。后来成为记者也需要处理某些议题,采访难民议题时,我会怕自己没有办法拉住界限,但同事这样说服我,要我有一个意识,当他们作为人,人权被剥削了,身为一名记者该如何为他们发声,而你的意识会流露在行文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的意识与动机非常重要,要提醒自己不能过度消费。 子扬:我觉得因为我是水瓶座,所以不喜欢跟着主流走,有时当文学奖的作品都往同一个方向发展时,我反而想试验更多的可能。后来写着写着,就不得不面对其他比如国族、性别等更宏大的议题。我想,只是因为这些议题正好搭上大叙事这艘船。 这几年,是议题找上了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我做过电视台、广告业。之前参与一档节目叫《声音猎人》,它收集社会上不被关注的声音。我当时被赋予的工作,只是为9集的节目写成一本书,类似报导文学那样。探访老人院那一集深深地震撼了我。那是一个人间炼狱,那里的老人痴呆的痴呆,受伤的受伤。当时,我们只是去“看”而已,但节目结束以后,我常在想,他们后来又怎样了?这些人的故事没有离开我,它们一直在生活里影响我。我想把这些经验写成小说,只是还没开始去写。目前来说,我会先把第二本散文集写出来,再处理小说吧。 宣春:让我做个小结。我觉得身为作家,会关怀身边的议题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关怀之心是很难写下去的。文学在其中起到疗愈、弥补和记录生活的作用,让更多人看到某些人的处境。当然,有时候写作多了一点计算,就会成为“消费”,这就要看作家如何经营自己的身分了。 【全职写作可行吗?】 宣春:我知道四位作家目前都不是全职写作,包括我自己,我在报章写专栏时,会觉得白天的正职是副业,晚上写作才是我的正职。白天的工作是用来喂养我晚上的梦想的。所以想问问大家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的关系? 子扬:我从20到29岁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写作、主持、组乐团表演之类的。今年来到30岁,我想在30到40岁期间更集中在创作上。所谓创作,不局限于文学创作,可以是剧本、广播剧和各式各样的(作品),包括商业创作。 馨元:我是记者,在此之前是中文系学生。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你写得还不错,所以你会自以为当记者也没有太难吧。进入报馆后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很天真,我蛮常听到别人评价写作人很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想要学会怎样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昨天我采访马来诗人林天英(Lim Swee Tin),他说当他想写穷困群体的故事时,是去Jumpa(会见),而并非Lihat(观察)。我们很常用二手资讯代替一手感受,记者可能就能走得更靠近,两者相辅相成。人们常说写作的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但我现在更想走出自己的房间。 言丹:我可能跟很多中文系出身的朋友不同,我本来是念法律系的。我在大学时做过一些实习工作,参与过一些刑事案件,我记得其中一个案件是关于一名弑父弑母的男子,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太真实太靠近了,使我常常陷入道德困境中。我觉得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我一种安全的距离,让我能够借虚构短暂逃离可怕的现实。 至于如何平衡写作和现实,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你必须刻意找出时间,分秒必争地写作,尤其当你有一份正职。那种生活和写作模式其实蛮辛苦。我之前也是在公余时间写作,现在算是全职写作人,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全情投入创作,完成自己的作品。 晋恒:我就从三个层面谈这个问题好了。第一从时间上来说,我把握不工作的时间尽量去思考、阅读和写作。简而言之,就得牺牲睡眠。第二从经济层面来说,稿费自然不会比正职带来更高收入,但每次拿到稿费我都会很高兴。这是一种证明。母亲常说写作赚不了钱,而有了这几百块,就至少能减轻生活负担,让我不必去兼职当替班医生,有时甚至可以帮我还贷款。有趣的是,在出书以后,我反而更加吝啬了,每次想要花钱,都会心想:“啊,那几百块钱,可是我几本《时光幽谷》的盈利啊。”我不想自己的创作成果那么轻易流失,即使那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接下来谈谈心理层面的冲突和平衡吧。我认为,写作和医学是互相拯救的。在医院遇见太多一板一眼的规则,我就想从文学中找到喘息的空间和变化。有时写得太多,就想要回医院找灵感。但是,我汲取的灵感类似脱口秀的准则——是为了punch up而不是punch down。我想要关注医疗同业的病态,更甚于用俯视的角度去卖弄“廉价温情”。我比较想关注医疗业背后更深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脉络。以前,我蛮抗拒别人叫我“医生作家”的,因为那会让人将我联想到写病人小故事的那类作家。(1月2日续) 相关文章: 【跨年特辑】时空的人 时代的笔 ——港马青年作家沙龙摘记(下)
4月前
1年前
我和高中同学的聚会约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炸鸡店。炸鸡店先在市中心开了总店,然后又在不同商场和小区开了几家分店,经营规模越来越见活力和野心。这个农历新年推出的促销商品是炸薯类,还特别量订了纸盒;盒子里头分成3格,分别盛装格子薯、薯条和卷薯,另外也备有3种酱料。这自然是瞄准过年人们群聚的需求。我则觉得想法聪明,往年曾经发生鸡肉缺货——新年假日鸡贩也放假造成原料供应不及——所以马上变通包装和主打其他较少原料短缺风险的食品。 我来到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叫了炸鸡胗、盐酥鸡和手冲饮料;事实上,年纪同样奔4的我们,已经鲜少肆无忌惮地消耗炸物。只有等到这类特别聚会,才会不顾禁忌和健康地先“吃”为敬。我自然是点了新年特备商品,全部都是“薯”,食物一上桌就不停往嘴里送,宛如仍是少年。 这个聚会已经延续了好多年。我们私下有个微信群组互通消息。上一次聚会是在全国大选,外地工作的同学们难得回来,投票日当晚就约了地方小聚,一边等成绩揭晓,一边“说三道四”。我总是在过后不记得大家说了些什么,却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彼此搭肩打气的默契。就像准备大学入学考那两年,无论状况多么焦头烂额,我们仍扶持着彼此,先过了这一关再说。许多年过去了,如今各自面对的挑战和关卡也变得不一样,但我们继续为彼此打气。不需要明说,默契就已经存在。 也便是那个时候,有人说起了W。我中学时代曾经和他同班几年,后来分班了就渐行渐远。但我一直都约略知道W的情况,中学毕业后去了哪里升学、完成学业后回来创立事业,此去经年。这次提起W,可从叙说中听出不少担忧。W过得不太好,事业、生活、感情、家庭和健康都亮起红灯。W并不是这个聚会的一员,却与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听了W的故事,除了感叹,也没法多做什么。变成成年人的我们,都懂得人际之间的界限,许多时候只能隔着距离关心,在没有对方的允许之下不能逾越红线做得更多。吃着稍嫌过量的炸物,我们默默祝福W,然后转换其他话题。 默默哀悼着提早告别的W 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寻常晚上,我们逗留至店家准备收拾关店才离开。雨还下着,回家后各自传简讯报声平安,然后打点好自己就入睡。平平凡凡顺顺利利就是我们此刻的福气。 过后几天我继续陪家人,开始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临行的前一天早上,收到意外的简讯:W寻短见,人不在了。往后一整天就只是等着与W亲近、尚有往来的同学更新消息。除此之外,能做的也真是不多。人都走了,故事差不多就了结了。 当天下午到城里的咖啡馆窝了一阵。没有抽烟的习惯,就啜饮着咖啡,看窗外已然晴朗的风景。默默哀悼着提早告别的W。陌生又不太陌生,伤心又不太伤心,只是不断觉得可惜:我以为你家世比我好,应该会过得更好,但你的烦恼原来是我无法测想的烦恼。 伤心很快就消化掉。从新闻标题得知更多W被发现时的细节,报纸比我们懂得更多详情。10年前,日常开销通常要预留一笔钱封红包;近年这笔开销转而预留作为帛金。不得不接受我们已来到中年此一现实。
1年前
过去几年,我都在犹疑着要不要继续升学。赶在30岁之前,完成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当时好像读书的历程可以到此为止;未来的重心应该放在事业和其他事情上。摆脱校园、进入社会、正式开始工作之后,由于跨进了一个全新文化和语言混杂的环境,最初几年都在适应职场和寻找妥当的生存之道。 在我成长的年代,所接受的训练往往是:要有一纸文凭,再有一技傍身,找一份稳定工作,就能自自然然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近年流行的文化词汇:“斜杠”,在许多年前早就有过雷同的用词:“十八般武艺”。能力越高,机会越多,这是我们曾经对工作的想像。 时代终究是善变的,等到我挂上晶片磁卡,日日背着笔电准时进入办公室,过往的价值和标准多少也开始显得老旧。我们对办公室的要求也体现了新世代的价值观:办公室有没有附设育婴室、能不能维持工作与生活平衡、如何有效贯彻传统式由上至下的直向领导和民主式的横向赋权领导……许多人会将现代办公室描述成千奇百怪的场所,但我觉得这个以一种宏大的理想名义汇聚了一大群人类的地方,就是一个“道场”。善管理者,人人都可以成长与晋升,利益均分;不善管理者,则难敌内忧外患,迟早必须解散收摊。 如此,我就这样当了10年的上班族。在工作看似顺遂的时候,我对自己和环境的质疑也出现了。求知欲和好奇心会让你感到不安,你会开始问自己: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吗? 那所专为工作人士开始设在职专班的大学位于办公室附近。初期看着它装修、翻新,过后经常看到架设在建筑物顶层的招牌;入夜之后,几个圆润的大字鲜明耀眼地亮着。疫情期间,陪同友人走进里头咨询课程,友人顺利地入学,开始了她的两年征途。从初期的不确定,到慢慢地投入其中,然后就进入了实习和撰写毕业论文的阶段。去年岁末,陪同友人去交作业时,我忽然天启一般地闪念:“呃,好像也可以来这里上课呢!”于是,随手就抽了商学系和人文社科系的传单回家参考。 对自己有个交代就好 为了确定自己不是一时短暂的热情,安抚自己先冷静下来,隔天再来想想。透过大学官网了解开设的课程(一项项勾选感兴趣的科目),衡量自己的财务负担和状况(不必太刻苦还能应付得过去),心底大致已做好决定。开年才过几天,就去了学校,跟招生主任了解细节种种。约莫一顿饭的时间,提交文件、办理好登记手续,我就又有了学生的正式身分。 前几天去参加新生说明会。相信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学生事务已大量转为依赖网络进行。系所有特设的网站,师生间的学习、作业、课堂讨论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之后课堂的品质会怎样暂且不论,但可以感觉“工作人士时间宝贵”这一点受到了尊重。总的来说,决定了来这里上课,一切都得靠自律。 选择的科系与过去所学不太相关,倒是与过去10年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想要提升工作技能,还是希望未来几年可以转往另一个领域发展,这个决定算是一个新的路向。我无须再向任何人交代或背负谁的期望,我只要专心地对自己有个交代就好。
1年前
  【遍宇幽香,遍宇清响】 文/李婷欣(台大中文所研究生) 马华文学场域多年来在自觉探求、书写中不断实验,在各自共同努力之下,有层次地在文坛间逐步开辟。尤其今年,许多马华相关出版品在台马二地开枝散叶,可见“出版责任”间接由海内外的出版社与文化人共同承担,提供了不一样的南岛视点,促成另一种新序列的文化场域。这样的出版多元化,使“马华”定位似乎能从在地/离散的局限中解放。2022年是丰收之年,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翻译、与半世纪后以中译面貌再版——读都来不及啊!我的心水书单简单分为两个主题: ❶“重启南洋指南”是指将往年对马华文学的印象解构,并再次重新以马华历史谱系、政治遭遇、风土文化与语言等系列作为编排,有了新的阅读方向。《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十分好读,议题式的单篇将叙事脉络多维度探索,让马华文学有更多论证与思考的空间,并非单向式的二分法(现实 vs 现代)或兴衰时期分隔。即使从未接触马华文学者,也可从这本书中轻易掌握。例如〈第九章:在马哈迪时代抒情〉就特别有趣,这22年期间发生了许多事件:推行固打制、种族政治结构化、新经济政策的强势推动——这些政治情绪都让当时的华人感觉被边缘化与不安,那一代文人笔下的忧国之情在今时无法复刻,而这样的选篇被集结成一个章节放在马华文学叙事轴中就显得特别有张力。 另,搭配《南洋读本:文学、海洋、岛屿》让视觉跟着作家的文学航道,一一回到南洋现场。内文编选的作家群像选择多元,不单是国族认同/身分认同议题如此浅薄,而是再进一步透过语言、文类、书写时空重建新视野。“半岛单元收录的历史故事有:五一三(李有成〈访五一三事件受难者墓园〉)、殖民强权暴力压迫下的新村(冰谷〈篱笆和历史的纠缠〉)等;“海洋单元”则收录现代中国第一批离散漂泊者:民族积怨下的欲望(黑婴〈帝国的女儿〉)、冷战期间南洋苦难叙事(刘以鬯〈榴莲糕与皮鞋〉)等。选材确实颠覆了往年对马华(南洋)书写的印象。 ❷“流动与在地叙述”则从叙述作者的身体开始。作者的身体流动在台、在马、在半个世纪前,从这样的角度来谈当地/当时面对的历史与问题。对族群与文化感兴趣,想进一步探索的读者,非常推荐阅读《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当然这又要回到马来西亚华人作为少数群体的自我认同。而作者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自我承认”。可见“承认”是一种强烈并主动的认知,作为理解作为华人的身分,争取在政治地位与社会上的合法性。新手读者也许会觉得学术句式略微吃力,但对于始终无法认清/了解自己在国家体系下所处位置的马来西亚人,我真的建议好好阅读一遍。 另,两本有趣的《赤道线的南洋密码》与《北漂台湾:马来西亚人跨境台湾的流转记忆》也值得一读,前者以跨域视野,让台湾读者与大马读者从各自的“地瓜形状认识彼此,作者以叙述故事的书写方式让这本田野踏查志变得非常好阅读;后者则以留台在地经验观察,带读者游走台马两地的历史现场,并以马来西亚人到台湾跨境求学的故事作为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最后强推中译再版的《懒惰土著的迷思》,45年前的研究摆在至今仍未过时,作者Syed Hussein Alatas对于殖民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当时的政治霸权对于“懒惰”印象的操弄,仍可时时警醒我们需充分利用理性的思考,关心复杂的当代社会政治议题。本文以Syed Hussein Alatas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作为总结: “利用理性能力对‘思想观念’与‘非物质问题’思考的人”就属于知识分子。希望大家能够从本期【读家】选单中,找到自己的思考空间。(作者按:本文“马华文学”定义承接张锦忠教授的观点:“马华文学一向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华文文学。但是,马华文学的生产场所也有可能“不在”马来西亚,而在例如台湾、香港等境外地区。……广义而言,‘在台马华文学’不一定限于马华作者在台,也指‘马华文学’在台,即作品在台湾出版流通。”——《马华文学》,西湾文库。) 【马华文学继承之必要】 文/李宣春(中文文案员) 年末参加了最后一场马华文学“小”活动——有人出版社作者龚万辉、梁靖芬与抽屉在诚品书店举办的分享会。3位主讲人的内容围绕阅读如何启发他们的视野,最后不约而同缅怀了刚刚过世的香港作家西西。听众群里有不少作家朋友,台上台下汇聚了7、8、9字辈马华创作者。 今年花踪季节过后,我才跟9字辈作者有较深刻的认识。近20年在文坛浸淫,受惠于文人“小圈子”的交谊,来到这个年龄阶段,似乎也得扮演起某个类似桥梁的角色,将一些连我自己也难以完整说出来的观念、价值传递下去。无论是当我在担任文学评审、文学活动分享人或是创作上的“学长”,我的作用也发挥于——接下来的马华文学会长成什么模样? 眼前躺着高嘉谦老师主力催生的《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和《南洋读本》。两本加起来的厚度不下于我在诚品不敢下手的俄罗斯文学经典《生活与命运》。印象中,过往的马华文学研究范畴顶多上溯至20世纪初,并且锁定婆罗洲、半岛和台湾;这两本读本的野心是不小的,将文学地图放大,面向东南亚。或许华文文学版图本来就不小,或许这在近年的文学论述上已不再是新事,但请容许我“大惊小怪”。不知接下来本地创作者,是否也会开始立足马华,面向东南亚及世界? 同样拥有文学社团理事身分的我,也关注各别文学社团及组织的情况。东、西马的“老牌”文学社团成员老龄化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可以感受到社团前辈对于后继无人的焦虑,也可以感受到外人对于“文学结社”的意义存疑。毕竟现今的创作者多半已习惯个人作业,未必仍会在意攀附某个社团或组织与否。文学社团何去何从?我个人是无解的,只能见步行步。若是某天有人主张解散某社团,我并不会感到诧异,这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回望自身,我想我辈马华作家多受困于“面包与创作”的难题当中。谁不想与现实做好朋友,又能有多一点时间写文章呢?不免浮想痖弦〈如歌的行板〉的诗句:“姑母遗产继承之必要”。比如,当我开始意识专栏已变成自己唯一的作品固定产出途径,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但除了把握任何继续写的机会,也没别的方法了。 【书页作为可折叠的记忆空间】 文/王晋恒(医生)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盛赞Annie Ernaux的作品“充满勇气与冷静的敏锐,刻画个人回忆中的根源、疏离与共同束缚”。而纵观今年马华文学出版品,无论是幽微的个人记叙,抑或宏观的集体回忆,亦尽皆发挥文学作为记忆载体的功能。 时光之河以清丽的文字缓缓流淌在邡眉的《一树花开》。梁靖芬的第二本散文集《野风波》以副刊编辑、作家及读者的视角,整理其周游列国、采访名家、博览群书以及初学西洋鼓的回忆。黄子扬第一本散文集《徒手杀死那只狐狸》是私密且珍贵的青春物语。展读张锦忠的杂文随笔集《查尔斯河畔的雁声》,我们走进浩瀚渺远的马华文艺景观。冰谷首次将其纪实散文整理成自传《胶林纪实》,引领新生代读者走回那个风云动荡的大时代。 作家以文字重构旧城 年初出版的《复始之地》收录老中青写作者的地志书写,对马来西亚这一方水土的描述,已经超越“蕉风椰雨”的往昔印象。虽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写过:“记忆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下来就会消失。”但作家们仍试图以文字,重构一座记忆中的旧城模样,否则近年的华人写作圈包括港台和新加坡,也不会盛行推出“我XX,我街道”的主题书写系列。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世界发生巨变,人事递嬗,书写作为抵御遗忘的手段,变得异常重要。于是想起龚万辉《人工少女》小说中那些被打乱的时间状态,与小说主人公穿越一个接一个的空间,仿佛拆解一组精密的盲盒。那个荒弃的百货公司、暗房、地下停车场、廉价旅馆都是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中的场景。小说写出了这些地方的败落,却逆向操作般在我们的脑海重归鲜活。小说中在更衣室神秘消失的直树,以及钻进人体模型的星仔,岂不像是生命中那些无声无息,突然离开的人们? 2022年,世界并没有发生末日,而是从疫情中渐渐复苏,但作家们仍然未雨绸缪般将记忆镌刻到书页之间。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改头换面的城市、昨是今非的感情,都被文字温柔地留存下来。 相关文章: 【读家选书(上):文学类】2022年读家十大选书,成绩出炉啦! 【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2022年读家十大选书,成绩出炉啦! 【读家选书(下):印象篇】2022年,马华出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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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霹雳返回雪兰莪的路上,半途遇到塞车于是速度慢了下来。刚好经过某个大道休息站,百无聊赖,看着燕群站满了一端的屋顶,另一端的燕群则在树头飞舞。夕阳的余光正渐渐熄去,车子继续缓慢地行进。说来跟霹雳的缘分真是不浅,身边诸多长辈好友来自霹雳各省;多年前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霹雳开展。就这样,怡保、爱大华、莫珍歪、曼绒、实兆远、红土坎、班台、太平、金宝、江沙、安顺、打巴、打扪……霹雳的城镇地名一个接一个地熟悉起来。 我想,是因为霹雳总是有那么多的山水和树木,才会让人如此心生向往。布满绿色的地景勾起我对砂拉越的想念,毕竟是在举目尽是树木和蓝天的环境下成长,即使如今在外浪游的岁月就快追上家乡养成的日子,仍无法断开藕断丝连的恋乡情结。许多年前,搭着巴士前往海岸边陲的小镇,常被沿途鲜少人迹的荒地、乡路、停靠站所吸引:到底人都到哪里去了呢?许多年后,车子行经怯懦如无依老人的老店铺,招牌上的字迹日渐模糊,爬满黑褐色的污渍,无论是在平日或周休经过,店门总是上锁的。后知后觉,这些店铺早已被遗弃。 大选期间,曾协助出征霹雳选区的候选人翻译文宣。竞选宣言里吸引我的部分,是其意识到乡镇人才外流的问题,剩下妇孺、老人留守家园。宣言里提出了几项展望,希望能提升妇女和年轻人的创收能力,让他们也能发挥力量促进家乡发展。城乡差距的挑战是普世的,世界各地的小镇年轻人纷纷在成年之后往城市涌去,求学、工作、享受自由、寻找展现自我的机会……然而,本该成为社区发展火车头的这批人离开之后,当地方失去了活力和动力,自然就发展不起来;即使某段时期有人看到了机会,投下资金推助了些许的发展,若没有良好规划及确保永续经营,没有人长期接力发展下去,就会原地踏步。 开始寻找回返的路线 这不也是我生长的小城面对的处境吗?而我自己,就是那个满20岁后就离乡背井逃到城市里的年轻人。当时是如此害怕失去自由;害怕长此以往地困锁下去,会变成连自己都认不出的样子。10年、20年过去,如今掌握的技能更多了,也拥有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又开始寻找回返的路线。比想像中的还艰难。虽然已不若少时那么激进地想着对抗现实,沉着、从容了不少,但是挑战与障碍在眼前,还是得好好想个周全的方案,才有办法继续前行。 我们的车子慢慢前行,越往前车流也越疏通。终于摆脱了车阵,一鼓作气奔驰而去。回到城市里,高楼、灯火、寂寥,总提醒我自己只是个滞留于此的过客。每天关注天气的变化,盘算冰箱剩余的食材,还有多少年假得抵消……而城里总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新开的书店、像游牧民族四处扎营的市集、新电影、新书、新政府、新餐厅……相较20年前初来乍到,如今的我已不觉得这些事物有多让人觉得兴奋,但总有东西可以递补视野的缺口。 在霹雳小镇逗留的时候,通常都住在长辈的家里。而那些晚上,总是睡得特别好,隔天醒来跟着长辈到市场去吃寻常的早餐,无需思考或盘算什么。这时候就会察觉自己是甘榜来的小孩,终究还是会回到甘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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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过了6月,就会开始经历一段漫长的空白时期。你会越来越清楚知道:能不能达到年初设定的业绩目标?能不能开展在脑海中徘徊多时的写作计划?还会不会有新的可能、新的契机、新的方向?一些事情进入总结,另一些事情准备告别。抵达终点线之前,便是存着这般渐进的过程。 总会想起大学毕业那一年,恍恍不知人生何去何从。我们在那年的年中毕业,有些立志从事教职的同学早已经到政府学校兼职,同时准备申请师训;有些同学进到出版社、报馆、杂志社;有些同学盘算好继续升上研究所修硕士;更有不少同学前往独中落脚,我也是其中之一。 到独中任教,原不在我的计划当中。毕业后尝试接手杂志专访和撰稿的案子,然而空有写作能力却技术生涩,没多久工作就不了了之。这个经历让我省悟自己的能力局限。向几所独中投递了求职信之后,得到一所学校回复。当时家里指明没法继续再汇零用钱,我的户头存额也近枯竭,因此一有机会出现就牢牢抓住。这学校远离城市,一个陌生的地方,当地也无熟人。面试过程颇顺利,大概主管也急着要人,面谈后见颇为投契,工作很快确定下来。现在回想,我们甚至没进到办公室谈话,就在校门旁的停车场棚子下爽快地谈完。跟着,我马上退租吉隆坡的房间、将家当整理收拾后,一个人出发,像拖着一列驼队迁徙。这段经历在旁人眼中充满浪漫色彩。我也觉得自己无畏无惧。实则是性格使然,无法忍受生活失去保障、收入、孤立无援,还不是回乡投靠家人的时机。必须自立自强。 我乘搭长途巴士从城市出发前往小镇。路程一律三、四个小时(现在可能缩短了很多)。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得先忍受一段油棕树林的景致,等到山岭出现就会舒心一些,而当看到稻田,就知道已顺利越界进入另一地域。我喜欢沿途前进的寂静时光。暂且抛开家人的责难、朋友的期待、社会的要求,我什么也不是,就单单地为着自己的生存而前进着。天上的飞鸟不作不收尚且能得温饱,地上的植物不栽不种尚且茁壮生长……我想这话除了叫人不必常为物质忧虑,也告诉人要顺势而为。巴士的目的地是海边码头,下了巴士,搭船过海,转乘小镇巴士,最后才会抵达我的人生第一次有所作为的地方。我就这样在那里工作、生活、当了异乡客整整一年。 努力是为了让自己安好 如今近15年过去了,人事景物肯定都已有变化。我不只能够养活自己,也供应家人的生活需求。还在当大学生时,曾有人问我是否认为写作有社会责任?若有,我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我必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凭着对生活与现实的自觉,我的每个动作、决定、想法都有“靠谱”的意义,不再流于痴人说梦、浪漫主义作祟。我的努力是为了让自己安好,希望同样也能让其他人安好。 每到七、八月的空转期,休个小假是不错的方法。离开劳动多时的地方,抽离和放空,还原成一个普通人,不是(别人的)谁谁谁或某某某,按自己意愿任性一下。我怀念那个靠海的渔村小镇,纵使现实人生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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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时节,无怪乎天气总是炙热的。接连多日不下雨,户外景观罩着一层灰蒙蒙的烟霾。 难得假日,朋友约出游到他家乡去看看。可以出走,还怎不好好把握?虽然是抱着说走就走的心情,但朋友其实已经有了行程规划。几点从城里出发;要在几点之前才能吃到别处没有的牛腩粉;吃完这家的面,还得吃那家的……随意之中藏着朋友特有的规律。朋友闲闲散散地开着车,走过他的小学、童年生活的老家、老家附近收留孤女的尼姑庵、启蒙少年情欲的豪华酒店、激起创作天分的热血校园……我就这么让朋友带领着,悄悄走过了他的半生,也重新认识这个从未好好逗留过的地方。 兴许是靠海的关系,小镇的炎热实在让人吃不消,我忘了防晒,喝的水不够多,长时间待在车上吹冷气避暑。果然,回来城市的当天晚上就开始浑身不对劲。夜里无法成眠,感觉身体游窜着热气。试着自己刮痧,希望可以舒服一点。如此过了一二日,症状转为喉咙作疼,清早醒来感觉咽喉像被砂纸磨过一样。一直担心会不会是感染了病毒,毕竟征兆有诸多相似。 连续几天的检验结果始终保持为阴性。看来是患了流感,我过去常因抵受不住过大温差而感冒。嗯,是一种“惯病”。此时,朋友传来确诊的讯息,嘱我自行留意身体状况。心思紊乱,不知该不该出门到诊所做PCR检验,手边的工作也无甚在意了。 仿佛一切还不够戏剧化。不久之后,同屋室友也告知确诊,我顺势成为“多重密切接触者”。话说,假日之前,平日经常相约吃饭的饭友确诊。当时饭友才庆幸发病前几天都没见过我,没将风险扩及到我这里。如今,只能深感自己避无可避,就看身体免疫力到底能不能助我度过病毒危机。 这段时间,恰好正阅读着龚万辉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人工少女》。故事背景约莫是这样:大瘟疫覆盖城市以后,人类在末日废墟里生存;故事里的父亲阿朔带着用培养器孵育出来的莉莉卡逃亡,追溯过去的种种记忆——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向一出生即是少女的人工女儿,灌输知识养分、让她见识人类文明的伤害与脆弱,再凭此寻找记忆房间的出口。 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我跟万辉已是多年旧识。知道他在过去两年的疫情高峰期间埋头书写《人工少女》。那些管制放宽允许出门的日子,我们曾见面吃饭,聊聊他小说的进度、交换彼此的近况。反复不定的政策管制,反而让万辉可以更专心地经营小说叙事。《人工少女》有着些微的科幻元素。当我在公寓高楼里读着小说的故事,宛若自己也成了小说里的人物:为了躲避人群喧嚣和无以名状的病毒,独自窝居在高楼的房间,任由世间的各种倾颓和变化不断发生。 身为密切接触者,难免会觉得窘迫。不知自己的身体是否真顽强得抵挡住了病毒,又或是潜伏的病兆延后了发作的时间;当周围人们一一病倒,自己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会质疑是否自己将病毒带给了别人。不管有无医学实证,关于病毒,我们总有许多合理的想像。 溽热的7月,等待一场大雨刷洗过一切,让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没有病毒、没有焦虑、没有猜疑,我们可以照着正常的步调继续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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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开始观看韩国综艺节目,很常会听到上节目的艺人提到“自我管理”这个词。一般上他们说的“自我管理”指的是身材和样貌的保养。歌手在发新专辑之前,需要拍摄音乐录影带、宣传照、上节目做宣传,所以有一段时间会需要控制饮食减低体重,好让自己以最美好的状态出现在粉丝和观众面前。演员也一样,有时准备功夫可能要更多,像是必须接受特别技能训练。假设角色是一名运动员,演员就得健身、进行密集的体能训练。演员上镜头之前,先将自己塑造成趋近角色的形象,如此全身心可以很快地进入状态。 在众多的韩综之中,我独爱制作人罗暎锡的节目,熟悉他的粉丝喜欢称他为罗罗或罗PD(Producer Director)。他总是能够和艺人和工作团队成员建立密切和真挚的关系,因此他的节目总是会有其他人难以复制的温馨和趣味氛围。 近两个月,他有一档新节目播出:《意外的旅程》,以去年凭着电影《梦想之地》(Minari)荣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资深女演员尹汝贞为主轴,随行跟拍她今年再度参加奥斯卡担任颁奖嘉宾的整个过程。罗PD跟尹汝贞结缘已近10年,过去曾合作拍摄多档节目。尹汝贞这段为时一周的洛杉矶之行,除了要准备出席典礼颁奖,也要宣传刚刚播出的美剧《柏青哥》。罗PD带着助理、编剧和摄影师一行人,加上另一位艺人老搭档李瑞镇,跟着尹汝贞一边工作一边看好人缘的她不断有业界知名人士和好友上门拜访。 单凭这样描述,可能会觉得这节目一定很沉闷、搞不清去向。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团队记录了尹汝贞上清谈节目接受专访、到摄影棚拍摄杂志封面,还大费周章地准备出席奥斯卡,观众会意外地从这5集节目管窥美国影视产业光鲜亮丽背后的景象;同时也会看到在韩国早已家喻户晓的尹汝贞,如何年过70岁才“大器晚成”登上世界舞台,被全球观众看见。 创作是长期酝酿 尹汝贞其实在韩国出名甚早,事业正要崛起之时选择嫁人与夫婿前往美国生活。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如意,她必须抚养两个儿子。摆脱不幸的婚姻之后,尹汝贞专注于演艺事业的发展,过去的经历滋养了她表演的厚度。来到古稀之年,她对演艺事业仍然抱着庄重的热情。在《意外的旅程》中,就可见她的“自我管理”:尽量做些运动,保持健康,以便在辛苦的拍摄过程可以撑下去;接受英文专访之前,她会事先拟稿,因为要用第二语言表述自己,她得先预备,才不会到了现场惊慌失措,有失体面。 身为资讯接收者的观众,我们多半只是享受成果或批判劣果的一群。我们很容易提出指点、打分数、直白地说出自己的喜爱憎厌。如果我们跟着每一项制作环节走下去,了解制作背后的秘辛,又是否能够如此简单划分优劣呢? 无论如何,对我个人甚有启发的,是“自我管理”这个观念;它包含的不只是外在的预备,还有对工作的认真与专业看待;另外,也很重要的是纪律,想要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成长与晋升,必须锻炼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加强技艺与灵活度,扩大发挥的空间。创作者的创作,并非顺手拈来,那是有着长期酝酿和磨练的结果。
2年前
4月下旬的某个周末,公司在武吉免登有一场活动,我自发前往充人手帮些忙。那是一场小型的研讨会,参与者加上工作人员约莫八九十人。我的工作并不复杂,就是和同事设立摊位、发发传单、推销纪念品;活动结束后再帮忙把桌子、条幅收起来,中午就可以收工回家。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人大多留在场内听讲员发表演说,很少人特地来到摊位瞅瞅,我因此百无聊赖,顾着看窗外吉隆坡的天空。 这就是所谓的“后疫情”时期了。每个人的脸上还戴着口罩,但已经不像之前那么草木皆兵。这段时间公司继续执行居家上班政策;领导层一年前已经决定将办公室改为开放式工作间,未来员工可继续在家作业,必要的时候才需回来办公室,比如:召开会议、商讨事务、借用网络等等。简单来说,我们将转为“流动式”办公室,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班,没有固定的办公桌,也不再有隔间区分。 封锁令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所有人必须适应新软体及参与线上会议的经验。我隐隐觉得缺乏会面的沟通与协商徒增难度。各种误读、中断和不信任感让人感到挫败。所幸,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握着滑鼠出生的(这当然是夸张说法),没多久就可以洒脱地打开笔电摄像头和麦克风侃侃而谈。 人人都可以闪耀的时代 长此下去,工作应当还能照旧进行。只是,领袖们要如何评估个别员工的表现?办公室要以什么标准提升员工的职位阶层?在疫情期间,大量业务重度仰赖网络科技执行:企业单位设立网络行销团队或外包社媒行销服务,以扩展业务和开拓身为网络使用者的客群……这一波潮流会持续多久?万一群众失去兴趣、忠诚度下滑、流量或生意额流失,你到时要怎么办?相信大部分人会觉得把握当下最重要,先把眼前的派饼切了分一块到自己的碗里,吃了再说! 那天故意岔出日常去加班,其实心里更渴望的是见见同事们一面。有些同事是在疫情期间入职,平日主要透过网络沟通往来,真人见面次数5根手指数得完。果然,几个小时下来,虽只是做着毫不费力的工作,跟大家聊聊没有营养的话题,心里重新变得踏实了一些。 也许接下来几年,当我们谈到关于工作的话题,大多数人讨论的不再是怎样建构事业的愿景和版图;我们可能会更加关心,怎样在薪资、才能、期待值和满足感得到兼顾的情况下,将一份工作好好地维持下去。我们的工作可能不再是只为了成就一个人的丰功伟业;一切都会更趋向个体,人人都可以闪耀、突出、轮流担起重责大任;在那样的前景,利益人人均分。可能,我这里说的只是可能。 前些天,发现附近长期供应越南法国面包的店铺开始也经营餐厅。我趁休假的时候去光顾,叫了猪肉三明治和咖啡。法包里夹了肉丝、肉片、猪油渣;拌入一点香菜、腌萝卜、辣椒碎;每每扎实地咬下一口,胸腔就会涌起一股温热直达口腔味蕾。明明人在八打灵某座建筑里,却宛如身在越南的日常小吃店,店外有熙熙攘攘的异国声嚣经过。 后疫情时代,想起过去经常遇见的词汇:离散、流离、疏离、漂流。我的想法没那么复杂,只求身强体健,吃饱喝足,一个简单的生活。
2年前
如何阅读远方正在发生的一场战争?一切如常,工作、煮食、月尾记得付清账单;月初再次分配薪资和存款,设定目标要留多少钱撑完一个月。如常之中又有了不同,战事还在手机里延续着,一有空就点开推特,阅读前线记者、政治评论员、政治人物、作家、幸存者发布的推文,每一条讯息都是活着的证明,是追求公义的人们向世界发出的呼喊、要求、提醒、质疑及哀悼。因为“共时”,我和战争贴得如此靠近。 当俄罗斯军队放弃围攻基辅,转移阵地往东南部的城市集结,乌克兰人回到士兵蹂躏过的村庄与城镇。映入眼帘的竟是残垣颓壁和无辜亡者。一张张现场照片在手机屏幕上发散开来,起初有人质疑那些都是虚造的;媒体记者带着公信力来到战区,不仅专业地使用机器或影像、纸笔或文字纪录目击的一切,也成为了重要的见证者。必须有人牢牢记下真相,必须将事实广传出去,让罪行无从涂改,也无从否认。 幸,也不幸;处在21世纪的此刻,我们竟然间接成为一场大型战争的目击者。 我们还有机会补救 许多时候,我为了弥补失落,特意去观看战争下的猫狗动物的影片。动物园的人们冒着被炮弹击中的风险,日日把握安全时段将园区内的大小动物运送到安全的所在。他们说:“不然就得将大型动物‘放倒’,总不能放着不管;若是让它们跑到大街上,恐怕就要和敌军坦克面面相觑了!”这话其实带有黑色幽默。好在支援及时来到,终于不必“放倒”动物,人与兽继续共患难。 我一直相信观看动物的反应,就可以判断身边的人们如何对待它。战乱中的乌克兰人对待宠物像是自己的家眷,彼此相依为命。一些士兵在战壕有毛孩作伴,不少是逃过炮击的野孩子,见到人类就靠过来示好,然后一同抗战。旁观者也不禁要感叹:“这个国家的动物比起世上很多人都还要有灵性和人性,实在命不该绝。”然而,也有这样的伤心故事:主人遇害之后,毛孩守在静止不动的主人身旁,迟迟不肯离开,乖乖地俯地等到能够安顿主人的人们来到。 看小国与小国之间的义气相挺,领导人多年轻啊,难怪决策总是果断利落;再看大国对内与对外的种种计算和优柔寡断,国格与声誉备受考验。人们说这场战争将促成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版图重新洗牌,的确很有可能。新时代终将来到,恐怕要等到侵略国承认失败之后才会发生。 消息看多了,竟也开始认识军事武器:军舰、坦克、标枪、刺针、无人机、S-300,看起来都那么先进且威力强大。乌国农民开着拖拉机拖走坦克的影片多不胜数,令人愤怒又感到荒谬。有人尝试查找战死的俄国士兵的来处,分析其生活环境、经济情况,想要厘清他们加入军队的理由。是因为高压政权的利用?还是本性野蛮,没有道德良知?又或是基于各种现实因素?关于人性的问题,我有太多的无解。 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战争?我自己究竟有没有确切的立场?我想我早已心里有数。有战争就必然有伤害,但是每个死者的背后还牵连着无数的亲人、朋友或相识者。我们还有机会补救与挽回,阻止暴政危害宝贵性命。我还没放弃,还在相信爱、和平与自由,以及拥抱的力量。
2年前
家里的饭桌成了我的工作台。大部分时候,我都在桌前戴上了耳机,然后上网、回信、翻译、开会、发呆、看串流平台上的影集或动画……起初,心里会一直念着:赶快把事情做完,关上笔电,然后出去玩!隔了一段日子,黏着笔电屏幕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天之内离开屏幕的次数5根手指都数得完。这真不是件好事,久坐不动,腰间开始老觉得有些酸痛。只好再提醒自己:赶快把事情做完,关上笔电,然后出去玩!即使没办法出门,也别再碰电脑,缩短屏幕时间。 室友们都在各自的房里工作,一间屋子有好几人居家上班,也算是蛮特殊的巧合。因为这样,早上还在赖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人开了炉火弄早餐。锵锵。我多半等到大家都回房准备开始工作之后,才起身梳洗、磨豆泡咖啡、烤面包抹咖椰牛油;开工第一件事,是查看同事有没有发来新电邮或新讯息。一边咀嚼着面包,一边啜饮着黑咖啡,一边动手动脑。为了减少叫外卖的次数,每到中午就特意空出时间准备午饭。通常是两顿饭的分量,连晚餐也一起准备了。 在饭厅工作,留意外头有没有下雨则自然地成为我的任务。我和室友们轮流把衣服晒出阳台,为防被雨淋湿,要及时把晒衣架拉进室内。这几个星期,总是在午后开始下雷雨。雨势又猛又烈。关上了阳台的玻璃门,可以看到雨水喷到玻璃上,玻璃外的世界一片迷蒙。 相信文学家的眼睛 乌俄战事在2月末爆发。当时对乌克兰相当陌生,只记得马航的波音飞机是在那里被炮击坠毁。忘了是哪个时间点,在推特上开始关注乌国总统泽伦斯基、《基辅独立报》,跟着固定关注几个消息来源,就这样一路追踪着战事进展:逃难的人群、遇袭的城市、坦克、战机、士兵、志愿军、黑海、敖德萨、利沃夫……原本陌生的词汇,成为日常熟悉的关键词。 有一天,决定将手机的桌布改换成黄蓝旗。向日葵黄与天空蓝。犹豫了好久,终于在网络书店下单,买几本硬蕊的人文史地书,立志花一点时间好好认识乌克兰。发现乌克兰小说家安德烈.克考夫(Andrey Kurkov)的推特持续在更新,记录他流离路线的所见所闻,仿佛为读者开了一扇窗口;这样的时候,我选择相信文学家的眼睛和笔墨。考克夫接受英文媒体的访问,也为报章供稿,文章在网络上可以读到。考克夫的书写里,总蕴含着一股纤细的温柔,也有对自由民主的执拗,当然还有对不公不义的愤怒;只是这些情绪都不浮夸,都显出了尊严,并且读者衍生的情感也不会只流于表面同情,而是愿意相信他、支持他、站在他这一边。 乌克兰和马来西亚的时间相差6个小时。《基辅独立报》的推特总是即时发文公告空袭警报。有时好几个城市都响起警报,几个小时候就会看到废墟、硝烟、伤亡的照片传出。最近,空袭警报总是在那里的凌晨、这里的上午发出。我尝试想像警报回响不停,却什么也想像不到,只能想像雨势猛烈刷上阳台玻璃门。轰隆。 逃走了许多乌克兰人,还有不少人留在战事不断的城市里。有人躲在地下室;有人哪儿也没去,留在自己寓所,即使炮弹掉下来也无所畏惧。3月了,雨还在下个不停。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雨呢?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