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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圈

网上看到一则新闻,一名擅长运用木箱和玻璃制作艺术品的意大利当代雕塑家Mario Ceroli,在1966年制作了一对由俄罗斯木箱做成的可穿戴翅膀,并且命名为“New York”。47年后,当他76岁高龄,他又重新制作了另一对木箱翅膀漫步于意大利小镇Fregene海边,延续他的飞翔梦。 我们不时会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激励文,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某一处依然有不少人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坚持和奋斗。回到现实本质,梦想似乎都是“别人的事”,而我们依然过着起早贪黑,上下班堵车,周休两日的生活,说不上什么梦想,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已得花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工作上的大小琐事和紧凑的生活步伐就像赶驴子般,如果我们步伐不够快,就可能被社会淘汰。 疫情开始后第四年,一切似乎慢慢回归到原本的轨道。我们失去的那两年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但总隐约觉得某一部分的我们彻底被改变了。更注重卫生和健康?更珍惜生命的无常?而我学会了更勇敢——就像Mario Ceroli,无惧年龄和其他外在条件的束缚,勇敢地打断重练。 以前我不时闪过回到校园进修的念头,但日子一天一天过,工作一个接一个,令这个念头每次都稍纵即逝,总会给自己一个借口,等有时间再说吧!这一等,就等到了35岁,也就是离开大学10个年头了。疫情让一切如此措手不及,全部工作被迫按上停顿键,每次看着14天又14天的“假期”,终于有个空档期让我好好地思考和自省。百年一遇的疫情都出现了,我告诉自己,我的进修梦如果不现在展开,那还会是在何时呢? 疫情使我们的韧性提升 读硕这两年,听得最多的是“实在太佩服你了”“如果是我一定办不到”“你太勇敢了”等。我并不是提倡每个人都必须去进修,毕竟大家的境遇和理想并不相同。愿意携手同行,共筑家庭的人,很勇敢。愿意毅然离开新加坡回流马来西亚发展的人,很勇敢。愿意在这个茫然的大环境里选择辞职去创业的人,很勇敢。为每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站出来说不的人,也很勇敢。换作是我,也未必办得到。 我们总是说要踏出舒适圈,因为人多倾向自己习惯和舒服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领域内自己可以掌控并且表现良好。但是,一个人长期没有犯错很可能是两个原因,即是你一直在重复做同一样事,或者你在进行着并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任务。我们害怕那个未知的领域,但当一个人很有韧性,就能从每一个挫折、逆境、犯错里快速调整心态,并且恢复常态来应对。原来疫情让我领悟的还有人的韧性。不是吗?我们大家都是疫情下熬过来的胜利者! 达尔文的演化论提过,一个物种能生存下来不一定是最聪明和最强壮的,但一定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增强生命的韧度,坦然面对生活里的高山低谷。能确定的是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能力也必须越来越强。在这个越来越包容的时代,更不应该被所谓的年龄、性别和其他外在条件束缚。记得,老了也要勇敢的飞翔。
1月前
2月前
活了半生,经常和友人探讨人生是啥?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也许有人告诉你,知足常乐,也有人告诉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是最幸福的事。往往这些答案见仁见智,看自己怎样对待这个人生。 佛陀说:放下,看开,包容,不执着,宽恕。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身为一个平凡的人,有着一份平凡的工作,一个平凡的家庭的我,也想学习伟人有一份一点不平凡的人生,哪怕是一丁点,也足矣。 我身兼两职,即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白领。和大都市的人一样,是双薪家庭。我常常思考,每日朝八晚五的日常会计工作,再加上面对家庭与工作上的不公平,我的内心其实是挣扎的。或许我必须作出改变,远离原本的生活。往往人是很矛盾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今年,我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我跳出了我原本呆在的舒适圈,去了一个我陌生又熟悉的国外,淘金,人人都说外国的月亮特别圆,我也向往着,体验生活,享受真香定律。 虽然我志不在钱,主要是想给我的先生,孩子机会学习成长。我出门这一趟,果然让平时依赖性强的他们改变了——从来不参与家务,懒散的,都变成积极参与了。所以对于他们的转变,我也觉得很安慰;从不后悔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知道如果不去尝试,我们就不会知道结果是如何。人活在当下,必须为自己走的每一步负责。 此一时,彼一时。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是我只知道如果不去尝试,那就离成功更遥远了。
4月前
那是外公去世的第二天,校长带着同事们出席丧礼。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却只寒暄了几句。空气安静得有点尴尬,平时喜欢说笑的我一直板着黑脸,更是对校长不理不睬。就在外公去世的前几天,我被校长“踢”到别的学校去。破事在短短几天都被我遇上,心情真的掉到了谷底。 同事们都很识趣,很快就辞别归去。离开前其中一个同事说,要在外公丧礼之后为我办个转校叙别会。我婉拒了邀请,一来非加薪升职,二则自己走得心不甘情不愿,如此状态出席叙别会岂非让人看笑话?同事叫我别怪校长,因为校长说全是意外。 这个荒唐的理由怎么令人信服?我冷笑。前几天我一直都在为转校事情奔波,甚至单独去见了教育部官员,而他们的说法是我被校长卖了。教育部官员甚至嘲讽我,校长都不要你了,你还厚着脸皮留下来干嘛?在学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听了这嘲讽,内心仿佛被刺了一把刀,在淌着血。 米已成粥的结局,注定已经无法再挽回什么。打电话来的人很多,那几天来电谈天,远远超过我半年里面说的话。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想也只有我自己会理解,自己呕心沥血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的难过。那是功亏一篑又被出卖的悲伤。 在家人的陪同下,我在新学校重新站了起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栽培学生,自己给自己下了挑战书,要把悲愤化为力量。我要做出一番成绩给“踢走”我的校长看。 感谢那不平之气 在短短几年内不停冲刺,我成功带领学生拿下各类比赛的奖项,做出一番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绩。来到新学校发展,发现只要自己愿意,身边的贵人总会来相助成就一切事情。凭着一股冲劲,真的可以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 记得当初转校之时,会不经意地回避旧学校。现在倒是没什么感觉。如今冷静想想,或许当年问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一校之长有权力决定老师的去留,既然被调走,那肯定是我有不足之处。校长既然不选择我,那我怨什么? 是放下还是结了疤?已经平息了心里那股 “报复”之气吧!或许我还要感谢那不平之气,激发了潜能,鞭策着自己踏出舒适圈迈向更前。本来生死不相见的“仇人”,现在已经成自己的贵人。以后见到退休的校长,真的应该得好好感谢他。我会在新学校,继续笑容灿烂!
4月前
比我大5岁的同事J递了辞呈,目前在结束手头工作和交接事宜。 有一晚下班搭J的顺风车回家,忍不住问她是否已提早退休。J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微笑说:“应该说要开始新生活了。有些事若不付诸实践,就会变成我日后的遗憾。You know?You only live once.” 于是,J决定辞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热爱的手工作坊里去。如今她的孩子有了谋生能力,卸下大半的经济负担,加上她先生不反对,以及这许多年的充分准备,令她觉得时机对了,终于可以落实开一间手工作坊的心愿。J还公开授课,让感兴趣的人有个学习手工制品的地方。 与J识于微时,并肩作战地一路走来,也知道她平素喜欢手作,是廿多年来不变的志趣。她的巧手在同事和朋友当中是公认的好,即使一支“水草”,经她一番折叠也能变成好看的玫瑰花。 有时看她趁午休时躲在接线员的柜台后方打毛线,同事偶尔会请她编织一些精致的小耳环、发夹、手袋之类的东西,她总是来者不拒。J打趣的说,这一切若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怎会持续不辍,怎会在事业的稳定期毅然选择开拓人生的新跑道? J的话在我心底泛起了些微波澜。 这些年,也许是来到了某个年龄阶段,心头不时会浮上两个尖锐,不容回避的自问:“倘若再过个10年、15年,我还会在目前的位置上吗?老后的自己又是怎么过的?” 有时这么想,仿佛真的看见了老年的自己,在某个未来默然回首注视现在的自己。那时候的她会说什么呢?或者,她是在想念着今天的自己,怎样在充满变数的人生旅途中突围,找到下一个据点?即使她不说,现在的我也知道,人生并没有真正地一劳永逸,退而不休才是真理。 是的,年轻时曾天真地以为退休就是拥有丰厚的退休金和过着悠闲、无所作为的日子。可当自己一步步地走到应该规划老年退休的时刻,开始发觉“退休”二字在我心中已悄然变化,退休并不意味着就此失去了生产力和创造力,退休是一种隐喻,暗示着我应该在尚未到达人生的断崖前,寻找下一个新的出路。 毕竟无人能保证好景常在,尤其在前景不明朗的后疫情时代里,人工智能面世,冰冷的机器人据说即将取代人类大部分工作,在物价高涨,银根紧缩的大环境之下,有非政府组织还建议国人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可我想到的不是盲目地抓牢眼前的焦虑,与其怨天尤人,何不就试着去改变目前的现况,打造一个自己属意的新人生?趁现在的身心尚有余裕,去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去体验不同的人生,不一定等到暮年才来实现心中的愿景。 不为自己设限 与此同时,同行的J已勇敢地往前跃进了。在许多人来看,J离开舒适圈去开发自己的天地,是充满激情和浪漫的想像。殊不知这些成功的表象是以滴水穿石的努力才成就的。J知道生命没有take two,所以不会在自己的四周设下条框,她诚实地说出自己对生命的向往,循序渐进地,抵达新的目的地。 古人说五十知天命,那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也不是随波逐流地任由时代摆布,而是清楚认知现实的局限,即使在限制下仍有突破、改变现状的决心,在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生旅途上,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继续学习。
9月前
大家对于人事部举办的职场文化讲座一开始都有些不以为意,讲座内容无非是不应该私下根据别人的身材、种族和性别开不合时宜的玩笑或取昵称,常规得像是学校反霸凌讲座会,直到最后一个“请大家多留意其他不同族裔同事的语言习惯,可以尝试多说英语,而不是只使用华语沟通”的发言,才迅速引发了讨论。 老员工毕竟在新加坡待了很久,对于简单的英语沟通并不陌生,隔天早上的招呼顺势从“早安”变成“早安,Good Morning,Selamat Pagi。”若是眼角瞄到印裔或马来裔同事靠近,也会顺势把以华语为主的谈话变成蹩脚的中英混杂。 我与一些中国朋友分享这个聊天时配合对方、切换语言的经历时,他们却相当忿忿不平或不自在。一些人觉得这讲座实属小题大做,我们又不是在说谁的坏话;偏激点的甚至直言:西方不是强调自由吗?说华语也是我们的民族自由啊?凭什么要小心翼翼地看别人的习惯转说英语。 “可这不一样吧?”我摸不着头脑地说道,“就好像外国人到中国长期生活,也不会奢望只用他们国家的母语,哪怕是用英语来和当地人沟通,也会去学基础的中文啊。” “那不一样,中国是民族国家,新加坡是移民国家,而且新加坡政府不是强调要大家学华语吗?” 在这番强势的论调和不容反驳的气势下,我有预感,再争论下去,只会落得两败俱伤,于是只好审时度势地收声。其实,当我向许多中国同事问起新加坡的缺点时,除了基本的房价高涨,排名第二的就是语言问题。许多报章和网络上的移民攻略都会强调新加坡是个华裔为主的国家,日常生活就算只用华语沟通也不会遇到太多困难。可来到新加坡后,他们才发现许多政府部门、国立医院和重要文件签署都偏好使用英语,不是每次都能幸运地找到懂华语的华裔员工。 说错了大家总会友善地提醒 一些基础的服务业为了迎合顾客,一般不会排斥使用中英两语。但我也见过不少中国服务员在我反射性用英语打招呼时,会立刻先问我一句:“你会不会说中文?”似乎打定主意若我中文不太好,就会把我转交给另一位同事。 倒不是说中国员工都不谙英语,事实上,一些马来同事的英语也不甚流利,常会掺杂马来语或一些发音错误的单词。有时候他们也试图说一些华语,说错了大家总会友善地提醒,亦会在得空时教他们几句常用的华语。比起他们在与亲友或同胞谈话时宛若机关枪一样流利的母语,使用不熟悉的英语对他们来说等于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圈;而我也希望自己能配合他们踏出舒适圈,就算因无法进行太深刻的谈话而难以成为至交好友,但至少能释放出善意,让他们不会有被排挤的感觉。 “That ang ang 的 kuih in Johor,super delicious。”那位老员工磕磕巴巴地说完这句话,自己也笑出声来,补充道:“What is the English word for Kuih?” “I know。”我们的印裔同事突然凑上来,“Maybe next time we can go Johor to try it together。” 通用语是英语也好,华语也罢,甚至是马来语也行,聊天时看见使用不同语言的同事靠近,自然地转换成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或是放慢说话速度,从来不是一种硬性的规定,而是一种自觉的贴心和包容。
10月前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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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