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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拚的生命

爷爷年近90岁了,患有帕金森氏症、中风、失智症,反反复复都因为谵妄症(Delirium)而入院。照护爷爷的家属都很辛苦,因为人在谵妄的时候,除了会大吼大叫,还会拳打脚踢。 这次,爷爷是因为昏睡两天而送院。透过脑部电脑断层检查,诊断出大范围的脑出血,在紧急插管后,便被转诊到我们的医院。其实,在外院急诊的时候,爷爷的瞳孔对光已无反应,这表示脑部的生命中枢“脑干”的功能已经受损。 在神经外科医师和家属说明之后,由于评估手术助益并不大,再加上爷爷年纪很大了、又有多重慢性病,所以家属决定不手术。加护病房值班住院医师也和家属讨论了DNR(Do Not Resuscitate),即“不施予心肺复苏术”,指在病人临终、濒死或无生命征象时,不施予心肺复苏术(CPR),包括气管内插管、人工呼吸及其他救治行为,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让病人短暂延长生命却承受急救的痛苦。 即使值班住院医师一定会很尽责与仔细和家属说明并讨论DNR的决定,我在查房时,依然会再次逐一地和每一位家属确认过他们的想法: “是否对病人的病况有充分的了解?” “家属间对DNR的想法是否有共识?” “是否清楚知道DNR的意思?”…… 这是因为之前就曾经遇过了家属签了DNR,并不是他们希望“最后阶段”不要急救,而是他们始终以为自己的家人没有这么危急、一定会好起来,所以“不需要”也“不可能会需要”走到急救这一步。这样的认知落差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好好沟通、再三确认,才能避免医病间的误会,甚至衍伸出更大的问题。 “医师,我爸爸人明明都好好的,怎么会脑出血呢?”在我确认过爷爷的两位子女对DNR的想法以后,他的女儿这样问我。有些医师听到家属这样的问题,心里大概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吧,可能还会想“最好人好好的,会需要住到加护病房”。有时候,还会被触怒。我当然知道家属是没有恶意的。 “脑出血就是会这么突然,可以前一刻是好好的、还在和你讲话,下一刻就突然倒下。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报导,不是吗?有些人,还比你们爸爸年轻很多呢!”语毕,我看到两位子女都点点头。 “爸爸的情况是谁发现的?”我所说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只是情感上还无法接受爸爸已经脑出血这件事,才会想要问。这时,只要心平气和再陈述一次,不必觉得被冒犯。其实,我有看到他们是需要被协助的,就想再多谈一些。 “是我发现的。我爸有失智症,经常会谵妄,这个月因为谵妄的次数变多,就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每次打完镇静的药物,就会停止躁动,接着大概会睡上一天。但这个星期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躁动,而且这次很不一样,打了镇静的药物之后,竟然睡了整整两天。我一直跟医生说,我爸不对劲,他们才帮我爸照脑部断层扫描。是不是已经出血一个星期,只是医师没有发现?” 我知道,家属真正想问的是“医师有没有延误治疗”。更重要的是,他正在怪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如果我可以再早一点发现异状,爸爸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我觉得不是。这个脑出血是急性的,就是会来得这么措手不及,和这个星期的谵妄没有关系。脑出血一般不会有什么前兆,也无法预防。所以不要去想,如果早知道爸爸就不会出血。我跟你说,还是会的。 他听着我这样说,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差一点就要流下来。他就是要有人跟他说,爸爸会这样,并不是他的失责。 “而且啊,我觉得你做的很好,警觉度很高,有发现爸爸反应跟平常不太一样,医师也及时帮爸爸做了断层扫描。再晚几个小时,应该就来不及了。目前病情虽然很不乐观,但至少我们有争取到一些时间,可以好好跟爸爸说说话,想一想爸爸还想见什么人、还有什么心愿或放不下的事。” 爷爷应该会感觉很欣慰 兄妹俩点点头,经过我的提示,他们似乎开始转念了:从即将失去亲人的悲伤情绪中,转换成要替爸爸多做一点事、多完成一些心愿。 “你们家有什么习俗吗?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是拿香的。” “那可以求个符,或符水也可以,都拿过来、交代护理师怎么做,我们都尽量配合。没关系的,我知道那是大家的一番心意。”我话才讲到一半。 “但我爸是信天主教的。” “喔,那你们再讨论看看,请教友一起来祷告也是可以。” “陈医师,那我可以把这个放在我爸爸的床头吗?”儿子当下就把包包上的佛祖牌拆了下来。 “家人都同意吗?如果都同意,当然可以,没问题。”对于家属和病人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医护人员要格外小心。 到了隔天查房时间。 “孙子们昨晚都来看过爷爷了。” “那个佛祖牌还在吗?其他家人有没有说什么啊?” “还在啊!而且还和圣母摆在一起呢!” “真的喔?太好了!” 当天下午,爷爷就安详的走了。 我想,爷爷看到佛祖和圣母能够和平共处,一起送他走最后一程,应该会感觉很欣慰。在看到他的子女能够释怀、转念、放下,应该会更欣慰。无论什么宗教、什么信仰,都会是我的伙伴。我的信仰则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属”——即使病人已经无法救治,家属仍需要好好的活下去。 (摘自《ICU重症医疗现场2:用生命拚的生命》) ICU 热血暖医生陈志金 《用生命拚的生命》线上分享会 12月10日(星期五) 3PM-4PM 在大众书局“POPULAR Malaysia”脸书 facebook.com/popularmalaysia 进行线上分享会
2年前
几乎每天都有金粉传类似这样的讯息给我,我也尽可能的给予回复,尤其是睡前或半夜传来的,因为这代表这些事真的很困扰他,可能是找不到其他人述说,也可能是其他人无法给他一个让他释怀的解答。 某天深夜,我在脸书收到这则讯息。我知道,还有更多人有着同样的困扰,只是不好意思写讯息来问,甚至不好意思告诉其他人,只能自己承受。所以我刻意忽略掉一些病情的资讯,避免掉一些可以做为辨识的资料,把我跟金粉的对话分享给大家。 “阿金医师好,几年前,我的父亲在加护病房住了几天后去世了。他要走的前一天,一直吵着要回家,他告诉每一个去看他的家人‘我想回家!’,但是,没有人敢答应他。我们总以为等他情况稳定了、就可以出院回家了,然后再也没有那一天。” “我们在医师发出病危通知时,有依照父亲的意思签下DNR,只是对于‘没有带他回家’,我们仍是非常自责,直到几年后的今天,这件事都还揪着我的心。当时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如果你的心里也承受着这样的关卡,跨不过去,试着对号入座,看看能不能稍微释怀,一点点也好。我是这样回应他的(同时是在跟心里有着同样的结的人说): 每一位住进加护病房的老人家,都是想要回家的。只是在那个当下、治疗正在进行的时候,无论是家属或医疗团队都不可能冒着风险让病人回去。就算当时选择回去家里,在老人家喘、疼痛、各种不适的时候,却没有药物可以舒缓他的症状,只能看着他辛苦的往生,事后,大家还是会内疚与自责的。 待在ICU里,至少在过程中都有止痛止喘的药物辅助,没有让病人太辛苦,也算是努力到最后一刻了。当下“不能答应让病人回家”的决定是不得已,也是为了他好。不过,最后家属有遵照病人的意思,没有进行CPR,也算替他做了最后一件事,多年后想起来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想,老人家都不会希望看到晚辈在几年之后,还在自责这件事。他会感谢的是晚辈为他所做的努力、并且执行他的意愿。更希望家人都能放下,快快乐乐的过以后的日子,替他完成他没能做到的事,好比“你们能好好陪伴妈妈,就是爸爸希望你们帮他做的事。” “感谢阿金医师的回复。今早,我又再次因为想念而落泪。诚如您所言,如果我们真的带他回家,内疚的可能就是看着他痛苦的离开,那应该会是更深的自责感。 “谢谢您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更多的释怀,我会学习放下,好好陪伴妈妈,然后期许自己跟您一样,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有善的循环。真心感谢!” 把每个选择当成最好的选择 无论是留在医院治疗或是把病人带回家,家属多半都会为自己当时做的决定感到内疚与自责,因为人都会“假设” 那个没有做的“决定”才是比较好的。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活在自责与后悔的无限循环中。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选择。每个选择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在ICU里面,肯定都是生死关头的“抉择”。 有时候,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跟分析。如果没有时间去了解,那就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虽然最后决定的人还是你,但这个人会建议你可以怎么走。 我在ICU里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家属知道,经过讨论、有考虑过病人的喜好、价值观及他所在乎的事,才做的决定,都是好的决定,没有对错。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好事,没有“早知道”这件事。 (摘自《ICU重症医疗现场2:用生命拚的生命》)  ICU 热血暖医生陈志金 《用生命拚的生命》线上分享会 12月10日(星期五) 3PM-4PM 在大众书局“POPULAR Malaysia”脸书 facebook.com/popularmalaysia 进行线上分享会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