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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

疫情过后到森林公园走走,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去那里,惊喜的发现在休闲区坐椅附近有一个小小书箱:Book Kiosk。(Stall,书的小摊棚) 由于Book的字眼让我这个爱书的人感到好奇,于是举步走去瞧瞧。 记得在疫情前,新山五福城三楼有一座图书馆,它的隔邻有名为“Kuku”(?)由大厦业主授意成立的店,主要堆积存放各方人士送来的书籍、二手衣服、碗碟茶杯等和各种各样的物品。那里也欢迎大众上门挑选心头好,合心水的可以任意拿走,只要在记事簿上填写自己的名字,再让负责人把物件放在秤盘上称了称,写上重量即可离去。(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是一种记录和对上头的交代吧?) 我曾经在那里找到好几本喜欢的小说、杂志和散文集。后来也将家里不想再阅读的书,就上次拿回来看过的一起放回去。我觉得这样各取所需、安然自得的循环交换方式很好,既不会浪费资源,也让需要的人得偿所愿。 疫情期间该区封锁起来后没有再开过,图书馆也关闭了。Kuku搬到底层,一年后再去蹓跶,发现也已闭门谢客,不知所终。毕竟毫无利润还倒贴员工的钱,要长期服务社会,是很难维持的。 现在森林公园里有性质相同的设施,让我感到高兴。打开摊棚的窗口,里面隔开两层,分别顺序排列各类书籍,多是国文的儿童图书,也有一些中文的,但以宗教的宣传品占多数,不是我想要的。 这时有两个七八岁的男女小孩跑过来,各选了七八本图书后嘻嘻哈哈地走到不远处的一辆车旁,他们的母亲正坐在驾驶座呢! 后来我发现小书葙旁边写着几行字:Dilarang membawa balik buku daripada kiosk ini(不能把这里的书拿回去)。 翻查了一阵子,我发现了新大陆,一本《苏联短篇小说大系》被我翻到,如获至宝。但也感到惊讶,因为那是台湾出版的,还在封面注明“社会主义写实文学第六卷”(七十年代)1992年8月初版。台湾当局对这个不同思维的写作风格,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将这本书带回家阅读,迟些日子再连同家里不需要的书一起放回去。 我也很想向已认识多年的公园管理员兼米尔(Jamail)建议,把那条不准带走书本的条例删除,应该可以来也可以去,互相交换,循环如五福城的Kuku,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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