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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嘉仁

二、有人,所以有很多书 有人出书,一般首刷1000本,至多2000。马来西亚市场小,首刷能卖完已可找棵树还愿,额手称庆不愧对环境。这些年来,有人印书量逾20万,设若每种滞销200本,一条数计下来,免不了有几万本存书。存书何处,这是个问题。 有人出版社原本只有两个仓库,一个在我家,腾出一间空房,每种书收几本至几十本,遇有小量补书,如月树书店、大将书行、季风带书店等,我自执书前往。另一处在永联印务厂,辟了个空间给有人存书,书印好即配送通路(一般也就三五百本),余书进仓库,待代理补书(早年的诺文,及其后的大众书局和有店),也协助运送。有人没发行专员,多得永联给了个方便(虽然仓库也算租金),以致多年运作无碍。这得特别感谢永联印务负责人Ms. Sim,若无她居中协调,有人恐怕经营不下去。 一次永联遭逢白蚁之灾,仓库的书毁了三分一,痛定思痛后决定狡兔三窟,另在月树租了个房间当仓库,把一些书转移过去,也接受大众退书。渐渐的,月树也容不下了,遂又在吉隆坡怡保路珍珠坊租下第四个仓库。大众退书是很可怕的,试过一回一退100箱,六七千本书。箱头越叠越高,搬运的体力活,不足外人道。一回仓库满溢,经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主任许德发安排(他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各地中学执教),老师们组了车队载走了几千本,带回学校图书馆或分送给学生。今年又有大量退书,老师们又来搬了一次。另外也分了两批,送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和艺青出版社,托他们到学校跑动时送给师生。 三、有人渐入中年 有人坚持不抛售书籍,因为这与杀鸡取卵无异,没有回头路,是戕害品牌和出版行业的作为。个中情由,我在〈关于大坏狼及其他——兼至我的朋友、作者、同业及读者〉一文[4]多有提及。虽然这坚持不符成本效益——3个仓库(还免除了自家房间)年租金近万令吉,而一年间能从仓库调书,重见天日的恐怕不多;但收(守)得住便有希望,书是有价值的。感谢老师们在满仓时为我们散书,免掉毁书时的不忍与愧疚。学生是一颗颗种子,你给他一本书,他往后可能长成一位读者,或一位作家。 《有本诗集》好几位诗人,都是有人出版社创社股东。两位六字辈(方路、刘育龙),6位七字辈:曾翎龙、龚万辉、黄惠婉、周若涛、杨嘉仁、翁婉君(后称翁菀君)。此外还有3位股东:陈翠梅(七字辈,导演)、李红莲(七字辈,文字工作者)及锺进贺(八字辈)。锺进贺于2006年成立万挠男孩出版社,专营儿童书;方路随后也经营“阿里路路”品牌,出版了好几本自己的书。 迈入20周年,有人出版社出书已近200种。多年来都是我管编务(兼发行、送书、仓管),杨嘉仁管行政和账目,周若涛管网络(有人部落和有店网络书店)。编辑一直都是陈文礼,校对也一直仰赖许钦斐和王国刚。封面设计除了龚万辉,后来也找了农夫。多得股东们信赖,不曾置喙社务和编务。除了又集过一次资,在没有固定办公室和员工的情况下,堪堪做到收支平衡。当然,也没分过钱就是了。 林金城是我们的老大哥 有人创立后那几年,着实办过不少活动。2006年杨嘉仁策划了“1726”八字辈聚会(他自己却没出席),17至26是那年八字辈的岁数,方肯在聚会中途闪了进来,那时她刚出版小说集《看见红雨伞》。此后她和嘉仁因为有人部落的言论风波往返交流,隔年便走在了一起。又有一年,知食份子林金城导览吉隆坡茨厂街,在制作公司工作的李雅丽欲约访金城,也前来参与。2007年,我们到雪州北部新古毛看水坝,金城领吃,当地人雅丽当向导;两年后文友团同游寮国,若涛雅丽已成一对恋人。我们戏称:搞有人出版社没什么赚头,但留下两百种书,也撮合了两段姻缘。 那些年,林金城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有人办文化沙龙,他是核心组织者,带领我们穿街过巷、翻山越岭,足迹(及口水)所及,新山、麻坡、东甲、马六甲、芙蓉、万挠、乌鲁音、煤炭山、双文丹、新古毛、直凉、淡马鲁、关丹、甘马挽、瓜拉登嘉楼、哥打峇鲁、甲板、怡保、太平、十八丁、实兆远、大山脚、槟岛;乃至台北、金边、龙坡邦、大阪、京都都去过了,留下不少地志书写和诗篇。同行旅伴除了有人诸子,常见的还有刘育龙、谢增英、吕育陶、周秀洋、林健文、黄俊麟、张丽珊、邱俊丽、黄建华、陈子韩、薇达、欧佩琼等人。 2016年9月12日,林金城脑溢血昏迷。就在前几天,他带着詹宏志、黎智英、张大春等人北上寻幽觅食,送走客人后当晚便倒下了。前阵子他还雀跃说,詹宏志、胡金伦等友好要把他的知食著作带到台湾力推。但他醒来后已经走不动了。这像一个分水岭,此后有人作者群纷纷步入中年,有了家累,心态也已不同,不复是往日说走便走的如风少年。 因为文学而结识的朋友,因为有人出版社而延伸出来的一段段旅程,隐身在一首诗、一篇散文或小说里。有时我会想,有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故事,或故事已经攀爬过顶,接下来只能是下坡路了。可以从容一些,看看对面走来的那些从前的我们,劝说前路迂回,但不走走看,你又怎么会知道。 想起2009年从龙坡邦往关西瀑布,大伙儿见路边摆卖蜜瓜,长长一列阵势惊人,喜孜孜买了好几粒,带到龙坡邦一家高级餐厅央请厨师帮忙削皮切块。饭后作甜品,大家吃了一口觉得不对:蜜瓜一点也不甜。但为了不辜负煞有介事的厨师(把瓜边切成齿状漂亮摆盘),以及大费周章像是捡到宝的自己,我们只好一块接一块硬吞,还要装作津津有味,貌似好甜,好甜。 你没吃过你不知道,蜜瓜还真是甜的——相隔这么久,这趟旅途最叫我们挂念的便是这些蜜瓜。你说,寮国到底有什么?有蜜瓜啊。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大学毕业那年,杨嘉仁驾着他那辆旧国产车,载我们穿越大学岭迂回的旧路,到吕育陶蒲种旧居游说他投资出版《有本杂志》。是夜大雨,雨扫发了疯似的狂扫,但机械与人力何其相似,编程了的极速(及生老病死)总有框限,扫不清瓢泼雨箭,看不清前路,也还是一头栽了前去。 及至那天通宵编完一期杂志,我从育陶家中离开,一人驾车上高速,为了不致睡着打开崔健(我们有了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音量转至最大;按下车窗,风狂灌进来,还算茂盛的头发打在脸上── 仿佛昨日,一甩头,时光已经那么遥远。 注:[4] 见曾翎龙《吃时间》,2018,页229-231。 青年翻页见中年——有人出版社20年记(上)/曾翎龙(有人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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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人的贵人们 2003年6月,有人出版社第一本书《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出版,收入六字辈诗人方路、刘育龙、吕育陶,七字辈诗人周锦聪、林健文、陈耀宗、张惠思、罗罗、陈燕棣、木焱、曾翎龙、龚万辉、黄惠婉、刘艺婉、Skyblue、张玮栩、周若涛、杨嘉仁、翁婉君、骆雨慧、刘庆鸿,八字辈诗人林颉轹共158首诗作。诗人们集资,各自缴付200令吉,得回20本书。草创期通路不通,我们找了城邦的周金明代理,蒙他豪爽包销400本,几乎立刻付清书款,至今感念。若第一本便出书不利,不知此后还有没有人。 张景云为《有本诗集》写的序文〈语言的逃亡〉,谈及他偏爱的非/反诗意写作,看来是婉转的提醒──里头大多数诗作他大概并不满意,至少不是他属意的写法。他愿意写序,期许的竟或是年轻人的躁动,不晓得会闹出什么动静来。记得书成后,与他约在吉隆坡文化街紫藤茶坊茶聚,席间少话,但可以感知他乐于亲近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总带反骨,总要做出不一样的事来,好比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一个现代诗人必须具有平衡的存在意识和历史意识,两者融合于一才能成就个人写作之中的软哲学写作内容。”2016年,有人出版社出版他编并序的《威北华文艺创作集》[1],期间他二度乘搭轻快铁到八打灵再也Amcorp Mall及百乐花园与我和杨嘉仁聚谈,贝雷帽斜肩包底下翻出的眼光笔意,依旧是别无二家的长者学养和风范。 彼时有人诸子(我、杨嘉仁、周若涛、龚万辉等)都只二十多岁,作品累积不多,《有本诗集》之后,有人出版的都是六字辈(甚至更早)的前辈作品:方路诗集《伤心的隐喻》(2004)、散文集《单向道》(2005)、朵拉微型小说《掌上情爱》(2005)、冰谷散文集《走进风下之乡》(2007)等。这些前辈们愿意把作品交托“年轻的”有人出版,既是勉励扶持后辈,或也说明马来西亚文学出版行业萎靡,可选择的管道有限。 父母知道这条路不好走 我1999年工余与友人筹办《有本杂志》[2],及至创办有人出版社。出版方路诗集《伤心的隐喻》时,我们特地邀请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出席在吉隆坡大将书行楼上举办的推介礼。有她“加持”,出版路上应当顺当。新闻见报后,有人出版社抛头露面,胆子壮了,路好像也走得比较稳。 路加(曾志伟)也出席了方路诗集推介。他是工大“孤舟工作室”元老,也写诗。参加过有人的几次活动,总是静静的来,静静的走。有人草创期阮囊羞涩,他投了一笔钱进来,“拿去用,不客气”。杨嘉仁说他是天使投资者,其实他哪是投资,他是单纯喜欢文学,连带也喜欢喜欢文学的人。方路散文集《单向道》印好后,我和嘉仁拿着书在他公寓楼下徘徊,他住的公寓便是姚拓住的公寓。那时他大概已不能说话,我们不知道应不应该打扰。后来我们把书放进他的邮箱,离开后收到他的SMS:“下回见”。没有下回了,2005年9月,他因鼻咽癌英年早逝。一晃18年,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会不会阅读有人的书呢。但愿他们知道,爸爸是天使。 2007年,时任财团法人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林载爵,邀请有人赴台免费参展。我在台北书展的东南亚华人出版与市场论坛,发表了〈马来西亚华文出版:现况、问题与前景〉一文[3]。2008年,林载爵又邀请我到韩国首尔,出席第七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兼世界编辑大会。对于甫成立没几年的出版社以及没什么经验的编辑,这些邀约都是巨大的鼓励和肯定。 大众书局负责中文书采购的韦翠群和周强生,诺文代理历任负责人Lora、Vynnie,大将出版社社长傅承得、大梦书房彭早慧等人,都曾在有人成长路途中扶过一把。他们先后退休或离职,叫人惊觉有人已经走了20年,从周遭一直都有前辈长者善意劝勉,到人群越走越稀落,有人着实不再年轻。 年轻的时候,父母知道我在办出版社,没有言语。他们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不愿鼓励,却也无从劝阻。因为常要取书送书,这里那里摆个小书摊,我买了一架小推车。记得是70令吉,五金店的廉价货色,用久了会金属疲劳,推手和轮轴折合处会松裂。一天送完书回家,得载家人外出用餐,把推车取出靠在墙边。隔天醒来,发现推车轮轴上下两面都钉牢了铁片,不再松松脱脱。这是父亲的默许吧。说起来,这辆推车也有20年车龄,四处征战依旧硬朗,父亲近年却是多病了。 2003年,有人出版社像是在贫瘠土壤意外冒出的一株新芽,在众人的期待和呵护底下,慢慢长出枝叶,舒展手脚。如今虽不至于蓊郁展伞,庇荫后人,却也自成一处绿景,可以吞吐些新鲜气息了。(明日续完) [1]《威北华文艺创作集》出版缘由颇为曲折,可参阅张景云3万字〈编者序〉,《威北华文艺创作集》,2016,页i-lv。 [2]有人出版社前身。可参阅曾翎龙〈想我杂志的弟兄们〉,有人部落,2005:https://www.got1mag.com/blogs/linloong.php/2005/07/12/a_sa_e_eo_c_af_a_a [3]全文见有人部落,2007年:https://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7/05/20/ebnaf_eyiao_e_ma_a_oc_if_c_fas_a_a_ei_e_   青年翻页见中年——有人出版社20年记(下)/曾翎龙(有人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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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谈 / 六之五】 最近写给小说新人的几篇杂论,不慎让作家友人感觉“被批评了”(取其意,原句不宜见报),脑中即闪现周星驰电影中“隔山打牛”的画面,想来电影也暗示了批评的技巧,受用无尽。当然练习阶段的许多基本概念、习作所需的限制如篇幅等,对“艺高胆大”的小说家是过去式了,或许也不适合有才情的新人作者,后者可能会大力反对“故事”的存在,希望在文字的哲思中建立小说的新世界,在精神上类似新诗作者打破“意象”和“语言”的尝试。自然会想到的问题是:从“小说新人”到“艺高胆大”,中间隔着的“山”有多远?恐怕要引用《少林足球》了。 若借用“山”的比喻谈小说(也适用于广义的文学作品),同一座山,在水墨画、摄影作品、油画、电影等媒介里各有风采,视野和焦点的选择有不同的取舍,如同小说中故事的“前景”和“背景”(新人常不自觉地调换了两者位置),其中最关键的是眼光的不同。若遇到高人读者,见山不是山;若是爬山登顶者,感悟天人合一,忘了身在此山中,和之前的所有曲折;遇到海明威小说〈白象似的群山〉里不知要说什么的女主角,群山是一群白象;若不明所以地问起作家本人,他可能会打发说:“都说过了,只是冰山一角。” 不同读者未必会看到相同的东西,也未必会看到作者看到的事——写着的时候,带着这样的认知,可能是重要的,但不尽然时时刻刻都需要记挂着读者,有些部分只有作者能知道(作者行使霸权)。或许我可以引用自己的诗句(如没记错),来描述读者和作者的碰面:“我们相逢在 / 岌岌可危的细线之上”,可联想地球在危险的宇宙中,竟然获得短暂的安然时光。说服不同类型的读者自是不容易的,因为作者还带着“作者”和“叙事者”的双重视角,除了常会焦点错乱,无法轻易对上眼神,当读者是学者或评论人时,则更具挑战。有人干脆就说:“作者已死(即使活着也无需多说)”。 先不提长篇,短篇和微型小说放在“练习”中,依然类似走钢索,步步为营,在高处求平衡稳定,其中需要拿捏力度轻重、缓急,精准度甚至虚实,都是难以明说、不具体甚至一直处在变化中的,我们却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选择,最基本的目标是避免从高处往下掉,而不是对错的考量。就内容而言,小说情节走在过于戏剧化和完全“没戏”之间;“前景”和“背景”之间;情节泛滥、天马行空和过于单一之间;过于写实与过于虚无飘渺之间;未来与过去(历史)之间;困境与困境之间。而角色常常处在大我和小我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现实与回忆之间;情感和欲望泛滥与无动于衷之间;勇敢与懦弱之间;过分完美与极度黑暗之间;生死(未卜)之间;悲喜之间。而说来有点刻意的小说形式,在下笔的当儿,多带实验性质,基本的起承转合结构(伏笔安放何处)、单线双线发展、人物刻画的程度(内心世界如何展现)、内心和场景的“对话”、修辞象征手法等都需要边写边调整,力求精准,很多时候事态发展不如预期,要不要拯救主角还难以有定论,其实很难有余力顾及其他类似“反映现实”的事。 小说内容和形式,都得在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各种“之间”移动,做各种剪接增删,只求作者眼光精准,让小说得以“自圆其说”。在理论上内容和形式需要做到融合,但现实中往往是互相牵制(可引伸为夫妻、同事关系等)。若难以用文字具体表达这种抽象关系,或许可以采用理工科的方式,在写小说之前做一道题:“试以内容为x轴,形式为y轴,各种轻重、急缓、虚实等单位为刻度,为此篇小说取一定点。”对小说新人而言,这个定点(定位)很重要,下笔前“心里有数”,甚至有个大纲,可避免写作过程中的可能发生的灾难(如放弃)。如果把“故事现实而手法写实”列在第一象限,“故事现实而手法超现实”可以是第四象限,它们都是可以成立的选择,差别在于难度。即便是“艺高胆大”的小说家的同一部作品,也不会随意在不同的定点之间移动,故事的虚虚实实或许还容易掌控(小说家的经验),文字风格的变化除非是不同叙事角度所需,很多时候会影响阅读的流畅。 尝试用“象限”的概念来表达(硬扯)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除了是“自圆其说”,也是某种跨界,而小说本来也是跨界的产物。小说导师们常说,要为人物做个清单,细细写下他们的个性、背景(甚至包括喜欢的颜色和星座),想像他们坐在面前接受作者的采访,把自己的一切说出来,作者还要进一步分析人物,揣摩其心理状态,十足心理医生(虽然只能在故事中协助治疗)。这个年代的小说新人们当然都非常清醒,不会问:“那么是否需要报读心理学?”(小说导师们内心独白:“做上帝比较有用”)。科幻小说作者不需要成为量子物理学家,在家写作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作者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也不需要杀人,或成为侦探,但需要知道火车上每个人的心事和来历。不同的“人设”,来自各种职业和生活背景,小说作者总是先要细看,看出关键之处,再把人物摆放在适当的时空,但人性的复杂无法轻易归类,或简单分善恶,那是小说情节需要展现的部分了。小说作者应该先是“看人的人”,并且看透,这其实不容易,特别是心思单纯的人。看透肯定是一种跨界,跨入灵魂之界,据说年轻的张爱玲早就看透了。但小说作者可以选择写,或不写透。 处理小说的各种烦琐的考量,足见更多“跨界练习”之必要,也显示了超越对“文字之美”的单一追求。只是沉溺于文字,或只是沉迷于情节,都是不足的。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独善其身。尽管说想像力无疆界,故事可以无尽发展,尽情“跨界”,但文字载体会把它们都拉回来。一位写长篇小说的同学曾经采用“Worldbuilding”(不确定正确的中文翻译)的概念,构思小说连串场景,听起来像“造物者”的工作,让人想到游戏世界的各个关卡,甚至最近红起来的“元宇宙”(Metaverse),但这方法真正的用意是在设定场景的规则和范围,订下“界线”,后来能不能把庞大的“设计”写好,有待小说形式和文字支撑,去体验作者的各种“界定”。许多新人作者“跨界”电影拍摄手法,生动处理画面和对白,往往忽略了电影难以展现、而文字得以进入的“内心世界”。马华小说家(不是百分百确定,姑且匿名)说过,要写一部“不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是对“跨界”的自觉。 小说形式或文字的表达方式更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左右,其中最大的是作者的“自我”,这说透了会变成宗教或哲学大哉问,但在小说的世界中,技术上而言那影响了“叙事者”的眼光,是否看得深沉,是否悲悯,或者无感。无感的叙事者如何说一个大悲剧呢?作者可能会说,“看到”和“展现”就足够了。但为何不能多一点叙事者(通常是作者)的心事呢?或许作者本就不想让读者知道太多。 延伸阅读: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一】杨嘉仁/让人心律不整的小说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二】杨嘉仁/小说之门?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三】杨嘉仁/说不完的故事 【小说创作谈 / 六之四】杨嘉仁/不再为校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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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白幡,在夜色中张望 那些年的孩童们,并倾听 城市的尘嚣洞开 一排长长明亮窗户驶入,复又隐去 在多雾的凌晨 孩童张望校车,从街尾驶入 照亮交响虫鸣,淙淙流水 鬼影幢幢的蕉林,大树黑色的枝干 以及偶尔晃过,正在追砍自己影子的 恍惚刀光——又越过了血色的早晨 那横跨平静小河,不动的轨道 去外婆家,必需越过的 多缝隙的枕木排开,吸取了 百年的风雨而深沉 当孩童、山羊和野狗跨越 如跳一排,不见尽头的格子 被踩踏的白色石子,在空中溅出水花 当耳朵紧贴,那烫热的铁轨 传来清——脆——清——脆——的火花 滚动的巨轮不远了 一堆堆煤炭。或一节节密不透风的 灰色车厢,经过时缓慢,战战 兢兢于漫长半岛的路程 如恐龙踏入,拖着族类的尸骨 有时停歇,沉溺于心事过久 迫不及待的孩童,爬上高处 有光的空隙,再跃下时 已不知着地何处 两百米外的月台总是无人 也无名,以几棵参天老树为记 只有落叶和绿荫静待,火车知道 并在经过时放缓 理发店在半空中 沿着茅草坡,拾级而上 即见红白蓝色条纹,不停自转的灯筒 悬挂在某个时空枢纽 店门外是一个世纪的车水马龙 发丝撮撮,随风 一半混入尘嚣,一半飘落梯级 在锡克庙的早祷,与兴都庙的铃声之间苏醒 名为“九格地”的低地上空 散开,复又飘落在茉莉花香的梦境里 那天孩童们战战 兢兢,走过乌黑如恐龙骨架横躺 战前铁桥,下方是雨后大河滚滚 静待一列蒸汽火车 喷发真实白烟,缓缓进站 柔弱的汽笛声从百年外传来 不是玩具不是蛋糕模型 不必买票的星期日 青——翠——青——翠——直抵——巴生港口 后来电线杆架起带电的线,能切割天空 粗糙的玻璃线不敌,风筝只能飘远 长大后的孩童去外婆家必得战战 兢兢,穿过剪破的篱笆 随时降下的栅栏 不再,也无需把耳朵烫热 也能听见,时代的巨轮滚滚—— 破空的长笛响起 轨道旁报纸摊开 (吉隆坡讯)据知,覆盖着老婆婆 深蓝色的一天,黑伞在旁守候 “莫在火车路彳亍” “月台已无落叶已无月台 隔着一排长长明亮窗户 如一排长长发光文字 经过,而无法下车” 又见白幡,在夜色中张望 公寓高楼灯火围绕 那些年的孩童们 ,在小河边围绕 看不见的火车缓缓进站 在大火临时搭起的月台,载走 大房子、车子、佣人与元宝 铁轨依旧,同时跨过两河 流水在夜间或许没有记忆 只在白天,让孩童们发现 许多黄花,许多失足 浮肿的孩童,纷纷飘浮 发现万物,都沿着铁轨消失 “尽头,是否是深深的港口 那里附近也是河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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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谈/六之二】 当我们在文艺版谈“小说”,仍得加括号,写上“文学”,意味着括号内的事,不是无需多说,就是欲言又止。“(文学)小说”的处境牵扯了“为何文学?”的哲学问题,面对各种俗世力量的撞击,常带来“我的小说不是你的小说”的局面,以及“为何需要理会那些压抑而心事重重的人物?”、“为何故事中总有各种躲躲藏藏的暗影?”之类的问题。 校园写作新人在还没有进入文学创作的状态之前,经历“直白、流畅叙事”的作文训练,无论议论抒情,属于写作前的“非文学”准备阶段。而校园文学奖常见涉及抄袭的作品,可见对作品“原创性”的无知。这些作品多是被学校老师发现并淘汰,而不是校外评审,因前者更了解学生日常的阅读范畴。评审多年就会知道,“中国腔”很重的作品,十之八九是抄袭。故校园“文学”更急需处理基本创作观念和各种写作前的问题(包括文法、造句、分段等),多于文学之入门。 小说创作是否有门可入?在现实世界中,无论线上线下,故事无所不在,小说几乎同等于讲故事,且人人都能讲故事,推开“小说之门”似乎轻而易举。村上春树在《身为职业小说家》一书指出,小说“都呈现一种大门非常宽的型态”。在马华文坛现状而言,只要在报刊版位如【文艺春秋】发表作品,或得到文学奖的肯定,即可得入门票。若再参与小说课及文学讲座,获得作家指引,或与文友交流,在课余业余勤于书写,大量阅读名家作品,也是推门而入的过程。吊诡的是,长期下来我们很难确定自己“是否真有所得”(例如大量阅读可能仅让人成为更好的读者),往往门内依然有一扇接一扇的门(每个人遇见的门都不同)。某种“纯文学小说”似乎就在那无法企及的后方尽头。 入门的叩问,除却所有外缘,依然得回到逐字写下的文本,而文字和书写者的内心,必然紧密相连,“为何而写?”是需要常自我“观照”的问题——写小说最根本的原动力,如村上春树那种“自由且自然的感觉”,每个人都不会相同,或安顿心事,或梳理人生,或自娱,超然于文学奖奖金和版税,皆不会在文字表面轻易显露。小说文字凸显的,往往是作者引导着读者的,一种对外“观看”的方式或角度,不仅是电影般连串铺陈的画面、声光和动作。当作者凝视故事中的人物及其遭遇,或悲悯,或无助,也可能带着绝对的无情。当作者不施予任何眼角的余光,读者肯定看不到故事的褶皱、角色的内心世界、情景的交融和水到渠成的动人叙述。 初写者对于塑造自己文字的外来影响,可能不自觉。那是一种类似“业障”的存在、书写的默认设置,包括过去累积的阅读量和知识、逐步建立的创作观、创作手法、价值观等,都需要定期“自我观照”和“清理”。初写者眼下最大的障碍物,大概就是各种通俗小说的套路和类型,尤其是“网路文学”平台、社交媒体海量的故事,涉猎久了便局限了叙事视野,只求迅速“交代”和“填塞”故事情节。除了直白的陈述,这类语言欠缺想像力和“展现”人物和情节的手法,遑论文学修辞。长期阅读的书籍、观看的电影类型、网络影音媒体等,对书写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足以让年轻作者自然而然地写出“抠门”、“嘚瑟”之类的词汇(一如前人写“斗争”、“热爱祖国”)。网络世界让眼球的竞争变得直接而残酷,对文学而言,无法迅速回应“快闪”中的世界或许已是一种式微。若还能有一丝余力,任性地动用不一样的语言和手法,小说或许还能扳回一局。 有一种门可能是专为“文青”而设。常见类似人称“文青小说”的新人作品,下笔随心所欲,看来抗拒说故事,回避任何情节、技巧或结构,作者多是从写散文或新诗转而尝试小说文体,志在扩大之前无法充分展现的场景和心情故事,或借小说角色发表意见。这里头肯定有对小说的一些误会,虽不至于源自黎紫书提过的“对故事的轻蔑”,写多了却也自成套路。新人作者可能是抱持“创作是随心所欲”这观点,或不喜欢“说故事的刻意”,也有对一些大师的盲目模仿。他们也可能在追求一种“动人”的小说,但小说动人之处不只是情感上的“感动”或角色的喜怒哀乐;或尝试酝酿一种“诗意”,但小说之诗意不只是单纯的文字之美,还可包括故事整体结构的“美学”、“艺术效果”,人性和命运的碰撞和纠葛,而朦胧、松散的叙事未必是诗意的,更多的时候看来是取巧、甚至敷衍的。 回到校园文学的范畴,以上的文青风格即是常见的“散文化”或“散文思维”,依然属于从作文或散文过度到小说练习的“中间状态”,不是那种对西西、沈从文而言的成熟创作手法上的意义。这类作品为作者自身的情感(很多时候是情绪)服务,不为读者,不为人物,也不为叙事,对比“散文化”作为叙事手法,或游走在文体边界的文字实验,不是同一个写作阶段或相同出发点的事。校园文学奖偶尔会大量出现处理文化传承议题(如节日风俗)的小说,但叙事都是类似历史或文化散文笔法,角色如游客参观主题博物馆,蜻蜓点水,故事情节薄弱之余,也同时错失了原本更适合深入书写的散文体裁,以致两头不到岸。文体的选择有时不能勉强。 写作初期有意无意模仿大师,或许难免,长远而言不切实际,因小说新人眼下的素材、故事人物、背景时空等都是独特的,到头来即使风格手法类似,未必是最适合故事的选择,作者更会不自觉地远离了其他可能,这依然是需要长期“观照”的影响来源。中文意识流小说第一人(有说第二人)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使用意识流手法,是有意为之,处理大都会题材的书写策略,不完全是赶潮流(离西方文坛意识流滥觞数十年了)。红极一时的南美洲魔幻写实,能否用在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自然有其可为和不可为之处(现实往往更魔幻)。适度的模仿和调动“大师”或各流派的叙事方式需要创作上的理由,但真不能依赖太久。况且当读者们能够在书店里看到某“主义”流派的作品全貌时,这些创作思潮的顶峰在西方早已过去了。 面对“出版业”的推陈出新,读者们处在“被动接收”的位置,例如魔幻写实派别,原本是南美小支流,在出版商连番炒作下才进入主流市场。除了赏析和模仿大师们的作品,背后的脉络(和机缘巧合)也不容忽视,并思考“为何阅读?”。读者们可能错过的、大师们以外的作品谱系往往是更丰富的,没有必要独沽一味。如果没有把外来元素内化成自己的文字血肉,到头来小说新人在多年后,仍会在脸上挂着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奎斯、张爱玲、村上春树等作家的头像而无法摘除,或拖着他们的影子行走,那也是一种推不开的大师级障碍。 (编按: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一】杨嘉仁/让人心律不整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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