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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谦君子

谈起锦宗,脑海中立即浮现一位笑容可掬而有点腼腆的汉子,沉稳而低调。和蔼可亲和他这笑容就是他的招牌,他总是笑着,似乎从来没有为了什么生过气、发过脾气。见他一面后,你就永远也忘不了他,因为他憨厚得可爱。一般上,人们都认定他是个老实人,接近他后略有了解,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并不简单,是个有学问而守信诺的谦谦君子。 认识锦宗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那时我比较常到吉隆坡,经常参与大马文坛的一些国际事务,比较常会面的有云里风、孟沙、甄供等人。也接受一些邀请担任文学评判的任务,当了好一些大马作协主办的文艺比赛的评判。间中还认识了许多留台归来的学人以及由台湾嫁过来或者应该说从台湾娶回来的姑娘,她们当中有好几位都成了大马文坛的佼佼者,如永乐多斯、戴小华等。忘了什么场合就认识了李锦宗。原来他是大马文坛的活字典,专门收集和研究马华文学的方方面面;同时还是收藏报纸和剪存大马文艺资料的专家。家里所有的空间都用来囤放尚未处理的各种报章,其痴迷程度无人能出其右。说起这事,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报章后来怎么处理。对他最能容忍而又从恋爱开始就必须帮忙的爱人也就是后来的妻子,这日子是怎样过来的? 我最初始终没有了解他的职业,不知道他干的是哪一行。后来才知道他原来还大有来头,是在首相署里当了三朝元老的秘书兼翻译,还精通马来文及英文。知道这回事还是因为他收集报章,我偶尔提到大马政治部心理作战部主任杜志超一次关于马共的报章访谈,他轻声问我是不是要这篇东西,我说好呀!但也没问他是否拥有。不料第二天,他就带来了整整3天《海峡时报》的有关访谈剪报复印版,让我十分惊讶。他不是只收集中文报么?怎么连英文报也收集?这才爆出他原来在首相署工作。这让我对他另眼相看,高人不露真相呀!这时我认识他也好几年了,他真是个十分低调的人。 真君子!真心助人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因故离开新加坡,去了澳洲坎贝拉大学做研究。这时,我已经完全结束业务数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并因此流离国外十八九年。间中,或回新加坡讲讲课,为来新的中国公务员做培训工作,有关方面经常指定我为他们讲些政治体制、城市规划与建设、社会体制与保障等课题,有时也受邀到中国各地党校上课。偶尔,也因故到吉隆坡开个会什么的,但都蜻蜓点水,来去匆匆,办完事立即走人。这样,时日一久,与大马作协和许多文友就失联了,特别是,手机一换,就彻底断了线。我与锦宗,也这样失联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一点都没有消息,后来知道,让我沉默良久,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友深感伤痛。 最近,才偶然在WhatsApp上获得锦宗爱妻玉蓉的联系。新马分家后,在最初,双边文坛的联系原本还很紧密,但现在似乎已经气若游丝,关系疏远多了。玉蓉说,有心人要为锦宗出版一本纪念册,新加坡似乎就只有我和杨松年还记得锦宗,希望我们能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这真是义不容辞了。 身边有关锦宗的资料阙如,无法深入细说;在大马则许多文友对他知之甚详,他们也必然应大书特书他的贡献,我就无需画蛇添足啦。但对锦宗的为人我却印象深刻,他乐于助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有求必应,事必躬亲,鞠躬尽瘁。为学者,许多人都甚为“自私”,对写作资料视如珍宝,分享是难如登天的事。锦宗却总是极尽努力协助查找相关资料,自费影印相送,绝不犹豫、毫不吝啬,从来不怕什么第一手资料让人“偷盗”、“剽窃”,或落入他人之手,成了别人的第一手资料。我对他说:“你是真君子!真心帮助别人做研究,目的是还原文史真相,伟大!”他却谦虚地清描淡写笑说:“没什么,我只是比别人方便些。” 他从事新马文史资料收集经年,累计丰富,知情者都视他为新马文史宝山。据知,他之所以去做这烦碎而又劳累的剪报工作,是因为发现方修老先生在收集和论述新马文史间中多有遗漏,便自告奋勇肩负起这个重任。后来他也就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使自己也变成了一位文史学者,整理和书写了许多文坛史实,一些著作尚未出版却人已西归。 《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一书是他研究马华作家与作品的心血结晶,还是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折资出版的。每个作家虽着笔不多,却也画龙点睛,刀刀见骨,是研究马华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他个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但文坛凡有文史资料整理和编撰之事,无他则不成其事,《马华文学大系》十卷本中的《史料集》就是他的心血贡献。 1965年8月新马分家,马来亚文坛也就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国家。这造成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又曾在新马两地读书、工作和生活,并在两地均有亲人的我们,实在难于接受!他后来在处理新马文史资料时,无奈必须根据“两国”的政治现实来区分,而忍痛把已移居新加坡或在新加坡文坛活跃的文人割裂出去,而仅仅保留了在马的文人资料。不过,他偶尔也因疏漏或其他原因,错列了极少的几位新加坡文人在其书中。 他原本要写一部《马华文学史》,但病魔没有因他的意志而住手,还是硬生生地把他带走,致使他的心愿付诸东流,实为遗憾之至。
3年前