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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蔡元培在法国,收到教育总长范源濂一封信,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希望他早日归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 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为其次长,重回北京不过是重操旧业。蔡元培胸襟开阔,二人位置倒转于他不是大事。蔡元培履历标青。25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战争后他提倡新学,回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后来又任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及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4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先到柏林,后到莱比锡大学听课及研究。1911年回国。1912年冬天又去德国。孙中山和袁世凯决裂后,召他回国讨论国事。几个月后他再到欧洲,选择国家是法国。蔡元培称赞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他自己也一样学贯中西。 北大在1898年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而建立,教员都有官僚积习,学生为了仕途,只重视阿谀奉承之术。蔡元培10月上海登陆。不少朋友持异议,认为北大腐败,颓风难挽,整顿不成,徒毁名誉。12月蔡元培与范源濂见面,觉得北大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一任。” 第一天上班,校工门口排队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在北大念书的顾颉刚这样形容。那一天是1917年1月4日。几天以后他在学生面前致辞:“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诸君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他期待新的校园氛围。 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同样属兔,比他小两轮的胡适称他为“老兔子”。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星光灿烂。他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断断续续掌校10年半。既有大智,又有大勇,面对政治乱局,进退有据,中间8次辞职,理由不同,包括为学生请命、抗议政府欠薪、政府干预校务等。写过多篇北大旧事的陈平原说辞职举动“特殊”,蔡元培“给北洋政府很大压力,让其内火中烧而又有苦难言,还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 表面是好好先生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蔡元培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树立典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其风格。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为革新派,黄侃、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等人为守旧派。五四运动后期革新阵营占上风,但是蔡元培不排斥守旧阵营,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让人津津乐道。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说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不是骑墙,而是“很有主义,很有分寸”。蔡元培尊重讲学自由。“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融合。” 对于文化兴革蔡元培身体力行。1900年他和黄世振在杭州举行婚礼时,就让亲戚朋友大吃一惊。唐振常的《蔡元培传》说安排虽让人不解,却开风气之先。蔡元培不循浙江风俗挂三星画轴,而改悬红帐子,上绣孔子二字,以铭其奉献教育之志。婚礼一样充满仪式感,他设场请几位朋友辩论男女平等问题,代替闹房环节。 吸引人注意的片段还真不少。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说他参加同盟会后,坚信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1904年居上海时他租一屋,和几位朋友学习制作炸药。毕竟是书生,其革命工作不顺利,1907年蔡元培远离是非地到德国留学。走过留痕,林语堂在〈记蔡孑民先生〉说一次他到北大找蔡元培为书求序。“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大概是告诉访客他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表面是好好先生,关键时刻还是会流露硬朗本色。 蔡元培无事时常写字送人。爱写对联包括“闲翻酒券供临帖,静对梅花好看书”。管继平《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记钱玄同在一次饭局中说蔡元培的字蹩脚,“怎么让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幽默回答说主考官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 印象深刻的掌故岂只一桩。曾在北大教书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中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老兔子”高风峻节,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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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独秀受邀担任文科学长。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也名列在内。这些年轻教授有抱负,想施展却找不到方向。摸索之余,“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的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高中时读李敖〈播种者胡适〉,茅塞顿开。“东风来了”一句,让我心潮澎湃。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教书。“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李敖这么写。 东风即春风。陈之藩写胡适时用书名《在春风里》,形容后者风范。9篇纪念文章中,5篇以胡适给他的信作内容。1947年,陈之藩大学三年级,在广播里听到胡适演讲后,给胡适写信,表达其中不同意见。胡适很快回信,此后通信不断。陈之藩形容胡适“没有进亦忧,退亦忧,他是进亦乐,退亦乐。他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胡适写信都有年份,省得后人考证麻烦。陈之藩若疏忽年份,收到回信必是“不要忘了写年”。 让人如沐春风的智者世间不缺。遇上最好,遇不上则从书斋中填补遗憾,从他人文字感受人间美好一面。蔡元培和陈独秀长胡适不少,陈之藩比胡适年轻几十岁。思维开阔始终是前提,情谊不一定从同辈中取得,忘年之交所散发的人性光芒,一样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虎年一过,就是兔年。胡适属兔,所以想起他。胡适初到北大,不足27岁。个人学养与才华,是他名满天下的凭藉,但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对他的知遇,却为五四运动增添温情。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后有感而发:“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元培和陈独秀也属兔。胡适出生于辛卯1891年12月17日,被称小兔子。陈独秀出生于己卯1879年10月9日,为二号小兔子。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是老兔子。胡适随陈独秀的话戏称“北大是由于3只兔子而成名的”。 无意中背熟胡适的诗 胡适眼中的蔡元培德高望重,无权位欲,无名利心,雅量让人难忘。掌校北大后,采取新旧俱罗,兼容并蓄方针。当时新旧之争不断,非常热闹。胡适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其中不乏国学根底深厚者。只看胡适几篇文章就断定他为人中豪杰,蔡元培胸襟之大,至今熠熠。陈独秀推荐胡适,慧眼一样独特。1916年底,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到《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紧接下来一期,陈独秀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铿锵有力的话是这一段:“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暴得大名”,陈独秀是始作俑者。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3人都和政治牵扯不断。蔡元培表面文质彬彬,温和宽厚,但是革命情怀一贯始终,该离开书斋时就不躲于人后。陈独秀为人满腔热血,有不羁之才,从不缺席轰烈运动。胡适为人冷静,虽然强调容忍,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座右铭。3人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有争议,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常归向不同阵营,彼此不会强求对方,不曾影响友谊。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李敖在〈播种者胡适〉篇首引胡适〈旧梦〉,这是胡适在另一个兔年,丁卯1927年7月所写。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思》中引此诗说胡适在诗史上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他认为台湾“几乎任何新诗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尝试集》”,又说“不该把他的新诗登了又登”。李敖不会同意余光中看法,他引过几次,应该是喜欢这首诗的。 确实不必一刀切。胡适有不少诗的意境让我读后难忘,也无意中背熟。春节到了,写字送给和我一样兔年出生的同学。兔年来了又走,走了再来。梦虽旧,有梦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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