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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

桃芋头在办工桌前坐下,在他打开邮件前,他先设置好要听的音乐,嗯,这个歌单大概可以听4个小时吧。4个小时后就是午餐时间,刚刚好。 打开邮件,开始一天的工作行程。戴着耳机,一边听歌一边工作,就算办公位子旁打起仗来,桃芋头什么都听不到,更不用去管,把自己分内事做完就可以了。桃芋头最讨厌开会,如果开会也可以在自己的耳朵塞耳机,那该多好。反正只要肯定好结论,桃芋头照着做就是。 就这样,桃芋头的工作来到了午餐时间。午餐后再把耳机塞入耳,4个小时的歌单,正好又来到放工时间了。每天,每星期,每月,每年桃芋头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坐在自己身边的同事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人,桃芋头都还继续做着同样的事。 如果桃芋头真心热爱这样的工作,那当然是好。这么快就梦想成真,可以一直做到退休。如果桃芋头多少有点奋斗心,那么久久不升,一直在同一个岗位让桃芋头很不开心。 试想想,另一个画面。 桃芋头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先和同事讨论要不要去试吃那家新开的餐厅。然后桃芋头打开邮件,思考着如何回应上司的要求。女同事走过却不小心撞到文件跌落满地。正在设计办公家具的桃芋头突然灵机一动,想到可以设计一款方便摆放文件,非常稳固,不会被撞到洒落满地的办公桌配件。正在采购办公室必需品的人事部同事马上想起要准备一些创可贴。隔壁座位的同事拾起文件后,不敢再摆放在同一个位子。桃芋头在扶起女同事的时候,突然有了一股爱意。 就这样,桃芋头每天,每星期,每月,每年这样工作,不用几年已经成为有名的设计师。对周遭细节的观察,让桃芋头设计出更多有利于许多办公人的产品,不只是给桃芋头带来了名气和幸福,同时在这个社会里也造福不少办公人。 好,到这里就够了。桃芋头是我家里的柴犬,我只是拿他的名字来当主角而已。 更喜欢这个环境了 虽然每个人各有所好,有些人就是喜欢一直做同样的事,不求更高的酬报,所以就算是戴耳机听着音乐工作也没错的。换作是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工作时塞上耳机。只不过我的工作场合是咖啡馆,与其塞着耳机,比较可行的是和在场的所有人分享我想听的音乐。偶尔同事或客人会问,这是哪一个乐团啊。戴耳机听音乐只是一种把自己隔离的比喻,有些人就算戴耳机听音乐,还是一样知道身后发生什么事。 只是最近寻羊楼上多了两个办公室,我也突然变成好像多了很多一起奋斗的同事。多元化的工作性质似乎刺激了不少新的灵感,至少在这低迷的市场里还可以抱有希望。 现在,我更喜欢这个环境了。这里偶尔有书店的故事,偶尔有出版社的灵魂,偶尔有采访团队的精神,正是心目中咖啡馆的样子。文化界的新同事们,我们一起加油吧。
1星期前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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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5日讯)在机场“遗失”耳机被“带”出国,狮城艺人雅慧希望追踪回来。 雅慧前天在社交媒体的限时动态分享,自己的耳机不见了,且通过系统追踪到耳机已被“带出国”。 她在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表示:“真的很希望可以拿回我的耳机,事发后我的朋友也跟我分享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女生的耳机被偷了,最后有成功拿回来,所以现在我正积极追踪耳机的位置,也报警了,警方会去查看当时我在机场拍戏时的情况。” 雅慧表示,当时在换发型时,忘了把装有耳机的小袋子放回包包里:“不到一小时就发现不见了,工作人员有帮我找,但也找不到,当时我以为只有化妆品在袋子里就算了。结果到了下午5点多,放工后我才收到电话的通知我的耳机在机场。当时我真的很慌很心痛。” 雅慧表示,原本想再回去机场找,但由于系统上显示的时间停止更新,所以代表耳机已经“飞出国了”,结果数小时再检查系统,耳机已经到了澳洲。 除了耳机,雅慧也曾丢失过一双千多元(新币,下同)的名牌鞋。 “当时在拍《我要嫁出去》,我把造型师交给我的鞋子放在拍摄场地后忘了拿,最后找不回了,就赔给商家逾1000新元。” 忙拍长寿剧 不放弃演戏 早前宣布离开新传媒后,雅慧已经成为自由身一个月了,这段期间也收到了很多支持自己的朋友关心,说觉得很可惜以为雅慧不再拍戏了。 雅慧表示:“不要担心,我只是离开了经纪公司,但还会继续演戏,因为这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所以不会轻易放弃。” 雅慧目前正忙着拍长寿剧《只此一家》。 最近流行上谷歌搜寻自己的生日和星座的性格,雅慧也分享了出生于5月18日,金牛座的性格。 “我觉得90%是准的,因为我很爱大自然,也挺独立的,可以一个人逛街吃饭看电影。性格方面,我也确实可以很容易讨人喜爱;但同时又会容易激怒别人。” “说我有创造力也挺准的,因为身为演员,我们都要靠很多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去塑造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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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 “把耳机带起来。”有些时候,父亲会这么说。这个“耳机”,不是那Airpods;或是什么别的号称“真无线蓝牙耳机”、“噪音取消”还防水防汗的无敌耳机;也不是Shopee上看到20令吉一套包邮,却买了不敢充电的耳机。我的耳机,指的是助听器,可比Airpods贵多了,是为了听到现实的声音的。 小的时候就爱窝在沙发看动画,或是看书,母亲说,她常常喊我都得不到回应,一手干着家务,看着那小男孩背对自己沉浸着,“钝钝的”。有时候随着外公到工厂接母亲下班,眼睛眯成一道缝,又不是大太阳。可都知道,同事们都有颗八卦的心——是真的好奇吗?我觉得占了一部分,长大后我回忆了一下,大概也有几分是出现了个新奇东西,要是佯装好奇,便能逃离工作一小段时间——这倒也不是不好的。可是同事无论跟我说了什么,皆得不到回应。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把我安在了课桌的第一排,还让母亲带我配了副眼镜。母亲照做了,一些时日以后,还带我去了耳鼻喉专科。 医生验是验出来了,我鼻涕深青色,用纸巾拭鼻涕是拭不断的,很黏、充满韧性,于是拭了一次就对折、再“哼”、再对折,然后鼻涕还能绕着那捆纸巾一直绕一直绕,直到鼻涕,嗯,抱歉了,但就缠得像那蜂蜜棒子一样。为此拿了个洗鼻子的喷枪,啊,应该算是喷雾器吧,但是噩梦的时间那侵入式的喷剂更像一把枪,我不敢按下扳机,更不敢让母亲替我按下扳机,每次拉拉扯扯、耗几个小时做心理准备,为了那一秒。 结果,鼻窦炎莫名奇妙就过去了,尽管我每次洗鼻子都憋着呼吸,让气压顶在鼻子里头以至于那喷剂无法顺利进入鼻腔,但它还是放过我了。可是,我的迟钝却没有改善。于是我被关到隔音房里,我被戴上罩式耳机,白袍大叔往我手里塞了个握柄,上面有一个按钮,他说:“听到声音,就按一下。”大门阖上,家人在玻璃外,我是实验品。开始之后,传来一声声的嗡声,先是很沉的,后来是很刺耳的,长成工程师的我知道,是声音的频率越来越高。可是实验品不知道,实验品从头到尾在想的是,这是真的声音吗?还是我脑中的声音——我怕我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意淫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这么微弱,是幻听吧,好比曾经没人在家,我却臆想出母亲在楼下喊了我一声那般。 出来以后,医生说,听力已经四五十岁了。这句话我听了很多次,也向别人说了很多次。7岁的我不肯,于是背地里想着,这个医生没医德,为了赚钱夸大说辞。18岁进入大学之前的我,终于是信了。这个内耳式助听器,功能不如外耳式,正如价钱也更像入门款的,“只要”几千令吉。弄了耳朵翻模,便成了我的专属,红的是右边,蓝色是左边,在露出来的那面,有一个盖子,抠开便能更换电池,还有一条透明的线,是方便我将助听器卸下的。向着耳道深处那面,有一个白色的网格,从那里发出声音。通体中间有一条小小的通道,是透气、平衡内外气压的。助听器完全贴合耳道壁,每次拽透明线将它拉出,总是伴着黏黄的耳屎。 第一次戴上它回到家,我才发现,原来我房间的冷气机,是有声音的;风扇开到了最小的档位,也依然发出了“呼呼”的声音划破气流;冰箱的嗡嗡声原来这么烦人。我的世界忽然多了很多零碎的声音:木地板吱吱、没关紧的水龙头、窗外的风声。 可是我除了上课,依然不戴上“耳机”。我对母亲狡辩说:“我已习惯通过嘴型猜测你们在说什么,只要和你们面对面说话,我还是可以沟通的!”可是往往我坐在汽车后座,父母苦口婆心了5分钟,才发现我根本完全没听见,他们以为我偶有的呜呜声是不耐烦的反应,其实是我在看着车窗外,不着调地哼着饶舌。 轮到我开车时,母亲在副驾驶说,你的歌单,很吵。无可否认——躁的鼓点,主唱拼命地喊,我只是听个响。7岁时不愿戴耳机的膈应依然存在,像是戴了就承认自己残缺那般。有朋友安抚说:“就像戴眼镜而已。”更多的却是惊奇:“助听器?什么来的?你怎么了?”也有时候苦笑地听他们说,“诶,你耳朵又听不到,眼睛又看不到,嘴唇又厚厚的。” 在决定戴助听器的那天晚上,我其实哭得蛮惨。实际上,我母亲陪我走了3家专科,两个医生说,我只能用外耳式的,于是我决定去那一家说我可以勉强用内耳式的专科。医生说,这个有部分是遗传的,单传儿子,我父亲也有点弱听——和我差不多时间去配了单耳的助听器,据说我爷爷也有耳背。遗传?我想着的是,以后还是不考虑养孩子了罢,既然孩子性别控制不了,又不想让儿子的听力比我更差。那样的孩子,真的行吗?医生说,因为听力差,嘴里念出来的音调便模糊不清了。我想起老师批完卷子对答案的时候,B,C,D,E,7,11怎么都听起来一样?我摸不着头脑,于是偷偷问了问同桌,她轻声说,是……她说了答案,我却没听见。 “蛤?” 她再次说了些什么。于是我说,谢谢。 看着风扇转,看课本发呆。或许文字更可爱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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